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韦伯论把学术当职业这种现代人的痛苦困境

陆兴华


〖1〗德语中的Wissenschaft这个字我想既可指‘科学’,也可指‘研究’和‘学术’。韦伯在《把学术当职业》这个著名文本里谈的,是在大学里做Wissenschaft这种现代命运之悲惨,与落进这种悲惨命运的学院知识分子的可能的自救之路。

〖2〗韦伯是以悲悯的腔调来谈一个有理想与抱负的青年学人如何被困于大学学术梯队、知识和权力再生产关系、世界大学系统的劳动分工等等难局的。他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总体劳动分工下的人的必然处境,很典型。一个有学问的优秀青年,在光荣的大学的职业存栏里,也没法例外。

一个满腔热血要来做学问,想以科学或教育救国的有志有才青年,在我们现代社会里,将如何最终发现,学术和研究之道,就象官僚系统内一样,总被陈规和旧习盘剥和阻挡,理想之路条条都被封死之后,他们将如何在学院生活和权力程式之间妥协,好歹作一些自我拯救式的挣扎?

〖3〗韦伯以科学家的冷血追问我们:一个优秀青年在大学里上下求索,把一种个人的志向和热血,最终兑换为一种物质意义上的职业(Beruf im materiellen Sinne des Wortes),是现代人的生活命运的极好写照,他们这样的有头脑有抱负的青年,最终将如何说服和安慰自己于这种无法逃脱的命运?〖《1894-1922年论文集》,2002:473〗都说这个有为有才青年前程远大,学问事业前途无量,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一读到博士,被人看作前程似锦之后,会比一般人更走到这种专业公务员的死路上去,因为其表面上看的优秀,和其内心志趣的高远,这种逼压就更酷烈,后果则更悲惨?

〖4〗另一个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劳动分工》一书也说到这一点。每一个人从少年时代始都是扬帆远航,总应该走放射的路线,都到达自己的新天地,才好;可为什么临了,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年青人,都被挤到了那么一两个闸口上?表面上有上不上大学,出不出国,职业好与职业不好之分,可其命运和体验难道会有区别?为什么竟还会有闸门前的苦恼而竟至自杀的?用中国老话讲,为什么优秀青年,有些是要到大学里去教导下一代的人,自己也都是‘路越走越窄’,自己路越走越窄,还要教导人也去这样?是什么东西在把青年往这些羊肠之道上逼?

不象韦伯那样认为时代不同,个人的‘文化命运’就不同,涂尔干则认为,哪怕时代一样,上一代对下一代,集体对个人也会施行这种威逼,把‘我们的良心’强行安置到下一人心灵中,成为自发性。但每个人所需的教育其实都不同,每个人所向往的前途也都不一样;现代教育所以做着一件非常矛盾的事:它一边解放和启蒙着地“唤醒每一个人身上沉睡的能质”,“在每一个人身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存在”,〖《教育与社会学》,PUV, 1999:52〗一边却把每一个人都往那么几个闸口赶。象我这样的大学教员更是格外地异化:我一方面是上一代压一代,集体压制个人的那种权威专制的代理,用‘教书’来‘育人’,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是这样被逼压出来,仍被这样逼压着。这种现代人的自逼逼人,在一个大学教员身上作着循环。对于这种自逼逼人的痛苦的补偿,则是我的光荣的使命感,忧国忧民的身份意识,和自称公共知识分子时的权力感,和文化上的精英自识。

〖5〗韦伯称这种优秀学术青年或受过教育的文化、知识精英的闸门前的无把握的等待为“痛苦的困境(ein peinliches Dilemma)”。大学毕业生还可有一个广大的社会丛林可作逃遁,博士毕业要进大学教书的人,会进入一种不仁和不妙(Rückslichslosigkeit),就象做了小官后的不安于何时的被提拔,再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被讲进了别人和国家的故事里一样。

〖6〗现代大学也被国家化和工厂化。大学知识是大学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式企业’的产品,服从的是资本主义式经营。这种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必须使生产者与生产手段分离,两者都归国家来调配,经营利益被国家独占。大学教员以为是实验室和教研室的负责人,其实也只不过是象工厂雇员,是装配工一样的无产阶级,其生存一样禁不住风吹草动,韦伯举美国大学里的助教和实验室助理为例子。〖同上,2002:445〗

