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日记里的束星北

樊洪业


南方周末   2005-09-15 16:21:54


束星北(1907-1983),江苏南通人,《束星北档案》问世后,成为又一名社会关注度极高的学者,被誉为“自然科学界的陈寅恪”。李政道、吴健雄、程开甲等物理学家曾师从他。

  
  □樊洪业(北京)
  
  2005年开门揖春之时,刘海军献出了一部《束星北档案》,以它特有的历史悲怆震撼了中国的知识界。笔者所交往的朋友中,很多人都是一口气读完它的,在掩卷沉思之后又把他们各自的感动、感慨和感悟散发给更多的朋友。束星北,这个陌生的名字,迅速出现在各种期刊报纸的版面上。
  在《束星北档案》一书中,竺可桢是位占有特殊位置的人物。笔者近年从事编纂《竺可桢全集》,在编订竺老日记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些有关束星北的记述,统计一下,有120余处。这些记述对《束星北档案》(下简称《束》),或可补遗,或可印证,或可订讹,或可质疑。
  
  陈毅如是说
  竺可桢于1936年4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随之即把因抗议前校长郭任远而愤然离校的束星北请回学校任教。此后13年里,两人在校中多有接触。1949年4月,竺可桢只身悄然离开浙大,解放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束星北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去了山东大学(青岛)。1953年8月暑期,竺可桢到青岛海滨休假。此时,束星北已被山东大学物理系“驱逐”,转入气象学研究。8月18日这一天,束星北往见竺老,与竺“谈及西风带问题”。1954年暑期,束来到北京,参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暑期工作”(不知是否是暑期讨论班的讲学,日记文字未详)。8月8日是星期天,他来到中国科学院第一宿舍拜访了竺老,这是他们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束星北回到青岛,在山东大学主持气象研究室工作1年。
  1955年8月,竺可桢再次来到青岛度假,正值“肃反”高潮。山东大学揪出了“以束星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竺可桢从童第周等人口中了解到束的遭遇。
  此后3个月内,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接连两次出面解决束星北一案。
  9月10日上午,竺可桢与其他科学院领导一道参加了由陈毅主持的会议。会上由中国科学院和“科联”(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协的前身,当时挂靠于科学院)的领导介绍各自的肃反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完毕是陈毅讲话,竺在日记中记有:
  陈副总理讲目前已发现二万多案件。反革命性质,要调查才能明白……不能指说几句牢骚话就是反革命……关于高级研究人员不必再作交代。参加讨论不要停止工作,最近尹达对顾颉刚表示不满,但仍[要]争取,学术思想可以自由,不能强迫接受马列主义,如胡先�、陈焕镛、束星北,均要给以帮助,好好争取。
  陈毅当时在国务院分管科学院,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向科学院领导交待政策,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讲话中提到的人,顾颉刚是历史学家,胡先�和陈焕镛是植物分类学家。结合束星北的当时处境,可以把陈老总的这段讲话大致解读为:不要强迫束星北接受马列主义,不要因为他说过一些牢骚话就说他是反革命,要对束星北做好帮助和争取的工作。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山东大学对束星北的结论。
  山东大学的领导,似乎当时还不能及时理解党政高层此时对待高级科学家的政策精神,在他们看来,束星北已是板上钉钉的反革命。因此不久之后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讨论束星北问题的专门会议。
  11月8日,星期二,陈毅来到了文津街中国科学院院部会议室。《束》书中缺此重要一段,特抄录如下:
  9点至院,召集会议讨论处理束星北事,由山东大学教务长崔荣做了两小时的报告,述束星北在山东大学种种反党反人民政府行为。组织小团体,企图夺取物理系领导权,给系主任郭贻诚以打击,对校长、副校长以辱骂。以钱收买学生,和周北平及刘维舟三人为核心,组织学生成反苏反党团体。他于1952年冬去山大,最初尚好,1953年起一贯反领导,说山大党是法西斯,指崔教务长为恶霸,胡为傀儡。说办大学应以科学为第一,唯物辩证[法]为骗人,说万事能顶用就好。说苏联科学只有发展没有发明,和他自己一样。学了气象家Kuper学说,即说其数学上有错误。1954年普选时进行破坏,选电影明星褒曼。青岛海军要培养干部学雷达(1954年冬),要他教,他首先要知道雷达波长。威胁王华文,要气象预报图。平时到处要钱,但却送给学生。8月13号山大召集300多师生斗争了他,予以留职反省处分。
  崔荣报告束星北罪行完毕,开始讨论。竺日记中没有列出到会人员的名单。述及发言者有赵九章、周培源、贝时璋和曾昭抡。贝时璋出席,可能与老浙大时的问题有关;赵九章和周培源出席,与以数理为基础的气象学研究有关;曾昭抡的身份应是高教部副部长和科联副主席。按行政建制的隶属关系,山东大学对口高教部,青岛气象学研究室对口中国科学院。从陈毅出席来看,可以推测这是他为解决束星北问题而举行的还带有“同行评议”性质的小型调查会。
  在崔教务长先行铺垫的基础上,与会者发言主要是指出束星北的问题。关于处理意见,曾昭抡主张逮捕束星北,会上许多人也赞成。但最后,陈老总的结论性讲话是“主张从宽,暂不拘禁,再查证据”。
  此后就有了1956年4月1日《中共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关于山东大学教授束星北专案结案材料综合报告》,为束星北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束》,121-126页)
  关于陈毅直接干预处理束星北问题的时间,《束》书中说是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之后,当系误植。
  1956年4月间,陈毅在北京的宴会上对青岛海洋所生物学家张玺说“你回去跟这位束大人捎个话,就说是我说的。告诉他,以后不要再骂共产党了,共产党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束》121页)这应该理解为,陈毅已经从高层干预解决了束星北问题之后,是在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劝勉束星北约束自己的言行。《束》书以为是陈毅在发泄心中的不快,似为欠妥。
  
