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的转变 [1]

 

江天骥

 

一、什么是文化哲学呢?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在他的获奖论文《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中指出:人处在生活朴素的自然状态是最理想的,由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人性堕落,道德败坏,文明对人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是卢梭的文化哲学。厥后文化哲学旨在各个文化领域,如,宗教、道德、科学、艺术等等的比较评价,权衡其得失。康德在某种程度上赞成卢梭观点,他认为理论科学虽有价值,但实践科学价值更高,换言之,物理科学逊于道德学。最后罗蒂主张康德哲学不外是对科学、宗教、哲学、道德、艺术各领域轮流地予以提高或降低,而他本人则认为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宗教文化首先让位于科学文化,其次让位于道德文化,最后让位于文艺,特别是诗,这是罗蒂的文化哲学。

现在谈怎样由意识哲学过渡到文化哲学问题。

有几个不同的途径形成名副其实的文化哲学,其中两个很重要,简述如下:

() 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科学职能在于寻求真理,哲学则揭示意义,这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意义首先被分析为涵义和指称(或内涵和外延)。涵义又被分解为许多元素的组合,这里不谈。最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辨明了指称的真正单位不是例题的一个属性而是情况,即其所指称是人的实践,这是他在探究基本本体论( Fundamental  ontology)的过程中把狄尔泰的文本解释学改造为行动解释学所显现的,另一方面涵义被分解的结果终于导致涵义的消失。

奎因首先指出语言有固定不变的涵义乃是一种"博物馆神话",实际上语言除说话外并无任何所意味的东西。

现在奎因和戴维森都把使用语言看做行动,干事情,而非在人和事物之外,很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即语言和行动以及讲话时具体情况的结合,其中行动比语言更重要。

目前有两种看法:(一)传统观点把语言看做主体和存在之间的隔幕,有如十七世纪的观念( idea);(二)新观点不再把讲语言( discourse言谈)看做主体间交流或沟通的工具,因为"能知主体"这个虚构已被取消,言谈本身就构成人类的知识。

认知是没有主体( subject)的过程,只由大量的语句构成。哲学便不再提倡意义分析的化简式,也就没有中心问题和基础问题了,这便是杜威和维特根斯坦(后期)风格的哲学。

这一切都导源于维特根斯坦,在《蓝皮书和棕皮书》中他早就指出语言本来没有意义,任何意义都是使用语言者所给予的,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或地点都会给同一句话以不同的意义。在《哲学研究》中他更指出"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方式",而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一个语言共同体的生活实践的全部,就是一种文化。

正如加拿大著名解释学者 Charles Taylor所指出的:"一切意义都是人的意义、文化的意义"。

按照解释学观点,文本是多义的,可有几种解读,但解读不是无限多的。人的行动及其解释要经受许多、但非无限多的构造。理解的对面(一种亲知的掌握)就是以文本为指称的变动中的意义,也就是揭露一个世界的力量。

当代对"理性"和合理性标准的新看法:

笛卡尔传统的主要缺点在于它奉行绝对的因而专制的合理性标准。当代的实践转向求助于社区生活实践的实在的与成功的一贯性作为标准以便解脱传统合理性观念所陷入的窘境。笛卡尔传统对古代来说亦可称为笛卡尔革命。古典文化的柏拉图—斯多噶理性观念是对外在世界实在的秩序百依百顺;笛卡尔革命则提倡人的个别主体即自我有创造力的主动性。

按柏拉图—斯多噶看来,整个世界的内容包括善(goodness)为其一部分。在世界中道德秩序象任何科学事实一般实在。这一善的观念已为独立的道德主体观念所取代。

笛卡尔传统坚持主观的和客观的之间的区别。知识被当作客观实在的正确主观表象。

笛卡尔相信人的理性能够完全摆脱偏差、成见和传统的影响。凭借理想的科学方法人能够首先求得知识的坚固基础,然后建立普遍科学的大厦。他相信借自我反思之力我们能够超越自己的历史和眼界的限制,而认知事物自身的本来面目。

所有这些观念受到海德格尔持续不懈的攻击。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对笛卡尔主义的攻击同皮尔士对笛卡尔的批评显著类似,也有差别。

笛卡尔基础主义大大提高自我的地位。这一步先由基督教的灵魂及其和上帝的直接联系这个概念促成,然后又由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带来的在自然界不再有魔力的新环境中为自我寻求一个地位的需要所加强巩固。

康德猜想(他称之为哥白尼革命)人生而在心中具有理解力的范畴与形式,他认为这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样他便相信这些范畴与形式的存在完全独立于任何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游戏或语言共同体。

