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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查尔斯又对科学“说三道四”


 
(2004-08-27 16:14:32)

 

在世人的眼光中,英国王子查尔斯一直是保守的代名词,也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原因在于,他不仅顶着一个王室继承人的身份,而且在行为上也表现得比较保守,当然可能婚姻问题除外。比如,在对待科学上,他习惯于对科学说三道四,而且常常提醒人们注意科学技术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灾难,因而常常令科技界人士和科学精英恼火万分。
  对转基因和纳米技术的质疑
  远的不说,他对转基因产品所说的话也许人们还记忆犹新。2000年他在英国的多家媒体上说,在转基因食品面前,人们担心上帝的角色正在被技术所取代,公众将面对一个不祥的未来。即使是为了填饱众多人口的辘辘饥肠,也不一定非得舍转基因食品其谁,而是可以采取更为温和和更为周全的步骤,寻找与自然天性相符合的方式来增加食物产量和改善品种。他的这番话除了可能被视为是“反科学”外,还有可能会被讥为饱汉不知饿汉饥,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者。
  不过,查尔斯并没有退却,现在他又在对争论较少的纳米技术开火和说三道四了。2004年7月11日查尔斯在英国《独立报》上发表文章,首先是欢迎人类发明和创造了纳米(一米的十亿分之一,或人类头发直径的1/80000)技术,是人类创造力的成功,然后话锋一转,警告这一技术可能对人类带来危害。
  查尔斯说这话是不是已经有了某种关于纳米技术可能不利于人类的证据呢?从其文章来看并没有,只是一种担心。而最有力的证据是拿20世纪60年代曾广泛使用的一种药物“反应停”来做相类似的类比。他说,以“反应停”灾难为例,假如纳米技术不造成相似的混乱才是令人吃惊的,除非进行适宜的管理和谨慎从事。言下之意是,正如当初并没有彻底弄清“反应停”的药理作用就盲目地应用于孕妇以制止早期怀孕反应一样,结果造成了数以万计的畸形儿诞生。如果在广泛使用纳米技术前不进行谨慎的观察和论证,就有可能造成类似“反应停”一样的灾难。
  让查尔斯重返学校?
  当初查尔斯对遗传工程改造的食物(GM食品),也即转基因食物说三道四曾引起科学界的强烈不满,认为他是在阻挠转基因食物的研究与生产。当时伦敦大学学院的遗传学教授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讥讽查尔斯,让他回到学校中去再接受教育。可以想像,查尔斯现在对纳米技术的评论也同样会遭到科学界的痛斥。由于查尔斯还是一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和大力提倡和支持选择疗法(即使用相对于现代西医的传统自然疗法,如草药、针灸、食疗等),伦敦大学学院外科退休教授米歇尔·鲍姆(Michael Baum)驳斥这位王位继承者说,查尔斯靠提升咖啡灌肠法和胡萝卜汁这些未经证明的方法来治疗癌症也许会超越警戒线。
  但是,查尔斯还是没有退却,他坚持认为科学家必须倾听如像他一样对科学感兴趣的人群对科学的看法。查尔斯希望,科学研究应当严肃地考虑非专家的意见和关注,而且不要一味地把这些关注和意见斥为恶意的反对或反对科学技术的卢德派(19世纪初英国自发捣毁机器反对工业和技术现代化的参与者,大部分是工人)。
  查尔斯对科学技术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三道四凸显了自科学技术诞生和发展以来一直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可不可以评论科学,尤其是不懂科学和专业的公众。二是科学是否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禁区的限制与干扰。三是怎样检验科学的正确性和造福于人类社会的功能?而不是相反危害人类。四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如何避免科学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
  评论科学与科学的自由
  第一个问题涉及当今的科技政策制定,应当由谁来制定科技政策,该研究什么和不该研究什么。当然,传统的理解是,只有专家和权威才能决定科学技术的走向,因为公众并不懂专业问题,所以查尔斯之类的非专业人员最好住口,别对科学说三道四,甚至干扰科学研究。不过,由于科学研究是由纳税人资助的,公众有充分的理由应当知道科学研究的真相以及相应的结果,所以西方现在的科技政策制定有从精英主体到专业共同体,再到公众主体的转移,即由专业共同体和公众共同决定科学研究的走向和政策。但是条件是整个社会的科学素质要达到一定水平,同时这个社会的民主和监督体制运作正常。