  李政道归访,竺可桢为束星北“通风报信”
  不谙世情的束星北,在1957年以后惨遭灭顶之灾。在炼狱中苦熬的束星北,正当他设计了各种“自救”方案都不见功效的时候,来了救星李政道。
  1972年8月29日,竺可桢收到束星北来信,内容不详。据事后推测,这封信可能是向竺讲述他在青岛北镇果园内劳动的情况。而恰巧在此之前的8月20日,竺可桢看到了外交部关于接待李政道归访的计划。他在收到束星北来信之后,即于9月3日回信,“告以李政道、吴健雄将回国事”。信中还说了一段话,看似平常,但对于劳动改造中的戴罪人束星北来说却是意味深长的:
  得知你在青岛医学院工作,竟能与工人并肩劳动,让我高兴,你有这样的体力,使老态龙钟的我者闻之不胜羡慕。这样的短期劳动对于我们知识分子是身心两益的事。当然我以为国家为了人民健康需医务人才甚急,青岛医学院教学工作的恢复当不在远。相信你仍执行物理教学工作,驾轻就熟。(《束》323页)
  9月24日,竺接到束的来信,内容不详。
  9月30日,在周恩来接待外宾的一次宴会上,王淦昌介绍李政道夫妇与竺可桢见面。
  10月1日,竺接到束的来信,内容不详。
  10月2日,竺写回信与束,“告以李政道已到北京”。
  10月3日晚,竺在金鱼巷和平宾馆宴请李政道夫妇,有“老浙大”教授何增禄、王淦昌、王葆仁、贝时璋作陪。赴宴之前,李氏夫妇先行到竺宅拜访老校长,竺记道:“晚6点李政道和其夫人秦惠筠和妹李梦雅来。李在浙大仅一年,又在永兴,不常见,所以不能记忆从前面貌,况且是26年以前事情了。”
  有关与李政道的谈话,竺记“我首先告以束星北在青岛要我为他致意”。可见此前束星北给竺可桢的信,肯定是围绕李政道归访这个话题的。
  10月14日中午,衰弱不堪的竺可桢,已不能按原定日程完成一次重要的作陪任务,他又一次住进了北京医院。当天下午5:30-9:10,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政道。在长时间的谈话中,有一个话题是周总理希望李教授能为中国的人才断层问题做些工作。李提出,应该首先着眼发挥国内优秀人才的作用,并就此提到了“我的老师束星北”。
  这次归访,李政道理所当然地会要求与束星北晤面。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否见到束星北,并不取决于他们师生两人。按常规,归访者在回国之前就会提出要求探访人员的名单,然后由接待部门摸底、联络,排除不能接待者,然后再根据可安排接待的情况,双方协商访问的具体路线与行程。据《束》书,这次在青岛弄得动静很大,国务院有关部门来了人,但最后由于无法解决束李师生见面的合适地点而告吹。见面的场所,展示着束星北的生活境遇,会反映在李政道的回国观感中,当年这是事关政治影响的大问题。为了不有损党和政府在李政道心目中的形象,结果是以“束星北身体不适”为由推掉了事。(《束》334页)
  就在见到周恩来的当晚,李政道已知此行无望见到恩师,怅然而无奈,于是马上用北京饭店的便笺给束老师写了一封短信:“束先生:自重庆一别,离今已有差不多廿八年了。对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此次回国,未能一晤,深以为怅,望先生小心身体。”
  束星北的通信,多年来都是要先由组织审查的,邮程也就当然要长一些。这一次破例了,李政道的来信,直达于束星北手中。他依然按着常规,主动“呈上”审查,写好回信后再呈上审查。他在10月20日写给李的回信中,基调是歌颂新中国的成就。
  李政道回大陆转了42天,让诺贝尔先生显了一次灵,终使束星北归队于“人民”之中,那两顶本来就不应该属于他的“帽子”给摘掉了。
  《束》书中对这一段的叙事顺序,以周恩来接见李政道在先,然后是国务院派员到青岛安排束李见面未果,再后是李政道写信给束星北表达不能见面之遗憾。而实际的进程,应该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人员赴青岛试图安排束李见面在先,周恩来接见李政道是在10月14日下午(《束》书误植为10月17日),李致束函在当日晚。
  
