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戎抗战未投笔

_____江天骥教授在抗日战争中

 

陈祖亮

 

作为知名哲学家、翻译家,江天骥教授在哲学界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界大家并不陌生,但他在抗战期间从军当翻译官的6年岁月却鲜为人知。今天我们把这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重大历史问题,给他带来不小灾难的经历呈现出来,一方面从他在民族危难时刻作为热血青年的所作所为,折射出当时作为个人的青年学子的历史命运和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展示一个学者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为了自己的追求和信念,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品质。

 

江天骥先生早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外文系,由于阅读进步书刊和思想激进被捕并被开除。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团结抗日,政治松动,1939 年下半年,江天骥以中山大学外文系的学籍转入云南的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就读。19423月,还有三个月就要毕业的江天骥被应征入伍。

1941年,在宋美龄的要求和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美国退伍军人陈纳德以私人机构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当年 7月和10 月,200 余名勇敢、渴望冒险的队员来华,在美国政府尚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参与中国的抗战。由于战斗勇敢、战绩辉煌,航空队被当时的中国百姓称为"飞虎队"。飞虎队基地建在昆明西郊,机场建在昆明的巫家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7月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第十航空队,成为美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 1943 3月被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自 1942年起,来华美军日益增多,对军事翻译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大。最初由航空委员会从社会上招聘,但质量和数量均不能满足需要。 早在 19419 月"教育部"就向内迁大学发布征调外文系三、四年级学生为译员的命令, 1942年时任西南联大常委的梅贻琦严格执行教育部令,通告凡不服从征调者,即予开除学籍。当时联大外文系毕业班同学尚未毕业会考,除女生外,江天骥与其他男生全部应征入伍。从表面上看,江天骥的从军是因校方强制而被迫的,但据他在"文革"期间所写的材料,其实他和他的同学也有自愿的因素。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军中当翻译官就是为"抗战"服务和出力。

尽管当时大学生外语水平都比较高且大多数为外文系学生,但国民政府军委会仍命战地服务团设译员训练班训练译员。译员训练班主任由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兼任,副主任由联大教授吴泽霖担任,是具体负责人。江天骥和他的同学属译员训练班第四期,培训共两个月,地点在昆明市园通寺街一幢高级住宅内。班中负责人及教员有陈福田 (联大外文系主任 )、莫泮芹、潘光旦等 (当时均为联大教授 )。班中主要课程是英文翻译及会话、西方礼仪,还有介绍军事上用语译名,陆军、空军常识,航空机械、气象学的有关知识等。另外还有国际法、儒家社会思想等课程,为学员与外国人接触时增加谈话的资料,也可以给外国人介绍一点中国文化的知识。

译员训练班结业后工作有三条出路(1) 到战地服务团所属的各招待所;(2) 加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 (3) 到航空委员会所属的"美国志愿队中国人员管理主任办公处"( 后改为"盟国空军中国人员管理主任办公处") 。江天骥选择了(3) 并如愿以偿。他于19425月至 1942 9月在这个机关内工作,为美方军事人员作翻译,地点在昆明巫家坝的航空学校内。主要工作是公函文件的翻译或者在中美人员交涉时充当口译。此时他的军衔是"同上尉",多数翻译官是"同中尉",军衔是根据译员训练班结业时英语考试的成绩确定的。 1942 9月被调到"国民空军第五路司令部"编译股任翻译。"第五路司令部"设在昆明城东黑土乡一个小山坡上,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昆明的作战机构,内分第一科、第二科、情报室、总务股、人事股、会计股和编译股。由于江天骥方言较重,而英文又特别好,他在编译股一般不担任口译工作,主要从事笔译工作。笔译的内容一方面是陆军、空军的情报等,另一方面是公函或信件,据说当时编译股的信件一般都由他起草译成中文或英文,内容有关于美空军要求中方修建机场跑道、增设通讯设备等。

值得一提的是,据当时和江天骥同在编译股任翻译官的同事林非力解放后回忆,江天骥当时有"靠本领吃饭"的想法,认为只要肚子里有货就不怕没饭吃,平时很少谈论政治,但认为国民党反动派不是为老百姓工作的。

江天骥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他性格偏内向,为人稳重,不爱讲话,也不爱动,喜欢读书思考,对哲学、文学有较大的兴趣。在编译股的工作期间,工作任务本来就很少,又加之江天骥中英文基础都比较好,工作效率高,所以大部分时间是用来读书,读的书都是外文的 (当时他英、法、德文的著作均能流畅地阅读 ),有哲学也有文学方面的书。由于在集体宿舍里比较吵闹,经常晚上他到编译股办公室去看书。他的这些书都是从西南联大图书馆借的。他征调到"飞虎队"后偶尔回联大的主要目的就是到图书馆去借书或还书。

