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论在中国


    ■胡大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博士)

    爱因斯坦夫妇曾于1922年11月中和1923年元旦前后两次路过上海。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史和爱因斯坦研究专家许良英教授的建议下,戴念祖先生曾于1979年作《爱因斯坦在中国》一文(见赵中立、许良英编译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P396-410),率先介绍了爱因斯坦的访问以及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就爱翁访沪时的活动,在戴文之后还有过不少报道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或网页上。以笔者之见,其中最详实和最准确的介绍当属许步曾所撰写的《爱因斯坦访沪的前前后后》一文,该文刊载于《上海犹太人》(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一书中。许文还更正了以前报道中的一些差错。例如,对“当爱因斯坦走进上海南京路时,中国青年学生高兴得用双手把他抬起来了”这一细节,对于这样一个十分动人的场面,以前没有给出引文出处。许步曾发现,苏联里沃夫所著的《爱因斯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P179-180)中,曾有类似的报道。据里沃夫说,“11月15日,中国大学生在上海为了此事(指爱氏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许步曾),对他作了热烈的欢迎,用手臂抬着他在南京路上走过”。正如许步曾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上述说法是没有根据也无法成立的。首先,爱氏于13日上午10时抵沪,第二天下午3时即乘船离沪赴日,不可能在15日时还造访南京路。其次,当时各报均无上述报道。第三,笔者查阅过爱因斯坦留沪期间的日记,其中对他在沪时的活动有详细记录,但日记中从未提到过曾会见中国学生,更不用说南京路上的“惊人之举”了。

    爱因斯坦在沪的活动本身,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科学的意义,需要在五四文化运动(1917-1921)和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这样的背景下讨论,才能看得清楚。笔者在拙著《中国与爱因斯坦,1917-1979》(即将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对此做了详细的探讨。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不可能在此详述,只能对其中一小段历史做简略的介绍。

    留学日本的教育家许崇清和物理学家李芳柏,率先于1917年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介绍给中国人,但当时并未立即产生广泛的影响。相对论和爱因斯坦在中国被广为人知,始于1920年,即在广义相对论得到天文观测的证实之后。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一次高潮出现于1921年初,起因是罗素在北京大学的系列演讲“物质之分析”。同年春,蔡元培访欧,曾当面邀请爱氏访华,未成。一年后,爱氏应邀访日,他主动同中方联系,表示希望顺道访华。爱氏和蔡元培于7月达成协议,爱氏预定于元旦前后来华。由此,才有爱因斯坦两次路过上海的经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军阀混战等原因造成的误解,导致爱翁最终取消了他的北大之行。虽然如此,其预定的访华之行,还是在中国掀起了第二次“相对论热”。二十年代的“相对论热”,激发了一批中国青年学习理论物理学的热情,其中涌现了像周培源和束星北这样的佼佼者,成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研究的开创者。他们回国后,又培养出像王竹溪、张宗燧、彭桓武、胡宁、杨振宁和李政道等一批更年轻和更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因此可以说,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促进了理论物理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相对论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被迅速地接受和吸收,其影响之深入和广泛可在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中得到印证。参加这场论战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到爱因斯坦或引用相对论。一直到四十年代末,中国人对相对论及其发明者的崇敬是无可置疑的。除了一篇张君劢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的批判性论文以外,笔者至今未发现有任何中国学者发表的攻击或诋毁相对论及其作者的著作。实际上,连张君劢这个“玄学派”的领军人物,也并不同意杜里舒的观点。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上半叶,对于相对论和爱因斯坦高度一致的肯定和赞美,不仅与它在许多欧美国家的经历不同,而且和它在1950年以后在中国的坎坷经历形成了鲜明对照。关于后者的详细讨论,请有兴趣的读者,也参见即将出版的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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