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私人基金会及其支持科学事业的考察*

 

  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北京,100085)

 

要:宗旨各异、数目繁多的私人基金会及其通过多种方式支持科学事业是美国社会独有的现象,对美国的科学事业产生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本文试图考察美国私人基金会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发展现状,分析阐述其支持科学事业的主要特点,进而就相关问题对我国现行科学政策提出一些讨论意见。

关键词:美国私人基金会  科学政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763(2003)04-0045-10

 

美国科学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不仅表现为联邦政府通过其相关部门以多种渠道支持科学研究,如国防部(DOD)、能源部(DOE)、国家航天航空局(NASA)、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能宗旨和任务目标,对不同学科领域或不同类型的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予以支持;而且还体现在社会各界以不同方式对科学事业进行各种投入。其中,除产业界之外的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s)是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宗旨各异、数目繁多的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s),在支持新知识的发现和科学教育等方面,起到了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我国对美国政府和产业界支持科学事业的研究已有不少论著,而对美国私人基金会的了解和研究却较为薄弱,特别是对其支持科学事业的系统考察与分析颇为鲜见;以往的相关研究或只在论述中简单提及,或只对少数几个大基金会资助科学的具体活动做些介绍[1]。本文试图考察美国私人基金会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发展现状,通过相关统计数据和有关案例,重点分析阐述其支持科学事业的主要特点,进而就相关问题对我国的基础科学政策提出一些讨论意见。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文献涉及到私人基金会对科学事业的支持时,其“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

 

1        美国私人基金会的产生、发展与现状

 

在西方,私人基金会往往与“慈善事业”(philanthropy)相联系。事实上,基金会是现代私人慈善事业的重要形式之一。philanthropy一词来自希腊语philanthropos,原意为“对人类的爱”。这一语义在英文中被保留下来,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指一个人对其下属照顾的义务,后来则用来“描述促进人类在任何一个领域的进步的慷慨捐助行为”[2]。与欧洲国家相比,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在现代慈善事业的起源与理念方面有着独特之处,私人基金会也远较欧洲发达,甚至“其达到的规模和所起的作用任何国家无法比拟”[3]。在分析美国私人基金会对科学事业的支持之前,有必要先对其产生、发展与现状等情况进行考察与阐述。

1.1       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起源与理念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慈善活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洲。欧洲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有组织的慈善事业,17世纪初有宗教组织之外的兴盛的私人慈善活动,这多与人们结成互助协会和推进慈善活动的改革有关。但由于当时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公众的努力往往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从而国家在诸如扶助贫困一类的慈善事业中所担负的责任要大得多。然而,美国的情况却与此有很大的不同。

在美国早期的艰苦岁月里,政府弱小且地处偏远,迫使人们不得不组织起来实行自治,彼此互助开展社区活动。这时候,大量的欧洲移民带来的私人慈善事业传统起到了作用。以美国殖民时期重要的发明人和政府要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慈善活动为例,他可称得上是美国早期的慈善家。他通过大量的个人捐款以改善其所在的社区,创立了地方公民组织(如志愿者救火队)以及其他公益设施与机构,著名的有宾夕法尼亚医院、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图书馆等等。19世纪美国人在政治生活、市民生活等各方面的结社与自治活动,给来自“旧大陆”的托克维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写道:“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英国人只认为结社是强大的行动手段,而美国人则似乎把结社视为采取行动的唯一手段。”[4]与此同时,美国文化中浓厚的基督教精神也起着作用,即宗教信仰也成为慈善捐助和公益事业的重要动因之一。人们常常通过向教堂捐赠和组成团体来帮助穷人,或通过教会组织社团以支持社区的发展。