维特根斯坦不以为然。依他看,产生一组语言规则的生活条件或状况是自发地和任意地发生巨大变动的,因而必须把人类当做任意地分为无数彼此独立的小集团,这样他非常强调社会生活实践对于形成语言规则的重要性。

与康德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反,黑格尔早已指出:一旦涉及两个人以上,就有机会使意识的内容受规则管辖,因为当两人反对另一人时,这两个人的决定就能够表达为规则,互相争执将告停止,一个政治秩序就必定出现。然而,随着争执的停止,我们便会达到这个局面:认识上理智上的冲突争辩将由非认识与非理智的标准裁决。因为形成规则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罕有受认识论考虑所控制的。黑格尔继续指出,地球上遍地都是这样的话语共同体,彼此不大发生联系。

这样黑格尔的分析大大加强维特根斯坦的理性多元论的正确性,他在维特根斯坦之前已经同样地反驳康德的观点。

维特根斯坦最令人赞叹不已的发现是这个道理:意义受使用而非受观察所管辖,而使用则受说话者所在的话语共同体的规则所决定。有多少话语共同体,就有多少组规则。而每一个这样的话语共同体都是生活习惯的结果或者是自发地产生的。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柏拉图学派、实在论者和唯心论者,对于相同问题彼此并无不同意见;每个共同体封闭在自己的系统中,都同样地正确。维特根斯坦得出结论,错误在于:认为或者唯心论者,或者实在论者对世界的看法是荒谬绝伦的。这个问题的真相在于这一点:曾经有许多受语言管辖的语言共同体,其中有些共同体所惯用的话语规则支持唯心论主张,而在其他共同体中,却支持实在论观点。所以最坏的不过是一个唯心论者对于唯心论体系弄到大错特错,而一个实在论者对于自己的体系有大错误。

总之,一切知识都是用语言表达的,而语言规则是受认知者的话语共同体所决定的。不可能有给私人经验决定语词用法的语言规则。意义、意向、观察——简言之,意识的一切形式——都是这样的私人经验。甚至感官观察也是这样一个私人经验,不可能有由之通到以语言来明确表述的措辞的道路。

维特根斯坦的结论是:不是意义决定用法,而是用法决定意义。

在《哲学研究》中他通过"私人语言不可能"的著名论证导出他一系列惊人的见解;并没有必然性和偶然性之分、先天性和后天性之分、辩护(提出理由的)和描述的之分。( PI486

他强调的是经验命题和语言命题的区别。

只有通过维特根斯坦的著名论证,十七世纪中期以来占领西方哲学舞台四百年之久的意识哲学才被彻底推翻,从而开辟出探究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以势凌人的文化和受欺凌的文化,以及社会中无数的次文化和小集团文化的道路;以及"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欧洲文化和全球文化的比较评价,并为中西文化比较评价开辟道路。

维特根斯坦的功绩不仅在于使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解释学接近,还在于为中国、印度、西方文化的比较评价乃至合并指出新的可能性。这将导致近代西方意识哲学的终结(所谓"哲学的死亡")和新世纪的真正文化哲学的诞生。

 

二、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

 

  第一种意识哲学――笛卡尔基础主义

    "我思故我在",我存在的确定性得自理智直觉,上帝存在的确定性亦然。上帝赋予我思想原则,(清晰明白的的观念)和推理规则,由之我推论出身体的存在。这是"我思"在这个推理中的问题所在。至于"我在"使问题更大。笛卡尔的外在世界是脱离人群的,同语言完全无关的世界。这样,寻求确定性的头两个步骤就铸成大错,从而使西方哲学进入死胡同。

什么是笛卡尔的基础主义?

它试图寻找一类忠实地摹写外界实在的基础信念(例如维也纳学派的 Basic sentences Protocals')。由于上帝的善心和我们内省的明晰性,基础信念是直接明显或自立基础的 (Self-grounding),无须依赖任何其他信念,它们的任务在于给系统中其他信念提供辩护或支持。

第二种意识哲学――英国经验论:

洛克、巴克莱、休谟从知觉经验或印象出发,完全沿着笛卡尔的方向研究人们的理解力或人性,后来被杜威批判,称之为"旁观者"的认识论。

第三种意识哲学――康德的先验唯心论亦称经验的实在论或建构的实在论)

试图解决西方认识论的中心问题:"经验科学如何可能"?自1862齐勒著文阐明认识论的任务,批评黑格尔学派的思辩哲学,以及利布曼1865年提出"回到康德"的口号以后产生巨大的影响:新康德主义、分析哲学和胡塞尔都沿着康德的道路走,直到现象学的衰落。其占据西方哲学的领导地位长达180年之久。

