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学术批评规范和人文关怀精神的“科学秀”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朱冰

 

  

何祚庥先生最近就克隆人问题发表了一些言论,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克隆人研究的支持,同时还以公开辩论这样的形式宣传群众,扩大影响。

对于克隆人研究这样一项与人类现实生活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可能对人类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的新科学、新技术的问世,作为科学家个人对其利弊的见仁见智、支持或反对,是科学家个人的学术自由;但是如果肩负了宣传公众、宣讲和解释科学内容、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时,最起码应该具备的是认真负责的态度、严谨求实的作风,传递给公众的应该是清晰明确的科学或技术概念、有说服力的例证、深入浅出的解释和冷静平和的说理及严肃认真的思考。何祚庥先生是有影响的科学家,在科学界素以犀利率直的科学斗士形象闻名,我对何先生在与邪教和伪科学作斗争时表现的大无畏精神是佩服的。但在关于克隆人研究问题上,先生的一些言论和态度显得草率、随意、不够严谨、不够认真,我们没有看到对不同意见的理论上的认真分析和科学内容上的展开和反驳,而是一种大而化之、潦潦草草、三言两语的否定。对于何先生个人,这是一种作为知名科学家的话语霸权的滥用,是对争论对手的不尊重,而对于不甚了解克隆人研究的公众,是一种误导(我不是说何先生不可以在公众面前坦言自己对克隆人研究的支持,而是指何先生这种“支持”的方式)。至于采取像在四川那样的现场公开辩论这样一种形式讨论克隆人研究的利弊,如果它是认真严肃的,并采取为公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进行讲解和阐述,这样的辩论是极好的科普教育,可惜由于上述原因,这样的目的没有达到,而更像是何先生个人的一场带有些许滑稽表演意味的“科学秀”。

在笔者看来,何先生的辩论之所以带有“科学秀”的意味,在于以下两点:一、缺少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规范;二、缺少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

首先, 何先生的辩论缺少必要的学术批评的规范。

学术批评是需要规范的。它至少需要以下一些要素:一、针对性;二、客观性;三、清晰性;四、逻辑性;五、互动性(武宏志:《学术批评的基本规范》)。如果批评的具体内容尚不够清晰,这样的批评显然是无的放矢和言不及义的。清晰性是对任何思想的基本要求。花点时间清晰和精确地陈述批评的具体对象;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批评涉及的问题,以澄清其意义和范围;将一个问题分解为若干子问题,对关键概念给出明确的界定等等,都是使批评清晰化的方法。学术批评中一个常见的违反清晰性规范的表现是,在未搞清受批评论断的真实意义的时候,就仓促展开批评。结果,参与批评的双方说的却不是一回事。批评实际上成为一种无敌人的战斗。显然,这种稻草人反驳也是违反针对性规范的(武宏志文)。

何先生这样表述他支持克隆人研究的理由:

1、克隆出一个希特勒或乔丹是不可能的。即使基因完全相同,但他们的性格和所走的道路也大多迥异,所以不会出现千人一面。

2、反对克隆人是否就是反科学?我从未这样说过。我同样反对在技术还不完善的现在就草率地进行克隆人的试验,主张应该慎重对待克隆人研究。我也担心现在克隆出来的人缺胳膊少腿,但技术的不成熟只有靠研究发展去解决,禁止的结果只能是扼杀。现在正常的生育还有难产和各种并发症,你不能要求只有绝对成熟,必须100%的成功才可以去克隆人。

3、我对人的理智表示乐观。氢弹是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杀人武器,但从发明至今从未在战争中使用过,人类要利用科技的进步来为人类自身的发展谋福利。

4、 克隆出几个小何祚庥也没有关系。

这样的对克隆人研究问题的表述,即使再努力地从善意角度理解,也很难得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述的结论,更谈不上是一个符合学术批评的规范的表述。

例如(1)。是否可能克隆出希特勒或乔丹。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手段,举些例证当然是可以的,但何先生对这个例证的表述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而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此无助于证明争论对手的“对克隆人概念还不了解”。也无助于证明自己对克隆人研究所以支持的原因,这就是武文中所说的“学术批评的清晰性不够明确”。

何先生在《科学时报》2002923日:《我为什么支持克隆人研究》中说:“对于一些反对克隆人的伦理学家,我认为他们还没搞清楚克隆人的概念。”

