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科学革命的结构》新译本

孙小淳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页,2003年1月,定价:14元。

    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以下简称《结构》)算得上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其影响不仅仅限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而且延伸到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宗教史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对于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人来说,《结构》当然是一本必读之书。
    近来因准备开设“科学史导论研讨班”课程,自然要把《结构》列入该课程的必读参考书目。但大陆的老译本现已不易找到,正巧我在书店中看见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结构》新译,顿时眼睛一亮。此新译本由金吾伦和胡新和合译,收入吴国盛主编的“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之一[2]。据吴国盛“总序”讲,此套丛书的宗旨是为了学科建设,为科技哲学教师和学生提供经典教科书。这是促进学术和教学发展的功德无量的好事,而且正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所以我怀着既赞赏又感激的心情买下这本书,准备推荐给我的学生。
    当我拿起《结构》来读时,购书时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困惑和不解。我发现此新译本中大大小小的错误实在不少。100多年前,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有人视之为翻译的标准,这可能求之过高;但仅就“信”而言,此译本也是大有问题的。
先说行文。该译本的“欧化”倾向非常明显,这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翻译欧美著作,出于逻辑表意上的需要,中译文“欧化”,是情有可原的。但该译本的问题是,行文中词不达意、语句不顺的地方可以说是非常多,更有许多文法、句法错误。这几个因素凑在一起,可以想象此译本是如何难读。因此,我的困惑是:为什么我们的译者就不能多花一点功夫对文字进行必要的润色呢?
    再说文义。译一本书,首先必须通读原文,对原文的内容和论点有一个总体上的理解与把握,然后再逐句逐段地去翻译。如果匆匆下笔翻译,那么译文难免遣词不当、偏离原意。有时因没有弄懂原文,译出来的东西译者也感到自相矛盾,所以不得不设法弥合,其结果只能是曲意篡改,以致乖戾于原义。认真的译者必然要仔细琢磨,遍检辞书,以求正确把握,可马虎的译者却是另一回事。试看第一章最后二段的交接处,原文是这样的: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 may even seem to have violated the very influential contemporary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ontext of discovery” and “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 Can anything more than profound confusion be indicated by this admixture of diverse fields and concerns?
Having been weaned intellectually on these distinctions and others like them, I could scarcely be more aware of their import and force. For many years I took them to be about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and I still suppose that, appropriately recast, they have something important to tell us. Yet my attempts to apply them, even grosso modo, to actually situations in which knowledge is gained, accepted, and assimilated have made them seem extraordinarily problematic. (9)

[新译] 在前一段中,我甚至似乎有可能已经违反了“发现的范围”(Context of Discovery)和“辩护的范围”(Context of Justification)这个当代非常有影响的区分。还有什么能比通过这种对不同领域与不同关注点的混合所展示的混乱更深刻的吗?
当在观念上放弃了这些区分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区分时, 我一时还难以更清晰地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和力量。多年来我一直把他们视作关系到知识的本质,而且我现在仍然认为,经过适当的重铸,它们还能告诉我们某些重要的东西。然而,当我力图把它们应用到获得、接收和消化知识的实际情况时,甚至是广义的应用,也使得它们似乎是非常成问题的。(7-8,粗体是后加的,以标出错误部分。下同。)

第一段,原文句中是说“似乎是”不是说“似乎有可能”;“context”译成“范围”不是佳译,不如译成“背景”、“过程”、“情境”或“语境”;“极大的混乱”不能说是“深刻的”“混乱”;“grosso modo”是西班牙文,是“大致上的”、“粗略的”的意思,“广义的”不是其确切意义,也不是库恩的意思。这些算是小错。这一段的修辞问句是说:“把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问题掺和在一起,除了引起极大的混乱,还能有什么呢?”译者显然没有读懂原句,结果在所谓的“深刻”上造出了比较级:“more than profound”变成了“more profound.”
第二段,第一句把文义正好译反了。原文是说:思想上长时间受这一类的概念上的区分的影响,我对它们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可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现在却译成“放弃了这些区分……还难以更清晰地意识到……”这里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第一,没有正确理解“wean on”。“wean”是“断奶”、“丢弃”的意思,“wean on”却不是,而是指“靠……滋养”的意思。仔细查一下字典就很容易看到这个解释。第二,对“scarcely be more aware of”中的双重否定不清楚。这里是说对某样东西很清楚,再清楚不过。当然新译文也可以当作双重否定来理解,但不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第三,译者对上下二段语义上的转承不清楚。库恩要取消那种概念上的划分,他以坚持这种区分的人的口吻发问:混淆了这个,这还了得?但他解释说,他不是不重视这个,而是一直受其影响,认为这种区分很重要。但后面他说还是不得不放弃这种区分,原因是这种区分不适合理解知识增长的实际过程。译者不理解这种语意转承,所以觉得译出来的东西有点自相矛盾。怎么办?只好加进“一时”之类的词眼,试图把矛盾掩盖过去,结果越来越偏离原文的意思。这两段文字试译如下:

在前面的一段文字中,我似乎违背了当代颇有影响的区分“发现的情境”与“证明的情境”的做法。把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问题掺和在一起,除了引起极大的混乱,还能有什么呢?
思想上长时间受这一类的概念上的区分的影响,我对它们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可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许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些区分事关知识的本质,而且我现在仍然以为,只要适当地修正,它们仍然可以为我们说明一些重要的问题。但是当我试图把这些区分应用到我们获得、接受和消化知识的实际情况时,即便是粗略的应用,也是非常成问题的。

再看另一段。
[原文] In its established usage, a paradigm is an accepted model or pattern, and that aspect of its meaning has enabled me, lacking a better word, to appropriate ‘paradigm’ here. But it will shortly be clear that the sense of ‘model’ and ‘pattern’ that permits the appropriation is not quite the one usual in defining ‘paradigm.’ 23

[新译]
按照其已确定的用法, 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在这一意义上,在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汇的情况下,使用“Paradigm”(范式)一词似颇合适。但人们很快将会看出, 许可这种合适的模型和模式的意义, 并不完全是在“范式”定义中通常包含的意义。(21,黑体字是本文作者所加)
此段译文读起来很别扭,意思也不清楚。问题出在译者只知道“appropriate”作为形容词是指“合适的”,而不知其作为动词是指“借用、挪用”。“appropriation”则是名词,指“借用”这个做法。所以正确的译文应该是这样的:

按既定的用法, 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由于有这一层意思,使得我能够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用语的情况下,在这里借用“范式”这个词。但是后面即会明白,“模型”和“模式”的意思允许我们借用“范式”一词,但同“范式”最通常的意义,并不十分相同。

需要指出,《结构》一书此前至少已有两个中译本。1980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过李宝恒、纪树立的译本(以下称“旧译”)[3];1989年台湾出过一个译本,由程树德、傅大为、王道远和钱永祥合译(以下称“台译”,本文参考的是1994年的新版本)[4]。新译的“译后记”中没有提及“台译”本。说到李、纪二氏的翻译,新译者之一金吾伦说“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版本较旧,译文尚有错讹……” 虽不强烈否定旧译,但言外之意是,新译肯定要比旧译好。我比较了一下,发现“旧译”本中错误确实很多,但这些错误,绝大多数并没有在新译中得到纠正,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新译本中的错误甚至更多些。于是问题出来了:“旧译”本固然称不上精品,可是既然要重译,新的译本起码要有所改进吧?然而现在看来,此新译本恐怕还不如那个“旧译”本。
看到上面的这些议论,读者可能怀疑我是不是在吹毛求疵?因为任何翻译都免不了出错,在其中找出十处八处错误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由此而下结论,未免有失公允。于是我转念一想,为什么不把库恩论述“范式”的地方找出来,看看译得如何。这样也许可以得到一个较理想的抽样检查结果,其中发现错误的概率当是全书翻译水平的比较客观的反映。
库恩的《结构》发表后,许多学者对书中“范式”概念进行过分析和批判,其中有一位学者在《结构》中找出了“范式”的二十多种说法[5]。我把三种中译本中对应的地方找了出来,共有22小段文字,对它们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新译”在12段中有错,少则1处,多则几处,其中在2段的翻译中有重大的错误,意思都搞反了;“旧译”在9段中有错,其中重大错误也在2段以上;而在“台译”中,只在1段中有错,没有重大错误。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至于行文,“旧译”比“新译”更通顺。(就前半部而言);“台译”出自多人手笔,行文风格变化较大,但总的来说比较文雅。所以我的结论是:“旧译”限于时代有较多问题,但“新译”并不比“旧译”更好,二者都不如“台译”。
想想“旧译”是在“文革”之后不久,那时百废待兴,学术规范很不健全,西方学术对中国学者来说很陌生。“旧译”实际上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了风气之先,把国外的学术新思想介绍进来,大开了学术界的眼界。虽然翻译有不少错误,但也是可以原谅的。 可是“新译”是在“旧译”二十多年之后,此时学术之境界已大有改观,学者与国外的交往也已是家常便饭(译者之一与库恩本人都有较深的交往 — 见“译后记”)。在这种情况下,“新译”还不如“旧译”,实在是不太应该。

