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安徽史学》2003年第4期第81-86页

《墨经》不应为墨子所自著

——从詹剑峰先生关于《墨经》四篇著作时代的论述说起

 

邹大海

(北京100010,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摘要 《墨经》的年代是个聚讼不已的问题。四十年前詹剑峰先生有力地批驳了后期墨家说的主要证据,并提出墨子自著说的详细论证。由于多方面原因,詹氏的观点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墨子自著说渐渐抬头。笔者以为战国后期墨家说虽已被詹先生推翻,但他的墨子自著说也有问题,《墨经》的年代应在墨子晚年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墨家分裂之间。

   关键词  墨经年代  墨子 詹剑峰

 

学术界对詹剑峰先生《墨经》为墨子自著说的反应

 

《墨经》的年代和作者,历来众说纷纭。但三十年代以后,战国后期墨家说渐居统治地位。四十年前,在后期墨家说的一片凯歌声中,詹剑峰先生[1]不人云亦云,以自己扎实的工作,严谨的学风,非凡的洞察力和缜密的思维,批驳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后期墨家说,成为墨子自著说的重镇。但詹先生的观点,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沈有鼎先生曾以矜谨的态度评论说:

墨子作《辩经》的传说,和孔子作《易传》一样,是难以置信的。并且恰恰是从《名墨訾应》的一些问题看,恐怕《辩经》的作者不能早于惠施及其同时的辩者(参看章士钊《墨学谈》。公孙龙在后不必论。当然《辩经》的作者决不是无所承继,里面有些材料如“两轮高”等可能是墨子的发明)。在文献缺乏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宁可提出惠施及其同时的辩者的学说在墨经的学说之前这样一个假设。(作者说相里勤诵《墨经》,但《庄子·天下篇》明说相里勤之弟子诵《墨经》,“诵”也许是凭记忆“诵出”的意思。)关于惠施,我们也宁可相信《庄子》,不必相信鲁胜的惠施祖述墨家言的论断。[2]

这反映了沈氏取舍的趋向,不是切实的论证,其推理只能建立一个假设,未能否定詹氏的论证,因为章氏的名墨訾应说所涉及的内容在《墨经》中只占很小的份额,其对名家和墨家到底是谁批判谁的认证有问题(主要是对科学思想和概念的发展史缺乏正确的认识)。最要紧的是沈未就詹对后期墨家说的逐条批驳提出反证。另外,“相信《庄子》”正好说明《墨经》在惠施之前而不是相反,在这一点上沈氏也是失察的。

八十年代初期王维庭先生把《墨经》成书的观点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墨翟自著,由后学补成。是战国初期写成的。《经说》由后学续补,可能在墨翟死去百年以后完成。”他总结说:

    第一说的理论根据分为五点:

    1.篇中无“子墨子曰”。凡是篇中无“子墨子曰”的,一定是墨翟所著。

    2.“俱诵《墨经》”。凡是徒弟俱诵一本《经》,这本《经》一定是祖师爷写的。

    3.文体最简。凡是造语简到象《墨经》这样的书,一定是春秋末战国初的墨子写的书。

    4.晋鲁胜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凡是鲁胜说的,一定可信。

    5.《墨经》是“良书”(《墨子·贵义》).凡是《墨经》这样的良书,一定是博学多艺的祖师爷墨翟写的。

以上五点,都只是推测,缺乏证据,因此,第一说不能服人。[3]

对照张煊、梁启超、詹剑峰等主墨子自著说的学者的论述,王氏的几个“凡是”和“一定”难免有“莫须有”的嫌疑。主第一说者固然有的有时说话绝对了些,但并非都那么刚愎自用。此点不难覆按(王氏对第一类的概括亦未准确,此可不论)。王氏的态度反映了一种对待墨子自著说的较极端的态度。