大学教员的生存之无依感,正在于这种象工匠被剥夺手艺和工具一样后的失落感(在中世纪,手艺也被看作劳动者的财产--大学教授却连这种待遇都丢了。〖2002:444〗)。剩下的也只是一种叫做大学生涯(Universitaetlaufbahn)的东西,被我们改为事业或career这种有点自欺的名头。韦伯说他自己是几乎看不到在这个星球上哪里还有什么象大学教员们相信的那种career。他说,这两三百年里,他只看到:最宏大的事业,也就是象红衣主教或美国总统那样,让选举,全让偶然性来作决定,与应聘面试就职无异;或象被砍头或加冕的君主或革命者,仅凭机动和时势,来获得上手机会,然后才得到一个job。〖同上,2002:478-9〗而在一个“每一个家庭都有它自己的神”(涂尔干语)时代里,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一种安身立命的“天职”,这种机会再也不会到我们手里。

〖6〗韦伯想知道为什么大学学术人明明在为kolleggeldinteresssen(三斗米?“卖知识和方法给我,让我父亲来掏钱”〖2002:503〗)奋斗,却要弄出个精神贵族的样子来唬弄自己和别人?学术人所说的Wissenschaft,研究或科研从社会分工上看,倒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涯或命运?它真的是象小知大知、杨振宁们说的,是能把理想、激情和工作完美地结合到一起的甜蜜的生活和事业?它真的能不光拯救读书人自己,顺带便也把可怜中国给救了?

韦伯的回答是:这种研究或科研或学术,只不过是专门化培训的舞台,可悲之处也正在于它是比装配工们遭受的更长的专业培训,经受的更多等待和被废弃时的磨难。专家是被训练着去作出专门化法则规定下的成就,并不是去实现他们作为人的自己追求的价值,这种就象划艇运动员,四年才一场奥运会,但你得每天几小时不间断地训练;学术人不是只在青年时代,而是一生都被抛入、搭进这种有时是相当抽象和无望的奋斗式训练中。运动员受不了机械式训练的单调和痛苦,会去放荡和迷失,博导和院士,实际上是每一个学术人,也会受不了这种‘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的月月讲,天天讲,开始弄虚作假,以一骗十,作批发式研究再生产,倡导不以比赛来分出快慢和优劣,而是象专业公务员一样,以论资排辈和办公室政治,来分配荣誉、权力和利益--韦伯反正上面已说:大学学术人本来就已被逼成中国家资本主义统治的公务员,本来就是这种命运。

〖7〗为了学术成就衡量上的公正,西方是通过劳动分工下的管理 公正和司法公正,将学术或科研或科学当作了赛马,不论有没有社会效益或意义,先把男女老少的学术人统统押入跑道再说,天天赛出很多结果来。这是一种被抛的命运。中国学术走上公平机制的正规后,学术人得到的也将是这种命运。那时,弄虚作假和偷工减料的学术重大成果会少一点,但其个人的职业命运和文化命运,也仍在韦伯说的这个大框、这个大限、这个深渊内。

〖8〗我们中小学里的老师都教导我们去做科学家和大学教员和各种专家,单单通过挤走同班同学和另外的考试同伴,去出人头地,去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韦伯这里说的是,青年们充满热情地这样扬帆挤到几个闸门口后,只好别无选择地专门化,来从一而终地烂到一种职业里,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苦难(Leidenschaft):自己追求的价值和使自己有价值,是与专业化下的成就无关的--学术人命中注定于此。但‘事业’这个名号能安慰或欺骗我们--给人感觉,好象有识阶级、专业阶级、学术人在现在世界中是例外,能避免无产阶级的命运。但实验室只是车间!学术和研究和科学也不能以全整的心灵去制造(mit ganzen Seele fabriziert werde),教授们也仍只不过是装配工、实验室助手们的命运。〖同上,2002:483〗

〖8〗工匠倒还有他们的手艺来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大学里的技术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学到的是一种10年20年后会过时或时时会被人超过或覆盖的‘手艺’。他们的不测的目标和命运,反过来一次次玩弄着他们自己。无尽的进步,是他们身上的锁链。于是就出了科学人(Mannes der Wissenschaft)们的意义问题:他们自己是如何在内心看待自己的职业的?他们如何来看等自己的职业内容的这种不断过时,无休止的追逐和个人生活的不断被无尽地摆置的?

科研人由于这种处境而比一般人更体会到‘经科学而达到的智识理性化’和‘科学围着技术转’与对人的真正的生活条件的认识之间的无解矛盾。学者或专家实际上并未象我们想象的那样,被赋予了充满神秘的无算计的权力(kein geheimnisvollen unberechenbaren Maecht),而只是学会了用算计去统治而已。〖2002:488〗难道他们也这样去统治自己?将专家知识用到自己头上的专家,是怎样的一个怪物呢?是外科大夫给自己动手术?人如何摆置自己?专家和教授如何摆置自己?谁更知道如何来摆置?哲学家海德格尔问了这些问题。难道就让自己都无望地漂泊的专家教授们来帮我们摆置?让我们象科学家那样不断跟着一种荒唐的进步气喘吁吁?将我们自己交托给这些专家知识分子,被抛入他们的被抛,去失落于他们自己的文命运的失落?