既然如此,何先生就应该将克隆人的概念是什么在科学知识层面上稍加叙述,这应该是与反对克隆人研究的伦理学家持相反意见的何先生进行辩论的基本出发点。如果基本的科学概念都还没有弄清楚,无论是伦理学家或普通读者,将如何决定自己的立场呢?可惜,在《我为什么》一文中,关于克隆人研究的基本科学概念的解释,一句也没有。在这样重大的辩论中,在对普通受众而言克隆人研究还是一个新领域新概念的情况下,作为明确支持克隆人研究的科学家的何先生是有责任首先把克隆人的基本科学概念和科学内容作一个清晰明确的交代的,但何先生没有这样做。相反,倒是被何先生称为对克隆人研究的“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的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主任沈铭贤先生从克隆人研究的安全性、基因多样性、历史、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支持克隆人研究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和论述。我们当然不要求普通读者乃至伦理学家们都能像科学家那样深入了解克隆人研究的科学内容,但作为何先生这样的资深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关于克隆人研究的最基本知识传递给普通观众,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可惜何先生没有做这个工作。这使何先生的论辩的清晰性不够明确。那么,说这样的表述或辩论是对受众的误导,我想并非有意言过其实。

例如(2)。“我同样反对在技术还不完善的现在就草率地进行克隆人的试验,主张应该慎重对待克隆人研究。”“但技术的不成熟只有靠研究发展去解决,禁止的结果只能是扼杀。”这两句话所持立场完全相反,同处于现在时语境下的“反对”和“支持”的立场被何先生轻易和随便地切换了,这样随便的立场切换不但很容易使读者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也模糊了何先生个人的学术立场。这显然有违学术批评的逻辑规范。这样的表述使我看不懂何先生现在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克隆人研究。

例如(3)。“我对人的理智表示乐观。氢弹是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杀人武器,但从发明至今从未在战争中使用过,人类要利用科技的进步来为人类自身的发展谋福利。”作为规范的、认真的和负责任的学术批评,不仅要从个人所持立场进行表述,更应该从反面即对手立场进行反驳和批评。比如在这节文字中,何先生除了对人类还没有使用氢弹这样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理智”表示乐观之外,是否应该稍微陈述一下那些不怎么“理智”的对科学研究成果滥用的例子呢?不说更远的。比如近在眼前的可能爆发的美国对伊战争。恐惧在战争中受到现代高科技武器“杀人不见血”式的伤害从而失去生育能力的美国士兵(这样的事情在海湾战争中已经发生过),纷纷前往精子库储存自己的精子,这些来自目前世界高科技强国美国的士兵对于“人的理智”没有何先生这样“乐观”。更不要说美国威胁即将在对伊战争中使用的能在一瞬间使伊拉克失去全部电力、包括电话通讯在内的“电子脉冲炸弹”了。何先生能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这些普通美国人、伊拉克人的悲哀吗?何况,随着科技的“进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力早已不限于氢弹这样的传统武器,而演进为上文中所说的杀人不见血式的生物武器和电子武器了。比如在战场上能夺取人的视力的光子炸弹、比如神经毒气弹等等。氢弹发明至今从未在战争中使用过,一点也不能证明某些人类在制止想方设法地毁灭自己上面表现的“理智”可容乐观,相反倒是杀人方式变得更高明而已。是的,人类在努力制止核武器的扩散,包括建立“核不扩散条约”等,但同时也有一些人动不动就利用核武器进行核威胁甚至核敲诈。就克隆技术本身存在的危险而言,英国剑桥大学一流的基因与遗传学家苏珊·奥尔德里希在《生命之线》中这样讲述基因组的流动性:“DNA远不是一种固定的模板,或在复制过程中偶然发生故障(突变)。……到了70年代,这些被称为转座子的移动遗传因子在一些生物体内的存在已经被确认无疑了。……转座子是一段DNA序列,它们可以复制自己,并形成一个环,然后在基因组上‘闲逛’,最后随机降落在一点上,挤进基因内部。……一旦插入基因中,转座子就会产生一系列后果,它可以关闭插入点处基因的表达,也可以促进邻近基因的表达。有时转座子干脆造成突变,把他们所在的编码序列全部打乱。”何先生是否充分注意到持相反意见者的论据、这些近在眼前的事实并给予认真的回答和辩驳呢?没有。何先生是这样反驳的:“现在正常的生育还有难产和各种并发症,你不能要求只有绝对成熟,必须100%的成功才可以去克隆人。”这样的所谓论据除了“荒谬”二字,找不到别的词可以形容。首先,在科学上,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的概念和内容何止天壤之别,没有可比性;难产也完全不是人类有性生殖不成熟的表现;其次,克隆人如果不能做到绝对成熟再去克隆(这句话不等于笔者同意克隆人研究,笔者认为即使科学上“绝对成熟”也不应该克隆人),恐怕就会出现连何先生也不愿意看到的“缺胳膊少腿”的情况,这不等同于正常的科学研究中的必要风险,这是这项研究的特殊性决定的。完全不理会反对意见和对手观点,这是学术批评中缺乏客观性的表现。正确的规范的学术批评应该是就被批评者所持观点和立场进行正面的展开和反驳,否则就变成了小孩子吵架一样的闹剧,没完没了地重复自己的主观意图和感受,从而试图用高分贝盖住对方,即使在纯粹辩论技巧的意义上,这样做也是幼稚的表现。