现在,我国大陆占主要地位的还是战国后期墨家说,有的学者只是径采此说,有的还陈述了理由,但鲜见有理由未被詹氏批驳过。如近年崔清田《显学重光——近现代的先秦墨家研究》,虽以总结近现代墨学的姿态出现,但在《墨经》年代的问题上坚持战国后期墨家说时,其理由均未越出方授楚、冯友兰、侯外庐等所论的范围,而对詹先生所论,虽引述其墨子自著说的论述,但未及詹对后期墨家说的批驳。所以,这种流行并非建立在他们对此问题进行了科学考察的基础之上。此中一个原因是疑古思潮所造成的在古籍年代取舍上的宁早勿晚心态。不过,其它地区的情况倒有些不一样。曾主攻墨学三十年的美籍华人学者李绍崑认为詹先生“以大约五十页的篇幅,反驳了胡适、冯友兰、侯外庐以及其他人的错误观点,然后肯定地向读者提出四个确凿的论据,证实墨子是《经》和《经说》的真正的原作者”[4]。这是一种不带成见的态度。我国台湾也颇有主墨子自著说的学者,如李叔渔、王冬珍等。另外,由于大量文献的出土,使我们对古籍形成和流传过程的认识不断深入,一些以前被误断为伪书的冤案渐渐被澄清。直接或间接受此背景的影响,主墨子自著说或部分墨子自著说的人也逐渐多起来。如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主张《经》部分为墨子所著,朱志凯“《墨经》作者辨析”认为《经》两篇为墨子所著,而杨俊光的“〈墨经〉研究的一个卓越成果──杨宽先生《墨经哲学》读后”和《墨子新论》则复活杨宽早年的观点,认为《经上》(并《经说上》)为墨子自著,余则墨家后学所作。陈直“《墨子·备城门》等篇与居延汉简”,邢兆良《墨子评传》,郑宝琦、王庭洽“《墨子》新探”,郭齐勇、吴根友《诸子学志》等都主墨子自著说。不过,以笔者所见,新墨子自著说者的理由大都未超过詹先生所论的范围。如邢兆良认为这四篇“是墨家的基本典籍,类似墨家教义,虽在转辗抄写、传授的过程中不免有后学增益,但基本上应是墨子自著。”[5]其理由都由詹氏论述过。所以,讨论墨子自著说,我们主要针对詹氏的论述。

                           

二 《墨经》不应为墨子自著

 

笔者亦反对战国后期墨家说,对詹氏的学识非常钦佩,尤其觉得他对后期墨家说的批判真是痛快淋漓,而且总体上也很正确。但认真考虑后,笔者仍觉得他关于《墨经》由墨子自著的论证有问题,故特撰此文,就教于同好。

    詹氏首先批评胡适、冯友兰、侯外庐等“墨经非墨子著”的论据,认为“无一能成立”。詹氏的论证虽然不是一点毛病没有,但确有说服力。他针对方授楚“墨经非一人所能著”的观点,说“这是毫无根据之言,因为历史上某些哲学家能写成各种科学的著作,并非史无前例的事,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写成逻辑、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道德学等著作”。这种批评也是有力的。但这些都只是说明存在墨子自著《墨经》的可能,不能证明《墨经》一定是墨子自著。

詹先生又提出四条理由证明《墨经》为墨子所著。

第一条是:从《天下篇》称各派墨者“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就可证实经是墨子自著。《墨经》既然是各派墨者所俱诵,就可见不是相里勤和邓陵子之流所著,而是早已存在了”,“相里勤既然是诵《墨经》,可见他没有著《墨经》,在他之前做《墨经》这部书的又只有墨子,才能使各派墨者共同传习。” “《墨经》确是辞约而义丰,而各派又‘倍谲不同’,确在”韩非“‘书约而弟子辩’之例。此亦墨子著《经》之一证”。

前引沈氏文字说“诵”也许是凭记忆“诵出”。徐锴说“以为临文曰诵,诵从也,以口从其文也,似共反”[6],若此则墨者之诵《墨经》,乃有书可依。不论徐说是否可靠,“诵”一定不会专指背诵;至多,背诵在古代也可用“诵”字。由于《墨经》文字艰涩,内容驳杂,又非韵文,不易背诵;且它为相隔很远不同地域的各派墨者所共诵,很难想象他们没有文字依据而仅凭记忆来“诵出”《墨经》。沈之假说,应属多事。詹氏谓相里勤不作《墨经》,固是。但墨家既然“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则不必其书为墨子著才可为众弟子诵,其他人只要在巨子的位置上,其作品或其主编的作品都可以为众墨者所诵。至于“书约而弟子辩”,如果墨子著了《墨经》可以当此例,墨子未著《墨经》,《韩非子》也能说得出这样的话,《老子》五千言,不也是“书约而弟子辩”吗?所以,此一理由只是说明墨子有著《墨经》的可能,但绝非充分条件。