第四种意识哲学――现象学

胡塞尔《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 1911)指出:为了获得绝对的清晰性,现象学必须放弃整个的存在领域,集中注意于意识现象所具有的 观念性存在,那是不容置疑的。

一个现象是主观意识之流的内在部分,它如何能够是客观的呢?这是康德和胡塞尔都要回答的问题。依胡塞尔,由于主观性是有意向的,它便不仅是主观的。没有意向性,存在的 Epoche 便会产生怀疑主义,象休谟那样。因为还原(或搁置)切断人和客观实在的唯一接触,意向性则保持了客观性,它表明在一个思想活动中,不仅有主观经验,客观内容也是这活动本身的一个主要部分。这样现象学者借助于意向性便能够把笛卡尔的"我思"的必然的确定性扩展到主观经验范围之外,对客体本身作出陈述。

《哲学和欧洲人的危机》( 1936)里指出:需要的是一门心灵(精神)的科学。其严格性与普遍性和物理科学完全一样,区别在于它的对象是一个主体。

第五种意识哲学――从罗素到卡纳普的分析哲学。这个运动包括:

罗素和摩尔的新实在论

罗素的中立一元论

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早期逻辑原子论

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

波普早期(《科学研究的逻辑》)的证伪主义

这个激进经验论思潮有两大野心:

(1) 由感觉证据推导出关于自然的真理。

(2) 按照观察和逻辑数学的措词与方式来界定真理。

Carnap 虽然承认由直接经验推导出科学是不可能的,但他仍继续追求另一个目的:按照感觉的和逻辑-数学的词汇给科学下定义。

第六种意识哲学――存在主义。当代的存在主义者关心的世界和英美分析哲学所关心的大不相同,他们非常关切自我和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历史世界。

这种关心使 Sartre HeideggerKierkegaard等哲学家放弃对自然界的任何研究,海德格的《存在与时间》( 1927)、 Jaspers的《哲学》(1932 )比 Sartre 的《有与无》(或译作《存在与虚无》, 1943)出版更早,无疑地对这一思潮的传播和发展是很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存在主义运动在 70年代发生巨大影响。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可理解的,"由于我们生存在过去的信仰和确定性都已解体的一个时代,已陷入现代人的窘境而难以自拔了。"(见 Karl Lowilh所蓍《 NatureHistory and Existentialism 》一书的书评。)

首先把人与人相互关系的问题提到哲学家面前的是存在主义者。 Soren Kierkegaard要求哲学家放弃对于绝对 的思考去考虑具体个人的可怜景象,开辟了本世纪"主体性"哲学的发展道路。与此平行地有了关于"主体间"的研究的发展。

"他人性"问题是存在主义的巨大收获之一。古典哲学通常奇怪地不理会这个问题。如果你把哲学所探讨的问题列举出来,那就是知识、外部世界、和肉体、精神、上帝和未来生活――由于与他人联系而产生的问题在哲学中从未象其他问题一样重要。存在主义却一举把它提到中心地位。

主体间总是有两个方面:( 1)认识论问题――我们能否接触到作为主体的其他主体。( 2)本体论问题――在主体之间有没有任何肯定的关系,任何联系或沟通?

有的存在主义者对此作了肯定的答复:他们认为"人格"是"开放"的,必然由于与他人亲近、超越自身而完成其存在。其他存在主义者则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否定主体间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坚信在毫无意义的宇宙中间每个人是彻底孤独的。

梅洛-庞蒂的存在现象学的特征:

它使意识哲学脱离笛卡尔的影响,坚持回到"真思维",即"我思"下面的"我感知"。他认为真理的源泉是个别的、相对的、人的,但真理源泉虽然是人的,却是绝对的源泉。

存在现象学的目标和局限性:回到存在,"存在"优先于"我思",它绝不是相对性,却是绝对的显现的名字,黑格尔和胡塞尔一样,现象学只讲一件事:这个绝对(绝对的主体)的显现。知觉成为绝对、成为绝对知识。梅洛-庞蒂使感知者受"绝对主体"沉重属性的拖累。

梅洛-庞蒂给出意识哲学的定义:"意识哲学就是以思维为真理源泉的学说"。虽然仍立足思维上,目标已是寻求主体客体之间的共同源泉了。至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切以前哲学都主张自我之间的关系是为我的 (etre-pour-moi),是空间关系。黑格尔认为是内在的却是知性的关系(我认知另一个自我。)

