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古董”岂可“漫谈”(一)

                                      ——与朱家先生商榷

《废艺斋集稿》证真之一

        

    朱家先生是著名清史、典章制度史专家,多有著述,在文史学界是有影响的前辈。近日见到朱先生所著《故宫退食录》一书,内容丰富,涉猎面甚广,如讲述清代雍正年间造办处档案中记叙的钟表、家具等文章,使我这个中国古代传统工艺技术的学习者和爱好者收益颇丰,朱先生的文笔也相当生动,读来饶有趣味。但其中有《漫谈假古董》一文,笔者对朱先生此文的某些观点及其治学方式不敢苟同,特撰此小文商之于先生。

    一件历史遗物的发现,在没有得到学界的公认以前,对其真伪的见仁见智,原本是一件正常的事。曹雪芹是一位受到全体中华民族儿女深深热爱和景仰的伟大人物,由于《红楼梦》一书未得全璧、由于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创作等方面遗留下来的历史信息的零散和稀少等原因,有关其遗物的发现竟成为一个敏感和热门的话题。每当有关曹雪芹的新材料一经发现,总是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对雪芹先生的热爱到了这样的程度:用清人的话说,谈起《红楼梦》,几句话不合,竟至于老拳相向。而现代读者也包括专家学者对《红楼梦》一书和对雪芹先生的热情是一点也不输于古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是热情如果不辅之以科学的态度,有时候就难免失之偏颇,于是我们看到在红学研究中意气用事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某著名学者在谈到“书箱”的真伪时,其称之为“伪”的根据之一竟然是:“我家里也有乾隆时期的书箱,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在上面写字或者刻画。”这样的几近于幼稚的所谓论据并不少见。作为普通的读者有权利任意表达自己的喜好或见真见伪,但是,以学者或专家的眼光看待事物、发表见解时,需要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周密的学术考证、冷静的历史分析和服人的说理。遗憾的是,朱先生的《漫谈》一文作为一篇论证文章,论据单薄了些,分析随意了些,主观性强了些,通篇文章显得不够严谨、不够充分。如果先生的漫谈内容是一些掌故传说、野史逸闻,这样的随意或许显得亲切,但是涉及在红学上有着重大意义的两件“古董”,如果先生的目的是辨伪,这样的“漫谈”,分量显然是不够的,因而也是不能服人的。

    朱先生说,“凭主观的看法,我认为这份材料是1943年左右的期间,有一伙造伪者,利用从前某一位风筝制作专家遗留下来的现成歌诀、做法、画本,改头换面,分头工作,有的摹画,有的编造了序文和《瓶湖懋斋记盛》等等文字。……当时为的骗谁,无从揣测,日本人金田先生现在无下落,不知他是受骗还是当作一份风筝资料买下而已。高见嘉十教授对待这份材料的态度如何,也不得而知。总之我觉得吴恩裕同志是现在的一位受骗者。”对上面这一段话,我们现在暂不问作者的结论,仅论其治学的方法。

