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

中美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之比較

⊙ 藍勁松

一 前 言

(一)問題的提出

  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在「人文學與高等教育」一文中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兩年以前,哈佛大學主持了一次中國的十位大學校長和美國的十位大學校長的會談活動。中國的大學校長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現階段北京的領導階層也大都是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理工傳統培養出來的人才),而參加會談的美國的十位校長除了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外,都是研究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的學者。當時哈佛的校長陸登廷(Neil Rudenstein)是研究英國文學的,斯坦福大學的校長加斯帕(Gerhard Gasper)是研究法學的,耶魯大學的校長列文(Richard Levin)是研究經濟的,而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瑞普(George Rupp)卻是一位神學家。」1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有可能影響大學社會批判功能的強弱,因為人文學的精髓之一就在於其「獨具的批判精神」(杜維明,2002)。儘管人們認識到建設一流大學最關鍵的是學校的運作機制。但是,在「機制」一時無法改變之前,人們同樣清楚,而且「幾乎所有領導都強調,選好領導班子是辦好一所大學的關鍵中的關鍵」(朱清時,2003)2。可見,選擇甚麼「背景」的人擔任大學校長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重要問題。

  正是由於大學校長對於大學發展的重要性,所以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大學校長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角色,也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話題。Thwing Charles Franklin所著《高校校長》(1926)描述了高校校長必須培育的各種內外關係,校長作為個人和專家必須培養和展現的各種素質和特徵,分析了校長崗位的風險和收穫,以及如何實行有效的領導等問題3。Schmidt, G. P.在《舊時的大學校長》(1930)一書則討論了1760年至1860年間的美國學院院長們,討論了他們的職務,考察了他們作為宗教領袖、愛國者、管理者、改革者、學生招募者、籌資者、反動分子等多重角色4。Harold W. Stoke所著《美國大學校長》(1959)一書詳細論述了大學校長的作用的變化。他認為,大學校長已開始從「學者型」變成「管理型」,成為「經理型」的校長5。Cohen Michael D.與 March, James G.合著有《領導與模糊:美國大學校長》(1974,1986)。在該書中他們論證說,由於絕大多數大學是「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是個「雜亂無章的世界」,因此大學校長很少能做成甚麼事情6。Kell, Clark 和Garion L.合著的《大學校長的多重生活:時間、地點、性格》(1986)通過對對若干大學校長及其配偶,以及其他有關人士的800次訪談,揭示了大學校長的經驗與期望,探討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校長們在變化的環境條件下決策時所扮演的不同角色7。鑒於大學校長對高校的發展具有及其重要的影響,美國教育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先後對美國高校校長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調查,顯示了美國大學校長群體的基本特徵與變化趨勢(1988)8。其最近的調查涉及了236所「有博士授予大學」,這些大學與「研究型大學」不能完全等同(Melanie E. Corrigan,2004)9。當然也未見國外的校長研究涉及了中美之間的比較。

  國內對大學校長的研究主要從歷史與理論兩個角度進行:前者以校史研究室進行的個案分析為主,並集中於著名大學的著名校長研究10,後者主要以文獻把握基礎上的理論思辨為主,部分研究涉及了調查11。對大學校長考察的另一角度是國際與比較教育的視角,這也有兩種取向:其一是對國外大學校長遴選、辦學與角色變遷方面的考察12;其二是對中外大學校長的比較研究。如有研究比較了大學校長的任職條件和選拔程式(許曉東,1995;周群英,胥青山,2003)13,另有研究則進行了中外知名大學校長的比較研究(席酉民,郭菊娥,王洪濤,王大剛,2002)14。此外,至2003年,中國(大陸)有三篇博士論文專門論及大學校長:或探討大學校長的教育理念與治校(眭依凡,2001)15,或對大學校長的治校之道進行個案分析(陳運超,2002)16,或探討大學校長與大學發展之關係(胡國銘,2002)17。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台灣大學歷史系黃俊傑教授從最近10年來台灣地區大學院校所實施的校長遴選制度的實際經驗出發,分析了這種校長產生方式的積極貢獻與負面效果,也探討這種制度所產生的各種制度性的與非制度性的問題及可能的調整方向(黃俊傑,2002)18。這為大陸校長遴選提供了台灣的經驗參照。

  綜觀已有的研究,除了席酉民等人的研究(2002)簡單論及中外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外,集中探討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的論文尚未發現。即使是在席酉民等人的研究中,由於涉及面很廣,加之沒有對「中外」、「知名大學校長」進行明確界定,所以我們難以了解這些大學校長的樣本情況及其代表性,更無法深入了解這些大學校長的學習與工作背景之詳情。

  在分析國內外有關大學校長研究資料基礎上,我們同樣可以提出類似的問題:誰在當中國大學校長?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中美兩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如何?差別何在?有研究在考察政治精英的職業選擇之後指出:精英人物的職業選擇不僅是「由社會面臨的問題類型決定的」,而且是由解決那些問題所需要的技能決定的(Gaetano Mosca,1939)19。那麼,我們是否可以由此類推:中國大學面臨的問題及其解決技能決定了其大學校長的選拔?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試圖在描述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的基礎上進行跨國比較,以為即將成為大學校長「候選人」及需要選拔校長的大學或教育行政部門提供多角度的參考及啟示。