近日,克隆羊多利死去。2003-2-17的《北京晨报》上,报道了我国“克隆牛二代诞生”的消息,同时说,何祚庥院士昨天也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以下是何先生的原话:多利死了,但还有许多克隆牛羊没死,凭什么就怀疑克隆技术呢?”何院士开门见山地亮出观点:“两性生殖的小孩还有夭折的呢!”何院士同时指出,对克隆技术的反对意见属正常的科学话题探讨,中国媒体不必跟风炒作。

笔者赞同何先生关于中国媒体不必跟风炒作。但所谓“对克隆技术的反对意见”究竟是反对克隆技术研究还是反对克隆人研究呢?据我所知,现在在中国科学界并没有谁反对动物及植物克隆技术研究,遭到很多学者反对的是克隆人研究,两者在科学技术内容和伦理学上的区别有多大?不言自明。怎么能混为一谈呢?按照我的理解,何先生“两性生殖的小孩还有夭折的”应该指的是克隆人研究,而媒体是就克隆动物技术的有关问题提问。何先生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发生针对性错误(笔者希望这是媒体报道过于简略造成的误解)。严格的针对性,这是科学家在回答“有什么?是什么?为什么?”时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和水准。这不是吹毛求疵咬文嚼字小题大做。

 

 其次,笔者想对何先生作为著名科学家在克隆人研究问题上作的种种表述中表现出的人文关怀精神的缺失说几句话。

例如(4)。克隆出几个小何祚庥也没有关系。何先生说:“因为他们(克隆希特勒或乔丹)的性格和所走的道路也大多迥异,不会千人一面。”这就是“没有关系”的理由吗?这样的“大胆”让人脊背发凉。这是艺术想象式的表述还是科学幻想式的表述?如果有一天“小何祚庥”们真的站在了何先生的面前,作为纯粹生物意义上的基因提供者的何先生也没有权利说这样的大话,因为这些“小何祚庥”们已经不完全是生物意义上的人了,而是社会人。他们的命运不是何先生简单的一句“不会像我”就交代得了的。这就是负责任的科学家们反对克隆人的真谛所在,即克隆动植物和克隆人的区别。近年来,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开始重视动物伦理学,即动物也是有尊严的,作为人类的朋友,它们也拥有不挨饿受冻不受恐吓及最大限度地减少它们所受的痛苦等权利。那么人类呢?社会需求——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之一,这社会需求就包含着尊严需求,这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上古之世,人类在物质条件那样缺乏、自然环境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就喊出了“衣食足然后知荣辱”,历代更有“君子不受嗟来之食”、“士可杀不可辱”、“不自由毋宁死”、“我爱荣誉胜过生命”、“死亦为鬼雄”等等例子,不胜枚举。这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语言。人类的尊严需求受到严重侵犯时,肉体生命的存在往往便会显得无足轻重,有些人就会选择舍弃肉体生命而维护精神尊严,比如老舍。而人类的精神活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感情活动,而亲情是感情的重要组成。一个被抛弃的孤儿都会发问:“我从哪里来”?如果有一天“小何祚庥们”排着队走出实验室,站在何先生面前提出这样的基本伦理学问题,何先生难道会这样回答:“你从哪里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被制造出来了,我提供的基因。”是这样吗?