因此可以说,美国的私人慈善事业“深深地植根于其宗教信仰、互助历史、公民参与的民主原则、通过多种途径解决问题以及个人自主和有限政府观念的美国传统之中。”[5]换言之,美国公民正是从艰难困苦环境中的早期互助经验、对政府作用与职能迥然不同的理解以及虔诚的宗教信仰之中,形成了其自主动议、积极参与和崇尚自治的传统;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移民国度的形成与发展之中,特殊的环境与需求使得美国的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具有其历史文化深层积淀的深刻内涵,并使之逐步成为植根于美国人心中的传统性理念,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习俗和行为规范,也蕴积而成后来各式各样的以公益、慈善和救助、援助等为宗旨的私人基金会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历史文化根源之一。

直到20世纪以前,美国人开展慈善活动还多为零散的、非组织的个人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前现代的慈善事业;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社会联系也日益加强,现代意义的慈善事业理念开始形成。人们试图通过开展有组织有系统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慈善活动,寻求更为“科学”和有效的途径,为社会和需要帮助的人们服务。在这里,“科学”的慈善(scientific charity)理念之含义是:仅仅直接助人是不够的,应向贫困、饥饿和疾病的根源进军,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要在“扶贫”中以“造血”代替“输血”,而基金会则是其重要的组织形式。

1.2       私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

美国现代意义上的基金会兴起于20世纪初,这时正处于美国历史上“自由放任经济的顶峰和要求平等的进步主义思潮勃兴的交汇点”[6]。当时,美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财富的积累增长很快,工业革命所造就的百万富翁据估计已达数千人。同时,美国政府也对其财政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造,在财政收入方面引入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到1913年,50个州中的42个州陆续批准了宪法第16条修正案:“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规定和征收所得税。”[7]当个人财富的数额巨大、同时政府对这类财富有权征收可观的税款时,个人如何处理财富就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慈善捐助是处理个人财富的重要而体面的途径,但在如何捐助和如何使用捐助资金的问题上,当时出现了一种新思潮。

20世纪初的慈善事业改革者们认为,慈善捐助不应仅用于直接“扶贫”,而应开展“科学的”慈善事业,即:找出贫困的根源,探索防止贫困产生的途径,开展自助性的项目,为推进社会的长期福祉而投资。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他于1889年发表的题为《财富的福音》一文已成为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经典之作)、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摩根(J.P. Morgan)、亨利·福特(Henry Ford)等人都在这些先驱者之列。他们不仅从观念上改变了以往对慈善事业的认识,而且赋予慈善事业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基金会。[8]这种形式类似于当时已运用得十分成功的商业公司的组织形式,其决策和管理由一个董事会而不是出资人或受其委托者负责。独立的董事会根据基金会的章程和有关法律,制定基金会的资助方向、优先领域和实施方案,基金会的事务不直接受出资人的控制与干涉。

美国私人基金会的早期创立者将基金会视为实现社会改良的基础性手段,向贫困、饥饿和疾病的根源开刀,相信科学和理性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这也是美国基金会的共同理念。从基金会这种形式产生之初始,几乎所有的基金会都以传播知识、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基本宗旨,并已形成传统,对美国的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9]Ellen Condliffe Lagemann在其研究卡耐基基金会的专著《知识政治学:卡耐基基金会、慈善事业与公共政策》中,根据卡氏基金会在不同时期资助活动的目的与特点,将其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成立之初到20年代初的“科学慈善事业”阶段,从20年代初到“二战”时期的“文化慈善事业”阶段,以及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战略慈善事业”阶段。[10]我认为,从整体上看,美国私人基金会的资助活动在相应的历史时期大抵都体现了这三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实际上,“二战”以前的“科学慈善事业”与“文化慈善事业” 可以视作广义的科学文化事业,即通过资助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科学文化传播与普及等活动,提高国家的科学水平,传播精英文化,并试图运用科学原理解决社会问题,巩固美国传统的价值观与自由精神。“二战”之后的“战略慈善事业”则大大拓展了基金会的活动、作用与影响范围,一些大的基金会更多地致力于国际活动(如人们所熟悉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就是如此)以及诸如环境保护一类的战略性行动,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影响甚至改变联邦政府的政治决策与行政管理,一些小基金会也试图在政府作用“缺失”而又对社会公益事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域发挥作用。

