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大师丘成桐点破中国学术死穴

陈颖慈 报道

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做不了好学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摒弃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正正就是这个窘境。

丘成桐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归根究底,所有问题都是源于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大师给中国学术界点破死穴。

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态,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指出,中国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是中西文化都学不好,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

“中国的学生,唸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丘成桐概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名牌大学只唯利是图

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

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

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从未见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着2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国有500多个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的大学,固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靠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气候底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员只顾讨好上级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

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

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东西。

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概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领导层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丘教授的一个心愿

丘成桐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些年来,他先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筹集资金逾一亿元。

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加上近代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足,令中国做不了好学问。丘成桐概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学问,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还多着呢。

 

大学校长曾经敢于对蒋介石说:“大学不是衙门!”

官场的权力等级与大学的独立精神从来都是格格不入,势不两立的,而权力却从未放弃对这个神圣殿堂的渗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许多势单力薄的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凭借着一己的精神力量,勇敢地捍卫着学校的独立和知识分子的尊严,捍卫这所神圣殿堂的纯净——因为,大学不是衙门!

“大学不是衙门!”,此话出自二十年代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之口;此话是刘文典对站在权力顶端的蒋介石说的。

这是一段学界旧事: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前去当面向他汇报。

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谓“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

因有怨气,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

刘文典针锋相对,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刘兆吉:《刘文典先生逸闻轶事数则》)

后来两人的冲突升级,刘文典竟然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而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羁押,说要枪毙他。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文典就已深深得罪过蒋介石。蒋介石掌握国家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文典拒绝蒋介石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老蒋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 (见《读书》二零零一年第十期,作者魏得胜)

好一个大学校长,好一个“大学不是衙门!”

设想今天,别说最高领袖,若是教育部长要来学校视察、要来学校训话,那将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大事,将是何等荣耀的大事!

这个故事有两个非常精彩的亮点:旧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是何等的尊严——即使明知这尊严要以牢狱之苦为代价,他们也绝不丢弃;另一个则是大学是做学问的文化殿堂,是知识精英谈经论道的地方,是教师们教书育人、塑造灵魂的地方。在这里,只承认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学问而不承认权势——即使是最高权势者,也无权到大学来指手划脚、耀武扬威……

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不能办成衙门。这是常识。

然而,这个常识在今天受到了挑战。

还是在谈及刘文典的这段轶事时,当代学者邵建十分感慨地说:“大学倒不是办成了衙门,而是办成了政府——不信到各大学走一圈,看看楼道里各个门口上挂的牌子就明白了。”(邵建:《事出刘文典》)

有了政府,自然就有了许多官员,这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在我们许多办成了政府的大学里,你很难看到纯粹意义的官员。除了党政干部,大学里的院长、所长、系主任、甚至首席教授们都严格的享受着县团级、司局级,甚至副部级待遇,他们不仅是学术带头人、是专家学者,还同时是领导、是官,而且是好生了得的官——司局级可是能享受到“高干”待遇的官——所以很难搞清楚他们到底算什么人?

“一方面,他们是教授、博导、专家,往往身兼数个学术职务和学术项目的主持人,拥有甚至垄断学术大权,但是这样的专家在第一线的实干往往少得可怜,学术质量也难尽人意,有时则有其名而无其实。另一方面,他们是学校各级身居要职的领导,兼任不少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但是他们往往很少深入第一线,根本谈不上‘三同’,你要他下基层深入第一线听课参与基层教学科研活动了解实情,他往往以本人已在讲课、在指导研究生等为由为自己无须深入基层辩护。对‘官’来说,他为‘学’,对‘学’来说,他为‘官’,往往既做不好‘官’也搞不好‘学’,但是名、利、权三收,往往成为学界的既得利益集团,严格说来这些官僚化的学者已和普通学者少有共同语言。(黄安年《谨防学术“官僚化”倾向》)

其实,他们的主业当然是官,“学”,不过是权力者手中的获利工具而已。

人大代表赵师庆代表在谈到当今大学里这类身兼“官”“学”两路的知识精英时,十分感慨地说:“一些人味口很大,既要搞学术,又想当官,还想拿钱。‘鱼’与‘熊掌’都想得到,学 术成了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两会代表为“败学症”把脉寻方》)

这就是当今大学的另一个大背景:权力等级与金钱平分秋色,几乎完全主宰了大学——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消亡,学术在钱和权的双重挤压之下,早已失去了理应由它们所占据的大学舞台;即使表面上,“学”还在这个舞台的前台唱着主角,但实质上不过是给钱权牟利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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