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格莱克《费曼传》中译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三本一套的《格雷克科普读物》中译本。郝柏林教授为这套书作了《总序》,称誉这些都是“严肃的科普作品,而非供茶余饭后轻松消遣的读物”。这一评价是很确当的。

国内读者对格雷克(James Gleick)并不陌生。他的著作中第一部译成中文的,就是十多年前由郝柏林、张淑誉伉俪译校的《混沌: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原书名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1987年出版),不过在那本书里作者的姓氏译作我觉得也许更合适的“格莱克”。我记得那一年的年底,他们夫妇从国外访问回来,在折返北京的途中顺访了中山大学。我们见面时郝柏林说起,因为时局的关系,已经译好了的那本书稿还压在出版社,不知何日才能面世。我当即告诉他此书正在热销之中,他听到很高兴,便立刻到学校书店买了一本。

据我所知,格莱克的著作最先在国内大陆购买了版权的,是他1999年出版的Faster: The Acceleration of Anything。本文作者是这部书的译者,译稿上拟定的书名是《只争朝夕-凡事皆需加快速度》,但拗不过出版社的强权,最后取了一个很浅白的名称《越来越快:飞奔的时代飞奔的一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这次高教社的这一套《格雷克科普读物》里,收进《混沌》的新版本和他的第二本书《费曼传》(原名Genius: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Richard Feynman, 1992年出版)以及新出的《牛顿传》(原名Isaac Newton2003年出版)。至此,除了他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关于电子技术发展历史的述评What Just Happen: A Chronicle from the Electronic Frontier以外,都已经有了中译本,在满足国内读者的需要上做出了实在的贡献。

郝柏林在《总序》里分别简单地介绍了所涉及的三本书的大概,我就不必在这里重复了。其中《混沌》的新译本我还未看到,自然无从评说。但是,当我见到《牛顿传》的封面和扉页的书名下的一行小字“最翔实的资料,最专业的视角,最真实的牛顿”以及在《费曼传》的书名下的一行小字“1000年才出一个的科学鬼才”时,却不禁产生出疑问来。

先说牛顿的传记,学术界公认“最翔实”的,乃是韦斯特福尔(R. Westfall1980年出版的《永不止息》(Never at Rest: A Biography of Isaac Newton)。此书原版洋洋九百余页,就是他1993年根据这部书改写的缩简本The Life of Isaac Newton的中译本《牛顿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篇幅,也比正文只有二十万字左右的高教版《牛顿传》多出一大截。再说,韦斯特福尔才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史专家,先做记者后当作家的格莱克在“专业”水平上肯定及不上他。当然,作为一名并非专家学者的格莱克有他自己的观察角度,写的东西确有独到之处,也有它自身的价值,但亦不适宜在这上面无节制地堆砌几个最高级的溢美之词。

至于本文要着重谈的《费曼传》,书名的直译是“天才:费曼的生平和科学”。现在译本里把他说成是千年一遇的“科学鬼才”,又有什么根据呢?我们听说,在新千年到来之际,英国有一家热心的机构向许多著名学者发出问卷,调查在他们心目中过去一千年以来最有影响的十位物理学家。在揭晓的结果里,费曼自然榜上有名,但亦没有进入三甲。再说,怎么样确定谁是一千年一遇,谁又是五百年一遇呢?最后,说费曼是“奇才”或者“怪才”都还说得过去,而“鬼才”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两行印在书籍封面上的文字,给人总的印象是:出版社为了商业上的目的,使用了一些媚俗的不实之词进行炒作。这种做法是不是有违于郝柏林在《总序》里所称的“严肃的科普作品”的精神呢?

