《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三年十二月號 總第 21

20031231

 

學術與政治之間:丁文江這個人

谷小水

 

  民國時期,國勢阽危,眾多專家學者「思出其位」,他們競相通過影響國民思想、甚至直接參政問政的方式來干預形塑國家的政治運行。如果不完全是比擬不倫,這一游走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特定群體似已非常符合西方語境中關於知識分子的本質規定。根據西方學界的通常理解,知識分子是一個開放性的範疇,「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意向性意義在於,超越對自身所屬專業或所屬藝術門類的局部性關懷,而參與到一些更具普遍性問題的探討中來。「是否決定參與到這種特定的實踐模式中,永遠是判斷『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的尺度。」1

  民國時期具備知識分子性格的一干學者,具體因緣各各不一,特定事功異彩雜呈。迄至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已得廣泛推展,對一些個案的分析更是細致入微;與此同時,有些在歷史實態中曾引起較大影響的人物,卻長期得不到後起研究者的足夠關注。筆者發現,以科玄論戰中「科學派」主將名世的丁文江,從事的雖是專業性極強的地質學研究,卻能不為所囿,他廣聞博覽,識見宏通,在政治、學術行政、實業諸領域均有所建樹,其事功之博雜蓋時人中罕有能出其右者。丁文江知識分子性格的個性化實踐,為我們觀察這一特定群體了解他們的生存樣態提供了極好的範本。

一  「學術界的政治家」

  丁文江,字在君,18874月出生於江蘇泰興的一個士紳家庭,其幼年所受教育完全是為將來走科舉道路作準備。1899年,丁時年十三,「出就學院試」,適遇知縣龍璋,「龍大嘆異,許為國器,即日納為弟子,並力勸游學異國以成其志。而赴東留學之議,乃自此始。」2龍璋先生的知遇實為文江一生事功之始。

  1902年,在龍璋的大力促動下,丁文江赴日留學。但此時留日學生群體關心國事的熱情明顯超過吸納新知,在這樣的氛圍中,文江過了兩年「談政治,寫文章」的生活。1904年,受吳稚暉來信的激發,文江一行三人於是年夏天轉抵英倫。經過幾年中學階段的學習後,1907年他免試入讀格拉斯哥大學,並於四年後順利畢業,獲動物學、地質學雙科證書。在英期間,丁文江關心時政興趣廣泛,大量涉獵各類書籍,尤其對維多利亞朝以來的英國思想家屬意有加,他對英國思想的取捨、提煉和接受,與自專業訓練中獲得的科學實證主義精神、方法相融合,最終內化為其立身行事的基本準則。在英七年間丁文江已鍛煉成一個「歐化最深」、「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3

  1911年,丁文江回到國內,於家小住後,明年起在上海南洋中學任教,講授地質學入門。19131月,其教學活動引起了北洋政府工商部礦政司司長張軼歐的注意,「急約入部」。2月,丁氏到京,就任地質科科長。當時科學主義在中國雖已落地生長,但儒家人文主義的偏見仍在知識界高居統治地位,地質學這類專門之學尚未受到足夠的重視。文江履新之初,實可謂篳路藍縷,他後來懷想這段經歷時說:「我這一科裏有一個僉事,兩個科員,都不是學地質的。『科』是一個辦公文的機關,我的一科根本沒有公文可辦。我屢次要求旅行,部裏都說沒有經費。只有兩次,應商人的請求,由請求人供給旅費,曾作過短期的調查。」4

  丁文江入主地質行政部門,應當視作中國地質學科興盛的關鍵性事件。他在該領域的重要貢獻,不僅在於通過自身的研究為本學科具體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典範,更具深遠意義的是,他放棄了「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一己私學,充分利用個人的辦事才具,積極營建出一個學科成長的健康環境,直接致使地質學的發展成就遠邁同時期的大多數學科。附庸最終蔚為大國。