(二)研究方法

  為了對上述問題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回答,本研究擬以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為主,佐以比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來比較研究中美兩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間的內容差異20。內容分析法主要是對兩國的樣本分別進行描述性敘述,即按照學術背景的兩大領域──教育背景與職業背景依次進行歷史或現狀的描述分析;比較分析則是在內容分析基礎上並列(juxtaposition)並比較(comparison)各自的異同與優劣。當然,這兩種研究方法之外還結合了歷史研究與個案分析,並使各研究方法融為一體,以求相得益彰。

  鑒於中美兩國大學眾多,國情各異,本研究把中美兩國頂尖的研究型大學校長作為考察的重點,且把考察的時間跨度定位為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至今階段。之所以主要考察20世紀以來美國的大學校長,是因為正是到了20世紀,美國的高等教育才在吸取英德兩國之長的基礎上形成了美國特色並進入超一流行列,而中國也在經歷諸多曲折之後開始進入大學發展的穩定時期。

  本研究所考察的23所美國高校均為美國排名靠前的知名學府。其中包括「常春藤聯盟」8校及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等合計14所私立知名學府與伯克利加州大學、佛吉尼亞大學等9所公立知名大學。為了與上述高校相對應,本研究選擇了北京大學等15所中國高校作為對照樣本。儘管各種排行榜差異較大,但上述大學作為兩國各自頂尖的研究型大學代表通常不會有太大的異議。唯一不同的是:美國大學取樣主要依據大學發展歷史地位及歷次排行榜的排行情況。而中國大學取樣除了考慮這兩者之外,還兼顧了大學的「科類結構」。鑒於各校公開的資料既不完整,也不一致,本研究盡可能查閱補充了校長們的其他相關資料。  

(三)核心概念與研究架構

1 核心概念

  本研究對所涉及的兩個核心概念界定如下:所謂「研究型大學」,就是以創新性的知識傳播、生產和應用為中心,以產出高水準的科技成果和培養高層次精英人才為目標,在社會發展、經濟建設、科技進步、文化繁榮、國家安全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大學(王戰軍,2003)21。學術(Academia)是「有系統的、較專門的學問」22。相應地,學術背景(Academic Background)就是指從事系統的、較專門的學問的背景。從狹義的角度看,學問是指學者從事專門的學術研究;從廣義的角度看,「萬事洞明皆學問」。本文的「學術」主要是一種廣義「學術」。為了便於概念的操作化,這裡把學術背景限定為教育背景與職業(專業)背景兩大方面。當然,這兩大方面不能概括學術背景的全部,所以,在下面的論述中,本研究還將根據實際情況作必要的調整、補充或說明。

  教育背景(education background)是指所受教育的基本情況。它涉及這樣一些問題:新任校長是從哪所大學畢業的?他(她)畢業於本校還是外校?是名校畢業生還是非名校畢業生?是本國出產的「土鼈」(本國畢業生)還是具有國外學習經歷的「海龜」(留學生)?校長獲得的是甚麼性質與層次的學位23?他是學「文科」的,還是學「理科」的?24進一步的問題還在於:就讀甚麼樣的學校有利於成為研究型大學校長?學習甚麼性質的學科更可能成為大學校長?高學位有助於成為大學校長嗎?單一學科經歷還是交叉學科經歷更有利於從事校長工作?要成為大學校長是否必須出國留學?總之,甚麼「教育背景」的大學校長候選人更有可能成為大學校長?

  職業背景(professional background)又稱作專業背景,是指人們擔任現職(校長)前從事的工作情況。它主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擔任校長之前主要從事甚麼專業工作?進一步的問題則在於:校長的專業特長是甚麼?成為校長需要甚麼樣的職業經歷?職業經歷(如從事管理工作或學術工作)多樣化必然有利於成為校長嗎?大學校長的經歷「順利還是曲折」更有利於辦學?在成為大學校長之前通常經歷哪些「官僚層級」?在學校內部工作還是在學校外部工作更有利於成為大學校長?

  毫無疑問,本研究不可能全面地回答上述所有的具體問題。即便回答了其中的某些問題,其重心也是根據事實分析而有所不同的。

2 研究架構

  大學校長的遴選過程實際上就是學校或政府意志的決策過程。它受制於學校與環境兩大方面的互動。具體說來,大學校長的遴選既受制于大學自身的歷史傳統、大學的類型與目標及校內外直接利益團體,也受制於政府及其管理體制、國內外形勢變遷及企業市場與某些非政府組織(NGO)。在參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研究認為,大學校長選拔的機制與內外影響因素形成了如下的大學校長選拔構架(圖1):



圖 1 大學校長選拔構架

  圖1表明,大學校長選拔的「內部機制」主要集中於大學選拔委員會(或董事會、評議會等)與本校與外校校長候選人的互動。這種互動受到大學歷史、類型、層次與目標和政府及其管理體制等「外部機制」的直接影響,而這種「外部機制」又穿插了校內外各種影響因素,校長候選人的「學術背景」等個人因素就是其中一個重要「變數」。本研究即依據上述構架收集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歷史與個案資料,述評他們在「學術背景」方面的異同及各自的優劣。

