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川归海”到“两岸风光”

——一位科技史学者研究方向的转变

本报记者 周元春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而只诞生于欧洲?” 李约瑟这一经典的问题成为众多后来者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但一篇题为《探究中华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的论文却提出:不应一味地纠缠于这一消极问题上;而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为什么中国古代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实际需要上要比西方更有效”这一正面问题中来。本报记者就这一话题采访了这篇文章的作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小淳博士。

 

科学时报记者: 李约瑟倾其一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以期找到“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而只诞生于欧洲”的答案。并且围绕这一问题,很多中外学者也在孜孜不倦的求解。您为什么认为它意义不大呢?

孙小淳:“李约瑟问题”本来是关于中国科技文明发展问题的正、反两种提法,但结果是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惹人注目,成为学术界一大景观。而正面提法“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却问津者寥寥无几。从学术上说,反问题可能不太好解答,而且意义不大。一直纠缠于此种问题,不利于我们探讨中国传统的科技与文明。从正面来提问题,可以使我们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摆脱以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套路。

 

科学时报记者:那么为什么会形成大家都只关心反问题这种局面呢?

孙小淳:西方学者站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角度,提这样的反问题是很自然的;比李约瑟略早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提出: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没有中国或其他非西方文明中发生?李约瑟只是把这个问题具体到了科学史研究而已。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现代科学的强烈震撼:科学落后就意味着国家落后;国家落后就要挨打。可以说,这种反问题的提法有利于激发忧患意识,能够启发我们对中国科学发展问题的思考。

 

科学时报记者:您本人是如何完成思路转变的呢?

孙小淳:我过去也是按照大家熟悉并认可的思路做科学史——就是寻找我们古代有什么相当于现代科学的东西,然后确定它产生的时代。这样的科学史,好比是把所谓科学的“筋”从历史的机体中抽出来一样,是“一根筋”的科学史。这样的思路做下去很乏味,我觉得是一种机械的重复。我们需要的是从社会学、文化的多种视角来研究中国科学史,把它做成全方位的、“多经络”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科技文明史。

我们不能离开人类的社会实践而对科学的真理性与客观性去作空谈玄论。马克思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学术意义不大,更谈不上什么现实意义。 只有当我们深入到人类的社会实践中来探讨科学的历史,我们才可能从科学的历史中获得对科学文化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才能从科学的历史中获得启迪,创造出更新的科学文化。

 

科学时报记者:您在您的论文中提到“宋代科技与文明达到了一个顶盛时期,正是我们可以从李约瑟的正面问题出发,而对其进行研究。”选取宋这样一个社会进行具体研究的意义在哪里?

孙小淳: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在宋代进入了特殊形式的精英社会,宋代进行了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气势恢弘的社会经济变革。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顶峰,更有东西方学者把中国的北宋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觉得宋代正是我们可以对之进行李约瑟正面问题研究的一个中国历史上典型时代。我们要问: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宋代达到了顶峰?是怎样的顶峰?与社会文明的其它方面是怎样的关系?把自然知识运用到社会需要和国计民生上,宋代有什么样的实践与成效?一旦这些正面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历史研究可能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其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选择宋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意识到宋代的历史和我们的现在有很大的关系。宋代的知识活动特别得多,有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大型天文仪器的制作,医学经典的校正,本草、方书的修撰,大型“知识百科全书”的编纂等等。这些多是由政府组织、国家支持的。我们国家现在除了提出“科教兴国”,又提出“执政兴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宋代这一段科技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必然会给我们带来众多的启示。

 

科学时报记者:在您的文章中,您认为,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决不是“四大发明”所能概括得了的。您想借此要强调一些什么呢?

孙小淳:其实我要强调的就是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不能采取“唯科学论”的观点,科学代表不了文明的一切, 科学是文明的一个部分,是文明的一个特征。不能认为科学是文明优越性的唯一标志。如果科学知识再好而不好好运用,对于社会来说不一定是好事,甚至可能是坏事。所以科学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要研究它和文明很多其它方面的关系,这样我们的研究视野就会开阔一些,对中华科技文明的认识才能更深刻一些。

科学时报记者:您又说,仅这一个"用"字,在中国传统社会文明中就有很多宝贵的经验。

孙小淳:是的。所谓"用",意义是很多的。比如说宋代学术就特别强调"经世致用"或"通经致用",有很多层意思。从圣贤经典中求出治国安民、经济民生之道,是为一用;从"六经"中理出政治典章制度,是为二用;从经典出发,探求知识,为人民生活服务,是为三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对科学知识的追求是和社会的需要相联系的;知识的发生是在社会的实践中进行的;知识的运用是在社会的文化中实现的。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不能不考虑这个"用"的方面。 我们现在提“创新”文化,这固然是很积极的,但我同时感到我们在怎样把知识运用到社会需要这个问题上,也需要做很多的社会学的思考与研究。“创新”重要,“活用”也很重要;“活用”也是创新。面对李约瑟的正问题,我们要看一看中国古代是怎样把自然知识运用到社会需要的,高明在什么地方?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不是很有现实意义吗?

 

科学时报记者:您在论文中用了从“百川归海”到“两岸风光”的比喻,我觉得很有意思,能否再说明一下其中的含意?

孙小淳: “百川归海”是李约瑟的比喻,确实很好地表达了他的科学历史观。他把近代科学比作大海,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和客观性,不带有某个特别文化的印记;而古代各文明中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则被比作是一条条科学的涓涓细流,都为近代科学的大海做出过贡献,并且最终要汇入未来科学的汪洋大海之中。

讲“两岸风光”可以说把这一比喻更推进一层,不但说明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上我们要继承李约瑟,而且要超越李约瑟。没有李约瑟所说的中华科技文明之河,哪里会有“两岸风光”?但我们不能带着“目的论”的观点研究科学史,视古代的知识活动一定是朝着现代科学的目标前进,从而认为历史的意义仅仅在于“百川归海”。对“两岸风光”的探究,历史意义同样重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苏轼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句。过去人们常用来批评学术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里我更想突出前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天生不得超世外, 哪里去求“真面目”?哪里去求?历史的真实只能到历史的具体情景中去探求。

 

注:本文原载《科学时报》2003年1月6日第四版,此处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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