  入掌地質行政之初,千頭萬緒,百端待興,丁文江在權衡後決定以培養人才為入手之方。19136月,他利用北京大學地質門停辦後閑置的圖書標本,由農工商部出面開辦了一個地質研究班(後改稱研究所),首批學員很多是他在南洋中學時的學生。教學過程更是傾注了其無數心血,他不拘一格網羅師資,還在自己承擔的教學工作中創造性地引入了西方先進的教學方式。待研究所的工作步上正軌,文江即辭去所長一職,改由章鴻釗繼任,自己則轉闢戰場,接手剛剛起步的部屬地質調查工作。研究所的學制為三年,1916年畢業的這批學生大多留在地質調查所工作,後逐漸成長為各部門的骨幹力量。說地質研究所是中國早期地質人才之淵藪,絕非過譽。

  191312月,丁文江借農工商部總長張謇推行棉鐵政策之機,會同梭爾格、王錫賓等調查正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填繪分幅地質圖。「這是中國人進行系統的野外地質和地質填圖的開端,值得大書特書。」5次年,又轉赴滇東調查,繪制地質分圖多幅。他在這一領域作出的眾多實績,對中國地質學研究的展開具有典範性的意義。

  1916年,地質調查所經改組充實後正式成立,丁文江眾望所歸被推任為所長。他於蒞任之始,「先扎硬功夫」,「從訓練學生起;訓練調查人員;先叫他們下煤礦做苦力工作,訓練完了,成績不合的,仍是不用他們。一切野外工作,他都領導先幹,以身作則。」6調查所日常事務的處理,文江也是親力親為,始終堅持和提倡「案無留牘」、「今日事今日畢」的精神。在他堅持不懈銳意革新的努力下,地質調查所短時間內被改造成一個生機勃勃的科研機構,進而發展為「中國地質學的建立和按步發展的領導中心」。7

  正是丁文江這位先驅的系列拓荒舉措,有力推動了地質學科的快速發展。胡適在1922年時即已指出:「中國學科學的人,只有地質學者,在中國的科學史上可算得已經有了有價值的貢獻。」8丁自己也曾頗為自得地對陶孟和說:「中國地質學已經進步到這個地步,就是無論在中國或外國畢業的地質系學生,無論他是學士或博士,他都可以認識他在中國地質學界的地位。現在中國地質學工作的質與量都擺在這裏,任何人來了提出他的工作,他的地位便決定了。」當然就文江個人而言,這種對學科發展環境營建的傾力必然影響到自身研究的開展,箇中得失,李濟有中肯的評斷:「以在君的才力和學力,要是生在已經現代化的國家,他的研究工作的成績一定可以使他站在最前線。……但中國的社會卻不讓他盡全力於這個方向。他想征服這種遺憾的困難,於是犧牲了自己的興趣,想法子造出一種環境,使來者可以享受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機會。到現在,至少在地質學方面,青年有為的都有一條康莊大道可走。……丁在君是在這個開荒時期的最大領袖之一,雖說他未能見全功,他已經為中國學術開闢了一個新紀元。」9正是出於對其「在二十年間,在惡劣的軍閥時代,在腐敗的衙門空氣之中,不特維持而且發展了一個服務而兼研究的科學組織」的充分肯定,陶孟和蓋棺論定道:「就對於地質學的發展一端來說,在君足可以稱為學術界的政治家。」10

  丁文江在地質調查所長任上僅呆了五年時間,隨因家累較重離職出任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前後差不多又是五年。之後又因政治或他事牽纏,再也沒有回到地質部門的行政崗位,但終其一生他都沒有放棄對地質學科建設的關注。

  丁文江重回學術部門,擔當行政要職發揮其辦事長才,已屆30年代中期。在此之前,他還在中英庚款委員會、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多個團體中出任委員之職,積極參與文化教育、學術研究間的資源分配。對於他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胡適有一段評價最為親切平正。胡在回覆丁氏關於中基會諸事不盡如人意的信函時規勸道:「你的意見雖然有些太偏,有些是自己矛盾的,但大體上都是很可以作為多數人的antidote〔解毒劑〕。」11

