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后的北京”

朱冰

还是知青的时候,读到郭路生写于一九六八年的诗《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记得是一九七一年底。相比于知青中先锋派诗人活跃的白洋淀等地,我下乡的地方不仅闭塞而且贫瘠。我这里说的贫瘠不是指物质生活,那时候的中国物质生活差不多都是贫瘠的。我这里指的是思想。呼吸不到新鲜空气,9·13事件带来的巨大的精神空洞使得心灵快窒息了。

秋天分完红,大小队班子照例全撂挑子了,我被抽调参加了照例的下去“周(应该有个提手旁)班子”。我下乡那地方曾是个有名的土匪窝,民风强悍,当干部没什么好处,弄不好还得挨打,所以没人愿意干。那年队干部集体撂挑子的直接原因是,一个妇女把自己睡觉时不小心压死的婴儿隔着墙头扔进了大队长家的院子,说是队长吆喝出工吓死的。周班子会沉闷冗长。一天,在大队部的炕头上,在一屋子又辣又呛的土烟叶子味里,接到一封信,展开,是两首诗。一首是《相信未来》,一首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是当年郭路生的诗中流传最广的两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利的汽笛长鸣/。。。。。。。。。。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亲热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 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三十年后的一个秋日,我参加一个主题讨论会的时候,“我的最后的北京”这句诗像副歌一样在心里反复地响。但我感觉到的不是吟诗的愉悦而是沉重,因为这个会的主题是“留住四合院,留住北京城”。会议散发的刊物封面上,曾经美丽的四合院已经残垣断瓦支离破碎,墙上一个个大大的“拆”字触目惊心。会议由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北京的法国友人吕敏女士发起和筹备,法国大使馆赞助。气氛极其热烈。自发来参加的有二百余人,发言者争先恐后。虽然不乏尖锐的批评之辞,但所做的报告都经过认真准备,说理充分、资料详实,见地深刻。报告更配有许多图片,有明清两代北京城详图,有北京城现状包括25片受保护老城区的卫星遥感图,有四合院建筑及细部,也有吕敏女士专门调查拍摄的什刹海地区寺庙里残存的石碑,还有正在被推土机推平头的大片老城区和四合院,还有规划的未来北京城。大家态度是积极的、建设性的。特别是与会的很多外国友人对北京的关心和热爱让人感动。在座的有巴黎市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国内一些知名的文化界人士、学者、城建部门的专家、区政府领导等,而这只是一个民间性质的会议。也许出于职业的敏感,一位我没有记住他名字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的发言尤其打动了我。他的中心意思是,北京是需要建设的,但优秀的传统建筑精华也不能丢掉,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现在也已经意识到了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在旧城改造时有意建造了一些仿古建筑。但是,我们在这些新的仿古建筑上找不到……(他在这里停顿了一会,寻找最适合的字眼)以往的那些……智慧的表现力了。是的,没有智慧了,于是就没有生命力了。他说。

我所以写这篇文章,就是想谈谈他说的、我理解的这个“智慧”的含义。

我经常想,老北京城的魅力、传统建筑的魅力、四合院的魅力到底是什么?我与这位外国友人有同感,仿古建筑上缺少些东西,看上去不美。

如果仅仅从建筑形式上看,缺少细节。

不记得是谁说过一句话:“贵族就是细节”。我理解这里说的贵族并不专指某些具体握有财富或权权力的人,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生活理念,一种教养。老北京生活方式的魅力之一在于,曾经生活在皇城下的平民阶层也普遍具有的气质和教养,优雅和大气。《宫女谈往录·吃早点》:一位曾经是西太后宫女的老人“秋天的礼拜天,早晨起来,一会就八点多了。我经常是带着早点到她那里串门的。她有个习惯,不把身子整理干净,不把屋子安排妥当,是不会开门的。我一进屋,四个墙角打扫得干干净净,矮炕桌也放在地中央,茶壶、茶碗洗涮得十分洁净,一块盖茶壶的布也浆洗得非常白洁,桌上摆好茶叶桶,预备随时来客人,这是旗下人的习惯。宁可缸里头没米,也不能让茶叶桶里没茶叶。我见她之后,先问过早安,再请她吃早点。她一定要请蹲安,谢过我,之后,沏上茶,拿过小碟,把烧饼、油条盛好,把酱疙瘩切成细细的丝,一块酱豆腐点上麻油,两双洁净的筷子,四个小碟摆好,这才能吃早点。旗下人讲究饮食,讲究舒服,由这些小动作里也可以看出来”。这只是一个旧京城普通北京人的普通的待客礼仪,但它反映的是由几千年历史和文化沉积下来的体现人际关系时应有的举止教养。所以,一个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老北京人,他可以是不识字的,如上述的这位宫女,但这不妨碍他是有教养的。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主张还要在今天推崇这种慢节奏的悠闲的生活方式,而是想说,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传统文化中的礼貌、分寸、委婉、尊重……这些体现人际关系中应有的教养不应该变。而教养的本质是体现在细微之处的关怀。在这个意义上,贵族是细节。构成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很多内容,诸如礼俗、节庆、服饰、饮食、宫室、街市、寺庙、民居、器用等等,所有这一切的组成都不能缺少细节。