在费曼逝世后几年之内,有两位作者先后为他写出了两本大部头的传记,第一本就是格莱克的这一本,另一本是梅拉(J. Mehra1994年出版的 The Beat of a Different Drum: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Richard Feynman,我试译为“与众不同的鼓点:费曼的生平和科学”。梅拉写的那本传记篇幅更大,详细得多地介绍了费曼在物理学上的各项贡献以及有关的科学活动,书中还列出了许多有关的公式和推导,适合于物理学家们查看,但一般读者阅读恐怕有困难,因此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可能性不大。还有一本中等篇幅的费曼传记是英国科普作家约翰·格里宾(John Gribbin)和玛丽·格里宾(Mary Gribbin1996年出版的Richard Feynman: A Life in Science,前几年已经出了中译本《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这一本的程度比较浅显,两位作者自己在书中的“致谢”辞里也承认其学术水平不是很高的。此外,还有几本画传或者其他形式的传记材料(例如S. S. Schweber1994年出版的一本量子电动力学的历史),就不一一列出来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即将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费曼所著The Character of Physical Law的中译本《物理定律的本性》;这部书是由本文作者翻译的,书末附有译者写的一篇《费曼小传》,在参考文献里给出了一些关于费曼传记材料的书目。

总而言之,在一位科学家辞世几年之内就正式出版了好几种传记,这一效应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少见到的。当然,除了费曼在物理学上的突出贡献,他独立不羁的个人风格亦早就吸引着公众的注意。特别是他生前出版的两本被认为是自传体的“故事集”《你真会开玩笑,费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此书有不止一种中译本)和《对于别人怎么想,你在乎些什么呢?》(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此书亦有了中译本)的畅销,以及在美国航天飞机事故听证会电视直播中的表现,更使他成为在美国乃至各国民众心目中的科学英雄。因此,有多名作家和多家出版社争先恐后地撰写和出版他的传记这一现象,就不难得到理解了。

在这几种费曼的传记里,格莱克的这一本是最值得一读的。费曼逝世的1988年,正是格莱克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混沌》后的第二年。据说,这一炮打响了之后,出版社就拿出可以同总统回忆录相比的高额预付稿酬,约请他写一本费曼的传记。而格莱克亦不负所托,写出了这部同《混沌》一样选进美国全国畅销书目和获得普利策奖提名的精品。

同写作其他几本著作一样,格莱克为了写《费曼传》,熟读了所有公开和半公开的有关文字记录,查阅了有关机构保存的大量文件,以及费曼家人提供的许多私人信件。作者还访问了费曼的多位师长、朋友、同事,学生和亲属,利用了其他一些作者对费曼的访谈记录。所以,我们在书里能够了解到在别的文献里看不到的许多有重要意义的材料。这些情况,在原版的《致谢辞》里都有反映。可是,同郝柏林在《总序》里说的“三本书后都有占总篇幅十分之一以上的注释、引文[出处]和索引”不符的是,在这本《费曼传》中译本里把附在正文后面的所有这些内容都删掉了。可惜,总序作者的那句话没有得到全面的实现,他所说的“希望此举能开我国出版科普译著的新风”的良好愿望亦至少是部分地落了空。

与梅拉那本传记里比较正式的纪述不同,格莱克这本传记里不仅写出了费曼的科学成就和生平轨迹,亦用了不少的篇幅谈到了他的个人生活。例如,在译本249250页上引述的那一封费曼在他的妻子阿琳去世之后两年写给她的信件,就是由本书第一次披露的。这封信情切谊长,感人至深。而最后那句附言“请原谅我没有把这封信寄给你,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在哪里”,更是使我想起了契訶夫笔下的万卡写给他爷爷的那封寄不出去的信。原来,在费曼玩世不恭、洒脱豁达的外表里面,亦深藏着脆弱的柔情。我觉得,把在《牛顿传》中译本封面上的那个“最真实”的形容词用在这里,说格莱克这本传记给了我们一个“最真实的费曼”,倒是十分恰当的。

不仅如此。格莱克的著作不只是就事论事的叙述,而是围绕着费曼这个主角,展开对一系列有关的人和事的议论。例如,从译本348页开始,用了足足二十页做了一场关于天才的精彩讨论。而书中对费曼同他的师长和同事贝特,惠勒,施温格,戴森和盖尔曼等人关系的议论,也是很有价值的。

