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科学史?

——《科学史的向度》读后 

 

彭永东

            

 

科学在今天的大行其道必然带来全面认识和理解科学的问题,追寻科学发展的历史便是一种最为自然也是最主要的途径。但人们逐渐发现,对历史上科学的诠释各种各样:看似无疑的史实常常一朝被推翻得面目全非;另外一些似乎荒诞不羁的事情,科学史家却言之凿凿。在种种其他学科中,经常要拿科学史说话,然而说法与评价却大大不同。如何理解科学史?这不仅是科学史学界要作出回应的大课题,也成为传播媒体时下经常要关注的话题。

喜爱科学史本不需要理由。随着国内研究队伍的日益扩大,每一位职业科学史工作者,却不得不为自己的研究事业进行辩护。近年来,国内科学史学界基本已经摆脱“挖掘第一,为国争光”的传统目的论的束缚(这种目的无可厚非,只是确应退缩为研究科学史的多维目标之一),而一味寻求科学史的现实功能总显得是匆忙于为科学史研究的生计找出路。为着我国科学史的再建制化成为可能,近年来,国内学者不断放眼世界,研究介绍西方的科学史研究进展。特别是关注西方的科学史编史思想。吴国盛主编的《科学思想史指南》,刘兵所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以及近年的一些翻译作品等,都是极为有益的工作。袁江洋的新著《科学史的向度》正是此类。但详阅本书,发现他的雄心还不止于此。

科学史建制化在西方相对完善,其编史思想也早已翻越了几重山,形成了脉络,有了自己的坚实足印。“考察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过程,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史这一学术领域里所发生的许多重要变化,而且有助于我们领会、洞察科学史的学术走向以及我们科学史研究者的使命。”正是从这种理念出发,袁江洋对从萨顿的综合到柯瓦雷思想史进路,直至SSK学派的强纲领确立以来各种科学史编史思想,在总体上进行了梳理,以求得清晰的理解。他有效地援用向度概念,认为在不同信念和动机的牵引下,科学史研究可以指向不同认知目标,从而逐一归纳、辨别出上世纪60年代前后科学史研究具有指向性的四种维度:

历史向度的科学史,其代表人物是霍尔,他同萨顿、柯瓦雷本质上一样,坚信要将科学史当作历史来研究;

科学哲学向度的科学史,指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影响下兴起的科学史-科学哲学个案研究;

社会学向度的科学史,在前期盖森、默顿的工作直接影响下,促成60年代科学社会史研究的全面崛起,70年代来这一向度内又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学派的重要参与;

科学向度的科学史,其研究指向当前科学或为当前科学服务,霍尔顿在科学史研究及科学教育这两方面的杰出工作为这一向度的研究的生命力作了很好的诠释。

此外,还有“应用科学史研究”,包括用于满足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需要的各类科学史工作。

这些旨趣迥异的科学史研究,从其向度回溯,其反演的箭头却不必然地指向应该作为其研究起点的客观历史。实际上,“这种反演最终必然指向不同的研究动机,但并非所有科学史研究都出自于揭示客观历史这种动机。”

那么,各种不同向度的科学史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它们又如何组成一个整体向度空间?在以上四种向度上,默顿与萨顿的工作虽然分属两种不同向度,但二者的科学观或科学史观却并不相悖;而处于同一向度上的默顿纲领与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史)强纲领,却存在着本质性的冲突:前者认同科学合理性信念,后者却拒斥。看来,“本质性的冲突并不必然发生于不同向度的科学史之间,倒是必然发生于持不兼容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研究者的思想之间与工作之间。”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辨识出,无论在萨顿的信念集还是柯瓦雷的信念集中,都无疑存在着尖锐的内在冲突,并且这些内在张力愈来愈强大。种种迹象预示着,科学史在今天面临着一场新的综合。

新综合的基础,在于今天的科学史家已经普遍认识到:科学史既是一种历史学,也是一种人学;要真正理解科学的历史,必须要以广阔的文明背景为依托。“科学史所要理解并重建的是人类科学活动的整体历史及意义。”这表明:我们必须回到客观历史中去为此作者“主张这样一种与境主义立场:它坚持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出发看待科学思想的发生、生长、传播、运作的过程,认为不但科学思想的发生是与境关联的,而且科学思想同其原有与境不是可完全分离的。” 如研究阿拉伯科学及其复杂的多元文明背景、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印度殖民地时代的科学,都需要从这一立场出发。

依据自己创设的科学思想史分析程序SciencesÛMetaphysicsesÛValues),简记作SÛMÛV,作者又巧妙地采用变焦方式考察不同层面的科学史问题,显示科学都是在具体的文明中生长或变化。因此,我们对科学史的理解和研究,应该就是对科学-文明史的理解和研究。新的综合也必定是在科学-文明史的框架内进行。

作者立意从历史主义的强与境立场(不知是否可以这样指称)出发,并坚持着这样一条原则:“在哪里(并不一定是在科学家那里)来自科学与来自其它社会建制或文化的思想或观念发生了相互作用或汇流,在那里就应该有我们的思考、分析与判断,绝不用某种屏障作自我遮蔽。”这样,自然地,容易理解他的“做科学史,需要几乎是无穷大的背景学术信息”的断言。但笔者对这条“无原则”的原则稍有疑问:如何客观判别某段历史上的科学已经与某种社会建制或文化的思想或观念发生了相互作用或汇流?如何能避免执行这条原则时科学史家本身自觉不自觉地先带有了某种偏见?或有选择有倾向地执行这条原则?如果不能避免,那么相应的“思考、分析与判断”在这些执行者看来,也必定不曾“用某种屏障作自我遮蔽”,仍然是这些科学史家在已有向度上的“思考、分析与判断”。

笔者以为,对待科学史我们不妨更为宽容,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科学-文明史的框架之内,我们既欢迎新的综合,也承认向度差异,甚至鼓励多维向度和交叉向度的科学史出现——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有理由相信,在科学史研究的任意一个坐标处,我们都能画出美丽的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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