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现代留德学人的德国文化观
 
■叶隽

  虽然没有留学德国的经历,作为留日学人的郭沫若同样对德国文化甚为倾慕,并在书信交往中与宗白华热烈讨论德国文化,这就是著名的《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在郭氏看来:“德国的文化可算是希腊思想的嫡传,在德国人自身自许是如是,在我们第三者的研究也承认是如是。德国自18世纪以来,经诸大哲学家、诸大艺术家
、诸大科学家的努力,它对人类文化是有贡献的。德国人之受祸在军阀者流的狂妄,妄想为资本主义扶轮,欲以武力统一世界;对于他们本国的先哲理想仅仅视以为装饰品,不则曲解之以为其军国主义的护符——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派生物,近代国家的政府军队是资本家佣置的鹰狗,刑政举措是资本家拥护财产的藩翰。德国人遭此次大战的打击,痛觉昨日之非而能翻然改辙,正是好事,他们于此可以发见本国文化的真相,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他们无因受困厄而悲观之必要。”(《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致宗白华兄》,《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345-346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能对德国文化作此评价,可谓颇为理性。更重要的是,郭沫若对德国当时仰慕东方文化推崇老子的思想有着理性的辨析,认为:“过分为己的尼采误了德国,过分为己的老子也挽救不了德国。”并希望宗白华将这样的意思介绍给德国人。即便身在德国,也能与远在东瀛的挚友深入探讨德国文化,宗白华的跨文化交流真是让人羡慕。那么,“身在此山中”的他是怎样看待德国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并把握德国的文化精神的呢?宗氏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现代留德学人的整体德国文化观。大致说来,中国现代留德学人的德国文化观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对德国学术、教育、文学、文化的推崇与接受。这一点对于几乎所有的留德学人可能都是一致的,如果不是出于对德国发达的学术文化高度重视,他们不可能不远万里赴德留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学人与知识界领袖蔡元培会推崇“世界学术德最尊”,马君武会认为“德国文化为世界冠”。从实践角度来看,留德学人绝大多数都学有所长,并在归国之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一推崇,绝对不因时势变迁而迅速更迭,一战后王光祈之积极号召“国内青年有志者,宜乘时来德,观其复兴纲要”(左舜生等:《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第35页),随即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一个留德高潮,1924年时“仅柏林一地就有近千名中国留学生”;二战后贺麟、季羡林等诸多留德学人在纳粹毁灭后肯定德国文化价值等,都是明证。

  二、对德国社会的切身体验与负面影响的明确意识。远在万里之外,感受到的多半都是隔雾看花的好处;一旦身处其中,尤其是以异国者的身份作一个冷眼旁观者,那就难免会有“旁观者清”的冷静了。宗白华就很理性地针砭德国文化中的渣滓:“我对于德国民族的粗鲁,社会的冷酷(欧洲社会间的冷酷,至少不在中国之下),党派的争执,极不同情。”(《致舜生寿昌书》,《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437页)这一判断,其实也符合德国的实际情形。郭沫若将德国的灾难仅仅归因于军阀者流,颇有阶级划分的理论背景在内;其实德意志民族情绪的发展渊源有自,有学者认为德国人生来有战争的天性,柏林大学史学教授特莱希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甚至发展出一套战争理论,陈铨更将这一问题深刻地归结为德国的思想传统与民众基础(参见陈铨《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载《战国策》第6期,1940年6月25日)。这种眼光与视角,没有在对象国社会设身处地的亲身经历,没有敏锐的洞察力与理论穿透力,是很难做到的。

  三、对德国思想源流的“理性”区分与“有我”态度。但更可贵者在于,留德学人采取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态度,在“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的基础上,然后在“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原则下进行仔细的“占有,挑选”而“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的工作。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能够对德国思想源流进行理性区分。如冯至对德国思想中尚力一派的反感,对浪漫诗人与歌德的接近等;即便是陈铨,他借来尼采的权力意志,也是心中有数,采取的是在研究基础上的为我所用态度,不是雾里看花。总起来说,可用贺麟的“有我”思路来表达,即在以我为主的思路下看待外来思想资源问题。