这本《费曼传》标出的译者是台湾的黄小玲。我手头有一本台北牛顿出版公司(Newton Published Co. Ltd.1994年出版的《理查·费曼-天才的轨迹》,就是格莱克原著的中文繁体字译本,译者是黄小玲和李静宜。对照高教版的《费曼传》,发现基本上是把上述台湾版照搬过来并且转录成简体字的,内容上只做了不多的改动。我想,这也许是早些年国外出版社把中译本的版权(包括繁体字和简体字版)笼统“卖断”给台湾的缘故吧。但是我仍然有疑问。因为台湾版明明标出了两位译者,为什么移植过来之后,只剩下一位了呢?现在这个版本里,只在版权页的中间用英语指出原始版权属于牛顿出版公司,而简体字本则是该公司和高教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但是在这个译本中其余各处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我相信,我国大陆的大多数读者都不清楚Newton Published Co.在什么地方,这一版本亦没有注明原著是由在美国的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属下的出版社出版的,容易使他们产生误会。

根据台湾版的介绍,我们知道黄小玲本科毕业于台湾大学物理系,后来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得工科硕士学位。也许由于学历的原因,译者对现代物理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缺乏深入的了解,使得这一译本出现了许多专业知识上的错误。

首先是要熟悉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例如,现在我们常说的“电脑”或者“计算机”(computer),指的是“数字式电子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这种类型的计算机(ENIAC),在1946年才研制成功。在二战结束之前,是不可能用到这种设备的。但在译本里多处提到费曼在二战期间就使用“电脑”了(例如译本第189190页),这是违反常识的错误。实际上在原著里前面写的computercalculator,指的都在早期广泛使用的机械式计算器。直到在译本388页指明的“电子计算机(electronic computer)”,才指今天我们常说的那种类型的“电脑”。而在第4页的“机械电子式商用计算机”的原文是electro-mechanical business calculators,意思只是“电动机械式商用计算器”。第81页里“他们有了新式的计算机,以取代靠电动马达运转的老式手柄……”,亦是“用电动机代替了老式摇把的新式计算器”的错译。此外,第98页还把adding machine(加法机)错译为“附加机械”。

又如,第一只晶体管(transistor)则是在1948年才发明的。这类器件的改进和推广使用,还要过好几年的时间。但在译本第18页谈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就出现了“晶体管”这一名词,其实原文只是crystal,即“晶体”或者“矿石收音机”里的“矿石”。至于在这一段文字里说这种收音机使用的是“在晶体上滑动来改变频道”的“接触式调节”也是不对的,实际上矿石收音机也是用可变电容器来调谐的。不过这是原著里的一处错误,因为1954年出生的格莱克懂事之时,已经没有人玩矿石收音机了,他对此有误解是不足为奇的。再说,格莱克到底是文科出身,对于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细节往往不太熟悉。我在中译本《越来越快》里亦加了几处脚注,指出原文的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例如把早期的电子手表里的LCD(液晶显示)误作LED(发光二极管)等。

还有,在《费曼传》译本同一页里说“收音机里面有阀门,电流彷佛水流一样,可以用管线来分流”这句话里的“阀门”的原文是valve,的确有“阀门”的意思。但收音机里面并没有阀门,这里应该用valve的另一个词义“电子管”。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收音机里面有几只电子管,电就好像流体一样,通过管线来转移”。

译本里第329页将calculus译为“微积分”,实际上原著的意思只是“计算”或者“运算”。在谈到“微分”和“积分”的时候,原著一般是写明differential calculusintegral calculus的。60页还相似地把absolute differential calculus(绝对微分学)错译成“绝对微积分”。

另外一个重复发生的错误是关于operator的译法。在本书里,这个单词指的都是算符(算子),但在译本里不止一处译错了。例如,52页里错译成“运算”,137页里错译成“操作者”。

在物理内容方面,译本81页把hydrogen radical equation(氢[原子]径向方程)错译为“氢辐射方程”,105页又把classical electron radius(经典电子半径)错译成“经典电子辐射”。41页把caloric(热质)错译为“热量”。59页把finely etched mirrors(精细蚀刻的镜片,指光栅)错译成“精良的镜子”。还有,从61页开始,把原文所有potential (势)都错译成“势能”。99页把radon(氡)错译成“氢”。343页把selection rules(选择定则)错译成“淘汰法则”。346页把organizing principle (组织原则)错译成“主要的原则”。347页把 h-chargeh荷)错译成“h电荷”。367页把杨-米尔斯理论错称为“积分”。371页把粒子的lifetime(寿命)错译为“生命期”。