必须指出,当我比较“新译”和“台译”的时候,还有另一个意外的发现。读至新译本的后半部时,我发现译文突然变了风格,行文变得通顺,译得也相当准确(当然错误还是有的)。这时我才注意到“译后记”中的说明:“第九至十三章及‘后记--1969’由胡新和翻译。”新译的后半部译得不错,本当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我却不能这样说。
把新译本的后半部与“台译”本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在文风上非常相似。我不能说两者文字一模一样,但两者的相似性可以说是惊人的。搞计算机编程的人都知道,两个同样功能的软件,如果是不同的人所编,就会有不同的“印记(signature)”。反过来说,如果程序出自同一种构想,任凭各种手段改头换面,“印记”还是不变的。杀毒软件就是利用这一原理,确认“病毒”文件的。我的感觉是,胡氏译文与“台译”有着类似的“印记”。让我任选一小段原文,比较一下两种译文。

[原文] Probably the most striking of these is what I have previously calle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re- to the post-paradigm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ield. That transition is the one sketched above in Section II. Before it occurs, a number of schools compete for the domination of a given field. Afterward, in the wake of some notable scientific achievement, the number of schools is greatly reduced, ordinarily to one, and a more efficient mode of scientific practice begins. The latter is generally esoteric and oriented to puzzle-solving, as the work of a group can be only when its members take the foundations of their field for granted. (178)

[台译] 也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个科学领域从前典范时期到后典范时期的转变。我曾在本书第二章中勾画过这个转变的过程。在它发生之前,这一领域中有许多学派在逐鹿中原。此后,在一些显著的科学成就出现后,学派的数目大大地减少,通常只剩下一个。然后一个更有效率的科学研究模式开始了。这个研究模式一般而言外人难窥其堂奥,以解谜为主要任务,这只有在它的成员将他们领域中的基本观点视为当然才能进行。(238)

[新译] 或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我所说的一个科学领域的发展中,从前范式时期到后范式时期的转变。我在上面的第二章中勾画过这种转变的过程。在它发生之前,这一领域中众多学派逐鹿中原。其后,随着一些著名的科学成就的确立,学派的数目极大地减少,通常只剩下一个。接着一个更加有效的科学实践模式开始了。这一模式一般而言限于一定范围,并以解谜为己任,这就要求其成员承诺他们领域的基本观点才可以进行。(160)

再任选一段。
[原文] Until the term can be freed from its current implications, it will avoid confusion to adopt another. For present purposes I suggest ‘disciplinary matrix’: “disciplinary’ because it refers to the common possession of the practitioners of a particular discipline; “matrix’ because it is composed of ordered elements of various sorts, each requiring further specification. All or most of the objects of group commitment that my original text makes paradigms, parts of paradigms. or paradigmatic are constituents of the disciplinary matrix, and as such they form a whole and function together. They are, however, no longer to be discussed as though they were all of a piece. I shall not here attempt an exhaustive list, but noting the main sorts of components of a disciplinary matrix will both clarify the nature of my present approach and simultaneously prepare for my next main point. (182)

[台译]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混淆起见,我宁愿采用另一个词来表达我的意思。 我建议用“学科基质”这个词:“学科的”(disciplinary), 因为它指涉一个特定的学科的工作人员所共有的财产:“基质”(matrix), 因为它由各种种类不同的元素组成, 每一个都需要进一步界定。 所有或大部分我在本书中当作典范、典范的成分、或具有典范性质的团体信守对象, 都是学科基质的组成份子, 就是因为这样, 它们形成一个具有功能的整体。 不过, 我不再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讨论。 我也不会在这儿开出一张详尽的基质成分的清单, 但是观察一个学科基质的主要成分类别, 可以澄清我现在的进路的性质, 也可同时为我下面一个主要论点铺路。(241-2)