1944年上半年在服役两年期限将届满时,江天骥一方面做出国留学的准备,如将自己的材料寄往美国一些大学申请入学并筹措自费留学的经费等,另一方面于 67 月间以征调期限已满为由向航空委员会请求辞职返校。但是,当时有人告诉他,马上便轮到第四期译员出国了,这样自然可以上学,何必自讨麻烦呢?果然, 9月初接到出国通知。 194412 月下旬,随同空军军官一百余人到达美国。译员在洛杉矶附近空军驻美单位"中国空军分遣队"听候分配工作。 19452 月被指派到圣·安东尼工作。

圣·安东尼附近的"美国空军军官入伍生训练中心"附设了一个专门为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学生进行入伍训练的机构,教官大都是大战期间应征入伍的美国大学教员。江天骥在这里主要给一位少尉教官担任过物理学和空气动力学两门课的口译工作,也给另一位中尉教官担任过气象学的课堂编译工作。由于一般都是上午上课,而课堂编译的任务又较轻,江天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相当充分,他便集中精力去学习、在附近的大学里选修功课。而这里的大多数译员都用聊天、吃喝玩乐打发时间。

194510月间,江天骥被调离圣·安东尼,到美国东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附近机场去从事翻译工作。巴拿马城附近机场设有领航、轰炸学校和射击学校。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学生在飞行训练中淘汰的,改为领航员或轰炸员,送到这里接受领航或轰炸训练。另外还有从国内整批整批去的空军军士在这里接受射击训练。江天骥在这里主要从事的是理论课的翻译工作。当时中国空军办公室要求译员轮流随同学员上飞机搞领航和投弹实习翻译工作,他不愿接受这种任务,便请医生以他眼睛高度近视为由给空军办打电话免于此项工作。尽管空军办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增加了理论课翻译工作。尽管翻译课的任务增加了,但由于他业务熟练,仍然有较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幸的是这个小城附近没有大学,他只好以自学和研究为主,并参加了圣·安东尼市的圣·玛利大学的函授学习。 19463月,射击训练班结束,这个机场的中国空军单位撤消,江天骥又被调回圣·安东尼。

19464 月江天骥再次到达圣·安东尼市,在附近另一机场作翻译,主要从事笔译工作。把飞行规则、起飞和降落时注意事项及飞行教官所发的讲义等译成中文,由办公室油印后作为学员的教材。由于需要翻译的材料并不多且课堂的口译、笔译人员不象办公室的译员那样受到重视,所以对他们的管理较松散,工作较清闲,个人自由度也较高。此时的江天骥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已非常明确,他的近期目标是辞掉空军职务并留在国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远期目标则是学成回国从事哲学研究与教育工作。他在这里呆了 3个月,在这3个月里他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在了到圣·玛利大学上课学习上。19465月,他的军衔晋升为同上尉一级。

19467月江天骥又被派到科罗拉多首府丹佛市附近的劳莱机场工作。中国空军所派出的各种地勤人员(军械士、机械师等 )在这里接受技术训练。此时他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在军械士小班上实习课时随班任口译。后来也担任过机械师训练班的部分编译工作。日本投降以后美军机场和军事学校的工作时间大为减少。劳莱机场每周上课时间均安排在上午,每周一到周五的5个上午他搞翻译,其余时间就到附近的柯州大学上课,进行哲学研究。此时,他与柯州大学的柯亨等哲学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75月,办公室通知他和其他一些译员准备回国。当时他正在大学里进行紧张的学习和研究,此时要他回国对他来说无疑是晴天劈雷。尽管他十万个不情愿,但军令即出,也只得被迫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江天骥在美国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在当时的中国译员中间可谓是"另类"或"他者",甚至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从他们当时给江天骥的戏称"研究院长"中,我们不难窥见其中的秘密。然而历史太具有反讽意味了。当江天骥成为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时,不知那些人有何感想?

19477月江天骥回到南京,先在空军总司令部二署作战情报处联络科作翻译,然后调到司令部图书馆编译组,主要任务是翻译美国空军为训练各种空勤、地勤人员编印的教材,以供空军训练之用。他参加了《空军军械教程》、《空军射击教程》、《空军领航教程》三种教材的编译。此时,他通过译员升等考试,军衔晋升为同少校三级译员。

回国后的江天骥并没有忘记他在美国柯州大学未完成的学业。他在工作之余加倍努力地学习与研究并完成毕业论文。最后,他是将论文寄去而获得的硕士学位。

回国在空军司令部工作后,他一直设法寻找合适的工作,尤其是希望到高校教书。通过贺麟的介绍,国立武汉大学给他发去了聘书。19487月他辞去译员职务,8月他接受了武汉大学的聘请,开始了他的心仪已久的哲学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