  浙大往事两则:打人与用人
  束星北在“管制”“改造”生涯中的后期,曾反省过自己的“品质”问题。他把自己与竺可桢、王淦昌相比较,找差距。认为“他们谦虚谨慎、平等待人、善于处理应付上下各种关系,并能够小心地将自己的锋芒包藏起来”,他自己则是“傲上慢下”“锋芒毕露”“一贯地和领导组织作对”“一贯地瞧不起群众”,因而,他才会有如此糟糕的人际关系,才弄得人人厌之、憎之。(《束》312页)
  他的反省,可以说还是找到了一些问题的,但只是浮在表层的一些。浙大时期的竺可桢日记,历年皆对束星北有所记述。下面依日记文字,看一看束星北在“品质”上的缺失。这里说两件事,一说他的动粗打人,二说他的徇情用人。
  1942年,浙大校总部在遵义,理学院等在湄潭。10月下旬,湄潭校园中发生了束星北殴打杜道周的事件。在《束》书第45页,这件事是以当年浙大物理系学生于明远的回忆出现的:“在我的印象里,束星北很像传奇中英雄豪杰式的人物。……束星北对总务主任饱以老拳,是因为那个主任常常在实验设备和实验材料上设障刁难,束星北也是忍无可忍,可事后束星北自知有错,便主动向竺可桢认错,也当面向总务主任赔了不是。”
  这与竺可桢当年的日记文字有很大出入。在当时那场纠纷中,物理系师生是一致对外的。于明远当时是学生,不一定了解真正的内幕,本位主义地袒护物理系老师,也很正常。再加上束星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豪杰”,他的记忆是朝着有利于束星北的方向偏移的,也很正常,但对被打者则不甚公平。
  为了处理此事,竺可桢校长闻讯后专程从遵义到湄潭,在日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此事发生在10月25日,物理系师生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强行从库房中搬取竹子。事务主任杜道周出面阻止,发生了冲突。束星北因此动粗,挥拳殴杜致伤。
  竺可桢于10月26日到湄潭,立即“至福音堂楼上慰问杜道周,见其尚卧床上,唇上破处已缝好”。杜向竺校长表示,对束星北无礼行凶极为气愤,要求束赔罪,不然将诉诸法庭。竺可桢经多方调查,认为虽然杜在交涉中表现性情急躁,但论及是非,道理还是在杜这一方。为了不致把事情闹到法院,影响教学秩序和学校名誉,竺可桢多方做工作,并委托一些人居中调停。杜道周的要求是束星北必须有书面道歉,而束星北则只同意口头道歉。经几天来回协商,最后由竺想出一个办法,由束星北请一桌酒席,束当众向杜口头道歉,再把书面道歉函在席间众人中传阅,最后由竺校长收回保存。竺为此事煞费苦心,尽量照顾双方的面子,化解矛盾,历时一个星期,“一场轩然大波乃告结束”。(1942年10月31日)
  6年以后,在杭州又出一次事。竺记1948年11月20日,学校出纳室职员吴月峰向竺校长哭诉:束、吴两家小孩打架,束星北回家后,不问青红皂白即前往吴宅打了吴月峰一耳光。此事引起校中多数职员之愤怒。竺可桢通过物理系主任何增禄教授做束星北的工作,结果是束星北在《浙大日刊》上刊登了道歉启事。
  束星北青年时期颇有尚武情结,曾一度迷醉于侠士剑客。(《束》书274页)这可能与他成为士林之中一莽汉有关。历史上确实有些天才人物,行为怪异,不近常理,但只要他不侵犯别人的权利,不扰乱社会秩序,周围的人应当尽量包容他。然而,连小孩子都知道的一个道理,打人是“侵犯人权”的。束星北的行为,超出了人们常规可以容忍的范围。