二 美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按照前述概念界定,本部分主要從教育背景與職業背景兩大方面按照公立與私立兩種大學類型分別描述美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我們不妨從美國兩所不同性質的著名大學──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MIT)開始,逐個展開我們對美國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的個案考察和分析。

(一)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校(院)長的學術背景:歷史考察

  哈佛大學是美國最著名的私立綜合性大學,而MIT則是美國最著名的理工科大學。表1顯示了20世紀以來哈佛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情況。

表1 20世紀以來哈佛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資料來源:依據 http://www.president.harvard.edu/history/整理。表中畫線部分表示與所在大學相同的教育或職業背景。Provost本為牛津、康橋等大學的某些學院的院長或者美國某些大學的教務長,在本文中一律譯為「教務長」。美國的Provost與中國的教務長職責並不完全相同。美國的教務長涉及到分管學術與財政事務。學位的翻譯有時用中文有時用英文縮寫是由校長背景資料的實際情況決定的,文中盡可能依據所收集資料情況加以注明,下同。

  由表1可見,20世紀以來先後有7位哈佛大學校長,他們通常在35-56歲左右(M=45.43±7.41年)出任哈佛校長。哈佛校長平均任期22年(M=22±9.96年,其中Charles William Eliot 35歲當選哈佛校長,任期長達40年;任期最短的Neil L. Rudenstine校長也長達10年)。由表1可以推知,上任年齡較年輕,那麼承擔校長職責的時間有可能較長。2002年5月14日,現任哈佛校長Lawrence H. Summers(2002)在北京大學的講話中提到:「我堅信,哈佛大學之所以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大學的原因之一就是(校長長期任期制)。自從1860年代美國內戰結束以來,任職的校長總共只有七位。我非常榮幸地擔任內戰以來的第七位校長。由頗具魄力的領導長期任職能使學校為適應變化的新時代的需要而在現有體制的基礎上不斷更新和改進。這是哈佛辦學的悠久傳統」25。杜維明(2002)進一步指出,校長任期長可以規劃長遠的策略。這種傳統不僅反映在學校的教學內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對教育風格時時起到的潛移默化的作用26。

  近期7位哈佛校長「教育背景」的共同特點是:至少有一個哈佛大學的學位。7位校長中有4位獲得2個哈佛學位(Nathan Marsh Pusey有3個哈佛學位),4位有哈佛的本科學位,5位有哈佛的博士學位。換言之,哈佛「血統」的純正幾乎是擔任哈佛校長的一個「必要條件」。如果沒有得到哈佛的本科學位,至少也要「補上」一個哈佛的碩士或者博士學位,且哈佛校長的其他學位也出自一流大學。

  在「職業背景」中,在20世紀90年代前中期哈佛有5位校長來自學術界(占7位哈佛校長的71%),且其中4位來自哈佛自己的教授或學院院長。90年代以後的2位校長則來自校外的基金會或者政府部門(占7位哈佛校長的29%),提示哈佛大學校長來源的新趨勢。在專業特長方面,除了50年代前期有2位哈佛校長為化學家之外,其他5位校長均來自政治、歷史、文學、法學、經濟學等文科專業,表明哈佛校長以文科學者為主流來源。

  儘管這些校長中沒有一位出身教育學科,但是Derek Curtis Bok寫了5本高等教育論著:《超越象牙塔》(Beyond the Ivony Tower,1982)、《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1986)、《大學與美國未來》(Universities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1990)、《巨流之形》(The Shape of the River,1998)、《市場中的大學》(University in the Marketplace,2003)。Lawrence H. Summers則在擔任哈佛校長之前,除了擔任MIT及哈佛大學的教師(1987年命名為Nathaniel Ropes政治經濟學教授),隨後自1991年開始進入華盛頓,在過去10年主要服務於一系列的公共政策部門,尤其是1999年成為美國財政部長而引人注目。可以說,無論哈佛校長來自校外,還是校內,學術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有趣的是,儘管哈佛校長絕對是個繁忙的角色,但表1顯示20世紀的哈佛校長均享85歲以上的高壽。

  麻省理工學院(MIT)是一所與哈佛大學學科構成完全不同的著名理工科大學。表2列出了20世紀該校主要校長的學術背景(限於資料收集困難,這裡實際上僅列出1923年以來該校校長的學術背景情況)。

表2 麻省理工學院(MIT)院(校)長的學術背景



資料來源:依據 http://web.mit.edu.newsoffice/nr/2003/cmw.html整理。

  作為美國最著名的理工科大學,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大學校長具有與哈佛大學不同的特點。由表2可見,1923年至今MIT先後有8位校長,他們平均上任年齡50.5歲,平均任期9.57年(現任校長除外)。這比哈佛大學校長的平均上任年齡年長5.07歲,而平均任期則短了12.43年,顯示兩校校長的任期長短存在巨大的差異。這很可能與兩校校長的選拔與任期傳統有關。

  近期8位MIT校長「教育背景」的共同特點有兩點:幾乎所有的校長都出身理科,且多具有名牌大學理學博士或哲學博士(占62.5%),但只有37.5%的MIT校長擁有MIT學位,且有同樣比例的MIT校長的本科學位並非出自名校。前者與哈佛大學近50年的校長全部為文科出身很不相同,後者與哈佛校長大多具有至少一個哈佛學位也很不一致。