私人基金会的发展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如国家的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等)的演进密切相关。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和70年代的经济衰退都影响了基金会的发展,而在90年代,由于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发展时期,私人基金会的发展十分迅速,超过1/3的大基金会都是在1990年以后成立的(见图1)。1990年基金会发放的资助金额总额约为87亿美元,而2000年达到约276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了3倍多。1991-2000年间私人基金会的资助增长情况如图2所示。

美国大的私人基金会增长情况


    1940年前   1940-1949    1950-1959   1960-1969    1970-1979   1980-1989    1990-1999

  资料来源Foundation Growth and Giving Estimate, 2002 http://www.fdncenter.org

  说明:所谓“大的私人基金会”有具体的指标规定。根据“基金会中心”(Foundation Center)的统计,1999-2000间资产至少在100万美元或发放的项目拨款至少在10万美元以上的基金会有20964个,但有1099个基金会的数据未统计在内。表中各个时期栏目的数据所统计的是成立于彼时但直到1999-2000年间仍然活跃的基金会,2000年新成立的35个活跃的基金会不包括在内。另外,1998-1999年间的数据不全。

2  1991-2000年间美国私人基金会资助的增长情况(深色柱为资助经费在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数*,浅色柱为资助经费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数)


  资料来源Foundation Giving Trends, 2002http://www.fdncenter.org

  * 包括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项目数。

1.3       私人基金会的现状——进入2000年后的情形

根据1969年税务改革后修改的美国法律,各私人基金会向其章程中所规定的慈善目标投入的经费不得少于其总资产的5%,若少于5%,则要求其以上缴税金的方式,达到所规定的支出数额,而不考虑其收入多少。 [11]因此可以认为,基金会的“慷慨捐赠”是其宗旨意愿和法律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每年有大量的慈善活动和巨额捐款产生,这不是因为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乐善好施,而是由于其制度安排、法律规范与文化传统等诸方面的合力使然。

据美国的基金会中心统计,2000年全美发放项目拨款的各类基金会有近56600个,发放资金总额共计276亿美元,其中以项目形式发放的拨款达42亿美元;开展资助活动的所有私人基金会的总资产达4861亿美元,接受个人捐赠和遗赠为276亿美元(1999年曾达到321亿美元),其中719个基金会接受的捐赠和遗赠都超过了500万美元。[12]2000年发放资金最多的是比尔·盖茨和夫人建立的Bill & Melinda Gates 基金会,发放资金近9.95亿美元,总资产超过210亿美元。[13]

基金会中心选取了20006月至20017月间最重要的1051个基金会及其资助的1万多个项目(这些项目占各类基金会项目经费的一半以上),作为该组织研究基金会资助趋势的样本库。通过该样本库分析得到的有关美国私人基金会资助状况的主要结论有:[14]

——1015个样本库中的基金会在1999-2000年间共发放资金150亿美元,资助项目的数目约18万项,其中于2000年报道的582个项目的单个项目经费强度都达到或超过了250万美元;

——资助经费的领域分布包括教育、人类服务、艺术与文化、卫生、公益活动、环境与动物保护、科学技术等(见图3),其中前四大领域得到的资助约占90%,每个大的领域都得到来自样本库中1/3以上的基金会的资助项目;

——大学(包括collegesuniversities)得到的资助额在受资助者中占第一位,教育资助机构占第二位;

——单个项目经费较多的领域有教育、卫生等,但在除了科学以外的其他受资助领域中,至少有一半项目的经费在5万元或低于5万元;

——排名在前100位的大基金会资助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环境、卫生、国际事务、公益活动、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等,近3/5的资助经费以开展专门计划的方式组织实施;

