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




南方周末    2005-12-08 16:04:47



 
  1979年束星北工作照
  □樊洪业(北京)
  
  《束星北档案》(以下简称《束》)一书问世之前,在一部分浙江大学老校友和治物理学史的小学术圈子里,有一个关于束星北先生的历史悬案———他究竟是否做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对这一问题,不管是否定或肯定,有关人等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静悄悄地表述各自的意见,没有展开过充分的辩论,没有张扬,更没有炒作。在这悬案内外,含着人们对束先生的尊重和对其遭遇的同情,也罩着一层层需待求解的疑惑。
  
  悬案之缘起
  笔者知有束星北先生,始于1979年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那篇回忆录《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以下简称《爱》)。出于好奇和癖好,我保存下了这份剪报资料。据束氏本人忆述,他于1928年5月在德国柏林大学拜访了爱因斯坦,经过一番谈话之后,爱因斯坦决定设法聘请束星北做他的研究助手,每月给他120马克的薪水,时间是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上半年。《爱》文中述及他与爱氏讨论学术问题,协助其工作,到其家中做客。
  《爱》文发表之后,曾被一些报刊转载,也陆续被一些文章引用,当然,引人注意的亮点都在束星北与爱因斯坦的关系上。至于束星北本人的身世,一般读者长期不甚了了。
  束星北是1983年去世的,江苏省邗江县政协为缅怀乡贤,计划在1993年用《邗江文史资料》出一期纪念束星北的专辑。为此,他们向束氏生前友好、门生故旧广泛征集文章。这个集子中,有多篇文章都把束星北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忆述当作既成事实而予以引述,惟独许良英于此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最初使许良英起疑的,是束星北的履历表。他查核了由束氏本人分别填写于1954、1964、1965、1983年的四份履历表,发现其中有关1928年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的经历,全都没有涉及柏林大学,这与束星北的回忆严重不符。又经过进一步仔细考证,他发现了束氏回忆文章中表述内容的许多破绽。我们摘其要点对照排列如下。
 

  1979年3月9日刊发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

  1943年12月17日束星北致爱因斯坦信

  ●关于束在爱氏身边工作的时间
  束回忆:1928年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他在爱氏身边工作了一年。
  许考证:束于1928年10月已到爱丁堡大学攻读。
  ●关于在爱氏身边工作的助手
  束回忆:只有束一人。许考证:1928-1929年间,爱氏身边有4位研究助手,都是很有造诣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没有束星北。
  ●关于束帮助爱氏做的工作
  束回忆:束帮爱氏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
  许考证:爱氏在柏林大学兼教授只是名誉职,未在校中正式开设课程,不存在只对本科生才会有的批改作业问题。当时束连大学本科物理系的课程还没有读完,不可能在“计算”上对正在探索“统一场论”的爱氏提供所需要的帮助。
  ●关于束星北大学毕业的时间
  束回忆:1928年毕业于美国干萨斯大学。许考证:1930年1月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许良英当年是束星北的及门弟子,1942年毕业于浙大。他十分敬佩和尊重束老师,在解放初期政治审查中曾经保护过束老师。是他,最早撰写了较为全面介绍束星北生平业绩的文章(“束星北先生传略”,载《浙江大学在遵义》),在客观描实的笔触中倾注了对束师的一片真情。对于束星北回忆爱因斯坦的文章,他起初也还是相信的,在那篇传略中,也提到了束氏“在柏林时,曾慕名拜访爱因斯坦”。
  然而,许良英又是一位极有原则的人。其研究领域是科学史,且以爱因斯坦为主攻。他敬重束老师,但当束老师与爱因斯坦相偕闯入科学史研究尤其是闯入爱因斯坦研究的视野时,尊师之情并不能遮蔽他作为科学史家来审视这份新史料的眼光。此时许良英的选择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得出了“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的结论(许良英1992年12月信件,《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
  
