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江天骥先生执教60周年

 

编者说

 

    江天骥先生现在已是91岁高龄,满头白发不见一根青丝,脸上隐约露出岁月沧桑。近两年他卧病在床,意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清醒时常念起老朋友,念起他教导过的学生,还有漫长人生中那些难忘的往事。模糊时也常有话说,只是中间多了许多省略号。

    俯视病榻上的老先生,眼前已不见当年抗日战士的英姿、知名学者的儒雅,让人生出许多感慨。感慨之中,又仿佛先生那睿智的灵魂在上面俯视我们这些还算年青的后生,于是生出洋溢的敬仰之情。

    直到2003年,江天骥先生还能每日读书写作。 8月的一天,先生病发,我们连夜将先生送往医院。车上先生在不停地诉说,我听到的最多的词是"日本鬼子"、"国民党"、"文化大革命"。

    先生91载风雨人生,也是中国发生剧烈动荡的年代。 90余年来,中国历史变化之急剧猛烈,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也超过任何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经过军阀混战、全民抗日、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美好时代。中华民族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克服了一次次生死存亡的危机,从屈 中站立起来,在烈火中获得新生。对哲学睿智的追求,对民族命运的关怀,伴随先生走过人生的日日夜夜。当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确立,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全面走上正轨时,江先生正值63 岁。如果在今天,他已经退休了或者即将退休(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65 岁退休)。但正是在1978 1998这二十年中,先生以古稀、耄耋之龄,焕发出澎湃的青春活力。

    先生治学,勤奋而严谨。先生的生活习惯,每天早晨五时前后起床,听一段古典西洋音乐,吃点饼干喝点牛奶,即开始读书作文。先生主治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著作无不涉猎:现代经典、学人著作、最新期刊论文,我还没有见过读书如此之多的学者。对于西方哲学的动向,先生一向了如指掌。记得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出版不久(80 年代初),先生即将其列为西方哲学重要著作。学识生于勤奋,正是勤奋阅读使先生有超人的学识,超人的学识成就了超人的学术眼光。在西方哲学中,什么是核心,什么是焦点,什么是新说,有哪些新人,用什么方式说话,怎样的论证是学界可接受的论证,使用哪些词汇,语句之间以什么方式连接,先生总是能一语或数语中的,准确而明确。

    曾听到有人议论,先生的书和文章很难读懂。也曾听到有人议论,先生总是在讲西方,不见有自己的观点。我以为,这些议论正好反映了先生的学风。正如牛顿不生造假说,先生从来不生造观点。在哲学这个领域,盲目的假创新很容易。笛卡尔有一句话,叫"我思故我在",稍微做点文字游戏,就可以制造出许多"新观点":"我在故我思","我在且我思","我梦故我在","我言故我在","我爱故我在"。显然,离开了论证,离开了学术和文化的背景,离开了学术界关心和讨论的问题,这样的创新根本就不是创新。先生反复强调,哲学首先在于论证。

   先生常引证。但引证什么文献、谁的著作,却很有讲究。出版物铺天盖地,要引证点什么很容易。如何引证,往往是一个人的学术造诣的表现。

   先生对于西方学术中的诸多学说,不妄加批判。也不从几个教条出发做一番所谓一分为二的评说。一种学说提出后,总是会面对同行的批评,后起的学说总是建立在对先行学说的深入剖析之上。用西人的学说来驳斥西人的学说,是先生最常用的方式。虽然不用辩证法的字眼,但辩证法的精神,却充分体现出来。先生的学术观点,是通过对西方各派学者的理论交锋的阐述表现出来的。

   引证切中要害。

   引用后学对先学深刻而击中要害的批评,不添加不必要的议论;

   一篇论文围绕一个论题展开,全文都是对同一个论题的论证。

这就是先生的学术风格。

   青年时先生曾因为阅读新书刊接受新思想坐过国民党的牢,也曾投身军旅、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但真正与生命融为一体的,是先生对哲学智慧的追求。

   先生的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和歌剧。有一次,先生突然把我们几个已毕业和未毕业的学生招去。都到了之后,他说,我得到一张帕瓦罗蒂的光碟,叫你们来一起听。我对歌剧并无特别的感觉,也无法知道先生在听帕瓦罗蒂时的感受。

    先生在哲学的田园里耕种了60多个春秋。这里开办这个专栏,发表先生近几年所写的文章,是对先生的敬意的表达,也为读者提供宝贵的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