  雖然MIT校長也基本出身名校,但顯然不如哈佛大學出身一流大學的比例高。似乎預示MIT在美國大學中的地位與哈佛大學並不處於同一層次:哈佛大學具有很多的貴族「保守氣質」,而MIT則多一些平民「開放色彩」。或許這與學科構成有關:「文理主導型」的哈佛大學學科領域寬廣,其校長在學生時期可以選擇哈佛的學科相應地可以更加多樣化;對「理工主導型」的MIT而言,其學科範圍相對比較窄小,所以無論其校長在學生時期選擇MIT,還是MIT選擇學生,都使得相互的選擇範圍不如哈佛來的寬廣。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或許還是來自體制與觀念等因素。

  在「職業背景」中, 有62.5%的MIT校長任職前曾經工作於MIT,這與哈佛71%的校長來自本校旗鼓相當。MIT雖然有37.5%的校長來自其他單位,但他們是在其他高校任職。與哈佛大學不同,沒有發現MIT校長來自校外的基金會或者政府部門。在專業特長方面,毫無疑問,MIT校長幾乎清一色來自理科學者。

(二)當前美國其他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除了哈佛大學與MIT,包括常青藤聯盟在內的其他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又如何呢?表3顯示了當前美國12所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相關情況。

表3 美國12所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從表3可以看出,12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的「教育背景」中,除了杜克大學校長的「教育背景」資料不詳外,至少有9所以上的大學校長具有博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與康乃爾大學校長資料未明確顯示其校長是否具有博士學位)。與哈佛大學校長必須至少有一個哈佛大學的學位不同,這裡的12所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杜克大學除外)中,只有4位大學校長具有所在學校的學位,提示美國多數私立研究型大學選拔校長在「教育背景」考慮方面「本校色彩」已經趨於平淡。在就讀學校的「名氣」上,12所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的校長幾乎都有名校背景,但也有部分校長曾經就讀名不見經傳的大學。

  在「職業背景」方面,12所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中,有5位校長具有任職大學的學校經歷。如果把「教育背景」與「職業背景」進行交叉分析,則顯示除杜克大學的其他11所大學中有佔2/3的8位校長具有「本校色彩」。由此可見,是否具有任職學校的「教育背景」或「職業背景」仍然是能否任職的一個重要考量。道理很簡單,具有任職學校的「教育背景」或「職業背景」這樣一種經歷有利於校長與任職學校的相互了解與感情溝通。但1/3的校長沒有所任職大學的任何背景,則表明大學在選拔校長時「英雄不問出處」,唯才是舉選拔人才的主流趨勢。無疑,這兩個方面並非矛盾而是相互補充。

  要對一位現代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進行準確歸類是有些困難的,因為文理兼通幾乎是擔任校長的前提,雖然校長有自己的學術或職業專長。如果一定要進行「學術背景」的分類考察,或許更好的的做法是「學術傾向」,即主要從事業務是偏向「文科」或者「理科」。由此觀照當今美國大學校長,那麼從表2與表3可以看出,理工主導的大學自然是選擇「理科」人才擔任校長(如MIT或Caltech)。沒有明確的學科主導方向的私立綜合性大學中,前10所大學中(杜克大學因資料不全除外),至少有7所大學由「文科」出身者擔任校長。由於美國主要研究型大學多數是綜合性大學,顯示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校級行政人員由文科人才主導的基本態勢。

(三)伯克利加大校長的學術背景:歷史考察

  由於包括中國大學在內的大學以公立大學為主導27,因此本研究除了考察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外,也注重考察美國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相關情況。為了與最著名的私立大學──哈佛大學相對照,這裡選擇在美國排名第一的公立大學──伯克利加大的校長作為歷史考察的案例。該校校長的學術背景情況如下(見表4):

表4 伯克利加大校長的學術背景



  由表4可以看出,近50年來伯克利加州大學先後有8位校長,其任期通常不超過10年(M=6.43±2.51年)。在「教育背景」方面,幾乎所有的大學校長都具有名校博士學位,且該校出自文科與理科的校長人數大致相當。但是畢業於伯克利加大的校長只有2位,另有3位校長則具有伯克利加大工作背景,綜合後共有5位校長具有「本校色彩」(8位校長中佔62.5%)。

  如果把美國最著名的公立大學與最著名的私立大學兩相比較可以看出,對伯克利加大來說,其校長的「伯克利血統」已經相當平淡。這與哈佛大學選拔校長時堅持「哈佛血統」完全不同,顯示出兩校的思想分野:前者更加具有包容性與開放性,而後者則具有更多的排他性與封閉性。由於美國最著名的大學往往是私立大學,作為私立大學的排頭兵,哈佛大學具有明顯的排他性是不難理解的。但是,這種排他性利弊如何卻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有朝一日,假如美國大學已經不再居於世界最前列,哈佛大學的校長選拔仍然堅持其「哈佛血統」嗎?

