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科学史:小写的与大写的

 
■袁江洋

  袁江洋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袁江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向度》所探讨的新综合并不是指撰写一部从柏拉图到爱因斯坦的科学史巨著而言的。我所设想的是一种我现在称之为“新柯瓦雷科学思想史”的综合研究进路:它关注人类思想的一体性而不只是关注其理性的一面或非理性的一面,它要求要将科学知识、形而上学、与价值判断系统(包括认知价值与非认知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在个人、小型群体、科学共同体乃至于更大的社会群体等多种层面展开历史理解。而且,在所有这些层面上的研究,均可能构成某种形态的综合科学史。

  借刘兵教授拨冗点评拙作《科学史的向度》之机,我也想在此陈述我自己在科学编史学方面所进行的一些思考,以一并就教于读者与同仁。

  刘兵教授在文中在呼吁同仁更多地关注科学编史学(科学史理论研究)的同时,亦着意于指出:发展综合科学史之理想很可能只是某些如《科学史的向度》之作者这样的学人所偏爱的幻象。其所以是幻象,是因为在多元文化图景中并不存在着(或并没有存在过)一种同一的科学;此外,目前科学史家甚少写出“辉煌的通史或者说综合性科学史的巨著”,而且这种趋势没有逆转——对此,我必须补充的是——如果说最近几年内陆续出版的、由许多科学史家共同撰写的、多卷本断代史著作《剑桥科学史》算不上“辉煌”的话。

  其实,刘兵教授所给出的两条理由恰恰是我在《向度》一书中呼吁“科学史的新综合”的前提或者说背景。正因为目睹了综合科学史著作的缺失以及现代人对于此类作品的需要(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在中国的极度畅销,或许正与《剑桥插图科学史》在英国受冷遇形成对照),目睹了职业科学史研究日益趋于关注“碎片史”或“更为具体、更为不同、更有独特性的课题”,以及科学史学科发展所呈现出的“万花筒般”的离散现象,我才于当时(1995-1998)致力于探讨“科学史的新综合”的可能性及可能的途径。

  《向度》所探讨的新综合并不是指撰写一部从柏拉图到爱因斯坦的科学史巨著而言的。《向度》更多地着眼于以“综合”概念述说科学史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当然,这非但不排除在各种层面上撰写的、各种类型的综合科学史,而且主张撰写各种新型综合科学史并以之回应科学史学科发展需要与社会发展需要。在此意义上,“综合”意在描述具有连续性的学术发展与变化;相应地,“科学革命”之类的概念,则适于描述激进形式的或者说革命式的变化。

  《向度》一书对于不同文化形态下的科学有着清晰的认识,它并没有如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那样,或是如刘兵教授所要求的那样,预设一种普世的、超文化的、历时的、大写的、惟一的科学的存在。事实上,它无须作这样的不考虑科学的历史-文化特性的哲学预设;相反,它强调要对见诸于世界各民族文化史上或某一文化内部的种种“小写的科学”进行历史理解。但是,它仍然坚持存在着大写的科学史。这部大写的科学史不是关于前述意义上的“大写的、单数的科学”的历史,而是关于形形色色的、真实存在着或存在过的“小写的、复数的科学”在它们诞生于其中的种种历史-文化空间中生长、运作、乃至于消亡的历史,是这些“小写的科学”彼此之间以及包容着它们的文化彼此之间冲突、碰撞、乃至于互渗的历史。

  的确,如何理解科学史的问题,在许多学者心目中,是一个与如何理解科学密切相关的问题。试想: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当然是科学的历史("history" of "science",or,"histories" of "sciences");因此,要理解科学史,须先理解科学,至少,先对何谓“科学”给出一种限定性的描述或说明。所以,萨顿、柯瓦雷等科学史家,波普、库恩等科学哲学家,以及默顿等科学社会学家,甚至包括布鲁尔这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者,在论述他们关于科学史的理论见解之先,无不先行描绘或重新勾画科学之象(the image of science)。用国内学界的术语来说,就是,先论述科学观,再论述科学史观;而且,科学史观取决于科学观。仿照刘兵教授所转用的“缺省配置说”,在此,可以认为,这样一种做法亦大抵上称得上是许多关注科学编史学问题的学者的默认配置。或许,在这些学者当中不仅包括今日之刘兵教授,也包括当初写作《向度》的笔者在内。