——2000年用于国际项目的经费大幅增长,但80%的项目旨在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多数国际项目的承担者以美方为主,海外受资助者得到的经费为9亿美元。

       3  2000年美国私人基金会项目资助的领域分布


            资助项目经费的领域分布                  资助项目数的领域分布

  资料来源Foundation Giving Trends, 2002http://www.fdncenter.org统计基于1015个大的基金会样本库。

  说明Education—教育;Health—卫生;Human services—人类服务(指对老人、儿童、残疾人等需要帮助的特殊人群提供帮助的活动);Arts & Culture—艺术与文化; Public/Society Benefit—社会公益活动(包括开展人权与社会行动、社区改善、慈善与志愿服务以及公共事物);Environment & Animals—环境与动物保护;Science & Technology—科学技术(其中不包括科学教育、医学研究、环境研究等);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事务;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Religion—宗教。

由此可以看出,私人基金会所支持的领域十分广泛,且都与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广大民众的福利水准息息相关。以项目形式资助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教育、卫生(包括医学研究)、文化、对弱势群体的服务等方面,科学事业虽然不是私人基金会资助的最直接的领域,但基金会在美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上述许多领域近年来尤其是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科技含量与要求都在不断提升,与科学事业的关系也日趋紧密。因此,在科学事业的社会性内涵不断发展的今天,私人基金会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就不仅仅表现为直接性资助,而且体现在其对科学事业的培育、普及和特殊项目的风险投资等方面,重在作用于社会性科学事业之意义。通过其支持科学事业的主要特点可以达到更清楚的认识,以下将以相关实例来分析阐述。

 

2        私人基金会支持科学事业的主要特点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限,美国私人基金会的地位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二战”以前私人基金会和美国政府、大学、产业界一道,共同构成了对科学提供支持的彼此独立的四个主渠道,而且基金会在资助研究机构(包括建立新的研究机构)和资助个人研究项目这两种方式上“都居领先地位”,一些基金会还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部门。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二战”以前美国的几个大基金会对科学事业的支持也更“像是政府的事业而不像私人的活动”。[15]例如,开展世界范围内防治黄热病与钩虫病的医学计划,支持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协调国家研究机构的工作等等。但在第二个阶段,即“二战”之后,私人基金会在国家科学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

科学技术在“二战”胜利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改变了美国政府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随着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作用认识的加深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国家科学研究的资助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很快占据了这一体系的中心位置。不过,自80年代起,产业界对研究与发展(R&D)的资金投入又超过了政府,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仍然高于产业界。2000年联邦政府对R&D的投入占全美R&D总经费的26.3%,约696亿美元,产业界占68.4%,约1801亿美元,而非营利组织则占2.2%,约58亿美元,比国家科学基金会(NSFR&D经费的两倍(NSF约为27亿美元)还多,其中主要经费来源为私人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领域多为基础研究。[16]虽然单纯从资金份额上看,私人基金会对R&D的投入微不足道——事实上,在许多领域私人慈善部门的实力都不能与政府和产业界相提并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基金会尤为注意建立自己有别于政府、产业界和其他部门的“额外维度”(extra dimension),以强调发挥自己的独特性。[17]

从实践来看,私人基金会在美国国家科学体制中的确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主要特点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考察与分析。

2.1       资助科学发展前沿——对科学研究的“风险投资”

    美国私人基金会的建立理念与宗旨是向贫困、饥饿和疾病等影响社会与人类进步的问题根源进军,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基础性的、长期而耐心的、多途径和多种视角与方法的研究与探索,甚至冒着失败的风险——而这些也正是致力于实现国家目标的政府和追求商业利益的产业界所不愿为的。卡耐基基金会的现任主席Vartan Gregorian指出,“慈善家们必须在创造知识的领域进行长期投资,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应用方面的知识。”“基金会从事的是向社会资本领域投资的事业,因此必得冒险。……出乎意料的失败常常是发现过程所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让人们知道此路不通,因此也是实现进步的一部分。”[18]他还引述了1959年时任卡氏基金会主席的John Gardner的一段话:“‘开拓性的’冒险可能会陷入困境,研究计划可能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但致力于支持此种努力的基金会必须为可能到来的机会做好准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基金会将其资金看作是‘风险投资’。”