[新译] 在范式能摆脱其眼下的含义之前,为避免混淆我宁愿用另一个词。这个词我建议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 用“学科”一词是因为它指称一个专门学科的工作人员所共有的财产; 用“基质”一词是因为它由各种各样的有序元素组成, 每个元素都需要进一步界定。 所有或大部分我在原书中当作范式、范式的一部分或具有范式性的团体的承诺对象, 都是学科基质的组成成分, 并因而形成一个整体而共同起作用。 不过, 我不再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讨论。 我也不会在这儿开列一份其成分的详尽清单, 但是指出学科基质的主要成分种类, 既可以澄清我目前研究途经的性质, 也可同时为我下一个主要论点铺路。(163-4)

两种译文有着相同的“印记”,这一点我想读者也能看得出来:断句和关键词几乎一模一样;只要在用词上稍作变化,或作一些语序上的小小变化,就可以从前一段译文得到后一段译文。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偶出,翻遍第九至十三章及“后记”,通篇皆然。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检验一下。想想依据同样的原文翻译,李氏、金氏、程氏等译文风格如此不同,何以胡氏的译文和“台译”就正好如此相似呢?所以我推测,胡新和在翻译时是大大地参考了“台译”的,甚至可以说以“台译”为蓝本,他所做的工作相当于一种“改译”或“校译”。看得出来,胡新和在做这项工作时,还是相当用心地对照了原文。有些地方改译了之后,使行文更接近大陆中文表达习惯,也改正了一些错误, 是一种改进;但改错了的地方也为数不少。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例:

[原文] Cumulative acquisition of unanticipated novelties proves to be an almost non-existent exception to the rul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96)

[台译] 科学从未因累积始料所不及的新奇现象而发展过 — 这种情形即使有也是个例外。(149)
[新译] 科学从未因累积始料不及的新奇现象而发展过 — 这种情形的例外几乎不存在。(88)
这两种译文的意思正好相反,谁对谁错呢?问题在于“这种情形”是指什么。如果是指前半句话,那“台译”把原意搞反了;如果是指前半句话否定的情况,那“台译”又是正确的。但后者有点自相矛盾: 既然“从未”,怎么又有“例外”?至少句法不佳。 所以我认为是前者 — “台译”错了。 因此,这里“新译”可以说是改正了“台译”的错误。(这也说明新译者是认真看了原文的 — 这一点令人感到欣慰。)但同时也暴露了根据“台译”改译而存在的问题。 其实如果跳出“台译”的框架,完全可以把原文翻译得更准确,而且不易产生误解。“旧译”就译得比较清楚:
由积累而获得没有预料到的新颖事物,对科学发展的规则来说已证明几乎是不存在的例外。
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
意料之外的新发现,日积月累,积少成多,这已证明不是科学发展的规律,即便有之,也是微乎其微的例外。

第二例:

[原文] If two people stand at the same place and gaze in the same direction, we must, under pain of solipsism, conclude that they receive closely similar stimuli. … Individuals raised in different societies behave on some occasions as though they saw different things. If we were not tempted to identify stimuli one-to-one with sensations, we might recognize that they actually do so. (192-3)

[台译] 要是两个人站在同一个地点,注视同一个方向,我们 —为了要避免唯我论的危险— 必须承认他俩收到了几乎相同的刺激。……不同社会养育出的人在某些时机的行为,像是他们看到了不同的事物。要是我们不再相信刺激与感觉有一对一的关系,我们也许便能看出他们的确看到了不同的事物。(252-3)

[新译] 如果两人站在同一地点并注视同一个方向,我们即使冒着唯我论的风险,也必然推断他们受到几乎相同的刺激。……在不同社会里培育出的人在某些场合,像是看到了不同的事物。如果我们不再试图鉴定刺激和感觉间的一一对应,我们或许会认识到他们事实上确实看到了不同的事物。(173)