詹先生的第二条理由:《贵义》篇载:“子墨子南游于楚,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孙诒让引《文选》注中有极类似的话,以及《渚宫旧事》载“墨子之郢,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是寡人虽不得天下,而乐养贤人,请过日百种以待官舍人须天下之贤君。’墨子辞曰:‘翟闻贤人进,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遂行矣’。”“由此可见,墨子所献的书,必是自己著的,否则不会因楚王不用其书而辞归。惠王赞美这部书是良书,由此可见,这书是墨子要义之所在。”这些说明墨子著过一部好书,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一段文字:“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体身则可,其言多不辩,何也?’曰:‘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生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故其言多而不辩。’”这里“不辩”是不文,“言多”“绝不是其言繁多”,“而是其言广博,包含多方面的知识,所谓‘言多而不文’者,即言广而不文,换言之,即墨子之言,所论述既广且多,而其文则质朴无华也。”《墨经》四篇“简约奇奥,质朴无华,而其论及者又是多方面的,有认识论、宇宙论、心理学、物理学、道德学、几何、逻辑等,正合着田鸠所说‘言多而不辩’(文),而《尚贤》诸篇则不免其言繁复了。可见后一楚王所见墨子之书绝不是《尚贤》诸篇,而是《经》和《经说》这一部书,楚之前王见之,则赞为良书,楚之后一王见之,则疑其不文,所以田鸠说出墨子言多而不文的原故,由此也就证实了墨子献楚惠王的书,就是《经》及《经说》四篇。”

上引《韩非子》言,一依詹书,文字与我们所用的几种版本稍有出入,如《韩子浅解》、《韩非子集解》[7] “体身”作“身体”,田鸠的话中“今世之谈也”之前有一段秦伯嫁女的话,“忘其用”作“忘其直”。但这并不影响所要讨论的问题。应该说,墨子确应著过书,且向楚王献过自己所著的书,而《墨经》也确可当“言多而不辩”之语,由于今《墨子》中“十论”亦非墨子亲著(有“子墨子曰”字样),以此推断《墨经》为墨子所作而献之楚王者,是有道理的。但是,但这种理由不是充分条件。事实上,田鸠话中有几句为詹所忽视,而这几句正好说明《墨经》不是墨子所著而为楚王所见者,这就是田鸠说的“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照此看来,楚王所说的墨子之言应主要是讲政教伦理,治国之道。再者,《渚宫旧事》载墨子的话“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遂行矣”也说明,墨子的书是讲政教伦理、安邦定国的。而这与《墨经》的内容明显不符。《墨经》中虽有此类内容,但所占比例很小,以谭戒甫的分类,与此内容相关的有政法和伦理两类,共35条,只占全书的19.6%[8],即使加上其他类中一些有关系的条目也不到25%。而且《墨经》这些内容,只能说是和政教伦理、治国之道有关系,不能说就是谈这些问题的,若以“宣告人”的标准来衡量,则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墨经》不可能是楚王所见的墨子所作之书。其实,象《墨经》这样的书,统治者关心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墨子》中讲到墨子的政治游说,几乎看不出来那一次对王侯讲了《墨经》的命题。后来以辩论为乐的惠施在政治活动中也几乎不谈他那些稀奇古怪的命题。所以,墨子虽然献书(即使自著了《墨经》),所献为《墨经》的可能性是几乎不存在的。

第三条理由是:鲁胜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鲁胜去古未远,当时古籍保存较多,且他又是天文学家,他曾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一定搜集了墨家论辩(逻辑)的著作,其指《墨经》为“辩经”可能有所本。

鲁胜所见固然有可能比现在见到的资料多,但鲁胜这样具体的话还是不宜轻信。《天下》篇既然提到墨家分裂后各派都诵《墨经》,又说到墨子个人的情况,说明作者对当时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如果《墨经》确为墨子自著,该文不说明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再者,鲁胜以前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固等注重古籍和学术源流的两汉学者,亦皆未说墨子著《墨经》。以此观之,墨子自著《墨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上引沈氏的话亦有些合理性。当然,鲁胜对辩学花了为别人所不及的功夫,研究了辩学发展的规律,看到了钜子的核心作用,其谓惠施、公孙龙祖述墨子之学,说明他对《墨经》与惠施、公孙龙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后者受前者的影响,有独到的认识,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施、龙不属墨家,则是肯定的。