  1934年,丁文江受蔡元培堅邀,繼楊杏佛遺缺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中研院因所從事的高深專門之學無立即濟於時艱之用,長期不受政府重視,自成立之日起就因經費短絀處境尷尬。前任楊杏佛為爭取政府資金挹注,甚至不惜隨同蔣介石前往江西赴「剿匪秘書長」之任。12楊死丁繼,難局依然。丁文江在獲蔡元培的堅決支持後,重拾治理地質調查所的思路,在盡力爭取政府支持的同時,側重從內部大刀闊斧地對中研院進行改革,收效顯著。如通過整頓全院的行政中心總辦事處,提高了辦事效率;設置評議會,而後研究院體制始成;組織基金保管委員會,加強了經費的統籌管理等等。上述諸項,用院長蔡元培的話說,「均為本院定百年大計」。

  與在政界的束手束腳難得施展相比,丁文江在學界真正是得心應手。「學術界的政治家」用「他的大量,他的遠見,他的廣博知識,他的魄力,他的愛護青年」先後為地質調查所、中央研究院構築了持續發展的基礎。難怪有「用人雅量」的蔡元培在丁任職不足兩年遽爾去世時痛心疾首,他在歷數各項實績後不禁感嘆:「使再假以年,不知進步到何種狀況。今丁先生撒手而去,本院豈不受一最大的打擊麼?」13

二  「少數人的責任」

  丁文江與實際政治發生瓜葛,粗略可追溯到與梁啟超的交往,但此種往還約限於「座主」與「門生」(丁師禮梁氏,而梁視丁為亦弟亦友)的私人層次,他對以梁為核心的研究系的活動並不熱心,參與也較為有限,外界對丁乃研究系幹將的觀感實嫌證據不足。14

  與梁啟超等政壇健將們的交往,當然有可能促發丁文江問政的興趣,1918年經陶孟和介紹與胡適結識頓成莫逆後更是加強了這一傾向。除此而外,丁文江在1920年代後積極議政的誘因尚部分來源於此前的專業工作經歷所獲得的體驗。他在頻繁的野外調查與學術行政的改進實踐中,對政治之於各項事業的高度相關性有了親切的體認。李濟在一次與丁的談話中就被明確告知:「你們老問我為甚麼戀著政治問題不捨,不集中全力作科學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我們必須先造出一種環境來,然後科學工作才能在中國生根。」15科學的發展既然與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這樣的行動主義者自然就有了努力問政的理由。

  《努力周報》的發起是丁文江超越專家身份履行知識分子職責的顯性開端。五四運動後,中國自由主義者開始結集,對於他們的早期活動,丁文江並未預聞其事,不過《努力周報》的創辦丁氏確有首倡之功:「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來主張,我們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16《努力》第二期推出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是以胡適、丁文江為首的小群體矢力於政治的綱領性文件,該主張宣示的改革進路,「第一步在於好人需有奮鬥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以戮力促成「好人政府」目標的實現。

  宣言發表後,引起了知識階層的廣泛關注,包括《努力周報》、北京《晨報》、《益世報》、上海《民國日報》以及《先驅》等各具背景的報章雜誌發表了多篇回應之作,由此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好政府主義」的討論。丁文江積極參與其間,並就有關觀點往返辨析,使自身的立場得到了進一步的明晰澄清。〈答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涵括了其在《我們的政治主張》基礎上的進一步發皇思考,他在摧陷廓清間為知識階層確立了一條「救火」興邦的問政途徑。簡括言之,在丁文江看來,政治糜爛是凡百事業不可為之的主因,因此改良政治實為變革社會的首要之圖,也是最易著手最易見效的環節;知識階層應肩負起議政的責任,與此同時不忘加強自身修養,尤其應用科學的態度盡可能地研究政治的各相關層面,以作改良政治之依據。17

