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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眼”看中国的科学精英

 
(2004-11-25 14:21:01)

 

□文 / 范岱年
    今年出版的曹聪著《中国的科学精英》(Cong Cao China's Scientific Elite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4) 一书是Routledge Curzon出版社的“变迁中的中国研究丛书”中的一卷。
    研究中国科学史、科学政策的书不少,研究中国科学家群体的社会学著作却不多见。在这点上,曹聪的这部著作,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引进并建立科学社会学。但迄今为止,国内似乎还没有出版一部用社会学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科学家群体的专著。在西方国家,研究中国科学史、科学政策的书不少,研究中国科学家群体的社会学著作却不多见。在这点上,曹聪的这部著作,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曹聪于1991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做研究生。1997年获博士学位。他的这部著作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曹聪师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乔纳森·R.科尔。他也曾向科学社会学的哥伦比亚学派创始人默顿教授请教,正是默顿鼓励他研究这一课题的。哈里特·朱克曼教授也曾给予他一些指导,她还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将曹聪的著作与朱克曼的《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商务印书馆,1979年)作一对比,可以看出,曹聪的书在书名、结构与方法上,都深受朱克曼著作的影响,体现了哥伦比亚学派的传统。
曹聪在第一章“导言”中,肯定了默顿的科学评价的普遍论规范,但他也不否认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也有特殊的因素。他也介绍了工作中所用的科尔的社会分层方法。作为哥伦比亚学派的弟子,他继承了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与方法,但并不完全拒绝科学知识社会学派的观点,在微观上不否定社会变革对科学发展与知识生产过程的影响,在宏观上也考虑到影响科学工作评价的社会因素。他试图促进哥伦比亚学派与科学知识社会学派之间的“和解”。(第6页)
    在第二章中,作者概述了从明清开始引进西方科学,到民国时期科学的体制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及随后科学在中国大陆曲折发展的历史。
    在第三章中,作者首先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的建立。然后介绍了1955年建立中国科学院学部,召开第一次学部大会。当时选聘了233名学部委员(其中自然科学家172人)。1957年增补了21名学部委员(其中自然科学家18人),召开了第二次学部大会。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中,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学部委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此后学部“有名无实”。(第62页)1960年,政治形势稍有缓和,召开了第三次学部大会(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没有参加,他们独立举行)。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学院的学部活动完全停顿”。“许多学部委员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迫害,失去了从事研究与教学的权利”,(第62页)有的甚至被迫自杀。(第63页)然后作者介绍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恢复,1980年,117名仍在世的自然科学学部委员选出了283名新的学部委员(都是自然科学家)。经国务院批准后,1981年召开了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大会(哲学社会科学部已于1977年独立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接着作者介绍了1991年第三次补选学部委员210名的情况。(第68页)1994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名为“院士”,学部大会改名为“院士大会”,“院士”成为中国自然科学家最高的荣誉称号。最后作者介绍了1995年后的院士选举以及外籍院士选举。作者的结论是,发展的趋势表明,中国自然科学家在选举院士、同行评议、研究工作方面已有较大的自主性,接近于国际上通行的规范。(第70~72页)
在396名院士中,父亲为教师或教授的最多,占25.8%;其次是父亲为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的;再次是父亲为农民的,占8.8%;最少的是父亲为工人的只有2人。
在第四、五、六3章中,作者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群体作了社会分层的分析。为此,他查阅了有关院士们的大量传记资料。在1995到1997年间,他从565名当时在世的院士中选了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学科、不同时期当选的79位院士(占当时在世院士的14%)进行了访谈。作者作为一个留学海外的学生,要采访这么多院士,是十分不容易的,可能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访谈记录,为本书提供了许多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是本书特有的优点。
    在第四章中,作者分析了院士们的社会出身。在出生地区分布方面,从1955到2001年当选的970名院士中,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北京六省市各有50名以上院士,湖南、山东、河北、四川(含重庆)等省各有40名以上院士,而浙江东阳县一县就出了42名(浙江省共出了134名)。(第74~75页)在家庭出身方面,根据作者掌握的不够完全的资料,在396名院士中,父亲为教师或教授的有102名,占25.8%;父亲为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的有66名,占16.9%;而父亲为农民的只有35人,占8.8%;父亲为工人的只有2人,占0.5%。(第77~78页)在205名院士中,父亲有大学学历、留学外国大学或清朝中过举的共占69.3%。(第79页)与院士的谈话也表明,家庭的教育,对他们有相当大的影响。接着作者统计分析了院士们毕业的大学,获得的学位。其中,1955~1957年、1980年选出的院士绝大部分毕业于国外研究生院,分别占77.4%和66.4%。而1991、1993、1995、1997年选出的院士绝大部分只毕业于中国的大学本科(分别占48.6%64.4%54.2%56.9%)。1999、2001年选出的院士毕业于国外和国内研究生院的比例开始大于国内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也反映了中国一度闭关锁国、取消研究生学位制度的状况。