第四条是:“从墨子的言行以证明墨子著‘经’。就墨子及其学派的著名人物来考察,只有墨子能著‘经’及‘说’四篇那样的‘良书’”。其理由有三:一是墨子有工艺、器械等多方面实用才能。二是“墨子重谈辩,好谈辩,且以谈辩教人,开战国辩者之风。他写下一些谈辩的方法和规律(逻辑),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理所必然的事”。三是“墨子读书甚多”,“好学而博”,“且注重‘述’而有‘作’”。“由此可见,墨子不仅从自己的劳动实践中取得了若干科学知识,并从前人劳动经验所积集的知识宝库——书册中搜集和吸收了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加上他自己天才的创造和总结”,“由是而写成一部结集古代科学知识的良书,那又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项理由也只是说明墨子有多方面的素养和能力,有能力著《墨经》。该学派中以墨子最全面、最博学,别人都不如他,如果在墨家中挑选一个来著《墨经》,墨子本人当为首选。但不能由此推论,有了一部《墨经》就是墨子本人所著。因为(1)如果一定要假设《墨经》为一个人所作,则各方面水平比较高的其他人也可以著《墨经》,虽然墨子本人写的话可能会写得更好些;(2)如果由众多墨徒把他们的心得贡献出来,由钜子主持,若干墨者参与,编成一部墨经,则不管现在《墨经》有多高明和广博,他们也能通过这种方式编出来。所以,詹氏这项理由也不是充分条件。事实上,墨子长年劳碌奔波,要写出《墨经》这样广博的书来,即使有这样的水平和能力,也难以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

詹氏曾批评方授楚疑《墨经》“如佛教经典结集,乃开会以决定者”,单以后世对宗教的标准而言,则《墨经》确不是宗教经典,方氏的比喻或有未当。但詹氏的批评,尚不足以否定《墨经》可以由弟子结集而成,因为中国古代很多非宗教典籍就是由弟子后学结集而成。墨家以一严密的组织,巨子有绝对的权威,由巨子主持,综合“从事”、“谈辩”、“说书”各科门徒的经验和成就,编出一部《墨经》,作为训练墨者的教材,也应是很自然的事情。

郑宝琦、王庭洽二先生在张煊论证《墨经》为墨子自著的理由外,又补充三条:(1)《天下篇》言三墨“俱诵《墨经》”,则庄子时代已知墨子门人弟子“俱诵《墨经》了,而且互相攻击对方非墨家正统传人;(2)就文体而言,《墨经》如《春秋》,它们在《墨子》一书中,属最早的一类,归于墨子时代是恰当的;(3)《显学篇》云“墨之所至,墨翟也”,墨翟是墨家中至高无上的祖师,《墨经》是《墨子》书中的精华,因此它的作者只能是墨翟,不可能是其他人。[9]

郑、王二氏的第一项理由略同于詹氏的第一条,其非墨子自著说的充分条件已如上述,至于《天下篇》的材料如何使用,我们将在下节说明。第三项理由可以包涵在詹氏的第四项中,上面亦已言及其不能证明墨子自著说。第二项以文体论,虽然有其意义,但这类根据用起来达不到较精密的程度。现传本《春秋》虽非孔子所作,但孔子已经研习《春秋》,此文体当出现较早,如果按文体相同则时代相同来推理,则在承认《墨经》与《春秋》文体相同的前提下(其实并不相同),可以得到《墨经》成于公元前6世纪的结论(当然也可以得到成于墨子时代的结论)。另外,二者文体实不相同,一述事,一立言,而《墨经》内四篇的文体,亦有区分,所以,从文体上看,得不到《墨经》为墨子自著的结论。郑、王二氏还就墨子时代所能达到的科技水平作讨论,说明墨子时代能达到甚至超过《墨经》的水平。这也只能说明如果墨子著了《墨经》,他有这样的科技背景。而不能由此证明《墨经》一定是墨子所著。

朱志凯[10]认为《经》上下两篇为墨子自著,所提理由中只有这两篇不含“墨者”、“子墨子曰”等这一条佐证为詹氏所未及。这种理由只有在别的证据证明其为墨子所著的前提下才能有说服力,因为《经说》两篇和《备水》、《备突》、《迎敌祠》、《旗帜》等篇也没有,而前者朱氏断为墨子后学所著,后者非墨子自著,则无疑义[11]

综上所述,詹、郑、王、朱诸先生均未证明《墨经》为墨子自著,其所述各项理由均非《墨经》为墨子自著的充分条件。根据我们对詹氏第二项理由的分析,则《墨经》为墨子自著的最强证据不能成立;根据我们对第三项理由的分析,则《墨经》为墨子自著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们认为《墨经》不应为墨子自著。

 

三 《墨经》的编著应在墨子晚年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之间

 

《墨经》既非墨子自著,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是其他某一墨者个人所作,则把《墨经》作为由某一巨子主持,总结墨家各方面成员的经验和智慧而编成的书,就很合理了。《墨经》既为各派墨者所共诵,则它应是墨家训练墨徒的教材。那么它是什么时候编成呢?