支持具有高风险的科学前沿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是美国私人基金会资助科学研究较具普遍意义的主要特点。20世纪科学上的一些重要发现和重要科学家的研究——居里夫人的镭研究、分子生物学学科的创立等,都与美国私人基金会的资助相关联。洛克菲勒基金会[]20世纪30-50年代对分子生物学的支持就是重要例证。在30年代初分子生物学还是一个刚刚涌现出来的新的研究方向,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但当时的洛氏基金会就敏锐地感觉到了其潜在的价值——不仅是生物学的前沿研究,而且此领域的研究将“为理解和合理解释人的行为奠定坚实的基础”,终将为通过“社会控制”来实现社会进步服务。因此,“在1932年至1959年超过1/4个世纪的时间里,洛克菲勒基金会斥资2500万美元支持美国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比该基金会在生物科学上的总支出(不包括医学但包括在40年代后对农业研究的巨大投入)的1/4还要多。”[19]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得到该基金会分子生物学研究计划资助最多的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大学的生物系,都将其生物学研究从传统的学科领域拓展至分子水平上的研究。据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遗传学家George W. Beadle统计,在1953年后的12年间,有18位在基因水平上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学者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其中17位获奖者的科研活动都全部或部分地得到过洛氏基金会的资助。[20]研究洛氏基金会这段历史的学者同时还指出,该基金会支持分子生物学这一生命科学新领域形成的作用还远不止于其巨额投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其覆盖广泛的项目与人才资助体系,洛氏基金会创造并推动了跨学科合作研究的新的制度性机制,并藉此有系统地促进了以研究项目为单元、以技术为基础的生物学的发展。[21]

一些私人基金会在选择资助项目的标准中就明确了对科学前沿的支持。例如,W. M. Kech基金会在其宗旨中就申明,其资助的项目要“针对科学、工程学和医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或正在形成的新兴领域,或者在这些领域中可能会导致具有突破性发展的技术”。该基金会在1999年资助的科学、工程学与医学研究项目涉及到从纳米尺度的技术和量子计算到虚拟工厂模型及理论天体物理学,从神经科学、分子遗传学、结构与计算生物学到蛋白质组学等诸学科的前沿领域,几乎全都属于新兴学科和学科交叉领域,具有很强的探索性。[22]该基金会还于1998-1999年专门组织了两次“研究预见(research foresight)”圆桌会议,邀请相关领域的杰出科学家、私人研究机构和政府科学机构的领导者共同研讨21世纪的科学机遇与挑战,确定了数据理解(主要是数学、计算机科学与以信息为基础的生物学)、纳米小型化(以功能纳米器件为代表)和复杂性(如生物复杂性和脑研究)等领域的前沿性,形成了《前沿方向》(Promising Directions)文件,用以指导其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又如,Alfred P. Sloan 基金会近年来资助了一个题为“已知的、未知的和不可知的”研究计划。该基金会认为,了解在广泛的科学领域中还有什么是未知的以及为何未知“是非常有价值的”。[23]有人将私人基金会支持科学研究的经费形象地称为“种子钱(seed money)”,当美国科学家有了探索性极强且暂时看不到其明确前景的课题时,他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到某个私人基金会而不是政府部门去申请经费。[24]由此可见私人基金会在美国科学家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2.2       重视科学教育与传播——向科学事业的未来投资

科学事业需要源源不断的后备研究力量,也需要得到广大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普适的科学理念与素养是科学发展的必备沃土。科学教育与科学传播是美国私人基金会一直特别重视的领域,这是其支持科学事业的又一主要特点。

