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迎来科学之春

 
(2006-03-24 13:12:28)

 

 

樊洪业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如何正确估计、对待知识分子和发展科学文化的问题进行决策。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有关负责人等共1279人。1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20日,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议期间,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稼夫和党组成员武衡代表中国科学院在会上作了发言。

    周恩来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充分肯定他们在政治上、业务上的巨大进步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作用,指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周恩来明确指出他的报告是“着重地讨论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但“大部分原则同样地适用于一般知识分子”。由此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当时最为关注的是要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

    在这个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报告中,篇幅最长的第四部分专谈发展科学技术问题。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这又表明,中共中央召开这次会议的初衷,是要部署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

    “高级知识分子”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迭合,就凸显了对科学家的急切需求。抓科学,就必须抓人才。因此,周恩来提出:“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

    1月20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压轴讲话,他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2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安排了一次特殊的科学报告会。此事见载于竺可桢的当日日记:

    “下午二点半至院,由院约各学部负责人,由郭院长领导乘车赴怀仁堂,毛主席亲自出席,有刘少奇委员长、周总理、陈云、陈毅副总理、李富春、邓小平副总理等。听众系中共党员中各部各省负责人员,共一千三四百人,座为之满。四个学部作报告均已事先印好。陈毅副总理主席,吴[有训]副院长报告物理数学部22页(约一万二千字),为时一小时零五分。次我报告生物地学,为时一小时,休息十五分钟后。严慕光[济慈]报告了技术科学约四十分。潘老梓年报告社会科学也约四十分钟。到七点散。”

    吴有训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主任,竺可桢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严济慈是技术科学部主任,潘梓年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其实,这次报告会是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组织者们在接近尾声时才定下来的一个临时安排,等于是把会议延长了一天。

    据竺可桢日记,他于1月17日接受报告的任务后,分别由负责生物学和地学的两位学术秘书过兴先、施雅风突击一天写出初稿,再由他自己花一天半修改,来不及与人讨论和更细斟酌,就仓促上阵了。他自己认为“内容是很不成熟的”。

    报告稿本是草草而成的急就章,报告人中的竺可桢(浙江绍兴人)、吴有训(江西高安人)和严济慈(浙江东阳人)三位讲话的地方口音极重,所讲内容是介绍各门学科的发展,而台下听众大多是“科盲”。可以想见,从科普的角度说,报告的效果不可能好。但是,应该说,这里的形式远远重于内容。会议安排者的意图,恐怕不是期望用半天倾盆大雨式的报告向与会者灌进多少科学知识,这只是要表示一种姿态、造成一种声势:为实现强国目标,就必须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就必须尊重科学家。最高层的领袖人物都在台下屈尊就教,尔等焉能无动于衷?

    不知在场的党内干部有多少人受了多大的触动,倒是作为报告人的竺可桢首先被感动了,他在日记中写下“今天大会极为庄严,料不到人民政府看科学如此重要”。数学家华罗庚也说,科学家在台上讲,主席在台下听,这实在是给科学家的莫大光荣。

    1月21日,是中国农历冬季的“大寒”,在中国的政治心脏中南海却已透出浓浓的春天的气息,并迅即给整个神州大地引领出一个山花烂漫的科学之春。

    会后一个月,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布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落后状态,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十二年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而使我国建设中的很多复杂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指示》中提出必须“立即从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已经分配其他工作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中,调集一批优秀的力量,到科学研究方面来,并且立即在党内调集一些有科学知识的党员骨干到科学研究机关中来”。还强调要“加强中国科学院,使科学院能够确实地成为领导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

    周恩来在《报告》中宣布国务院将着手制定1956~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后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1月31日,召开了以此为主题的动员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以范长江为组长的“十人科学规划小组”。3月起,规划工作全面启动, 8月下旬完成了编制任务。十二年规划从13个领域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并从其中抓住更带有关键意义的12个科学研究重点:(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3)喷气技术;(4)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5)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的资源的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寻和确定;(6)结合我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过程;(7)综合利用燃料,发展重有机合成;(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9)黄河、长江综合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10)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11)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在列入十二年规划的57项重大任务中,以科学院作为“主要负责单位”的有8项,以科学院作为“联合负责单位”的有15项,两项合并占总项数的40.4%;另有科学院作为“主要协作单位”参加的有27项,三项合并占总项数的87.7%。

    为了发挥这个“火车头”的作用,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中国科学院配备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调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张劲夫出任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形成了以张劲夫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他们热爱科学事业,具有战略眼光,诚心诚意地依靠科学家、善待科学家,并敢于迎着政治风险保护科学家。

    由此起步,“科学院人”大展宏图,一抓“尖端”,二抓“重大”,三抓“基本”。配合“两弹”(原子弹和导弹)攻关,开创人造卫星事业,落实“四大紧急措施”(电子学、计算机、半导体和自动化四个前沿领域),部署和组织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基础理论研究等等,创造了“文革”前的十年辉煌。历史老人留下了清晰的脚印,他告诉人们:中国科学院是为实现国家目标而随机待动的战略资源。
 

 


(樊洪业)

转自: http://www.sciencetimes.com.cn/col40/col106/article.htm1?id=70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