回到建筑的话题上来。上世纪70年代,现在的二环路所在位置的北京老城墙拆掉了,盖起了北京第一批火柴盒建筑——前三门公寓。当时的媒体也曾把这批火柴盒当作新北京的新景观大加颂扬。那时候尽管也有些反对的声音,但很微弱。没有第二个梁思成了,也没有人再抱着老城砖痛哭了,那些戳有明清两代工匠或督造官员姓名、窑址的城砖被一车一车地倒掉了,有的被废物利用地盖了仓库、民房、猪圈。很快人们后悔了,发现替代了壮丽的北京老城墙的火柴盒是那样的丑陋和压抑。八十年代以后,呼吁保护北京城风貌的声音又响亮起来。于是开始往新建筑上加大屋顶。加的结果是越发不伦不类和丑陋。这个时候市场经济大潮来了,北京的城市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并且愈演愈烈地被开发商所左右,于是出现了更多的火柴盒,同时越来越多的老城区和四合院被推了平头。我不想讨论改善北京城的城市功能是否只有拆这一条路,以及北京人的皇城情结是不是都像毛泽东一样浓厚(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关于避开老城区另建新北京的动议,他曾经私下里愤愤地说:有人想把我赶出中南海)。我想讨论的是已经成为新北京的新景观的一部分的盖。比如被当作旧城改造成功范例的平安大道。在把居民和人气同时拆走的基础上,在平安大道南侧盖起来的仿古建筑,最初的用意是好的,是想与皇城圈里的建筑风格保持一致,甚至增加些新景观。但是,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这些建筑形式千篇一律,用色更是单调和俗气到极点的一片红彤彤,更重要的,这是一些没有内在生命力的伪建筑,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仿制品,它没有细节。但不仅因为没有细节。

就建筑的外在形式而言,平安大道上的仿古建筑缺少这样一些北京古建筑的必要构成:门口,没有或少有台阶;没有门墩;没有门楼;门扇及廊柱上没有或少有楹联;屋脊上没有兽头;椽头上没有滴水;门和墙上没有砖雕;横梁上没有或少有彩画;屋内,偌大空间,没有隔扇或屏风;几乎一样大小的开间和进深;开间、进深、高度比例不合理,造成室内光线昏暗并由此带来的压抑感,等等。就内在质量而言,缺少艺术和人文追求,是一堆没有任何有机联系的、顶着古建筑名义的建筑垃圾的堆砌。用色红黑金,尤其是红色的滥用。整个平安大道南侧从东到西的仿古建筑全以红色为基调,看上去是名副其实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绝不考虑视觉的舒适感;纹样,从东到西,全部在同一部位使用同一个云气纹,连最小的变化也懒得有;个别的彩画,用色之怯,没有基本的和谐感;彩画主题纹样造型失真,生硬呆板;窗隔,从东到西,全部为黑色方框;勾栏,给人感觉摇摇欲坠。施工质量的粗制滥造:贴上去的假磨砖对缝墙面砖已经成片地脱落;外墙面和外柱等,油漆已经班驳脱落;地面凸凹不平,墙面过薄,造成虚飘感;建筑各部位之间的互不呼应和比例的不协调,等等。与平安大街北侧那些尚未被改造的黑瓦灰墙的普通民居带给人的宁静亲切、温暖厚重和归属感相比,这些伪建筑带给人的感觉是虚假轻飘、烦躁和丑陋,它不能给人感动和想象,不能给人体验和认同的快乐。总之,在这些伪建筑面前,你的自我找不到落脚点。

这些伪建筑的出现,不能用交学费这样轻飘的理由搪塞过去,即使排除市场因素的介入,它也跟交学费与否无关。首先,对于中国古代优秀的建筑遗产,我们并没有学或者至少没有认真学;其次,即使我们愿意认真学,我们可能继承它的某些优秀的形式,但不可能复原它的精神内涵。比如,整个明清两代北京城的建筑是以皇宫为中轴线建造起来的,它的建筑思想的核心是帝王九五之尊的体现,这在今天不仅无法也没有必要继承。但是古人在他们的时代,由于建筑家和工匠们杰出的智慧、才思和创造力的结合,即使在以宗法为核心的建筑思想指导下建造起来的宫城建筑和皇城建筑,形式和内容仍然得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我们今天站在午门遥望故宫三大殿,仍然不能不为它的宏大气势震撼和形式的美丽折服。但是,北京的宫城建筑和皇城建筑的美并不仅仅是贵族审美观念的单一体现,它还吸收了相当多的民间审美观念的传统表现形式,小到蝠(福)纹、万字不到头纹、辟邪兽,大到园林等等。这两种文化长期并存和相互融合消化吸收,形成各自的体系,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就北京的民居而言,它的美也是多方面的,但首推个性美。比如四合院建筑形式的多样性和各自的时代特征,以及历代修葺时融入的时代特点,甚至建筑物主人的个人喜好,甚至工匠的别出心裁的创造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历史的产物,后来人怎么可能进入和理解所有时代的所有曾经的创造者的所有的思想精神活动的深处呢?