(四)當前美國其他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除了最著名的公立大學之外,不妨進一步了解其他著名公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表5顯示了當前美國其他8所最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情況。

表5 當前美國其他8所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由表5可以看出,除伯克利加大之外,其他8所美國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教育背景」方面,如前一樣,所有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都有名校高級學位。但是,似乎與美國私立名校校長多出身于文科不同,這裡8位校長中,只有3位校長出身文科,其他5位校長則出身于理科,加上它們的主要「職業背景」,那麼也只有一半(4位)的校長主營文科。再者,無論私立研究型大學還是公立研究型大學,除了早期大學少數例外(如哈佛大學),絕大多數校長都有其他學校的求學經歷或職業經歷。在一所大學從本科到博士,又留校工作升為大學校長幾乎是不可能的。這與中國主要大學偏愛「留校」的傳統完全不同28,其原因固然在於美國大學校長選拔機制與中國差異甚大,還在於美國大學學生就業政策與中國完全不同——即便最好的學生通常也不能直接留校任教,而必須離開熟悉的母校到外面打拼,在證明自己具有足夠的才幹以後才由母校返聘回校任職。毫無疑問,跨校求學與工作的背景有利於吸收各單位經驗之長,綜合形成新的特色與優勢。

三 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

  正如20世紀中國經歷的曲折歷程一樣,中國大學發展也經歷了一個極為曲折的發展歷程。按照歷史分期,中國大學(這裡指中國大陸內地大學,下同)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前期以中華民國主管的大學為代表,後期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大學為代表。鑒於中國及其大學發展歷史的曲折與複雜,本研究在案例方面,僅對1952年院系調整後的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進行歷史考察;對當前大學校長的考察,也不完全依據常見的大學排行榜,而是根據中國大學的實際把主要的研究型大學大致分為「文理主導型」與「理工主導型」兩大類,選擇這兩類大學的主要代表,對其現任校長的學術背景進行分析。

(一)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歷史考察

  作為「211工程」與「985工程」重點建設的大學,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在我國大學系統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其校長的選拔同樣引人注目。表6、表7分別顯示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兩校校長的學術背景情況。

表6 北京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1952年至今)





表7 清華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1952年至今)



  如果對近50年來的中國大學發展進行分期,那麼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院系調整後的「破舊立新期」(1952-1965)、文革十年的「基本中斷期」(1966-1976)、改革開放以後的「重建新建期」(1977-2004)。與此相一致,「破舊立新期」的大學校長多來自著名學者或革命家,他們德高望重,一言九鼎,成為大學此期的開山鼻祖。文革十年的「基本中斷期」社會混亂,多數校長靠邊站,因而此時不少大學的校長史出現「斷層」。到了改革開放後的「重建新建期」,少部分老領導重新「出山」,拔亂反正,使得多數大學逐步進入教學科研正常發展的歷史時期,因此,此時能否成為知名學者是成為校長的重要前提。

  由表6、表7可以看出,北大與清華文革前「破舊立新期」的校長任期相對較長,14年間只有1至2位校長。到了文革「基本中斷期」,校長史出現空白「斷層」。多數校長「誕生」於改革開放以後26年的「重建新建期」,期間北大出了6位校長,清華出了5位校長。除了極個別校長外,無論清華還是北大校長大多在57歲(北大:M=58.75±9.82;清華:M=56.17±9.56)左右才能成為大學校長。他們的任期平均為7年(北大:M=5.57±2.76;清華:M=7.8±3.83。現任校長未計算在內)。

  在大學校長的「教育背景」方面,很有意思的是:北大校長大多非北大「出身」──8名校長中只有2名(佔1/4)畢業於北大,且一半的北大校長為清華校友──馬寅初赴美留學後期為清華津貼生。而清華大學幾乎完全相反,6名校長中只有2名(佔1/3)非清華「子弟兵」(其中沒有一位為北大畢業生),似乎顯示北大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清華具有更多的排他性,後者或許與其「留美預備學校」的歷史傳統有關。如果把校長的「職業背景」加以綜合,則無論北大還是清華,其校長基本來自本單位自身:北大88%的校長來自北大,而清華則有86%的校長出自清華。如果剔除政治上的安排,兩校校長來自自身學校的比例有可能更高。表明中國最知名大學校長的選拔主要來自內部提升而非外部選聘的主流傾向。這種「內部晉升模式」與美國主要大學的「公開選聘模式」從程式與效果方面均將存在差異。

  在「學科偏向」上,作為多科性工業大學的「排頭兵」,清華大學校長偏向「大理科」並不令人驚訝,但是作為思想革命「領頭羊」的北大,8名校長中除了1名「學科偏向」不詳外,也只有2名偏向「文科」,其他都是理科偏向。這正是杜維明所指出的事實:中國的大學校長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   在「學位層次」方面,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即便作為中國最高學府的北大與清華,獲得博士學位的校長比例也不高:北大8位校長中只有3位具有博士學位,且這3位校長的博士學位均是解放前獲得的美國博士學位。與北大類似,清華大學7位校長中也只有3位獲得博士學位。與北大校長的學位一樣,這些學位均來自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清華校長的學位均是解放後留學國外獲得的,且早已擺脫「留美預備學校」的影響──沒有一個美國博士。兩所最著名的中國大學校長的學位數量、層次與來源表明,中國國家政治經濟的非正常發展已經在其校長的教育背景上也留下了明顯的歷史烙印,不能不令世人深思。

