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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到底哪年伐纣?——国家天文台李勇博士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关结论


 
(2003-05-16 09:51:08)

 

武王伐纣处于商周交界,是中国历史年代的一个关键点。这场大战到底发生在哪一年,却是几千年来一直未解的谜题。2000年,“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发布5年研究结果,提交了1个范围:BC1050-BC1020(BC指公元前),3个结果:BC1046、BC1044、BC1027,首选BC1046。
    日前,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于1996年参与“断代工程”研究的李勇博士,对此提出质疑。他在一系列已发表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经综合分析,重新划定武王伐纣年范围为“BC1040-BC1030”。李勇表示,尽管这一结果“可能不是绝对的”,但他首创的两种新的天文年代学方法,一定能在类似的年代学研究中“大有作为”。
    近日,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从天文学角度研究我国历史年代,已成为一门学科了吗?
    李勇:天文历算方法的确可以有效解决年代学中的具体问题,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天文年代学”。
    这一学科主要运用现代天文历算理论或相关天文软件,并借鉴文史工作对古代天象史料的研究成果,对周期性特别是已知其运动规律的天象事件,或与其相关的某些事件进行证认及回推,从而准确解读它们的时间参数,确定其在公历时间轴上的位置,最终建立中国古代纪年体系与现行公历体系的对应关系。
    目前,这仍是最精确的历史年代问题研究方法,应该得到充分重视。
    记者:天文年代学的一般研究方法是什么?
    李勇:传统的天文年代学研究方法,就研究对象的不同,具体分为两种。
    一种针对运动天体,如日月合朔、交食,行星运动,周期彗星等天象作回推计算。这是一种精确的历算方法,也是高精度获取时间结论的重要依据和来源。一种针对“静止”天体,主要根据恒星的位置记载,应用岁差原理,比较其古今位置变化而得出年代。这种方法难以做到精确定年,可用于粗略估计。
    年代学研究的材料,可分为实时材料和非实时材料两种。就中国问题论,前者主要有非文字类的考古材料及文字类的甲骨文、金文(青铜器铭文)材料;后者则主要是历史文献这类文字材料。但通常天文年代学方法只能处理其中部分可回推天象和纪日等有效材料。
    记者:您进行年代学研究过程怎样?
    李勇:我于1999年7月曾作为“断代工程”招收的交叉学科的博士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两位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教授和席泽宗院士的直接指导下,开始“天文历法与年代学”研究。
    针对商周时期历日资料很多,但历法不明、纪日不清,有效定年困难这一现状,我的工作重点就是试图解决以往不可解材料的年代问题,以使这些极其珍贵的可靠历日天象资料发挥其作用。因为要想在夏商周定年上取得重要进展,方法上的突破势在必行。非常幸运,经多方探索,我最终设计并建立了两种新的天文年代学方法:“月龄历谱法”和“直接求解法”。
    记者:新方法有何不同?
    李勇:新方法主要用于处理干支纪日材料,特别是其中的实时材料。这些材料因干支特有的60天周期的重复性,故难以确定其所对应的公历日期,断代工程也无法利用它们定年。所以说,新方法实际上是基于当时历法水平而创建的一种解算方法。
    其中,“月龄历谱法”利用部分材料的干支所具有的“月龄”特征,建立“月龄历谱的数理结构”理论,再通过年代相近的材料组加强时间限定,进行匹配筛选,创建有效的解算模型。而“直接求解法”堪称商周历日问题的典型解决方案。只要给出已知历日材料的年代间隔,特别是同王或同年的材料组,就能求取绝对年代。材料越多,筛选效率越高,结果越确定。
    若能根据材料差异,交替使用两种方法,就能拥有更大的应用空间,特别适用于殷商甲骨文及西周金文的历日研究。不仅为商周王年的确定提供准确依据,甚至还能用来鉴定资料的可靠性。实际应用上,已经采用新方法首次发表了20余条甲骨文材料的年代。
    记者: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武王伐纣年研究结果的理由是什么?
    李勇:断代工程对武王伐纣年的研究,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真正突破。主要原因是采用可疑材料,缺少有效方法。几个结果甚至可说是相互矛盾的。只有材料可靠、方法科学,才能导致结果可信。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在于方法和材料总是不能兼顾。例如,BC1046和BC1044两个结论,虽依据科学的天文方法,使用的却是可疑的文献材料。更为严重的是,BC1046所采用的某些文献依据,如“岁在鹑火”等,早被反复研究所否定。而断代工程仍取信它,实际是将研究的进程倒退了20年。而由60余件可靠的金文材料得出的公元前1046年结论却因方法的缺陷,致使结论失信。
    记者:为什么新给出范围更加可信?
    李勇:如上所述,过去的研究,特别是西周年代的研究,即使材料可靠,研究者往往也会因方法上的问题难以保证其结果是否最优。
    重新划定武王伐纣年“BC1040-BC1030”的范围,是我综合分析自己5年来一系列直接相关研究论著后作出的结论。这些研究全部采用“月龄历谱法”和“直接求解法”进行。由于新方法的本质在于它是通过年代相近的材料组来求解,这样选取材料的历法背景基本相同,也就相当于增加了已知条件。在此基础上运用有效数学模型,对所有可能进行比较筛选获得的最佳结果,理应是精确、可信的。
    实际上,这一研究结果,已经以《武王伐纣年质疑》为题,由权威天文专家审查通过,发表在最近出版的《中国科学》上。而所建立的新方法及先期研究,已经得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认可和高度评价,打开了年代学研究的新局面,有望加速中国年代学研究的进程。


(本报记者 刘英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