  对于科学技术是否是完全自由的,答案应当是很清楚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绝对自由不受限制的事,科学也是如此。科学受到政治的限制已经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黄万里作为一名水利学家终身被埋没的遭遇就是一个经典例子,尽管关于三门峡、三峡的争论还将长期进行下去。今天,当科学正在慢慢地拥有其独立性,并坚持以其服务于人类和造福社会的成果来获得公众的支持,所以相当多的人认为科学是无禁区的。也因此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克隆人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一种服务于人的辅助生殖技术,就像人工授精一样。
  这样的理由也没有什么不妥,只是在没有政治等强制性因素的干预时,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实施的一项重要决策要素就是,科研人员在进行一项研究时应当估量和预期得到这项研究可能对人类和社会带来的结果,因此无论在伦理上还是法律上,科研人员都是有责任的,因而也是有限制的。
  如何检验和评判科学
  如何检验科学技术的正确性和造福社会的功能,今天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神圣的东西或事业,因为科学知识本身就能证明(自证)自己的正确或说明自己为什么正确。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界不愿意其他人,尤其是像查尔斯这样的非专业人员说三道四的原因。
  但事实上,科学技术如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可能自己证明自己的,证实科学技术是否造福于社会只有一个标准,即人类生活的实践。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英国爱丁堡大学诞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就提出,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人类知识都可以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分析和研究(评判)科学和科学知识的。这种评判的标准当然是社会实践。其中SSK学派要求社会学家无偏颇地看待科学史上成功与失败的例子。实际上也就是说,科学首先是由实践来确定其对社会是造福还是有害,其次是外行是可以评判内行的,其依据就是某一项学问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最后一个问题是科学界并不愿意涉及的问题,但是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由于一般人都认为科学是造福于社会的最大的推动力,即使有不利影响,与成果相比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无须讨论科学技术是否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确,没有谁是先知可以预测未来,更不用说预测专业性极强的科学技术会对人类和社会造成什么负面作用。所以,查尔斯等人的对科学说三道四并不起什么作用。如同反应停,如果没有灾难性后果出现,人类是不会认识到这种药物对人类的危害。也因此,即使科学有负面作用,也能等它们出现后才可以认识。这便是人类认识和事物发展的尘埃落定定律,或盖棺论定规则。
  对科学负面作用的
  预警有没有用?
  那么查尔斯等人的说三道四是不是就一点用都没有呢?也不完全是,至少可以在人们心头起到心理免疫的作用。当灾难出现时,不至于十分突然和惊恐无度,以致手足无措,因为至少还有人在事前提醒过,当心!
  这么说,并不是确认纳米技术、转基因确实就会产生不利于人类和社会的灾难性后果,这只是一种提醒。因为,姑且不论科学技术和事物的不可预测性一面,就科研的管理方面至少我们知道,在科学研究中尽管有很多规范和制度,但是也有很多遗漏和疏忽。比如,目前一些公司在申请转基因作物试验时的避实就虚。有些公司会以对基因技术保密为由,给某种需要试验的转基因一个代号,并做出一种粗略的描述,如S基因编码人类的一种激素,它对无脊椎动物无害等等。这样,在审批时就会让人摸不着虚实,而一旦批准,有谁会保证这样的基因不会扩散,不会影响人的健康和生态环境呢?
  鉴于方方面面的情况,查尔斯这样的非专业人士对科学不时的说三道四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仅应当为转基因、克隆和纳米技术带来的福利和益处而欢欣鼓舞,而且要对这样的技术有一个全社会的比较严肃的关注,同时应当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和小心行事。
  当然,对这种查尔斯式的对科学技术的关心,也并非所有专业人员都表示反对并要请他再回学校去。比如,剑桥大学的退休的工程学教授约翰·卡洛尔(John Carroll)就表达了与查尔斯相同的对纳米和IT技术的担心。因为,纳米技术可以制作微型计算机和微小的医学器械,但也有可能进行自我复制而难以控制,尽管这种担心还只是一种虚构。


(文/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