  大綱經絡已備,從而為翌年《少數人的責任》這一思想集大成之作的最終面世準備了條件。丁文江在這次面向燕京大學青年學生的講演中直接將國內政治的「不上軌道」歸諸於「少數人」(「好人」)的袖手旁觀,他認為遺傳及境遇都有「相當遭際」的人理所當然的成為「社會的天然領袖」、「國家的中流砥柱」,自然應負起相應的責任;他相信只要這些「少數人」能夠空其所傍咬定牙關,不再把政治視作軍閥官僚的私物而能戮力合心積極問政,政局必將為之一變。18

  丁文江之所以將政治改良寄托於「少數人」的奮袂而起,造因多端,除「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傳統士大夫意態隱約作用、與個人「實幹家」的秉性若合符節外,還建基於他對近代中國各權勢集團的分析判斷。近代式訓練的匱乏幾乎是他對所有權勢集團的共同診斷。長久縈繞其心間的創辦新式軍官學校的願望就是一個極具提示性的例子:軍閥的割據稱雄各逞其私是近代中國的禍亂之源,丁文江並未對一般時論隨聲附和,他在分析後認識到軍人中雖不乏愛國志士,但受制於近代知識的缺乏,致使在事態之判斷與應對時往往為盲動顢頇所奪,成為政治社會中的消極力量。所以創建一所「最新式的最完備的高級軍官學校」,將軍人集團改造成責任心及能力兼備的建設性力量,相當長時期內在其心間躍躍欲動。19258月,他在與孫傳芳杭州晤面談及自己的「出山」設想時就明確表達了這樣的願望。19

  職是之故,丁文江認為,在當前條件下,只有極少部分人經過了足夠的訓練從而真正具備了參政問政的能力,國家不滅民族振興的希望也只能暫時寄望於「少數人」的努力。

  以《努力周報》的創刊為始點,丁文江之後較多涉足政事,在其長達十數年的與政治剪不斷理還亂的姻緣中,他或通過向政府當軸建言或偶一出而從政的方式,構成了「少數人」思想在特定條件下的雙重實踐。

三  「亂世之飯桶」

  《努力周報》批評時政的兩年實踐對現實政治的「低微」影響,讓努力社同仁有「向壁」之嘆,但丁文江並未氣餒,繼續對政治事務表現出積極的關注。1926年,更是在奉直爭衡的大局中應孫傳芳邀請赴上海躬行「好人」政治。丁履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雖不過半年,卻為孫氏所累被時人及後世研究者詬病不已,甚至還影響到對其參政問政的總體性評斷,因此對這一經歷的梳理,似為認識丁文江所有政治活動的關鍵。

  丁文江為孫傳芳羅致實與江蘇地方及旅外人士在軍閥徵逐政局動盪情勢下,為救助地方免遭奉張蹂躪所行之「救援江蘇運動」直接相關。192578月間,受其中主要奔走出力的陳陶遺和劉厚生委托,丁文江分馳岳州、杭州試圖運動吳佩孚、孫傳芳出兵反奉。孫早有反奉之心,自五卅運動以還就一直積極備戰,因此應允於適當時機出兵。在此次面晤時,「他曾問在君,奉軍趕出江蘇之後,他自己肯不肯來幫幫他的忙」,丁文江在考慮後表示同意。

  次年2月,丁文江作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三代表之一──另兩人為胡適及王景春,再次南下上海與英國為應對五卅慘案後中英關係的新變化而派出的「衛靈敦中國訪問團」進行磋商,正是在這次行程中他接受了孫傳芳的邀請,出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一職。不過丁開始對出就公職還是持謹慎態度,據胡適說,他首先就商於己與王景春,隨後又向英方代表、有豐富政治經驗的衛靈敦子爵(Viscount Willingdon)請教,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才接受了孫的邀請。

  53日,孫傳芳由寧抵滬,次日自任淞滬督辦,並公佈督辦公署組織大綱,以丁文江為總辦。5日,孫在上海總商會招待滬上各界的茶會上發表演講,對任命丁氏之事有所澄清,他說:

  我找得來幫我忙的丁總辦,不是我的私人,他本來是為英國庚款委員會的事來的,我相信他不肯謀自己的私利,相信他能實行我的政策,我才肯找他來,他贊成我的政策,他方始肯來。20

  丁文江協助孫傳芳的初旨,原為通過創建主持一所「最新式的,最完備的高級軍官學校」,將軍人集團改造成責任心及能力兼備的建設性力量;而孫看重的則是丁的行政專才,是以對其委諸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的重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設置的基本思路,孫傳芳在多次講話時均有涉及,從中可以看出,公署總辦的主要使命不外有二:第一,捏合改良市政,為大上海的最終造成準備條件;第二,解決因毗鄰租界而牽扯進的外交糾葛及相關事務。總體說來,「地位性質與市長相似」的丁文江任職雖暫,上述使命還是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實現。

  然而,1926年後半年激烈動盪的內外環境,明顯干擾了丁文江的施政方向,並最終為其這次出山從政匆匆劃上了句號。

  丁文江任職督辦公署恰在五卅慘案發生一年之後,由五卅慘案引發的五卅運動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的民族主義的民眾運動,其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工人階級的廣泛參與。工業發達洋人聚集的上海自然成為這一風暴的中心。丁蒞任未久,工人罷工潮即因工作條件的惡化、米價騰貴致使生活維艱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而愈演愈烈。局勢的動盪使丁文江被動卷入了對罷工問題的處理。627日,上海總工會以「調停工潮不力」為由被查封,這項命令直接來自孫傳芳,執行機關為公署轄下擁有相當自主權的上海警察局。共產黨人對這一事件的「責任方」心知肚明,不過他們也認為丁負有不可推卸的連帶責任。所以當丁文江往返穿梭於各相關部門力圖「根本解決工潮」並有啟封總工會之意時,共產黨人並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因為在他們看來丁所提出的限制米價高漲和改善工人待遇的方案根本是卑之無甚高論,「老早就是上海工人自己提出來的辦法,只是官廳與資本家都拒絕不理」。

  的確,在當時複雜的局勢下,丁文江「根本」解決工潮的資源非常有限。撇開其他關聯不論,僅就其與工人們的雙方立場而言,各自懸的就相差玄遠:「孫傳芳丁文江要的是『大上海』,我們(工人)要的是『革命的上海』」21。是年1128日其致胡適的信函也提示我們,丁所謂「根本」解決工潮的方案無外乎通過承認工會的合法地位,試圖將工人運動納入法律所許可的範圍之內。22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這在20年代的中國只能是一種空想。事實上,隨著廣州國民政府北伐戰爭的順利推展,國民黨在上海等地擾亂孫氏後方策略的積極推行,孫傳芳逐漸加強了對東南五省的專制統治且日漸倒向奉張集團,丁文江在局勢變動中也被迫轉向以厲行地方治安為職志,在一段時間內奉命查封了眾多國民黨在滬機關。

  孫傳芳日益加強與「胡子」合作的動向,引起了丁文江等人的強烈不安。據現有材料看,他至少在9月、11月先後兩次與陳陶遺等往勸孫氏試圖有所挽回,但後者的「啃窩窩頭」認同令丁文江等人一再無功而返,在孫氏政權中任職的江蘇人去意漸起。231215日,陳陶遺辭去江蘇省長一職,遁而不見。長期對去留之事難以自決的丁文江這時也屢屢收到胡適、任鴻雋敦促抽身離去的電報、信函,友好們的姿態顯然起到了作用,翌年1月,丁文江離開上海,結束了這段躬行「好人」政治的歷史。

