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贯中西 精思著妙文——悼念胡道静先生

■施宣圆

11月6日上午七时半,胡小静来电沉痛地告诉我,他父亲胡道静先生昨夜九时逝世了。道静先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柳亚子创办的上海通志馆至今最后的一位编辑,他是一位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的逝世,是上海历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道静先生今年九十高龄。年初,他所在的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为他祝寿,在南国饭店办了四桌酒席,宴请他在沪上的亲朋好友。出席祝寿会的人都准备好贺联、贺词、贺文,有的称他是“学界泰斗,人间祥瑞”;有的称他是“博学贯中西,精思著妙文”;他的好友、著名学者王元化教授因有小恙,未能参加祝寿会,特地托人送来贺联“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胡先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站立起来,激动地向大家鞠躬致意并讲话。大家都祝贺他长命百岁,他自己也有这个信心。但是,万万料不到他竟这么突然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认识道静先生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时上海市统战部有关部门召开一个遭受“四人帮”迫害的专家学者座谈会,胡先生在会上控诉了“四人帮”对他的迫害。他说,“文革”中,“四人帮”大抓“炮打张春桥”的革命群众,他的大儿子(即小静)是上海的大学生,参加“炮打”,被隔离了。“四人帮”为了挖出“长胡子的后台老板”,把他也抓了起来。这件事在“文革”中闹得满城风雨,家喻户晓。后来“四人帮”为掩人耳目,把他们父子监禁起来,对外界封锁消息。所以,胡先生一发言,就引起我的注意,他个子不高,瘦瘦的,穿一身旧的蓝色中山装,身体虚弱,讲话声音细细的。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胡道静先生呀。听了他的控诉,人们真相大白了:胡先生经历了整整八年的铁窗生活,更为好笑的是在他锁进班房一年以后,逮捕证才送到他老伴手中。胡先生在监狱里受尽折磨,摔了一大跤,腿骨受伤,没有及时医治,从此他变成了一个瘸子。释放出来后又下放到里弄监督劳改,扫马路、洗厕所、通阴沟……胡先生的控诉令人动容。

从此,我对胡先生产生了敬佩之情。那时,他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班,不久落实政策,他家搬到四平路。我正在为江苏古籍出版社撰写一本《徐光启》小册子,胡先生是中国科技史和上海史专家,对徐光启很有研究,所以,我就到他府上求教,每次他都是那么热情、那么认真地帮助我,为我提供资料。胡先生待人诚恳,乐于助人,所以,我经常去拜访他,在他的“海隅文库”里聊天,于是,我渐渐地走近了胡先生。

胡先生的老家是安徽泾县,远祖胡承珙是嘉庆朝的皖系汉学名家,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也是汉学名家,尤其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胡先生从小聪明好学,读中学时就学习古典目录学。不仅师承家学,而且师从一代名家顾实先生,不到20岁,就撰写了一本《公孙龙子考》,顾先生为之撰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当时“商务”给了他稿费200元银元。第一次得到一大笔钱,他欣喜若狂,首先想到的是买书。胡先生说,他一生唯一喜欢的是书,小时候就开始做一个藏书家的梦,而对吃的穿的,满不在乎,只求果腹蔽身。他念了一首顺口溜:“鞋子破,帽子破,身上的褂儿破。只有架上的书儿多。”念罢,他笑了起来。胡先生的家住在上海闸北花园路18号,是一幢三楼三进的住宅建筑,他拥有一个书斋,自己题名为“朝宗楼”。“朝宗”二字出典于《禹贡》“江、汉朝宗于海”句。后来他改为“海隅文库”,解放后,他请周谷城先生为他书写,挂在书房墙上。

可是,好景不长,美梦未圆,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的战火烧到闸北,胡先生住宅附近的闸北很快成为一片废墟,他苦心收藏的图书化为灰烬。他经受不了这个沉重的打击,生了一场大病,差一点死去。不久,他大学毕业了,经朋友介绍,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参加编修《上海市通志》。“通志”的重点是写“十里洋场”的上海,需要发掘和整理大量的外文资料。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开始从钻线装古书到啃洋书、洋报刊,英语还能对付,日语过不了关,他就请人补习。胡先生在通志馆,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做了许多工作。

1937年“8·13”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上海通志馆不得不被迫关门了,人员各奔“前程”,柳先生去了香港,胡先生则进入新闻界,先是在上海租界的《中美日报》、《大晚报》任编辑,同柳先生还有书信来往,后来,他到了浙江金华,任《东南日报》编辑,同柳亚子中断了联系。有一天,柳亚子无意中在《大公晚报》上看到“一段惊心动魄”的消息:“《东南日报》由金华西迁江山、衢州之时,中途全车被炸,损失惨重,该报编辑胡道静氏有不幸消息。”柳先生说他看了这则新闻,“非常惊骇、恐怖、痛心。”于是,他写了一篇《怀念胡道静》的文章,发表在1942年11月4日桂林出版的《野草》杂志上。文章中说,所谓“不幸消息”,到底正确与否,他是无法打听的。不过,“在我的感情方面,实在非常牵挂,不能忘怀的。”他回忆胡道静在通志馆的情景:“此时,道静年龄很轻,新从持志大学毕业出来。但他聪明而又努力,工作效率非常的高,在馆中的同事是没有一个不敬佩他和爱慕他的。因为他待人接物,又是非常的恳挚,非常的和蔼。在几个老朋友中每谈到道静时,大家总说,真是‘雏凤清于老凤声’呀!”柳先生又充分肯定了胡先生在通志馆的工作,他写道:“通志还没有办成功,积积累累,道静的成就最多。出版了三本《上海市通鉴》,四本《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中间执笔的,在质在量,道静也都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柳先生特别表彰道静为通志馆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淞沪沦陷后,他在离开上海时,委托道静把通志馆的一部分藏书,“运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现在胡先生是死是活?柳先生未得到确证,所以最后他写道:“希望道静还在人间,或者见了我这篇文章而给我来信吧,那就是非常的幸事了。”青年的胡道静,在柳亚子先生和他的同事心目中已经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

