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移植“整个科学”

王扬宗

近代科学进入中国不可谓很晚,姑不论明清之际西方科学即已传入中国,只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比日本早。然而,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最初10多年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人在科学上的成绩,不过是翻译或编译了一些专门的科技书,还没有做出像样的发明和创造。何以如此?任鸿隽认为,除了社会制度上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中国人还不了解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因此,当任鸿隽编辑《科学》杂志的时候,他不满足于介绍具体而微的专科知识,而首先着手引进“整个科学”。他认为:“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盖科学既为西方文化之泉源,提纲挈领,舍此莫由。绍介科学不从整个根本入手,譬如路见奇花,撷其枝叶而遗其根株,欲求此花之发荣滋长,继续不已,不可得也。”(《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683页,下同)这一思想,散见于任鸿隽的各种著述,贯穿他的一生。

早在1916年,任鸿隽在《科学精神论》一文中,批评国人的科学观念,不过是崇尚物质与功利,而主张科学精神在于探究真理,并指出崇实、贵确为科学精神的两大要素。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和存疑为五种科学精神。

有感于我国科学教育中只重视知识的传授,过于依赖书本,而忽视科学方法的训练和科学精神的培育,任鸿隽专门编著了《科学概论》一书。在该书中,他综合惠威尔、孔德、斯宾塞和皮尔逊等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的观点,参以己见,就科学的起源、知识的进化、知识的分类和科学的范围、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科学的目的以及科学方法等问题,作出深入浅出的阐述,从而使读者明了科学的本质和特性以及科学在近代学术中的地位。该书虽为高级中学教科书,但的确是我国近代一部重要的科学学著作。

任鸿隽先生的专业是化学,但他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中国科学社、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和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等科学社团与科研和文教机构的事务中,毕生致力于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是我国早期科学事业的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他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和科学方法的重视,对科学与社会的理解,也贯穿和体现在他从事的科学事业中。像他这样对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与社会研究等有全面了解和独到见解的科学事业的领导者,迄今在我国还不多见。

将近90年前,任鸿隽在《科学》发刊词中用饱含感情的笔触写到:“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第18页)。今天中国的科学事业自是今非昔比,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距离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任鸿隽所批评的急功近利、视科学为技术等种种偏离科学精神的现象依然很有市场。在科教兴国成为国策的今日,我们重温这位科学先辈关于发展科学需从根本入手的教诲,依然倍感亲切而中肯。
 

原载:《科学时报》200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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