     初次接触一份新材料的朱先生,在没有举出哪怕是一条关于所谓“一伙造伪者”存在的具体证据的情况下,把“主观看法”当作定论这样肯定地写入《漫谈》,我以为朱先生实在是“主观”得可以。主观看法人人都有,但主观看法要变成他人可以接受的结论,仅仅有主观看法就不够了,需要求证。即如胡适所说,要大胆假设,也还要小心求证。即便再权威的专家学者也概莫能外。“一伙造伪者”,帽子不轻,对于这“一伙造伪者”的存在,不知道朱先生除了“主观看法”之外,是否还能给出更多足以服人的证据。作为一名相信《废艺斋集稿》一书真实性的读者,我想我有权利要求朱先生举出更具体的材料以证伪,从而支持自己的论断。即使不能做到具体涉及“一伙造伪者”的姓甚名谁,至少也应该就如何造伪的具体操作做稍微详细些的论述。比如,既然朱先生如此肯定地说“造伪者”是“利用从前某一位风筝制作专家遗留下来的现成歌诀、做法、画本,改头换面,分头工作,有的摹画,有的编造了序文和《瓶湖懋斋记盛》等等文字。”那么,这“某一位风筝制作专家”究竟是谁,属何流派,有何著作或“遗留”,总是可以稍加考证的,而且应该是一件并不困难的工作。我国虽有近三千年的风筝制作史,《墨子·鲁问》中就已有记载,而且历代都有发展,资料很多,但到了朱先生具体给出的时间范围,即“1943年左右的期间”,北京城里的风筝制作家大致分为几个流派、各自特点如何、传承方式怎样,总还有迹可循,何况朱先生肯定地说,“造伪者”是利用了“遗留下来的现成歌诀、做法、画本,改头换面,分头工作,有的摹画、有的编造了序文和《瓶湖懋斋记盛》等等文字”。这样的叙述使读者认为朱先生差不多是等同亲历地看到了造伪过程。那么我的问题是,朱先生可否不那么吝惜笔墨,给我们做一下具体的对比呢?比如,被利用的这“某一位风筝专家”的风筝制作歌诀、做法、画本的原始面貌如何?被“一伙造伪者”怎样改头换面的?改换成了什么样子?可以举出一个哪怕最小的例子来吗?比如某一歌诀某一画本前者面貌和后者面貌的对比?如果没有这哪怕是最小的具体的例证,朱先生的上述的“造伪说”靠什么支持呢?还有,这位被“利用的”“某一位风筝制作专家”的“遗留”被“利用”完了以后,就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吗?在具有深厚修史传统(也包括文人野史)的中国古代史上,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就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了吗?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工艺技术向来是重视家族式传承方式的,这位能将技艺遗留到“1943年左右”的“风筝制作专家”的后人呢?这样的惨遭“造伪”,自己先人创作的宝贵技艺被冠以别人的名字流传于世(用今天的话说是惨遭盗版或侵犯了著作权,哪怕他是曹雪芹)就不吭气了?若说这位风筝专家早已离世而又没有后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而只有一部风筝谱遗留下来,那么这位专家的在世时间至少要上推到清末,那时候抄存者孔祥泽还没有出生,那么这个“造伪”的阴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呢?就算是孔祥泽在1943年之前偶然得到了一部风筝谱,而碰巧日本人金田氏又是喜欢风筝工艺的,直接抄给他就是了,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组织“一伙造伪者”将一部风筝谱的“歌诀、做法、画本等”“改头换面,分头工作,有的摹画,有的编造序文和《瓶湖懋斋记盛》”?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如果朱先生肯对《集稿》的内容再稍加注意和研究,这伙“造伪者”需要具备多么丰富和宽广的知识(《集稿》的内容几乎涵盖清代工艺技术和艺术的所有门类,关于这一观点笔者将另文详加叙述)以及多么从容的造伪的时间呢?一个当时只有23岁的学生是不是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资格呢?就算以上条件全都具备,那么造伪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出名吗?当然不是。给别人抄书自己能出什么名呢?而且历史发展到了民国时期,很少会再有像古代文人那样纯粹出于著作流传而伪托名人所作的事情发生,像托明刘基之名而作的《多能鄙事》那样的例子。那么,托曹雪芹之名当然是为了卖钱。这是唯一可以站得住的造伪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对红学史作一点基本的了解就可以知道,《红楼梦》一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样的一个观点,是在胡适发表于上世纪20年代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之后,在10年里才逐渐被学界和广大读者普遍认同的,曹雪芹的名字才慢慢地响亮起来。这个时候抄存者孔祥泽又多大?孔先生1943年时23岁,应该1920年左右出生。就算孔先生青少年时代是极其早惠的,他也至少需要从10来岁起就注意到胡适的这一观点了,并且为“造伪”开始进行准备。而30年代时,又有多少专家学者注意到胡适的这一(十分学术的)观点并给予响应呢?鲁迅、俞平伯、陈独秀等几个。尽管当时和这之前热爱《红楼梦》的读者很多,但作者曹雪芹的名字在那个年代不像在今天这样大红大紫,是从20年代初到中期新红学派的建立起才确定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如《红学史稿》所述:“《红楼梦》的作者是谁?《红楼梦》梓行以来,众说不一,尤其不认为是曹雪芹。这对于‘顾及’作者评价《红楼梦》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再退一步说,就算孔先生当时就非常“有预见性地”了解了曹雪芹名字的价值而有目的地去造伪,他是不是还能预见到日本人金田氏也懂得曹雪芹名字的价值?再退一步说,就算孔先生能预见到日本人会对风筝技艺感兴趣,他是不是事先还要预见性地把《考工志》扩展为《集稿》来等待日本人的挑选?如果为了卖钱,为什么不造一部《红楼梦》后四十回之类的伪呢?那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而要在新红学刚刚起步时,就想到要造一部曹雪芹的工艺技术书这样的伪?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环境中,在鄙薄工艺技术的儒家传统思想还很深厚的学术界或文人圈里,又有谁会欣赏这样一部写给穷人看、教他们如何自救和互救、门类这样齐全、甚至语言都尽力通俗化、甚至设身处地地为盲人着想到这个程度——把工艺细节编成口诀、只要按序操作就可以得到成品的工艺技术书呢?这样一部书又能得到多少像今天这样的“红迷”或“曹迷”的认可呢?他除非是早就算就了会在“1943年的左右”有个日本人肯定出现并肯出钱来买这样一部署名曹雪芹的工艺技术著作,那么这个“造伪者”的预见性是不是已经高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呢?这些“造伪”的“做法”都合逻辑吗?合“造伪”的常识吗?用今天的话说,累不累呀?而且孔先生这样“费尽心机”地“造伪”,他得到什么了?日本人的“重金”付给了礼王府,孔先生只是把书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抄下来而已,钱跟孔先生有什么关系呢?这可真是“当时为的骗谁,无从揣测”了。尤其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朱先生文中这样的自相矛盾之处:“日本人金田先生现在无下落,不知他是受骗还是当作一份风筝资料买下而已。高见嘉十教授对待这份材料的态度如何,也不得而知。”这两个日本人金田氏和高见嘉十氏的姓名是怎样为朱先生所知道并承认其存在的呢?孔祥泽说的。朱先生信任一个造伪者杜撰出来的这两个人吗?显然朱先生是承认并相信高见嘉十氏确有其人的(高见嘉十氏也的确有其人),所以才说“高见嘉十教授对待这份材料的态度如何,也不得而知。”就算是孔先生当时利用了实有其人的日本人金田氏和高见嘉十氏来推销自己的造伪之作,我想请问朱先生的是,一个“造伪者”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把握:即一个当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在世的已届八十高龄的日本人也肯于为他的“造伪”作见证人。吴恩裕先生在《曹雪芹丛考》自序中说:“我在《文物》上那篇文章发表以后,据知已由有关方面与日本文化界联系,希望他们把这项材料访求一下。一九七五年据日本松枝茂夫教授传来的访求消息:他们曾去日本富山县访问高见嘉十。高见已达八十高龄,尚能回忆起他在中日战争期间在北京教书时,确有一个中国学生抄摹过一部讲扎绘风筝的《南鹞北鸢考工志》。数月后,《红楼梦》的日文译者伊藤漱平助教授给我来信说,高见嘉十现居其故乡富山县,已八十多岁。”这样白纸黑字确凿无疑的记载,这样容易找到的资料,这样很容易核对的并不遥远的情节,朱先生是有意忽略呢?还是无心查找?如果都不是,那就是中日文化界集体串通为“造伪者”作见证人。可能吗?