胡先生没有死!《大公晚报》的这一则关于胡道静的“不幸消息”是一则假新闻。他还在《东南日报》。解放前,社会动荡不安,物价飞涨,为了养家糊口,胡先生颠沛流离,到处找工作,但无论到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他都离不开书,遇书必校,有得必笺,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阅览的书籍很多,范围很广,尤其对《梦溪笔谈》和古代农书,他最有兴趣。《梦溪笔谈》是宋代大科学家沈括的一部论述科学的专著,胡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很喜欢读,做了许多读书笔记,但因当时生活不安定,一直没有整理成书。

新中国成立后,胡先生先是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处理本大区图书馆业务调整工作。1954年调至新文艺出版社,专门做古籍出版编辑工作,特别是编印目录学方面的工具书。胡先生如鱼得水,在做好编辑之余,他继续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先生校注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了。一炮打响,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指《梦溪笔谈》)”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

“校证”蜚声海内外。著名作家、学者曹聚仁先生听说老朋友出版《梦溪笔谈校证》,非常高兴。在他看来,沈括在“中国史上,也是世界上稀有的一通才,对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历史、考古,他都有深刻的研究,并且在各方面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他对天文、历法和算术,都能精通,并且有重要的发明。”而胡先生“把古今中外学人对沈括之学的研究,作了有条理的比次……我相信道静兄不仅善读文学,也必重之不朽了。”曹先生说他“曾推许胡道静和钱锺书为新一代的学人。”这件事,胡先生从来没有同我讲过,也鲜为人知,我是听一位朋友说的,后来,我问胡先生,他才取出一份曹聚仁先生文章的复印件给我看。这篇文章题目是:《胡道静——新一代的学人》,发表于1961年11月22日香港《大公报》第3版。我说:曹聚仁先生把您与钱锺书先生相提并论,不简单呀。他说:“聚仁兄对我过誉了。钱先生是大家,我怎么好同他比,惭愧、惭愧!”胡先生的谦虚是有名的,于此也可见一斑!1981年3月,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选举新院士和通讯院士,胡先生因为“校证”一书在国际科技史界的重大影响,被推选为新的通讯院士。也是这部“校证”,他和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交上了朋友,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先生,在“海隅文库”亲切交谈。他说:“胡道静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学者,他对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正在胡先生致力于整理古籍,出成果的时候,“文革”浩劫岁月来临了。他和家人都遭殃了,胡先生已经完稿的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为之题写的封面,以及100多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目》和《南方草木状》三卷等数百万字文稿通通被火葬了,胡先生几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多么令人痛心,令人惋惜!

但是,胡先生并没有从此罢笔,他常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读书,就要抄书。他自称是“两脚书橱”,意思是说他一生以书为伴,以书为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文化学术又迎来了春天。胡先生已经年近七旬,但他心情舒畅,意气风发,更加勤奋地埋首于故纸堆中,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研究成果。1982年初,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新恢复,他是小组成员。他写了一篇论文《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首次举行大会,他向大会提出建议。他的这一建议引起了规划小组领导的重视。学术界的朋友都称胡先生是“两栖动物”:既精通目录学,又精通科技史,尤其是农业史。这在中国学术界是很难得的通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胡先生研究成果迭出。他主编影印《道藏》卷、影印《藏外道藏》36卷,他主编《国学丛书》,参与主编《周易十谈》、《十家论易》、《十家论庄》等等。在农业史研究方面,他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书中不仅介绍了我国稀见的古农书版本、内容、价值,又论述了古代农家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这部论文集倾注了胡先生毕生研究农业史的心血,赢得了我国农业史界专家的高度评价。

胡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通志馆编写《上海通志》,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有关上海近代史的资料,虽然以后一段时间他转入目录学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但却奠定了上海史研究的地位。他对上海的历史了如指掌,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上海通”。为了抢救和保存上海史史料,他和另一位上海史专家方行同志等编辑影印了《上海文献丛书》。他关心上海的地方志编纂工作,参加上海郊区十县县志的评审。研究上海史志的青年学者经常去请教他,他总是不厌其烦,有问必答,有时还提供自己珍藏的资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讨论上海建城700年的时候,他曾经和我谈了上海历史上的五次开放。第一次是在南宋末年,朝廷在上海设立市舶分司,正式宣布港口开放。第二次是在元朝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上海镇升格为上海县,脱离了松江府华亭县而独立。第三次是近代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之后,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上海发展为东方的大港口。第四次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国民政府中一些志士仁人,试图限制租界中帝国主义的势力,筑起中山环路,1935年又有上海新市区和虬江码头的建设计划。但是,随着8·13的炮声,这一规划很快就夭折了。他说,这一段历史,很少人提到它,我们不要因为它是发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去回避它。第五次就是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这是主动的、真正的、也是最重要的开放。谈起第五次开放,胡先生神采飞扬,格外兴奋,因为这一次开放,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胡先生和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获得了新生。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煦沐党的温暖,书巢托身,抄校寄娱。我这个平凡的书生,受到人民的关怀,而我所能报答于人民的,始终只是‘两脚书橱’所能做的一点事,并且也未必做得好。不过,我所感受到的,却正是我们广大的知识分子所普遍感受到的。”这是胡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是我们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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