  在我看来,留德学人由于能在德国有较长时间的居留,甚至入其大学,对于德国文化的认识,自然能够有亲身接触之感受,甚至体会深刻。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正是因为受到德国人观念的影响,难免爱屋及乌。所以对于留学异国者,保持清醒的旁观者态度,在“有我”的前提下来对待异国文化,在对“现代中国”的宏观把握下来运用德国思想资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如此,在总结了现代留德学人的德国文化观后,我以为这其中的两种倾向值得我们反思并警醒:

  一、对德国文化的过度推崇可能产生非理性判断。留德学人身处德国环境,能发掘出常人隔岸观火所不能找出的问题,同样也会更多地感受到德国文化本身的强大与吸引力。在这个方面,马君武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他1917年坚持反对对德宣战固然是基于留德时代切身感受和对德国文化的判断;然而,日后强调德国军事训练的严酷乃至国社党的纪律,就有走火入魔的危险。幸亏是在抗战背景下,而马氏当时又未担任军政要职。在这个方面,留德学人中能像蔡元培那样理性清醒地反对欧战的,似乎并不太多(张君劢力主对德宣战,首先考虑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作出判断则主要是基于他留德期间的切身体验及对当时欧洲战争形势的分析)。

  二、对德国文化一味追求致用可能导致淮橘成枳。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借得外来资源,绝大多数人的目的在于“为我所用”,这一思路,并不算错。从本文研究的个案来看,大家多半是基于这样的基本思路。但同样,物极必反,如果一概以“致用”为目的,不给自己设立基本的价值准则,却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陈铨取来尼采的权力意志,将德国民众对希特勒的推崇之意嫁接到蒋介石身上,其致用意图极为明显,但同样可能误导大众;战国策派的整体思潮背后,同样也有对德国文化过度推崇的因素。而这两点一旦融合在一起,既过度推崇而乏理性判断,再加上追求致用误导大众,其后果就可能相当严重。学人的出发点是好的,都冀望于借助外来资源这件利器,来解决现代中国的文化寻路问题;但善意不一定就带来善果,“淮橘成枳”的现象尤其值得警惕。

  如此立论,并非就是贬低留德学人的思想史意义。其实,落实在20世纪上半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留德学人其实具有极为重要的现代文化史意义。在我看来,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端:

  一、以高深学理为根基,以现代学术精神为底气,积极介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化场的建设。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德国的高等教育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前都处于世界中心地位,而中国现代留德学人的主要留学时间是在这之前。也就是说,他们在德国所接受的高等教育与学术训练,无疑是世界第一流的。这一定位,就确定了他们能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大展身手。本文所论列诸位学人自是最好的代表。至于还可列举者,诸如蔡元培、陈寅恪、傅斯年、朱家骅等皆是。

  二、以德国思想为资源,既注重在现代中国语境内传播德国思想,同时注意到在学理层面细划德国思想的不同源流。区分西学东渐,是为了使国别资源显得清晰。就现代中国而言,英美自由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等影响甚大,陈铨等人张扬“德国思想”的努力也并非可有可无,因为其影响之范围也不小;而即使在一国之内,各种学说思想往往也异彩纷呈,这一点,在现代中国似乎关注还不太够。冯至之关注德国思想源流中不同的流向,其工作之踏实沉潜,尤其显得可贵。

  三、各种思想资源的采择与参与现代化进程的努力,最终归结为现代中国文化寻路的明确意识。宗白华对留德目的的归纳,所谓“我预备在欧几年把科学中的理、化、生、心四科,哲学中的诸代表思想,艺术中的诸大家作品和理论,细细研究一番,回国后再拿一二十年研究东方文化的基础和实在,然后再切实批评,以寻出新文化建设的真道路来。”(《自德见寄书》,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335-336页)确实非常准确地反映了那代学人的问题意识,并为他们归国以后的实践所证明。虽然由于学习者的自身素质、本土资源以及他们创变的时代背景、价值取向不同,他们对外来资源的吸收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就回答时代问题,共享基本方向方面,大家的思路颇为一致。正是这样一种能将不同学人的个体思想相对统一起来的“文化寻路意识”,为留德学人在现代中国文化场里的大显身手,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