教育一直是私人基金会投资最多的领域,基金会的教育计划中有不少是针对科学教育的,美国各大学中名目繁多、数额不菲的各种奖学金、助学金、科研费等就常常来自私人基金会。根据基金会中心的统计,19991016个最大的私人基金会设立的面向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育资助经费(包括助学金、奖学金、实习费、奖励等)近5.6亿美元。私人基金会资助科学教育最常见的方式主要有:

——设立普通的奖学金、助学金,向学习科学、医学和工程学的优秀学生提供资助,许多基金会都设立了此类资助计划与项目;

——设立面向学习科学的特殊群体的奖学金、助学金,帮助女性和少数族裔等进入科学研究领域。如:Hearst基金会在菲力普研究院设立的MS2计划,特别针对优秀的少数族裔学生,为他们提供学习科学和数学的机会;Amoco基金会面向少数族裔学生设立的化学工程专业奖学金,等等;

——针对被忽视的领域(往往是学科交叉领域)设立教育与培训资助计划,以推动这些领域的发展。如:Markle基金会设立的“Markle学者计划”旨在“使临床医师能够在学术性的医学和研究机构工作,而非仅仅只是行医”;

——针对改进科学教育或促进新学科领域教学而设立的资助计划。如Amoco基金会以1200万美元在芝加哥大学设立旨在改进数学教育的计划;W. M. Kech基金会于1999年资助的推动大学计算生物学(computational biology)教学课程发展的项目;

——旨在提高科学领域中继续教育的水平,如在MIT建立工程学继续教育中心,等等。

科学传播活动也是美国私人基金会重视的领域之一,旨在提高全美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美国有的科普作家还把传播科学看作是民主的体现[25],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科学传播与私人基金会从事“科学的慈善”事业的目标相一致。与其他国家相比,私人基金会是美国社会资助科学传播活动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资助经费不菲,资助形式多样——从兴建博物馆、举办展览到制作电视节目到提供网络在线服务;从培训科普作家到组织社区科普活动等等,有声有色丰富多彩。如:Alfred P. Sloan基金会资助项目的一个专门类别就是“让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通过资助书籍出版、电台广播、电视节目、甚至建立与维护科学史网站等形式,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又如1990-1994年读者文摘基金会(DeWitt Wallace-Reader’s Digest Fund)投入3400万美元帮助波士顿地区培训青年人的技术,以提高其就业能力。再如Mielke家族基金会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资助关于生命伦理和医学、科学与社会的伦理教育和研讨计划;David and Lucile Parkard 基金会近年来对科技场馆和博物馆的资助等等。总之,在科学的普及与传播的各种场合,都有若干基金会的活跃身影。

2.3       资助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对科学领域的开放投资

美国私人基金会对科学事业的资助可谓多种多样,无论是资助活动的方式还是针对的资助对象,体现了“船小好调头”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构成其对科学领域资助的开放投资,这也是其主要特点之一,可以弥补政府或产业界投资科学研究的一些不足。

如上所述,美国私人基金会不仅支持科学研究,还支持科学教育与科学传播等;而在每一类资助中又包括了若干内容,以多样性与灵活性为其特征。如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中,既有对研究活动、科研人才的资助,又有对科研机构、科研设施的支持,还有对各种出版物、各类研讨会的资助等等。由于私人基金会的数目繁多,各基金会的任务、重点和区域战略(许多基金会都设有推动所在地及周边区域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或科学发展的特殊战略)各有不同,具体的资助内容、项目管理方式等也不尽相同,充分保证了资助方向、资助对象与资助区域的多样性。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若干领域尤其是科学前沿研究特有的不确定性或不可预见性,要求资助活动具有一定的灵活开放的性质,相对地说,私人基金会在这些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是由其组织结构、宗旨理念以及管理模式决定的。