  再说束星北的徇情用人。《束》书第122-124页,叙述查证束星北在国民政府军令部技术室任职期间的情况,在陈维昆的证言中,称在技术室近一年的时间中,束星北偕往的人员中有一位“与束姘居”的蒋素卿。蒋素卿,大约是1943年毕业于浙大物理系。束星北与其姘居与否,竺老日记中未曾涉及,但有关束与蒋素卿的关系,还是另有所记的。
  1946年8月15、16两日,在杭州忙于浙大复校工作的竺可桢,相继收到束星北的两封来信,接下来就有围绕蒋素卿问题的连续记述:
  8月17日,“束星北来,知其为助教蒋素卿事,因荩谋[张绍忠,浙大教务长,曾任物理系主任]不赞同以蒋素卿为助教,以为其成绩太劣。但束星北显然意见不同,故极力主张以何增禄为系主任。”
  8月20日,“中午束星北去沪,因蒋素卿,荩谋不用作助教,渠[竺日记中习惯使用的第三人称代词,这里指束星北]大不高兴,欲辞职。余以星北与荩谋20年友谊,何至以助教事而闹翻。询之增禄,知蒋系星北南通同乡,但荩谋以其成绩太坏,毕业平均不到70分,故不用为助教。”
  9月2日,“膳后晤荩谋夫妇……余告以束星北为蒋素卿事曾来杭,并以为非聘不可”。
  9月16日,“束星北来辞职,欲去山东大学,原因由于蒋素卿(其同乡亲戚)未能得助教名额而降为助理之故。”
  在竺可桢任浙大校长之前,张绍忠是在浙江大学创建物理系的元老,担任物理系主任多年,束星北与何增禄都是由他物色聘来的。张绍忠后来在校中担任教务长,一向秉公办事,威望很高,为竺可桢之膀臂,这在浙大是有公论的。束星北为了蒋素卿的“职称”问题,出于一己私情,竟然与有20年友谊的老主任闹翻,且又一再以辞职要胁,对竺可桢施加压力。
  竺氏长校,一向把聘请高水平的教授看得最为重要,束星北有超常的“教授”之才,因此被竺所看重。但从竺可桢日记所见,在浙大期间,竺、束二人谈不上私交。从竺的角度说,是以校长身份面对一位教授,束给竺写信,或登门来见,无论是为公为私,对于竺校长来说,皆属公务。但束星北在校中屡生事端,竺校长既要秉公处理,又要尽量维护束教授的面子。束星北闹情绪表示辞意时,竺总是劝说挽留。但当束星北以辞职相要胁时,竺则坚持原则,不为所动。对束星北之为人,竺在日记中赞语无多,批评的话倒是不少。尤其对校园中发生的暴力事件,他是很痛心、很反感的。
  在束星北殴打杜道周之后不久,竺可桢在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曾批评“我国士大夫无守法精神,往往以不守法称耀乡里,此实非近代国家所应有”。这里并非一定是专指束星北,但应是有感而发,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缺乏现代道德文明行为的鞭挞。后来,竺可桢到湄潭处理另一次与物理系有关的师生群殴事件,他在日记中述及最后向学生训话时的心情:“余提及此事,使余内心冲突几不能抑止,半晌不能成语,因余思当时相打情形,实极愤懑也。”(1944年2月28日)因为初次群殴事发于上午,至下午又“重演武剧,此乃不近情之至。且学校既为机关,有导师、教授、院长,不诉诸当事人,而诉诸武力,真可谓教育的失败”。
  以竺老之知人论世,他对束星北当年“武斗”于人的看法,是可以想见的。
  