《庄子·天下》篇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12]既然各派都诵《墨经》,则它应形成于墨家分裂以前;而且,由“至今不决”可知从相里勤的弟子这一代的各派墨者互相攻讦到写《天下》篇时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天下》篇的时代和墨家分裂的时间就成了两个重要标尺。

刘笑敢[13]和张松辉[14]先生都有力地批驳了《天下》成于战国以后的观点,刘还证明了它早于同样成于战国时期的《至乐》篇,《庄子》的外杂篇成于《吕氏春秋》之前。已知《吕氏春秋》成于公元前239年(一说前241年),那么《天下》篇的形成应在公元前三世上半叶。张松辉认为它完成在庄子去世前后,即公元前286年前后。张氏的理由是《天下》只写到庄子为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庄子》全书,特别是《天下》篇写定于庄子去世前后”。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天下》篇评论的思想家中桓团和公孙龙[15]就比庄子更晚。不过,理由虽不充足,这个年代倒相去不远,因为至迟在公元前296年以前公孙龙就已有了《天下》篇所批评的那类思想,并为人所知[16],而此后二十年左右是他甚活跃的时间,所以,把《天下》篇定在公元前三前半叶的中期是合理的。上面说到从墨家的分裂到相里勤弟子时代的各派墨者相互攻讦再到《天下》篇的写成,各有一段时间,则墨家的分裂应在战国中期或更前。

徐克明认为公元前381年墨家钜子孟胜率弟子85人(大海按:应为185人,盖脱“1”)为阳城君守御全部死难,使墨家丧失其最有威望的核心力量,可能造成此后墨者按地域分裂。他估计分成各派别的时间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墨经》的形成应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前[17]。结合上面的分析,徐氏估计应是合理的。因此,《墨经》的年代应在墨子晚年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之间。

关于《墨经》的年代,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所谓“名墨訾应”的问题,主要是《墨经》和惠施、公孙龙等谁批驳谁的问题。对此,詹先生没有花大力气去讨论。据笔者的考察,前人所谓《墨经》批评惠施、公孙龙的说法大多把次序弄颠倒了,或不把相干的论题扯到一起,“名墨訾应”正好说明《墨经》在惠施之前。由于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将另文论述。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詹剑峰:“读墨余论——批判胡适以来研究《墨经》的错误观点”,见《墨家的形式逻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1-237页。

[2] 沈有鼎:“评《墨家的形式逻辑》”,载《人民日报》1957223日。

[3] 王维庭:“墨经”(评述),载《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第二卷,齐鲁书社,1984年,第10-11页。

[4] 李绍崑著、张志怡译:《墨子:伟大的教育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50页。

[5] 邢兆良著:《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2-78页。

[6] 徐锴著:《说文解字系传通释》,《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44页。

[7] 梁启雄著:《韩子浅解》,中华书局,1982年,第272-273页。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90年,第198-199页。王书云:“身体”王先谦认为误倒,“忘其直”的“其”下顾广圻认为“当有用字”。

[8] 谭戒甫著:《墨经分类译注》,中华书局,19819月。谭的分类和各条的归属有不严格的地方,如辩学类“尧之义”条可以归入伦理类,“损,偏去也”、“取下以求上也”、“一法者之相与”等条则不应归入政法类,

[9] 郑宝琦、王廷洽:“《墨子》新探”,载《墨子研究论丛》(一),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376-403页。

[10] 朱志凯:“《墨经》作者辨析”,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第47-4910页。

[11] 陈直:“《墨子·备城门》等篇与居延汉简”,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117-130页。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载《云梦秦简研究》,1981年,第324-335页。

[12] 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91年,第467页。此段文字中“相里勤…邓陵子之属”各家句逗不一,但这种分歧并不影响我们下面的分析。

[13] 刘笑敢著:《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4-57页。

[14] 张松辉著:《庄子考辨》,岳麓书社,19975月,第16-28页。

[15] 公孙龙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320-250年,桓团大致与之同时,或略前。

[16] 事迹见《列子·仲尼》。思想的分析见拙文《墨家名家的不可分量思想与运动观》,199810月武汉“数学思想的传播与变革: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此年代的推定和公孙龙的生平见杨俊光《惠施公孙龙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0页。

[17] 徐克明:“论《墨经》的著作年代”,载《北京·1990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68-73页。徐氏把墨家分裂作为划分前后期墨家的界限,比以墨子之死为界限的流行说法要科学得多。可惜此文见者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