〖9〗既然科学家和学术知识分子自己也都过着这种不堪的现代生活,韦伯说,我们现在就要来问:人的全整生活中本来应该有什么样的科研和学术作为职业,才配得上人这个称号?它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才配得上我们学术人,作为人的我们学术人?

首先,韦伯认为,下面这些现代幻觉都沉没了,我们千万再不要用它们来自欺:什么科研是‘通向真正的存在之路’、‘通向真正的艺术之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通向真正的上帝之路’、‘通向真正的幸福之路’等等。剩下来回答的问题只是:既然技术已统治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应当怎么办?

韦伯给出的出路不多,听上去也不是容易。他说,科研人和学术人必须学会与‘文化人共同体’分担旨趣和风险。科学人必须与搞政治的人一样,为共同体担起责任和义务,在科学分析和研究中,象在实际政治中一样,象政客一样地主动公开自己的个人立场和选择,不要使自己的研究成为被利用的广告,而应使它成为斗争的工具(Kampfmittel)。〖2002:497〗

这第一条说的是先要止住那种悲惨命运,先以不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为主要。然后他才说到学术人的本来责职:负责追问文化之价值:在欧洲现代性里,人应当如何在已经被夹裹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之中后去行动?带着悲剧或病理地去行动?

〖10〗科学上的成就无法为我们找到自己和自己所在的文化的意义。科研人和学术人也是在这个世界的价值失序中生活和奋斗着的,他们自己的生活问题已与别人的一样成问题。传统上,文化之价值是在主导宗教秩序的保护下而洋溢于我们的生活中。而今天,我们都生活到波德莱尔说的那种日常性里了。现代人落 进了一种失尊伦理(Würdlosigkeit)中;人必须在宗教尊严和人的尊严之间选择了,所以,中间无端地横出了个人伦理问题,成为进一步的精神压力和心理焦虑。

韦伯正是在这一角度来悲悯地看待大学人、科研人和学术人所持的那种职业分工,和这样一种职业带给他们的困惑和痛苦的。

〖11〗脱魅世界里再也不会有‘神圣的使命’、‘光荣的任务’、‘经天济世’、‘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美事了。科研人,哪怕是格外感到自己有拯救别人的能力的人文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吹这个牛了。我们可以兜售一点世界观知识和个人人生体验给下一代,让他们的父母掏出钱来,我们可以教他们一点象锁链一样不断箍紧我们的技术和实用知识,但我们学术精英科研先锋所做的,韦伯说,‘与向我妈卖菜的大娘没有两样’了。〖2002:503〗

一个大学教员一旦要去关怀人文精神(为文化找到价值,为这个去找的人自己的生活找到价值),就不是教头或领袖,而是有点象“足球宿将”(ein football-Meister),他自己就得上场了,天天上,刻刻上了,而不是光给人做做教练。“不光100个教授里有99个不是生活足球〖联赛〗里的宿将,而且他们在生活体验上也是称不上“教头或领袖”的。”〖2002:503〗

〖12〗在没有一种科学可以为自己作价值奠基的情况下,一个科研人和学术人就必须在研究的同时,为道德力量服务:努力追求义务、清晰和责任感。〖2002;505〗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科研和学术才值得作为一种‘职业’来追求。现代世界中科学的价值领域与宗教拯救之间的分离,因此才有弥合的可能,我们他才不会成为自己的智性的受害者。〖2002:509〗

我们做科研和学术,如果有什么崇高或悲壮的话,或方便或利益的话,就是必须使自己在这个脱魅的世界里重获终极的、崇高的价值,后者只来自开放的公共领域(Oeffentlichkeit--哈贝马斯借用了这一概念);它们既不来自神秘生活的深底世界,也不来自个人之间没有中介的关系下的兄弟博爱。〖2002:510〗尤其不可能来自那种“公共知识分子”和“人文精神捍卫者”的自许和自欺。

〖后记〗一直未用德文读到过韦伯,最近象补课一样读了他的主要著作,对我的触动,可以在我以上对他的文本的阐释中见出。阿多诺和哈贝马斯都将韦伯看作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批判和精神价值批判方面的不可或缺的填补。他对现代社会的整个精神结构有明确的诊断,对学术人和科研人的文化命运的分析,是他对各种现代人或职业命运的分析的一部分,其眼光之深邃,无有后人盖过。布迪厄坚定地指出,学术社会学分析,必须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指导坐标。

韦伯的表达深沉、慈悲,实际上很接近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天悯人的关怀叙述模态。回头看去,近二十年里,有很多中国知识间接地学了他的腔调来表达,由于底料和底气不足,读上去有点空。我自觉地认识到,我对韦伯的阅读,还只是描红或临摹阶段,而韦伯是柳公权一样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