  悄然的争议与当然的结论
  邗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纪念束星北逝世10周年专辑,准备把束氏回忆文章收进去。许良英为此给编者写了一封长信,论列《爱》文之不实,信中最后说:“鉴于这篇文章根本不可信,建议你们编的纪念文集不要收进。如果一定要收,请把我这封信也附上,以供后人研究参考。”
  束星北的家属和同是束星北学生的另外一些科学家,不能接受许良英的看法。他们认为,像束星北这样崇尚真理的人,绝不会在与爱因斯坦交往这样重大问题上说假话。李寿鰓先生也写了一封信,很明显是在反驳许良英,论证束星北作为爱因斯坦助手之不可否定。在专家们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专辑的编者们最后决定在收录《爱》文的同时,也同时摘录了许良英和李寿鰓的信。今日捧卷在手,我很佩服编者的开明与聪明,他们的确不是简简单单地在给乡贤树碑立传,而是认认真真地在编“文史资料”。
  可能是因为对束师敬之太深,许良英追问《爱》文失实之咎时,做出了一个想当然的判断。他在信中说“我认为1979年《光明日报》那篇文章是记者凭一点零星消息,加以捕风捉影臆造出来的”。为核实此事,李寿鰓找到当初访问束星北的《光明日报》记者宫苏艺,证明的确不是出自记者臆造,而是完全根据束星北口述整理,且文章在发表之前是经受访者审阅修改定稿的。许良英冤枉了记者宫苏艺,李寿鰓在这一点上驳倒了许良英,但从根本上说,李寿鰓又没有驳倒许良英,因为他只证实了《爱》文确为束星北的忆述,证实了束星北在《爱》文发表之前已经对家人和周围其他人讲过他与爱因斯坦有交往的话,但他们无法像许良英“证伪”那样,对束星北回忆内容的主要细节予以“证实”。
  1997年10月,许良英收到了胡大年从美国寄来的一份重要资料。胡大年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硕士毕业生,专业方向是研究物理学史,与许良英有师生之谊。胡后来到美国读博,研究论文还是绕着爱因斯坦转。他在爱因斯坦档案馆检索文献时,查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现按中文信函格式译录于下。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教授: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原文为“It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不过,我从少年时代到从事自然科学研究,都一直受到您在自然哲学领域巨大成就的激励。我们殷切期望您能做一次能为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荣光的访华之旅,乃至能在敝国安度余生。我们很感谢您的伟大发现,您的到来无疑会受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会得到全体中国人的崇敬。与西方国家的观念有所不同,中国人只崇敬那些拥有伟大思想的人。例如,对孔子,我们不只是在口头上表达虔诚,而且几乎在中国的每个城镇都建有文庙。虽然我们不能为您提供像美国那样的现代舒适生活,但我确信您会喜欢中国人的。如果您有意来华,我们将与政府安排相关事宜,以解决您来华过程中及在中国期间的所有不便。
  浙江大学物理学教授
  束星北 敬上
  1943年12月17日
  于中国湄潭
  
  另附上鄙人最近论文之摘要,希望能如同您的一个学生那样得到指教。
  
  有关此信的内容可以作多方面考察,与我们讨论的主题紧密相关者,是信文的第一句话“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这已经给出了极其明确的表示: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过去无缘相识。这个“过去”的chance,当然也包括1928年和1929年。
  不必再多说什么,结论是当然的:在1943年写信给爱因斯坦的束星北,并不承认他曾有一段“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那“日子”里的故事是虚构出来的。
  