海德格认为是存在对存在的关系而非知识之间的关系。一种相互依赖的偕我 (Mitsein)关系。胡塞尔指出:相对于他人,我本质上是我。人与人朴素关系是外在的和知性的。

海德格的偕在论不能说明一个具体的人如何接触另一个具体的人。所以萨特提出我和他人同在( Zusammensein)的同在论要求。

 

三、为什么意识哲学的继承者是文化哲学

 

近代的古典哲学(即意识哲学)主张科学和哲学的区别在于科学研究客观对象(首先是自然界,然后是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在语言之外的对象,而哲学的工作则是科学语言的意义分析,并且论证科学命题、假说或理论是合理的。简言之,这是知识和意义的区别。虽然意识哲学家向来对什么是"意义"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他们都属于不同传统观点,把意义看成是主体内心里的观念、表象(包括外物的表象)等等,也就是把语言看作主要是主体用来"表示什么"给对象命名的工具。与此相反,交流-意向理论家却把语言看作一整套的社会实践。要理解语言怎样发挥职能,怎样工作,必须注意语句的用途和语句被使用的环境。真理概念在这里没有任何、或只有很小的重要性。杜威在谈语言时用" justified utterance"(有理由的讲话)或" warranted assertibitity"(正当的可断定性)来代替"真理"。并且他认为在语言理论中使用真理概念,会导致思想混乱和一些不可能解答的无意义的问题。杜威明确地指出,"意义 …… 主要是行为的一个属性", [2]因此,除在人们公开行为的倾向中所潜存者之外,并没有意义,也没有意义的相似或区别。

维特根斯坦象杜威一样反对传统的语言观。他指出:相信语言的每一元素都给语言之外的对象命名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描述只能运用于原始语言,把它推广到十分复杂丰富的语言系统有如我们的日常语言那样,便陷于错误,成为对语言的很原始的看法。维特根斯坦批评说错误模型首先忽视这个事实,即整个语言系统是一个根据规则的复杂游戏。语言和多种多样的行动交织在一起,在人们作出相应的行动中就表现为他们对命题的了解。一个这样的语言游戏的完全描述,无需谈到语词表示什么,或者它们有什么意义,只要指出它被怎样使用就够了。在语言交流中对一个表词( expression)的正确或不正确的使用,对我们来说,就是人们是否理解其意义的唯一标准。在语言交流中掌握一个表词的意义就是掌握据以使用这个表词的那些规则。认为语言的个别元素、一词一语都表示什么、给什么东西命名或有什么意义,就是毫无意义的胡说。

这样,现今不少哲学家都大地声疾呼:"意义已消失,哲学死亡了"。但代替意义出现的是语言和行动交织一起的言谈( Discourse)或语言游戏,而死亡的其实是意识哲学。

现在回顾 17世纪以来哲学家讨论各文化传统领域,特别是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比较和评价问题。启蒙运动使理性等同于科学,康德的贡献在于扩大理性范围,把道德、艺术和宗教纳入理性范围之内。先验哲学不仅发现理性较科学更广,而且承认实践理性比理论更重要,就是说道德学比物理学更有价值。当代西方哲学主流主张以艺术代替科学为首要领域。 19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家研究发现现代西方文化与原始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西方科学和魔法与宗教之间的比较。对魔法的解释发生合理性论战,当前多数哲学家的主张是承认魔法的合理性,即采取象征主义的而非理性主义的解释原则。

当今文化哲学(包括人类学)的主题之一是检讨 17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康德和卢梭、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解释学和批评的社会理论对文化领域的划分以及何者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也要对当代人类学中功能主义、象征主义、解释学、批判的人类学等学派的合理性论战进行分析。

培根、笛卡尔和整个 17世纪都主张理性(培根的理解力)对文化贡献最大,最有价值。他们都认为知识增加是衡量文化进步的尺度。与此相反, 18世纪卢梭认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使人类颓废,使一度兴盛的文化陷于衰落,因此理性及其成果是罪恶的根源。康德部分地同意卢梭的观点,他使实践理性凌驾于理论理性之上。在当代,维特根斯坦和康德很类似,他坚持行动先于知识。无论社会实践、集体实践或个人实践都是受风俗习惯、工作方法惯例、生活方式和知识背景决定的。总而言之,是受文化决定的。


 

[1] 这一篇文章与下一篇文章内容大体一致。江先生就这一问题的论述在国内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决定同时编发这两篇文章,以反映江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细致思路的不同。——编者按

[2] 转引自奎因:"The Inscrutalility of Reference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