还有,第7页称费曼是“量子理论的创立者”是不对的,原文只是说建筑师(architect),并没有奠基者或者创立者的意思。104页把now the atom’s electron seemed more to reverberate in an oscillatory harmony(现在看来原子里的电子更像是在一种振动谐波中的回荡)错译为“电子却更近似于谐振中的反弹现象。”335页把superfluidity have an equally bizarre twin, superconductivity(超流还有一个同样奇特的伙伴-超导)错译为“超流态还有另外一个奇特的性质,那就是超导性”。376 页把the coupling …… would have to be V and A, instead of S and T(耦合形式原来应当是VA,而不是ST)错译为“VA有相互作用,而不是……ST之间有相互作用”。(这几个字母代表几种不同形式的耦合,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相互作用。)369页“用头几个最简单的费曼图就可以把电磁力[现象]解释清楚”这句话里漏掉了原文里的most(大多数)一词,因而是不对的,事实上电子反常磁矩等问题需要计算许多个复杂的费曼图。373页把spit out electrons symmetrically to the left and right(左右对称地放出电子)错译成“同时向左右放出电子”。(事实上每一个衰变事件中只放出一个电子,并没有“同时”放出两个电子。)

在哲学名词方面,407页把reality(实在)错译为“真实”。409页开始把empirical equivalence (经验等效)错译为“实证对等”。412页把academic epistemology(学院式的认识论)错译为“哲学界的认识讨论”。413页把post-scholastic era(后经院时代)错译成“后知识年代”。417页把social construction (社会建构)错译成“建构形式”。

其余如122页把美国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说成是英国的剑桥,虽然这两个地名都是Cambridge,但“剑桥”是有专指的。192页把only this time human(只是这个时代的人物)错译为“只是这回他是人。”(难道上半句讲的狄拉克就不是人了吗?)265页把“浮士德”错写成“浮土德”。289页把“幺正”错写为“么正”。342页把embarrassment(困惑)错译成“笑柄”。430页把“玻色子”错写成“玻子”。限于篇幅,我们不再逐个举出翻译的错误了。只是在最后说说15页提到的乐曲The Fight of the Bumblebee不叫“小蜜蜂”而叫“野蜂飞舞”。那是俄国音乐家李姆斯基-柯萨柯夫的一首以节奏急速著名的曲子。

此外,在译本里有些地方译者(或者编辑)自以为是地加上去的词语也是不对的。例如,第2页讲到1948年时的一句话“正如它(量子力学)十年前刚刚诞生时的情况”,原文是as it had been a decade before,意思只是“如同它十年前那样”。原文里并没有说“量子力学……刚刚诞生……”。再说,量子力学的诞生是在那之前二十多年的事,怎么扯得上呢?又如,第19页里“(波粒二象性)的困难”这句话里的“波粒二象性”是原文里没有的,而在费曼对量子力学的阐述里,是不用波粒二象性的讲法的。顺便提一下,这一页里亦把No wonder so many future physicists started as radio tinkers(难怪有那么多未来的物理学家是从摆弄收音机开始的)错译成“难怪有那么多玩收音机的小孩长大后会去研究物理学”。

不仅如此,在译本的封面,书脊,封底和版权页上印出的原著书名里的第一个单词genius,都错拼成在英语里不存在的gennius。在版权页的两处原文书名里的Feynman,亦漏了最后一个字母n。至于在正文里英语单词的拼写错误,汉语的漏字漏句,以及名词前后不一致之处更是数不过来,无法在这里一一列出了。而且,在印出来的郝柏林的《总序》里,也把费曼创立的“路径积分”错写成“费曼连续积分”。我相信这仅仅是一处笔误,但这一类简单的错误,本来是不应当逃过编辑和校对人员的眼力的。况且,高教出版社拥有一大批理工科的作者,如果依靠着他们的力量,即便是比较高深的专业知识方面的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这使我想起了,时下在一些出版社里,科普著作的部门同科技论著的部门是各自为政的,两个部门缺乏沟通,就使得从选题到校对的一系列步骤,不容易得到专家学者的严格把关。不久之前,我还特意同一家出版社的一位老总讨论过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出版界的认真注意,努力提高科普读物的质量。

 

(《费曼传》,格雷克著,黄小玲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1月第一版,49.80元)

 

本文删节稿刊登于《中华读书报》2005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