1999年在医学卫生领域投入最大的10个基金会中的一些资助活动为例。同是支持医学研究与公共卫生事业,但每个基金会具体的资助方向和区域以及每个项目的资助强度等都有很大差异。David and Lucile Parkard 基金会投入1.14亿美元资助232个项目,支持的领域是儿童健康、医疗保险、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等;Whitaker基金会投入5000多万美元资助126个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研究与教育项目;Bill & Melinda Gates 基金会投入4800万美元资助全球健康计划中的24个项目,其资助的主要领域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接种疫苗可预防的疾病、生殖与儿童健康、与贫困有关的疾病研究等;位于内华达州的Donald W. Reynolds基金会投入3500多万美元资助11个项目,以此增强临床医师的老年病学知识和加强心血管研究,同时满足阿肯色州、内华达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健康与卫生组织提出的资本需求;W. M. Kech基金会则以3200万美元资助基础医学研究,以增进科学家对生物有机体生命基本过程的理解。[26]近年来,如Pew Charitable Trusts等基金会还在医疗卫生研究领域发展出了一种“战略性项目”,其规模比以往的单个项目要大,范围也突破了以往资助的生物医学、卫生职业教育与培训、老年健康、儿童与青年健康这四大方向,而是更多地从影响美国公众卫生与健康服务水平的社会与健康政策问题出发,组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27],体现了灵活多样的开放性。

总体说来,私人基金会对科学研究的资助是有限的,但灵活多样的开放性特征使得其在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中能够比政府资助机构更具特殊长处,并形成互补优势。私人基金会往往资助一些政府或产业界不资助的领域,在资助方向、方式和对新思想的反应等方面比较灵活。例如,在“冷战”时期,美国对诸如高能物理、空间科学等所谓“大科学”的支持几乎都是政府行为,射电天文学家利用大型射电天文望远镜“寻找外星智能”(SETI)的研究计划主要由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资助,但“冷战”结束后1993年美国国会决定终止政府对SETI的支持。因此,开展SETI研究的科学家转而向私人基金会和富人们寻求资助,并逐步建立起了以私人基金会为主的资助网络。目前SETI研究计划从民间得到的经费已达1500万美元,比当初从NASA得到的要多1/3。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物理学、生物技术等其他研究领域。有研究者认为,SETI计划建立起成功的私人资助网络这一事实,标志着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趋势——“大科学”的私有(营)化。[28]

2.4       与政府间的伙伴关系——对科学资助事业的相互渗透

上述事实说明私人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优势互补性,实际上两者不仅仅是互补的伙伴关系,而且还有相互渗透的伙伴关系,这样的关系随着时光的潜移越来越明显。

在基金会产生之初,其宗旨与主要作用大多是改善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们的福利状况;但在整个20世纪,基金会的活动与作用远远超出了其创始时期的初衷。随着政府成为美国社会民众基本福利的保障者,私人基金会的活动领域也发生了变化,力图在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之外的领域寻求自己的独特作用。[29]私人基金会与政府间伙伴关系的形成与保持,是与美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其传统中有限政府的观念导致了民众对“大政府”的不信任,对自由经济的信仰也使人们相信,在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方面私人活动比政府更有效。[30]

