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科研不是日本人奠定的

 

張之傑

劉昭民

 

 

李前總統為了遂行其埋藏心底的長期心願,採取釜底抽薪的辦法,從教育入手,炮製《認識台灣》等教材,貶抑光復後的「外來政權」,吹噓日本帝國主義的治台成就,希望經過若干代的「教育」,建立起私淑日本的台灣民族主義,為獨立建國創造條件。《認識台灣》對於日據時期台灣的學術發展作了如下陳述:

 

一九二○年代起高等教育設施日漸完備,而漸成為學術研究的中心。這一時期,台灣的學術研究是配合殖民政策而發展。其成績卓著,可說奠定近代台灣人文、自然及科學研究的基礎。

 

對於上述陳述,劉廣定教授撰有論文〈日據時期台灣之化學研究初探〉加以駁斥:「就自然科學之基礎──數學和物理而言,日據時代專門培養人材的機構,如台北帝國大學,並無專習數學之學生。物理雖理農學部有一物理講座,負責物理教學。據陳卓的報導:日據時代台灣各中等學校之物理教師亦皆為日人,台灣本地人專修物理者絕少,為後人所知者僅許振聲一人。」

 

至於化學,劉教授指出,雖有潘貫等本地學者,但光復後之研究方向皆與日據時代無關。因而「台灣化學研究的基礎是光復五十餘年來國人自己努力所奠定。雖然早期的多位前輩學者之研究能力與經驗得自其日本老師,但日據時期台灣的化學研究並未奠定近代台灣化學研究的基礎。而後期學者之研究能力多是美國老師傳授,同樣也不能說當代台灣之化學成就乃美國奠定。」因此《認識台灣》教科書的陳述,「至少就數學、物理、化學三門主要的自然學科而言,顯然並不正確。」劉教授大文刊《第五屆科學史研討會論文集》(中研院國際科學史委員會發行),有興趣的讀者可往圖書館查閱。

 

自然科學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基礎學門。劉教授大文未論及生物學與地球科學。我等鄭重呼籲,生物學與地球科學界前輩學者,應站出來仗義執言,使李前總統等的陰謀無法得逞。我等分別習生物及地理,謹就生物學及地球科學略陳所知、所聞,以期拋磚引玉。

 

就生物學而言,日據時期曾有不少日本生物學者前來台灣作調查研究,其成績相當可觀,但並未培植本地人才。台大植物系退休教授李學勇先生於民國三十五年來台,對於日據時期生物學界狀況知之甚詳。李教授對筆者(張)說,日據後期,日本人在醫學和化學方面培養了一些本地人才,但在生物方面卻只培養技工。當時的技工大多小學畢業,所以光復早期的生物學教師,全都藉助內地人士。

 

光復當年,台大成立植物系(主任羅宗洛)、動物系(主任朱洗),翌年師範學院(師大前身)成立博物系(主任李亮恭,民國五十年稱改生物系),開始培養生物學人才。民國四十四年東海大學成立生物系(主任為某外籍人士),四十五年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成立植物系(主任易希道),五十一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植物所(所長李先聞)、動物所(所長梁序穆),五十三年輔仁大學成立生物系(主任扈伯爾神父)……台灣的生物學事業次第展開。

 

就地球科學而言,筆者(劉)曾撰〈日據時期的地理學研究〉,刊《第四屆科學史研討會論文集》。日人的調查研究成績雖頗有可觀,但基於殖民心態,不肯培養本地人才。在地理學方面,日人田中薰等做過不少調查,但台北帝大沒有地理學課程,當時本地人沒一位學地理的。在地質學方面,日人做過很多調查,但直到日據後期,才在台北帝大理農學部設立地質講座,由早●(左土右反)一郎主持,本地學生有林朝棨、顏滄波、張麗旭等數人。光復後,政府派畢慶昌、徐鐵良等前來成立「台灣地質調查所」,顏、張兩人進調查所工作。馬廷英、阮維周等前來創立台大地質系,才開始培養本地地質人才。

 

在氣象學方面,台北帝大並無氣象學課程,官方雖在各地設立測候所和氣象站,但排斥本地人參與,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因人力不足,「總督府測候氣象官養成所」才招收本地學員,但錄取人數和日籍學員不成比例。光復後這些測候人員大多堅守崗位,但限於學歷,日後的氣象學教育仍需藉助東渡的氣象學人士。

 

整體來說,地質學有點像化學的情形,日據時期雖培養過少數本地人,但他們日後的地質學研究,和其師承並沒有什麼關連。又因為人數很少,所發揮的作用也就有限。地理學和氣象學的情形類似生物學,因為日據時期未曾培養本地人才,當然談不上什麼「奠定基礎」了。

 

就生物學和地球科學而言,因為日本人不培養本地人才,所以一旦撤離,其調查研究隨即人亡政息。台灣生物學與地球科學之有今日,完全是光復後國人自行努力所致。年輕朋友如其不信,可到圖書館查閱民國四、五十年代的教職員名錄,或畢業紀念冊,或學刊、學報,當知我等所言信而有徵。

 

于右任先生晚年曾寫過一首詩,其中兩句:「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慨嘆世事詭譎多變。當此親日、媚日甚囂塵上的時刻,我輩縱使無法力挽狂瀾,亦必須諤諤直言。以劉廣定教授的大文配合我等的淺論,結論已十分明白:台灣的科研不是日本人奠定的。

(原刊《科學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