  如前略及,丁文江此次從政的思想基礎實為其心中扎根已久的對「好人政治」的企望。支持他在左支右絀的困境中默默為之的主因同樣是「好人政治」的信念,他始終深信「好人」出山參與政事是政治清明社會改良的唯一進路。192611月底,局勢已是極其困難,丁此時致函胡適:「我細讀你的信,覺得你到了歐洲,的確是吃了一劑補藥,心裏異常的高興。不肯frivolous(隨俗浮沉),真可說是你的覺悟,我們處中國目前環境,真要立定了腳跟,咬緊了牙齒,認真做事,認真做人。」24雖為針對胡氏的思想變化立言,何嘗不是觸景生情有感而發的夫子自道。

  從丁氏任職期間事功的主要取向而言,其著眼點較集中於行政層面的改進,這實際上相當程度地體現了丁文江行政改革者而非政治家的特質,庶幾近乎丁氏關於「我們這班人」只可作「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的自謂。離職半年後,身居北京已無掛礙的丁文江似能平心靜氣地看待這場糾葛,他反省道:「當革命的時代,如我這種人實在不適用。我不大很會說謊話,而且疾惡過嚴,又好管閑事。行政方面,我自信頗有能力,在上海的試驗,尤足以堅我自信,但是目前不是建設的時代,不妨留以有待」,「政治是危險的事,我固然不怕危險,但是我現在有許多心願未了。」25丁之心願如其所說,主要是回到書桌前清理前一階段遺留下來的學術債務。

  從上海黯然而退後,丁文江過了一段稍稍「遠離」政治的生活,但在私人場合,與胡適眾朋友的話題依然是不離政治。19318月,胡適應丁文江之邀赴秦皇島消夏時,二人已覺察到日本的狼子野心必有一逞之日。下月,沈陽事變即告發生。

  日本的蚕食鯨吞對胡適、丁文江等造成了很大的刺激,「總而言之,大火已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日益深重的國難危機給這些感受最為銳敏、平日以「好人」自居的知識分子提出了新的課題,該群體以何種方式參與救亡已是迫在眉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希望向全社會貢獻「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的《獨立評論》應時而生。《獨立評論》為國難時期丁文江的發言議政書生救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平台,以文章數量計算,該刊的作者群體中,丁是僅次於胡適的最活躍的撰稿人。

  丁文江這一時期問政的相關議論覆蓋了時局所有重要方面,並適成體系呈現出一個相對嚴密的整體。簡括言之,即是以有效率的政體(後逐漸明晰凸顯為「新式獨裁制」)為核心,國共息爭,在最為有利的時機給日軍以重大打擊,且運用一切可能力量以延緩並最終消除日益深重的國難危機。丁氏這些配合著時勢逐漸彰顯的政治、軍事主張因只眼獨具頗有乖違於時論之處,在得到一干學者遙相呼應的同時,卻一直遭人非議。如在發表〈假如我是張學良〉一文後,前努力社友人湯爾和寫信給胡適直接譏其為「紙上談兵」;26在對國難時期青年責任的冷靜觀察中,丁文江因主張只有回到書齋讀書才有可能更有效率地達成救國目標的言論,也受到一些青年的嚴詞指斥,認為現今學生運動的萬馬齊瘖,丁等實在是難辭其咎應當「痛切自責」的。27

四 餘論:出山要比在山清

  193615日,正值盛年的丁文江在勘探途中因煤氣中毒後救治失當於長沙去世,結束了其亦學亦政為人眾說紛紜的一生。

  平情而論,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因「才智出眾」、「道德高超」,所行所思所想必然與「凡夫俗子」的興趣取向形成對比。28「國家所待甚多」的丁文江在本業之外的「餘暇」問政,貫注了自身關於國事的獨立思考,1935年夏間他所作之諷竹詩,實為自身卓而不群獨立無依精神的最好寫照:29