  下一个追问:为什么?
  回答了“束星北曾否做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是与否之后,还有必要做下一个追问:束星北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已不可能由故去的主人公亲自向我们道破真相,后人能做的只有推测和讨论。
  我们再回头看一看束星北1943年写给爱因斯坦的那封信。他在信中提出邀请爱氏访华,建议爱氏在华安度余生,甚至间接代言政府安排爱氏来华事宜。在二战期间,且不说爱因斯坦愿不愿来和能不能来,即便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来说,当时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邀请这位大师来华。再从束星北来说,他只是一位大学教授,既非学校领导,亦非某个学术团体的负责人,更非政府官员,如果他代表哪个“我们”发出邀请,不管是代表浙江大学、中国物理学会或是政府,都是一种不懂规矩的越权行为。实是超出常人行为逻辑的一个大动作!
  1957年以后,束星北跌进了政治深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列“五类分子”为敌人,束星北以“极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的身份占其二,属双料。这个身份,殃及全家,六个子女全都在升学、就业、婚姻之类人生大问题上受到严重影响。束星北不认为自己负罪于国家和人民,但他摆脱不掉对家庭、对子女的负罪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来愈沉重。为了改变子女的命运,他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当他决定转变后,幻想要凭自己的天才做出一点儿惊天动地的事业,用以引起上层的注意,立功赎罪,争取尽快“摘帽”。为此他必须出手超出常人行为逻辑的大动作,其中重要的一着,就是以戴罪之身“请缨”研制原子弹,《束》书中对此有很详尽的描述,于此仅述其要。
  1963年夏,复旦大学(《束》书中误作同济大学)教授兼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卢鹤绂到青岛疗养时,拜访了束星北,他们原是浙大时期的老朋友。通过外电消息和与卢鹤绂的交谈,束星北推测中国最高层领导在筹划研制原子弹。1964年8月9日,他写信给党组织,建议为应付核战争而研制核武器,并主动举荐人员,“过去有过很好感情的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做核物理实验研究的,另外两个是做核物理理论研究的。……如果党同意的话,我想我可以协助党动员他们回国。”(《束》书275页)据该书后文可知,这三个人之中就应该包括李政道和吴健雄。
  依束星北的处境,即便他再聪明,也难以准确估算中国研制原子弹进程的时间表。就在束星北呈交这封信之后两个多月的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青岛市民走上街头与全国人民一道欢庆这一伟大成就时,束星北表现出来的,却是在发出“绝望的嗥叫”之后的哽咽(《束》书284页)。他就这样的反常:常人在严格保密的日子里对国家研制原子弹一事毫无所知,而束星北却超乎常人要以研制原子弹的实际行动为国家作贡献;常人得知中国有了原子弹而载歌载舞,有多少人喜极而泣,而他首先想到的却是自己失掉了一次绝好立功的机会,因此悲极而泣。
  束星北于1971年染指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竺可桢日记10月11日、10月15日),又于1972年再度表示要动员李政道、吴健雄等归国(《束》书341页)。此等表现,都可视作他为主动迎合当时政治需要而设计的“超常大动作”。
  1974年,束星北摘帽。他本人及家庭成员的处境有了很大改观。那时的人们,一般不会预料到有后来那么多的平反(摘帽,是你有罪但改造得好,他搞你并没错;平反,是你冤枉了,他搞错了,他认错),束星北恐怕也不会在政治上有这种奢望。然而,这位才高八斗的奇才,不可能没有业务上的理想。“文革”过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光芒普照神州大地,科学家的社会声望扶摇直上,束星北的1978年是什么状态?刘海军在书中是这样概述的:“这一年,束星北70岁,对一个70岁的老人而言,他还算是幸运的:他终于活了下来,摘了帽子,还赶上了‘科学的春天’。可是他又是不幸的,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遗憾太多,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束》书348页)束星北“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他很想到高水平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去施展身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下属机构都曾有意要他,但最后都无下文。他只好到刚刚由情报文献机构转为研究机构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就职。
  他很想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但他眼前面对的却是学术底子薄、人才基础差的新研究所的人员培训。为此开办了“动力海洋学进修班”,束星北重执教鞭,帮助所中人员补基础。他尽力了,但不能尽兴。《束》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他的一些学生……曾认为束星北生命的最后阶段选择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是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以他的水平和经验以及国外关系,应该到高水平的大学去任教或做学问。这样才会带出一批高水平的学生。而‘一所’的‘学生’,基本来自各科室的业务骨干,加‘运动’经历,大都先天不足,束星北难以施展其身[手]。显然束星北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周志成在一篇文章中回顾道,束星北曾托他转告许良英帮他物色高水平的学生。周志成问什么样的条件,束星北说:‘要找像李政道那样的’”(《束》书365页)“动力海洋学进修班”,开办于1978年11月1日,结束于1979年4月18日。这段时间恰与国内学术界筹备并举行爱因斯坦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的时间相平行。《光明日报》在组织纪念文章的过程中,听说青岛的束星北先生曾与爱因斯坦相识,就派记者去采访,由此形成了那篇《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的文章。爱氏诞辰是3月17日,文章发表在3月9日。
  束星北执教的理想,是以当年浙大为参照系,要培养出李政道那样的高水平学生。他在进修班上也曾经拿李政道做例子敲打学员们。李政道,不仅是他的骄傲,也是把他从苦海中捞出来的救星。在自己为摘帽而奋斗的历程中,他设计了若干意欲感动“上帝”的大动作,都未见灵,反倒是李政道回来走一趟,就把束星北头上的两顶帽子弹落了。诺贝尔奖的法力竟有如此之大!
  爱因斯坦是科学圣殿内的王中王,束星北是不是想通过爱因斯坦的法力再进一步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以实现自己出成果、出人才的目标,以此慰藉自己的余生呢?在科研上有所成就,这可是他此时的最大追求。
  凡是通读过《束星北档案》全书的读者,大致都可以看出束氏恃才傲物的做人心态和我行我素的做事风格。恃才傲物,心中追求的目标总要高于常人,但往往不切实际。我行我素,凡事“以我为中心”,往往不遵守常人的行为规范,超常规,逾常矩,且不计后果。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与其共事多年的何增禄先生称他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1955年11月27日竺可桢日记),这个评语虽然有特定时代的政治烙印,但细究其人之表现,也还算是中肯的。
  据1940年2月2日竺可桢日记,在浙大从广西宜山迁往贵州遵义之后,束星北往见竺可桢校长,称“此次迁移共费千金,借债六七百元,故求学校设法补助”,竺在说明学校经费困难情况之后,拒绝了束星北的这一要求。束星北当即责怪竺可桢“无政治手腕”,无非是说竺可桢不会随机应变用些手段笼络人。由此可见束星北的直人快语、口无遮拦,亦可窥见其话中隐含着的行为逻辑———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可以不考虑手段的正当与否。
  在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后,举国上下掀起了持续时间较长的一股“科学热”。科学家成为各种传媒宣传中的主角,以科学家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火爆一时,也的的确确涌现出了一大批好作品。不过,当时存在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真实性”的问题。这些报告文学大多出自作家或记者的手笔,取材又大多是靠科学家本人或其周边人的忆述,再就是作者在此基础上的推理和渲染。曾记否,有些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甚至公然鼓吹报告文学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可以安装“假肢”和“义齿”。当然,问题也不只在记者作家方面,有些科学家也在虚构或夸大自己的“光荣历史”。这种假话横行的恶劣风气,上行下效,源自于长期以来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在10年“文革”中达到了顶点,余绪绵延难消,乃至于今日。当年“科学热”中的失实宣传只是它的一个侧影,束星北的文章是这个侧影中的一个点。
  