  在「職業經歷」方面,「破舊立新期」的大學校長多來自著名學者或革命家,所以此期校長的「職業經歷」無疑是豐富多彩的。但是到了改革開放以後的「重建新建期」,或許與中國大學校長主要來自系統內部晉升有關,北大與清華校長的職業經歷普遍變得單一化──他們的主要工作單位通常不超過2個。無疑,同一單位內部晉升的校長熟悉校情校史,有利於保存傳統,及時開展工作,但是僅在內部晉升也有可能妨礙他們吸取其他部門或不同性質單位的優秀經驗,從而導致辦學思想與辦學行為的相對保守與封閉。

(二)當前中國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1 理工主導型大學

  北大與清華是中國的兩大著名學府,它們目前的地位決定了其他學校所具有的不可比性。因此,下文轉而論述當前中國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由於「985工程」選擇的9所高校中,有6所大學原屬於「理工主導型」,因此,這裡進一步考察剩餘的5所「理工主導型」的學術背景。表8顯示了這5所當前中國主要的理工主導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表8 中國5所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理工主導型



  由表8 可以看出,中國7所「理工主導型」研究型大學校長在52歲(M=52.2±5.40)左右升為大學,這比同為「理工主導型」的清華大學的校長平均上任年齡56.17歲小了近4歲。

  在「教育背景」方面,這5所「理工主導型」大學的校長基本上全部畢業並工作於母校(個別校長就讀于兩所學校),表明他們均是當年的留校學生。這與前述北大清華校長來源一樣:校長基本來自本單位自身。在「學科偏向」上,5所「理工主導型」大學的校長與清華校長的「學科偏向」完全一樣,即全部是理工科出身。這一點倒是很好理解,學校的學科構成必然如此。在「學位層次」方面,5所「理工主導型」大學的校長中僅有1位具有博士學位,再次表明中國社會歷史上的非正常發展在教育行政與管理領域引發的不良後果(博士學位當然不是校長才能的重要象徵,但它是一個必要台階或者說基準)。

  至於「職業背景」,5所「理工主導型」大學的校長完全出自母校,他們的職業經歷相當單一,其利弊本文前面已有分析,這裡不贅述。

2 文理主導型大學

  「理工主導型」大學的校長出自理工科很好理解,那麼,「文理主導型」大學的校長的學術背景又如何呢?表9顯示了中國7所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表9 中國7所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文理主導型



  表9結果表明,中國7所「文理主導型」研究型大學校長在55歲(M=54.57±3.55)左右登上校長寶座,這比北大校長平均上任年齡58.75歲小了4.18歲。

  在「教育背景」方面,這7所「文理主導型」大學的校長有5位校長畢業並工作於母校,表明他們均是當年的留校學生(其餘2位校長中也有1位畢業並工作於母校,後調任他校校長。只有1位校長主要來自行政部門)。這與前述北大清華校長來源一樣:校長基本來自本單位自身。

  在「學科偏向」上,7所「文理主導型」大學的校長與北大校長的「學科偏向」完全一樣,即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7位校長中僅有1人(14%)來自熱門的文科──經濟學,其餘校長均來自理工科。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校長的「學科偏向」似乎還可以進一步分解:沒有進行強強聯合的「文理主導型」大學(如南大、南開)的校長的學科偏向更多傾向傳統強勢的基礎學科(狹義的理科),而合併了工科強校的高校(如武大、吉大)的校長的學科偏向似乎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工科出身的校長擠入了「狹義」的「文理主導型」高校。這顯示中國大學「內部晉升模式」的校長選拔有可能受到學校強勢學科(如學科內是否具有院士稱號者)的影響,提示院校內部可能既存在「學術權力」的競爭,也存在「行政權力」的競爭,且兩種競爭交互為用。在「學位層次」方面,7所「文理主導型」大學的校長中僅有1位具有博士學位,同樣體現了中國社會的非正常發展在教育行政與管理領域引發的不良後果。

四 綜合比較及其分析

  任何比較都是相對的比較。美國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與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它們發展的歷史與現狀差異巨大,的確存在很多不可比的因素,具體到本研究同樣如此。但是,既然都是研究型大學的校長,他們的角色與工作性質雖有差異,又存在很多相同或相似的領域,這樣又存在不少可以比較的方面。這裡不妨對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進行綜合比較並作簡要分析。表10比較了中美五所頂尖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鑒於對頂尖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考察並不能完全代替對其他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的分析。因此,表11進一步總結了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表10 中美五所著名大學校長學術背景之比較





表11 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之比較



  由表10、表11可以看出,以哈佛、MIT、伯克利加大北大、清華五校校長為代表的美國公私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既存在相同方面,更存在不同之點。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何以中國存在其研究型大學校長大多來自「理科」的「重理輕文」現象?