  但是,即使是在写作《向度》初稿(即我在北大的博士论文《科学史:新的综合》)之时,我已然隐约意识到采用这种“缺省配置”可能给我们的理论反思进程造成严重的内在冲突。这促使我在思索科学史学科元问题时将“科学史”一词作为一个不可分的词来使用,并尤为强调“科学史是历史”之命题。98年初,当我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参加面试时,廖育群研究员就曾经向我问起这样一个问题:“在你看来,科学史是科学,还是历史,抑或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譬如,哲学?”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历史”。我将这段文字写进了初稿,写进了当时提交、后于2000年发表的“科学史的向度”一文中(《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确切地说,将“科学史是历史”而非“何谓科学”作为科学编史学思考的出发点,是我现在所持的科学史研究态度。这并非意味着完全不考虑“何谓科学”之类的问题——在此问题上,我倾向于给出这样一个极为宽泛的、描述性的“定义”:“科学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也正是从“科学史是历史”这样一种出发点出发,我不认为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这样的学科称得上是“科学元研究”或“元科学研究”。只有将“何谓科学”之类的问题置于思考的最前端,一位科学史家或科学哲学家或其他类型的学者,才有可能将“科学”视为一级研究,并将“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或“科学的文化研究”等理解为某种形式的“元研究”。而对于认同“科学史是历史”之命题并将之置于优先地位予以思索的学者来说,科学史本身即是一级研究,而相关的元研究则是科学编史学这样的元历史研究。我想,布鲁克于2000年在其当选英国科学史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将“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解析为“科学+X”的“历史”(History of Science+X,X=Religion,Literature,Art,or even Feminism or Something Else),不是没有理由的。我本人也是在上述前提下在《向度》中主张发展某种区别于李约瑟式的或萨顿式的、新型的“科学-文明史”;此种“科学-文明史”有着双重的学术指向:其一是要揭示科学在人类文明中的发生、生长、发展、传播乃至于消亡以及再发生的历史,其二则是要以科学史为视窗理解人类文明的变迁。

  的确,《向度》后半部分所陈述的只是高度个人化了的、关于“科学-文明史”的具体设想。这些想法未必成熟,也未必值得其他学人采纳。我所设想的是一种我现在称之为“新柯瓦雷科学思想史”的综合研究进路:它关注人类思想的一体性而不只是关注其理性的一面或非理性的一面,它要求要将科学知识、形而上学、与价值判断系统(包括认知价值与非认知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在个人、小型群体、科学共同体乃至于更大的社会群体等多种层面展开历史理解。而且,在所有这些层面上的研究,均可能构成某种形态的综合科学史。譬如,当你研究牛顿,当你对牛顿在自然哲学(科学)、数学、炼金术以及自然神学与神学等方面的思想,以某种合历史的方式形成某种综合理解时,你所进行的牛顿研究则成其为一种综合性的科学史研究。

  在我到英国走一遭之前,我曾被我的一位朋友判定为“研究科学社会学(史)的”,对此我不予认同;而当我与那里的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接触以后,我发现我的确不是。现在,我的另一位朋友称我是60%的“科学主义者”,我还是觉得我不是。我相信,当我们进入科学发现的动力学分析时,我们的确不难发现个人意志、直觉、乃至于偏见与神秘思维不但随处可见,而且会对科学(包括科学认知过程在内)的发展产生种种影响——并非所有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同时,我也相信:在长时段的历史理解中,人类理性的光芒将获得充分昭示。当今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确给出了大量的个案研究以论证“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是协商的结果”,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见到其中有任何个案研究称得上是长时段研究。或许,在SSK的字典里,还没有“长时段研究”这一说;否则,SSK不会给出诸如“自然之引退”的结论,也不会否认科学合理性、真理、客观性等概念。

  我觉得,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他必得赋予历史以某种形状,否则,“历史”将成为不可理解的、恶性的Chaos,历史研究也将无从进行。在这种意义上,他不能将历史与哲学截然对立起来,不应该走向极端的历史唯名论或“历史独特论”,尽管历史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展现历史人物、事件、过程的独特性与个性。

  作为一名科学史学者,我相信,科学史是一门具有高度开放性的学科,因而传统的学术自主信念——我所指的是那种类似于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的学术自主概念——是不可取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必要维护学术自主的意志与信念,这恰恰意味着,我们应认真探讨开放条件下如何达到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的问题。当然,这样的问题须另作专门研究、陈述。

  止笔之际,我必须向刘兵教授表示诚挚的感谢,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在我国,是刘兵教授、任定成教授以及其他未在此列出的学者,是他们以研读、译介《科学编史学导论》(丹麦科学史家克拉著,剑桥大学出版社)以及《现代科学史指南》为契机,揭开了国内科学编史学研究(任定成教授现称之为“科学史学”)之序幕,也因为我们对科学史学史及编史进路研究怀有同样的关注与热情。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