  余论
  社会是复杂的,人生是复杂的。束星北是人,就有人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与常人相比,束星北是奇人奇才,他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还要比常人更奇些。他恃才傲物,前半生还算春风得意,后半生苦不堪言。他崇尚科学,早年曾徜徉在世界物理学革命前沿,探讨相对论,晚年在特殊的境遇下却曾研究“道在溺中”的便池积垢问题。他曾挥金助人,也曾屡因过于看重孔方兄而放弃或失掉科研的机遇。他曾为阻止王淦昌家庭的破裂而仗义奔走,自己却也曾有婚外情牵。他曾替苏步青打抱不平而表现出为朋友两肋插刀,却也曾为检举告密出逃计划而往朋友的两肋上插刀……
  如果能以开放、宽容的态度看待历史上的名人和伟人,我们其实无需苛求完美,古往今来,也没有哪一个被打造成完人的完美是可信的。在洗掉了政治冤情,又洗掉了油彩铅华之后,再仔细打量一生中充满了“奇遇”的奇才束星北,我们还会识得那位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春风,成绩斐然的一代名师;还会识得那位忧国忧民,刚直耿介,嫉恶如仇,不畏权势却饱受屈辱,丧尽尊严的一介书生。在可亲可敬可悲可叹之余,更还积有几分可爱——那士林之中难得一见的彪汉侠影,那荒野之上任性驰骋的无缰烈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