  余论
  《束星北档案》问世后,好评如潮,束星北也随之成了继顾准之后为社会关注度极高的又一位学者。《束》书内外,“天下第一才子”、“物理学大师”、“中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中国的爱因斯坦”、“自然科学界的陈寅恪”等等美誉,纷至沓来。笔者以为,此中颇有些虚火。
  从与束星北相知的同代人(如王淦昌)和学生(如李政道、程开甲、许良英等)的忆述中,人们可以相信他聪明过人,具有超常的天分,在现代物理学教育中显露出的才华,几乎无人与之比肩。然而,终其一生,他在物理学领域中并没有取得“青史留芳”的重大成果。并且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1949年之后的境遇。
  在20世纪30-40年代,束星北对物理学问题的探索,有些是很前沿的。但从竺可桢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是个心多旁骛的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在1944年跑到军令部技术室去作高级打工,受了那1万元高薪的诱惑而离开了浙大的教研岗位。如果作为一种人生选择或兴趣选择,也许无可厚非,但对于科学家来说,这种中断是一大忌。时间对于科学家之重要,学术上的持续积累对于科学家之重要,是无需在此多做解释的。类似的诱惑,不仅使得束星北用于科研的时间得不到保障,而且还会动摇他对科学目标的追求和信仰。在1949年以前,他没有像王淦昌那样对科学研究的锲而不舍,当然也就不可能取得像王淦昌那样的骄人成绩。对于一位专业基础深厚的科学家,相对来说,教学工作可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靠吃老本,一定范围的计算能力可以吃老本,但要在前沿领域获得重大科学发现,只靠吃老本是办不到的。
  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物理学发展史上,先有北颜(任光)南胡(刚复),后有所谓“四大金刚”(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继之跟进而来的有赵忠尧、周培源、吴大猷等等。像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那一批后起之秀,虽然在1940年代已露尖尖角,但他们真正在中国物理学界担纲带队,还是在1950年代。在这张物理学的先贤榜上,束星北自当有其应有的地位,但他绝对没有达到《束》书中所称中国物理学“领军人物”的地位。束星北在1953年以后做了短时间的气象学研究,据竺可桢1955年11月8日日记,赵九章对束星北那时期有关工作的评价是“在科学上一向先有了一个理想,然后歪曲事实来证明。表面上承认错误,其实不改”。从话中可见,对束星北的文章,赵九章或是其他气象学家当时就提出过批评意见。赵九章是中国气象学界的领军人物,道德文章皆可称道,依其平生之论人论事,应该是不会冤枉束先生的。
  时下宣传科学家的传记读物有很多,但似有一个通病,即作者往往用自己的笔杆子把主人公送到庙堂之上,由作者引导读者仰视那些高大英雄,顶礼膜拜之。这种英雄崇拜的情结,很容易模糊人们的眼睛,偏离历史的本来面目。刘海军先生已尽了极大的努力,要为我们揭示一个全面真实可信的束星北,不回避他的“阴暗面”,把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主人公在高温高压下的变形、变态与变构,全都赤裸裸地展现给了读者,应该说,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也不能不指出,面对束星北这样一位天才人物的悲惨遭遇,很难控制由悲愤引发出来的一种激情。这种激情,使得作者有更大的勇气向社会历史的不公挑战,但也有可能出于对主人公的同情与崇敬,有时会失掉理性批判的监督,在“平反”的思维框架内无限延伸,在对主人公的认识上由此会走入新的误区。
  刘海军说,《束星北档案》写的是“一份病理分析书”。按笔者的理解,病理,有社会病理,也有个人病理。分析社会病理,需要有对社会的批判;分析个人病理,就需要有对个人的批判。作为读者,我们很庆幸读到的不是关于束星北的“报告文学”,而是“束星北档案”,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访谈各路当事人的“口述历史”。这使得研究者可以循级而上,一步一步接近历史的真相,可以使《束星北档案》作为一份珍贵的稀有政治标本,具有永久的存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