科学,如果不考虑它的社会功能,它最原始的动力其实是人类的精神本能之一——求真。时代发展到了21世纪,人类无止境的极度膨胀的物质需求和心理虚荣使得科学的社会功能被夸张和放大到了极致,以为没有哪一个角落是人类的所谓“科学”的触角不能涉及的,我把这种症状叫做“科学的精神谵妄症。”人类在很多领域的探索已经远远背离了求真的本质,变成了一场只是为了向自然界证明人类无所不能的挑战和极限运动表演,而克隆人研究目前是这场甚嚣尘上的表演中的重头戏。然而极限就是极限,能突破的就不叫极限。在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之一的伦理学领域中,克隆人研究就是一个不能突破的极限。我不是说科学上它不可能做到,而是这样的突破毫无进步意义,有百害而无一利。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有良心的科学家都在大声呼吁:要警惕“致毁知识”的发展。《生命之线》一书的作者苏珊是世界一流的基因与遗传工程学家,在这本“代表科普读物最高水平的剑桥科普”著作中,从头到尾,字里行间,充满着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作者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中批评“新达尔文主义”的辩护者道金斯所持的“自私基因理论”,即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仅仅是“生存机器”,这种“生存机器”安置了所有重要基因。作者说,“很自然,道金斯的观点已被归为还原论者,它进一步降低了人类的尊严。”

一向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的科学家(我现在怀疑这一点,我认为这样的提法至少是片面的,特别是当这里所谓科学家专指自然科学家的时候)的良心并不能靠自然科学本身得到充分的滋养。在我看来,缺乏深厚的人文科学素养和人文关怀精神的科学家充其量只是些精神本能的追求者,等而下之的当然还有别有用心者。而克隆人这一向人类精神底线发起挑战的所谓科学研究,正在严峻地考验着“科学家们”的良心。

21世纪应该是科学的本质从求真这一精神本能回归到人文关怀这一终极目标的世纪。

现在,很多学者开始注意到并研究这一命题,即:科学的始祖和它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北大学者陈嘉映在《科学的始祖——哲学?》一文中说,“狭义上的哲学就是系统地追求真理的活动。”

中国这个号称有着古老哲学传统的国家,两千余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为官僚政治服务的带有明显实用色彩的儒家哲学,而道家哲学中闪烁着纯粹精神思考光辉的优秀成果中,“求真”这一科学原始本质虽然尚占有一席之地,但始终被压抑在儒家实用哲学的话语霸权之下。因此,与其说现代中国缺少哲学及哲学精神,毋宁说实际上真正缺少的是德国哲学中最精华的部分,即精神生活的哲学、人性和人性尊严的哲学。上世纪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之一史怀明说:“只有当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真诚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而现代人已经失去了对真诚的信念,应该帮助他们重新走上思想之路。”德国哲学家、生命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奥伊肯在《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一书中,提出的最重要观点之一是,在我们身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独立的精神生命,(人)对生活意义问题的全部解决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周国平在《有所敬畏》一文中说,“相信神圣的人有所敬畏,在他心目中,总有一些东西属于做人的根本,是亵渎不得的。他并不是害怕受到惩罚,而是不肯丧失基本的人格。……相反,对于那些毫无敬畏之心的人来说,是不存在人格上的自我反省的。”周国平在《我反对克隆人》一文中说,“通过克隆的方式来繁殖人是不自然、反自然的。……有人断言:人是自然界进化过程的产物,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这个过程的延续,因而都是自然的。这种逻辑抹杀了自然与非自然的界限。按照这种逻辑,就根本不存在任何非自然的东西了,甚至可以把灭绝人类和生物的核大战也宣布为自然的了。……通过克隆的方式来繁殖人也是不道德的。这首先是因为,克隆人违背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其中包括人格的价值,即每一个人作为独一无二的生命体、作为个性的价值,以及情感的价值,尤其是以有性繁殖为基础的爱情及亲情的价值。”

笔者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发生:有一天克隆人为我们的后代带来严重的社会伦理混乱时,我们的后代指责我们说:“这就是你们当年所谓的‘科学家们’”干的好事!”

还是康德那句话: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除了我们头顶的灿烂的星空,还有我们内心的崇高的道德法则。

这崇高的道德法则在当今社会的科学家群体中,首要应该体现为尊重和发扬我们已经十分缺乏却仍然不知自省的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