  毫無疑問,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大多來自「理科」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相當複雜。本研究認為,這一現象的產生不僅在於人們的學科觀念(如認為學數學的人聰明,而「主攻哲學等文科則主要在於記憶」等)與國外差別較大,還在於人文社會學科受社會政治影響波動很大,學術研究累積時間不長(中國大陸的多數社會科學研究幾乎在改革開放以後重新開始),加之學術風氣不良、研究質量的「測不准」及研究質量重復低下(文科學術期刊在學術規範如研究方法、注釋與參考文獻、發表版面限制等方面均存在相當多的問題),從而導致文科發展的惡性循環。不可否認,中國科學院與工程院的院士一直佔據中國院士數量的絕對優勢,哲學社會科學的院士則不僅數量極少,而且已經多年取消了文科院士評定,這樣,以學術層級為劃分標準的習慣,也無形中把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排除在研究型大學校長位置之外(少量幾乎純文科的院校如中國人民大學也不能例外)。

  至於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具有博士學位的人數偏低則不是主要問題。隨著中國畢業的博士增多與海外博士的回流,博士學位獲得者成為校長的比例很可能增加,但至今為止海外回國的博士在這方面並未表現出明顯的「競爭優勢」,值得反思。

  與中國的情況不同,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由文科人才主導(「理工主導型」大學除外──其在研究型大學中不占主要比例),而美國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科(文理)「偏向」不顯著,這同樣有其根深蒂固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一個可能的原因在於: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多數都是綜合性大學,其誕生之初即有宗教傳統,而宗教無疑屬於「文科」範疇。這樣的傳統延續下來就影響了校長選拔中的「學科偏向」。相反地,伯克利加州大學等不少美國公立研究型大學屬於「贈地學院」,雖然也具有類似私立研究型大學的宗教傳統,但它受州政府影響很大,不能不在文理科各「利益」之間保持必要的平衡。其校長的文理學科「偏向」不顯著就是這種平衡的反映。至於每個大學校長學術偏向的選擇無疑都有其具體的歷史與現實考量,這裡不贅述。

五 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研究,本研究認為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學術背景方面固然存在相同之點,更存在顯著差異,顯然這是由於中美不同的歷史與文化環境在教育(高等教育)領域的反映。要言之,本文得到如下四點基本結論:

  結論1:在美國,著名的私立「文理主導型」大學校長以文科學者為主,著名的私立「理工主導型」大學校長以出身理(工)科為多,著名的公立綜合大學校長出自文科與理科的校長人數大致相當。這與中國無論學校學科構成如何,其研究型大學校長均以理(工)科學者出身為主的情況完全不同。

  結論2:美國多數研究型大學(極個別例外)在所選擇校長的「教育背景」方面「母校色彩」已經趨於平淡,但校長是否具有任職學校的「教育背景」或「職業背景」是能否任職該大學的一個重要考量。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選拔傾向于選拔母校畢業生或本校教師(個別學校例外)。總體而言,美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傾向于「外部選拔模式」,而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傾向于「內部選拔模式」。

  結論3:美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幾乎都有名校博士學位,而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具有博士學位的人數不到一半且博士學位來源多樣化。

  結論4:美國公立頂尖大學幾乎都有多個單位工作經歷,私立頂尖大學校長很難而一概而論,而當前中國頂尖大學校長的職業經歷則顯現單一化。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提出如下三點建議:

  建議1: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選拔可以兼采「內部選拔模式」與「外部選拔模式」。至於各校究竟採納何種模式,則由校長遴選委員會(校內外行政人員、教研人員、畢業與在學學生代表均占一定比例人選)決定。總的說來,必須改變目前比例過高的「內部選拔模式」,適當增加面向全球中國學者及少量外籍人士的「外部選拔模式」。

  建議2: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選拔人選必須兼顧文理學科背景、博士學位獲得者的海內外組合等背景因素。

  建議3: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上任年齡可以在保證合適人選的基礎上適當降低年齡限制(如55歲以下)並延長任期。

致謝: 感謝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方在慶研究員與郝劉祥研究員在選題方面提供的重要支援,也感謝兩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界同仁審閱本文初稿!儘管如此,本文的觀點、結論與建議仍由作者本人負責。如對本研究有學術興趣,可與藍勁松本人直接聯繫。藍勁松的Email為:lanjs@tsinghua.edu.cn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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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各大學網站:校長簡歷/歷史



註釋
1 杜維明. 人文學與高等教育.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 2004,4:4-5