这段原文,“台译”是正确的。但“新译”在两处黑体标出的地方都改得不妥。第一处正好把意思译反了。英文“under pain of solipsism”意思是说,你必须怎样做,否则你将受到被判为“唯我论”者的“惩罚”, 不是“新译”中所说的意思。其实“新译”此处自相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唯我论”是指一切都以个人感觉而定,否定客观标准;既然推断对同样事物有同样刺激,就不是“唯我论”,哪里是在“冒着唯我论的风险”呢?译者若是仔细想想,就不会出这种错误。第二处原文说:“如果我们别再受诱惑想着去找出刺激和感觉间的一一对应,……”“台译”采取了意译,意思是正确的。“新译”把“identify”译成“鉴定”,意思有点走样。库恩在这一段是说:刺激相同,但感觉可以不同;刺激不与感觉一一对应。所以建议放弃寻找一一对应的妄想,这样才能认识到人们“的确看到了不同的事物”。
据我看来,“台译”本是比较好的译本,所以在“台译”本的基础上进行改译,重新出中译本,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可是我们的两位译者,一位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有“台译”本存在,花费了很多精力,却没有多少进步;而另一位译者,据我判断是参考了“台译”,但为什么就想不到提一下前人的工作,以示尊重呢?学术的增长是日积月累、后来居上的事情。在这点上我们可不能采用库恩关于科学的增长的观点,说科学不是累积渐进的,是不可通约的“范式”科学的转变。所以在学术上,如果我们能站在前人的肩头看得更远,就没有必要羞于提及自己是站在前人的肩头。


我写此“译评”时的心情是沉重的。众所周知,目前国内出版的学术译著,其翻译水平低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大量西方学术著作被译成中文,这是解放思想、繁荣学术的好事。可是这种“繁荣”却正受着两种因素的侵蚀而失去其光彩:一是不良的商品经济运作,二是学术上的好大喜功。而两者结合,其危害就更大。出版商唯利是图,要求出书“短、频、快。”译者迫于压力,自然就无暇精雕细琢;粗制滥造,势不能免。一些学者,想通过组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来改造国内学术,其见识之高、用心之善,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往往急于求成,结果被出版商钻了空子:经济之“狐”借学术之“虎”威,使低劣学术大行其道。我注意到此译本作为“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之一,还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资助,可是这样的译本,居然能够“入流”,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我觉得,如果要创建一流的大学,就必须要创造一流的学术。翻译西方学术名著,确实是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许多优秀的西方学术著作,如果认真负责地翻译过来,就不仅有益于当代,而且有益于将来。反过来,如果粗制滥造、滥竽充数,那也许会造成一时的学术“繁荣”的假象,但这种“繁荣”不仅会像“泡沫”一样迅速破灭,而且流毒深远,贻害读者。所以,我在此斗胆提议:把本学科内一些重要的西方译著重新拿来,仔细检查一遍,优则存之,差则改之,劣则去之,进行重译。此或被讥为不切实际之空想,但书生意气,呐喊一声,惟冀今后中国大陆少一些“泡沫”学术,多一些文化精品。

参考文献:
[1]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First edition and Second edition, enlarg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970.
[2] 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 T. S. 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4] 孔恩著,程树德、傅大卫、王道远、钱永祥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台北:远流出版社,1989初版, 1994年二版 。
[5] Margaret Masterman, “The Nature of a Paradigm.” In: Imre Lakatos &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pp. 59-89.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On the New Translation of Kuhn’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Xiaochun Sun

Abstract

This essay reviews the new translation by Jin Wulun and Hu Xinhe of Thomas Kuhn’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ublished by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Two previous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ook exist: one is translated by Li Baoheng and Ji Shuli, published in Shanghai in 1980; the other is by Cheng Shude et al, published in Taibei in 1989. The new translation is problematic. It is, I argue, no better than the former one, which is itself not recommendable, and is not a match to the latter. The examination of a sample of 22 short paragraphs discussing the nature of a paradigm, reveals an alarmingly high rate of occurrence of mistakes. Also, it reveals that the second translator, translat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book, used the Taibei translation as his major reference, but did not mention it. As a resul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ranslation is very similar to the Taibei one;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some improvements made by the new translator. Finally, I lament on the general low quality of translation works in current academic world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