    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也是不能不注意的。上述高见嘉十先生的回忆也证实,孔先生只是一个《集稿》的抄摹者,而不是提供者。就是说,书是金田氏买的,高见从金田处借来让当时的学生们抄摹以供研究学习。如果孔先生是提供者,如果他是为名利而作伪,直接卖原稿就是了,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抄摹呢?即便当时出于某种目的而抄摹,一定会留存有另外的底稿以证其真。那么在多年以后,孔先生将《集稿》的存在和内容逐步地公之于世的时候,一个心机深到这样程度的造伪者,为了取信于世人,他拿出来的当然应该是所谓的底稿而绝对不会是抄摹稿。费尽心机地造伪,最后用抄摹稿而不是底稿证明自己造伪的真实性,世上有这样笨伯的造伪之人吗?

    以上这些逻辑上的荒唐和不通,只要稍加用心,做一点研究,关于《集稿》的真伪就会得到明确无误的结论:它当然是真实的,当然是曹雪芹先生除《红楼梦》之外的另一部著作,是继《天工开物》之后,中国古代史上一部工艺技术和工艺美术内容的综合性巨著,弥足珍贵,价值极高。抄存者孔祥泽先生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贡献、对于曹雪芹研究做了一项居功至伟的工作,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足够高的评价,在原稿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残存的抄摹本《集稿》应该得到高度重视和很好的保存及研究。再也不能让这种不负责任的所谓专家之说误导学界、误导读者、甚至误导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