“瓦勒里把艺术巨匠们记在心上,将他们比喻为狮子。他说:‘一只狮子是以几只羊的肉作为养分而生存的’。这是在说把先人的形式作为养分,可以创造出更强烈的个性来。但只创造出新的形式,还是不会放射出艺术价值的光辉。……所谓艺术价值的创造,是指在一般形式中包含了普通结构所无法包含的独立存在。虽然它是物质的存在,但又是人格的存在,是其他东西所不能代替的一次性获得。因为艺术价值是在超越一般经验感觉现象的基础上,再次超越的双重超越(今道友信《关于爱和美的哲学思考·艺术价值的一次性》)”。

一种文明,比如古代建筑文明的不可复制性(即上文中说的一次性)还包含了工艺技术因素。前文中那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所说的智慧二字,我理解除了艺术美的智慧,还包含了工艺技术智慧。

报载,北京计划在东城区景山三眼井地区建造一批四合院群落,在建筑形式上将吸收传统建筑的许多细节,影壁、门墩、游廊、门房、多进院落、吻兽等。这无疑是一个进步。相信,在施工质量上,也会有所进步。但是,即使这样的仿古建筑,它的文化价值,仍然不能与原有的传统建筑相比,哪怕是原有的最普通的四合院。比如四合院的外墙最常见使用的磨砖对缝工艺。顾名思义,磨砖对缝工艺使用的砖是烧制后一块块打磨出来的,前门外至今仍有打磨厂旧地名。这种工艺要求每一块砖的每一条边都要打磨得十分平直和光滑,再以十分精细的砌砖手艺严丝不差对缝,这样砌垒出的外墙面要求平整如镜面一般。仅此一项,所包含的各项工艺环节的要求有多高?比如能够经得住这样的打磨标准的墙砖的烧制水平?又比如那些雕刻着各种吉祥如意纹样的砖雕,包含了多少劳动和心血、智慧和创造?那些花样繁缛的以透雕手法雕刻的木制门楼?即便是门前的一对最简单的石鼓型门墩,又要花费多少劳动呢?这些心血、智慧和创造,又是多少个时代的多少工匠们口口相传的继承和积累呢?那么,以这样的标准建造的四合院,说它是一个时代审美精神、一个智慧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优秀的工艺规范的集合,相信丝毫不是夸张。此外,还有它的用材和配料。它的用材全部取自天然,这在今天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使原材料能做到,其它材料也具有不可再生性。比如彩画颜料及其配方。以当时的颜料及配方绘制的彩画,就具有它独具的时代风格,这又如何模仿呢?

四合院的生命力和它的不可复制性即在于此:它是艺术和技术结合的产物,美的能力的产物。

“古希腊人把人创造出某种价值的力量看作为艺术的。借用‘波伊埃西斯(相当于今天的诗)’来表示这种创造。所谓‘波伊埃西斯’是指能够创造出与单纯实用的东西不同的、独立的完整的放射出美的光辉的能力。在这意义上的艺术是有别于纯粹的技术的”。

 

即使我们能百分之百地复制古代技术,我们也不能复制古代人的美的能力,古人的美的能力只属于古人,老北京、老四合院建筑这个“凝固的音乐”也是属于古人的。今人的美的能力属于今人,今人如果以他们的美的能力创造了新四合院,像菊儿胡同那样的例子,那这种美也只属于今人,与老四合院的美无关。

还不仅如此。还有由建筑与人的互动关系产生的建筑物的生命力,它是经历了历史和岁月的沧桑形成的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表的特殊性格。“真古迹使人留恋之处,在于它历经沧桑直至如今,在它身边生活,你才会觉得历史至今还活着”(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

如果我们无法复制所有这一切,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毁灭它。

是的,原有的北京老了,原有的四合院老了,但这不是北京和四合院本身的错,不能成为火柴盒式的北京替代老北京、新四合院替代老四合院的理由。可以尽量按照古代工艺进行修缮,即整旧如旧。对于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生活舒适性要求的传统建筑可以进行内部生活条件的改善,但这样的改善不应破坏它的外观风貌和基本结构,像巴黎和伦敦做的那样。但我担心的是,文革带来的传统文明的断裂、至今美学教育和修养的普遍缺失、当然还有相当普遍的缺少规范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广泛的社会心理浮躁引起的历史责任感的麻木,会使我们失去本来已经很有限的尚可保护的古代建筑遗产的热情和机会。

如果有一天四合院被全部推了平头(现在已经被推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我们只能对着平安大道式的假古董来发思古之幽情时,“我的最后的北京”真的只能当作挽歌来唱了。

(注:就在那个会召开的同时,宣武区和崇文区大片的老城区被推了平头,一个个美丽的四合院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倒下了)

“所有的人文景观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