2 朱清時. 建設一流大學值得重視的幾個問題. 參見教育部中外大學校長論壇領導小組編. 大學校長視野中的大學教育.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23
3 Thwing Charles Franklin. The College president. New york: Macmillian,1926.
4 Schmidt, G.p. The old Time College President. 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Public Law,no.317.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0
5 Harold W. Stoke. The American College President, N.Y.: Harper and Brothers,1959
6 Cohen Michael D. and March, James G Leadership and Ambiguity: he American College President. New york: Mcgraw -Hill,1974.Second edi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6
7 Kerr, Clark ,and Gade, Marion L. The many Lives of Academic Presidents: Time, place,and Character. Washington, D. c. 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1986
8 "The College President: A New Survey by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Finds that the Typical Chief Executive is White, Male ,and 53 Years Old."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March 30,1988,P.A.14 另參見:趙曙明. 美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2:50─52
9 Melanie E. Corrigan執筆(文東茅編譯).誰在當美國校長──2002年全美大學校長調查報告. 參見: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簡報. 2004年第2期(總第42期)
10 這方面主要的文獻包括:張伯苓與南開大學辦學經費的籌措. 天津市教科院學報.1996年第3期;苗體君. 試析唐文治對早期交通大學的改革. 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7年第1 期;劉堯. 大學校長應當具備的素質──評作為大學校長的朱久思. 吉林教育科學. 1998年第9期;王運來. 羅家倫主持中央大學. 民國春秋. 1998年第4期;唐克軍. 傅斯年的大學理想與實踐. 高等教育研究. 1999年第2期;莊景止. 司徒雷登在中國──從燕京大學校長到「內戰大使」. 炎黃春秋. 1999年第1 期;鄭可敏. 何炳松與華僑高等教育的發展. 高等理科教育. 2000年第3期;韓延明. 蔡元培、梅貽琦之大學理念探要. 高等教育研究. 2001年第3 期;周川..中國近代大學校長與自由主義教育. 高等教育研究. 2001年第3期等。此外,各校史研究室出版的不少著作多從歷史角度對大學校長作過相當程度的輸理與分析。
11 劉昌明. 大學校長為何難以成為教育家──對1312名高校管理幹部的調查引出的思考. 煤炭高等教育 2002年第1 期
12 對國外大學校長的相關研究論文主要包括:趙曙明. 美國大學校長. 高等教育研究,1989,2;王英傑.大學校長與大學辦學方向──麻省理工大學的經驗. 比較教育研究.1994,3;郭健.艾略特與哈佛大學選修制. 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2000年06期;李延成. 美國大學校長的角色變遷. 中國高等教育. 2001年第1期等。近期台灣林玉體所編著《哈佛大學史》(高等教育出版公司,2002年12月初版)一書主要以哈佛大學歷任校長為線索述評了哈佛發展的歷史。
13 許曉東.大學校長的任職條件和選拔程式的比較研究. 教育發展研究. 1995年第2期;周群英,胥青山. 大學校長遴選程式的比較研究. 江蘇高教. 2003年第1 期
14 席酉民,郭菊娥,王洪濤,王大剛. 中外大學校長的比較研究.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 期
15 眭依凡. 大學校長的教育理念與治校. 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2001
16 陳運超. 大學校長的治校之道:一個個案的分析. 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2002
17 胡國銘. 大學校長與大學發展研究. 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2002
18 黃俊傑. 從台灣經驗論大學校長遴選的幾個關鍵問題.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2,3:1-10
19 Gaetano Mosca,The Ruling Class(New York:Mcgraw-Hill,1939)。原文為:According to some theorists in studies of elites, the occupational selection of elites is generally 「determined by the type of problems confronting a society」and by the skills needed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轉自Li Cheng,Jiang Zemin's Successors: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PRC,The China Quarterly 161 March 2000:40
20 本研究考察的大學校長樣本只涉及大學的正校長(President或者Chancellor),而不包括代理校長(Acting president)、臨時校長(Interim President)及大學的副校長。也不包括校務委員會主席、校務會議臨時主席、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院習調整籌委會主任等職。
21 王戰軍. 中國研究型大學建設與發展.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
22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現代漢語詞典.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429
23 美國的學位與中國差別較大,不可作直觀的、且與中國學位對應的理解。本文圖表中的學位情況說明如下: (1)學士學位:A.B、B.A 與B. Litt均系文學士;LL.B系法學士;B.S與S.B均系理學士;Honors B. Sc系榮譽理學學士。(2)碩士學位:A.M.系文科碩士;M.A.系文學碩士;M.F.A系音樂碩士;M.S與S.M均系理科碩士;MME系機械工程碩士。(3)博士學位:PhD系哲學博士;J.D系法學博士;Sc. D系理學博士;M.D系醫學博士。
24 本文提及的「文科」主要指人們習見的「大文科」,即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各科,「理科」指「大理科」,即指理工農醫等各科。
25 Lawrence H. Summers. 21世紀大學面臨的挑戰──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中國大學教學 2002,7-8:6
26 杜維明. 人文學與高等教育.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 2004,4:6
27 與美國體制不同,東亞各國的主要大學仍然是公立大學:韓國主要大學之一的漢城大學建設採取的是「政府主導模式」,日本及台海兩岸大學發展大多也是如此。其原因或許在於近代史上東亞諸國面對西方列強而民間力量有限的情況下,不得不以政府主導方式集中國家資源以發展各種國力──包括大學建設──的思路與政策。但「政府失靈」及市場運作有效性,迫使東亞政府逐步「簡政放權」,推動大學法人化,使之成為獨立的辦學主體。參見王孫禺、藍勁松、江丕權. 祖國大陸與台灣高等教育體制的宏觀比較研究.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2:27-33;宋吉繕、藍勁松. 韓國大學發展的思路與對策──以漢城大學的改革和發展(1946-1985)為案例. 外國教育研究,2003,6:16;藍勁松. 國際政治與大學發展之關係──以台海兩岸大學尤其是民辦大學發展為重點進行的初步探索. 民辦教育研究,2004,2:70-76
28 對中國高校「留校」利弊原因與利弊更詳細的分析可參見藍勁松. 高等教育與人才市場──理論探討與實證分析.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139-143。




藍勁松 1966年生,江西萬載人。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高等教育、社會戰略、行動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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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九期 2004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