竹似偽君子,外堅中卻空;   
成群能蔽日,獨立不禁風;
根細善攢穴,腰柔慣鞠躬;
文人都愛此,聲氣想相同。

不過此種依靠自身的「獨立」立場對現實政治所作的特定觀察,在近代中國這樣的亂世中實已不受歡迎,對於這種狀況的造成,徐復觀有一非常形象的總括,他說,相比於五四時期學者問政「有兵有將,即是有青年,有朋友」的情況,「民國十四五年以後,卻有將無兵,即是有朋友而無青年。」丁文江努力問政時代恰值「有將無兵」,他的系列主張雖得到一干朋友的遙相呼應,但絕大多數的青年似已不感興趣,並屢有微詞。以此觀照徐先生所謂「在真正的民主自由未實現以前,所有的書生,都是悲劇的命運」的親切體認,確為不刊之論。30

  丁文江去世後,蔡元培、胡適在不同場合所作的評定最為知論,均一言勘破了其一生遇合窮通的根本所在。蔡元培說:「在君先生是一位有辦事才的科學家,普通科學家未必長於辦事,普通能辦事的又未必精於科學;精於科學而又長於辦事,如在君先生,實為我國現代希(稀)有的人物」;31胡適在回覆周作人的信函裏所見略同,也說:「在君兄之死,真是一大損失。此君治學之外,實有辦事的幹才,不像我們書生只能拿筆桿,不能做事」32。四年後,胡適在評點近代中國「受這個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時,將丁文江列為有資格入選的十三人之一,稱他們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33這種轉型時期的文化落差及超出於常的辦事才具自然不允許他困坐書齋孤芳自賞,注定成就了他為時人及後世評說不已的諸項事功,但這一切丁文江早已釋然於內。此引193512月丁文江瞻仰先師龍研仙先生墓當晚所作《麻姑橋晚眺》詩作以為本文之結:

紅黃樹草爭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
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註釋

1

鮑曼(Zygmunt Bauman)著,洪濤譯:《立法者與闡釋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2

2

丁文濤:〈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收入胡適等著:《丁文江這個人》(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77

3

傅斯年:〈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收入《丁文江這個人》,頁21

4

丁文江:〈太行山裏的旅行〉,《獨立評論》,第13號(1932814日)。  

5

黃汲清:〈丁文江──二十世紀的徐霞客〉,《中國科技報》,1986825日。

6

李濟:〈懷丁在君〉,收入《丁文江這個人》,頁59。  

7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434

8

胡適:〈這一周〉,《努力周報》,第12期(1922723日)。

9

同注6,頁60

10

陶孟和:《追憶在君》,收入《丁文江這個人》,頁56

11

〈胡適致丁文江(稿)〉,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71

12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337

13

蔡元培:《丁文江追悼會致詞》,載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6

14

彭鵬在其研究論著中也持此見。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1920年前後為中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頁31-32109

15

同注9

16

同注7,頁442-443

17

丁文江:〈答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努力周報》,第6期(1922611日)。

18

宗淹(丁文江):〈少數人的責任〉,《努力周報》,第67期(1923826日)。

19

同注7,頁474-475

20

〈孫傳芳昨假總商會招待各界〉,《申報》(192656日)。

21

獨秀:〈革命的上海〉,《向導周報》,第160期(1926630日)。  

22

〈丁文江致胡適〉,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410

23

傅斯年:〈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影〉,收入《丁文江這個人》,頁110;《丁文江的傳記》,頁483

24

〈丁文江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上)》,頁410

25

〈丁文江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上)》,頁434

26

〈湯爾和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中)》,頁132-133。  

27

〈吳世昌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中)》,頁276-279

28

薩義德(Edward S.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12。  

29

〈林語堂記丁文江諷竹〉,《傳記文學》(台北),第94號(193441日)。

30

朱文華編:《自由之師──名人筆下的胡適 胡適筆下的名人》(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頁181-182

31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的貢獻〉,收入《丁文江這個人》,頁52

32

〈胡適致周作人〉,《胡適來往書信選》(中),頁298

33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十四冊(台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194013日(原文無頁碼)。

 

谷小水 1973年生,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現為中山大學歷史系講師。學術簡介:在國內核心期刊發表文章十數篇。《丁文江研究》是作者在博士後流動站工作期間的研究課題,明年將以專著形式出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一期 2003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