    第五章分析了精英导师对学生的影响。导师通过教课、主持讨论班,特别是指导研究,对学生的成长有极大的影响。在作者访谈的79名院士中,有五分之四曾随精英导师学习和/或工作,其余17名中,10名留学国外,其他7名则从事一些对中国是新兴的学科或特殊学科的研究(如传统中医、断指再植)或军事研究。(第103页)导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和研究的态度,指导他们如何选择研究课题,如何按照国际的学术标准与规范从事研究,培养他们独立研究的能力。不仅如此,在中国,导师还把自己的价值观(如爱国主义)传授给学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学生的道德品质。(第114页)此外,作者也指出,在中国的科研与教育机构中,“近亲繁殖”的比率较高;中国的尊师传统在另一方面也束缚了学生的创造精神。(第116页)
     在第六章中, 作者分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所从事的研究的特性。虽然党和政府一贯强调应用研究和军用研究,但科学家却更重视基础研究与学术水平,所以在从1955到2001年选出的970名院士中,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大学的教师当选的占绝大多数,分别为374名(占38.6%)和335名(占34.5%);而来自军事研究机构的院士只有106名(占10.9%);(第122页)而参加军事研究项目的院士却有225名,其中参加核武器研制的有78名(占34.7%),参加导弹与人造卫星研制的有46名(占20.4%)。(第129页)在研究课题方面,重点课题往往吸收了较优秀的人才,得到更大的支持,但有的院士从学科发展与个人兴趣出发,宁可参加非重点课题,或者在重点课题的旗号下,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在1986年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后,科学家在选择科研课题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权。(第134页)
   第七章讨论了“红”与“专”的问题。这是中国特有的、长期困扰中国知识分子与科学家的复杂问题。作者在这一章开始时简要叙述了这一问题演变的曲折历史。接着作者统计分析了从1955年到2001年9次院士选举中当选的院士当选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常委的人数与所占的比例。然后又统计分析了这些院士中共产党员的人数与他们入党的年份。在1955~1957年选出的190名自然科学院士中,有共产党员18名,不到总数的10%,在1980到1995年选出的611名院士中,有党员195名,占总数的31.7%,在1997到2001年选出的169名院士中,有党员6名,不到4% 由于作者掌握的资料不完全,可能高于此数。(第150页)但由此可以看出,在评选院士时,主要的依据是科学家的专业水平。
    第八章评介了自1991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每两年一次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制度。首先作者介绍了近年来选举院士的程序。接着讨论了影响选举的几个因素:学术标准、学科特点(考虑到不同学科院士人数的适当平衡)、年龄(为了使院士的平均年龄降低,从1991年到2001年每次补选的院士至少有四分之一在60岁或60岁以下)、正确的研究态度。然后讨论了“关系”对院士选举的影响。关于选举的公平程度问题,作者所访谈的院士大都认为基本上是公平的。有的认为选举误差大约为1%~2%。有的对当选院士中的5%不满意,并认为够格的科学家有5%未被选上。(第179页)这几次选举都未受到政治干预的影响。(第179~181页)作者最后的结论是: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选举中,不够格的科学家很难被提名、很少有可能被选上,但当选的院士不一定个个是中国科学家中最佳的。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社会上受到极大的尊敬,他们的物质待遇和权利,不仅远高于一般科学家,而且比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也有过之无不及。
    在总结性的第九章中,作者指出,尽管有政治的动荡、历史的曲折,中国科学精英阶层的形成、院士制度的建立、院士的评选,主要是根据对基础性科学研究的贡献,这符合科学具有普遍性的假说。(第186页)与其他国家的科学院相类似,中国的院士们在有关科学技术的问题对政府提供了重要的咨询和帮助,如1956年制定12年科学发展计划,1976年帮助恢复受文革破坏的科学教育事业,1982年建议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1986年建议制定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997年帮助制定国家基础研究和发展计划(“973”计划),讨论三峡工程计划,帮助建立中国工程科学院,如此等等。(第187~188页)作为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院士也参与了国家重要事务的讨论与决策。(第194页)
    作者还指出,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社会上受到极大的尊敬,他们的物质待遇和权利,不仅远高于一般科学家,而且比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也有过之无不及。而这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有的当选院士后变得骄傲自大、有的利用自己的地位为自己和自己的学生、单位争利益。个别的甚至提倡伪科学,或参与科学上的不端行为(他已被取消院士资格)。(第198~199页)因此,1993年有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呼吁建立科技人员的道德规范。在1997年,在科学院几个学部中建立了科学道德委员会。2001年中国科学院主席团通过了院士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第119页)
    中国科学事业在文革中受到极大的摧残,但正如科学社会学家巴伯所说,“科学是很难杀死的”,也就是说,科学这种社会建制一旦建立,是不容易被摧毁的。文革后,中国的科学事业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自2001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已在大力争取优秀的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回国服务,这是提高中国的科学水平的举措之一。
     在这一章的最后,作者引用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鲍姆Richard Baum的文章,指出在文化上造成中国科学滞后的五个因素: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上的形式主义、方法论上的狭隘经验论,现代中国流行的独断的唯科学主义,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官僚主义,行为风格中的强制性的礼教主义。(第203页)有意思的是,今天国内有一些知名人士,仍在大力提倡唯科学主义,为唯科学主义辩护,而没有认识到独断的唯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危害。
    在最后所附的参考文献中,作者列出了近500种有关中国科学的中、英文著作与论文资料,很有参考价值。
    这部著作很值得我国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政策研究者的重视。当然,由于作者身在国外,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群体的研究不可能很深入、全面,这是可以理解的。
 


(范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