体制与需求培植和发展了这样的互补与协作的伙伴关系。政府资助科学研究的经费来源于税收,虽然经费的来源稳定,但出资的纳税人无法直接监管和控制所资助的研究计划;而众多的私人基金会可根据各自的宗旨和特长,自行决定其资助方向,选择其资助对象,对资助活动有更大的控制能力,能对新生事物和科研契机更快地认识和反应。基金会与政府的伙伴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面向私人基金会的合作,如:私人基金会的研究机构通过激烈的竞争,也会和国家实验室、大学等机构一样从联邦政府得到科研经费。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200110月公布的《非营利组织资助与从事研究与发展活动:19961997财年》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涉及到19个从事研究与发展活动的私人基金会,1997年从联邦政府得到的资助经费共2.55亿美元,其中基础研究资助经费为2.26亿美元,应用研究经费2400万美元,试验开发经费500万美元[31]。另一方面是私人基金会面向政府机构的积极合作。仍以W. M. Kech基金会为例,自1997年起,该基金会在医学研究领域设立了“杰出青年学者”计划,邀请的评审专家多来自政府资助机构,对政府的资助活动无疑可起到补充和促进作用。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正是私人基金会在“二战”前资助科学研究的成功实践,开创了通过设立研究项目向大学研究人员直接拨款的资助方式,使研究人员可以免受或减轻来自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面的约束或干扰,专心从事研究工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科研的自主性,保护与鼓励了科学家的自由探索活动,提高了研究活动的效率。这种资助科研的方式被后来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政府机构所采纳,成为资助基础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32]这种资助方式不仅有利于科学家的自由探索,也有利于基础科学领域研究活动的组织。这些都证明了基金会与政府之间优势互补、相互渗透的伙伴关系及其发展,有利于科学事业和社会进步。

 

3        从美国私人基金会对科学事业的支持看我国科学政策的有关问题

 

通过上述考察与分析,可以得出下列初步结论:

1)宗旨各异、数目繁多的私人基金会及其对科学事业的支持是美国社会的独特现象,也是美国科学事业发达的原因之一,各类资助有利于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2)基金会对科学研究的长期“风险投资”,为科学家的自由探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保证了科学活动的自主性,为美国各领域的科学研究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3)基金会从解决美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出发,推动了科学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以及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等相关领域的协同发展;

4)基金会对科学的支持是对美国政府基础科学事业的有力补充,强化了美国科学事业的多样性特点,而多样性正是保持科学繁荣的重要条件。

如果将私人基金会对科学事业的支持置于美国的国家R&D体系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私人基金会与其他非营利组织、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与产业界等部门一道,各有侧重地支持从高风险的科学探索到具有明确应用目的的试验发展活动,其范围覆盖了R&D活动的整个谱系,使美国的科学、技术与创新乃至社会文化得到充分而全面的发展,并保障和发展了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强大的综合国力。由于私人基金会支持了在其他一些国家原本应由政府资助的探索性极强的基础研究,与政府构成了互补与渗透的伙伴关系,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才能够更多地关注于国家目标,强调在基础研究中发展“战略研究”(strategic research)的重要性。这也是美国联邦科学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通过研究美国科学体制中私人基金会的地位、作用与特点,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美国科学发展的优势与独特性,同时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科学发展的相关问题。科学发展需要两方面的动力,即来自科学内部的推力和来自科学外部的拉力,二者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在这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美国私人基金会及其他非营利部门投入的大量资金所支持的科学家自由探索,保证了来自科学内部的源源不断的推动力,由产业界支持的R&D活动则始终拉动科学前进,而政府支持科学研究的作用兼而有之,并将这两种力量联结在一起。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却不是如此。

发展中国家科学资源的分配具有集中性的特点——科学资源的匮乏导致了经费在研究方向、人员、机构、地域等方面的集中,缺乏科学的全面充分发展所需要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迫切要求科学为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服务,而较少有让科学家进行高风险探索的从容与自由的空间,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来自科学内部的推动力不足;在往往被认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科学研究还常常与爱国主义相联系,研究方向的选择、新的研究机构的成立、甚至一些科学家声望的建立等等有时都由非学术因素所决定,科学和科学家被赋予了更多科学之外的内涵与责任。[33]这些因素都是我们在制定国家科学政策中应认真考虑的。例如,高风险的科学探索往往是科学发展的机遇所在,但由于缺乏私人基金会这一在美国基础科学事业发展中重要的“额外维度”,支持科学家进行具有一定风险的自由探索应当成为我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与此同时,政府对此类研究支持的限度何在?因为此类研究毕竟风险太高,且与满足国家目标的要求有一定的矛盾;又如,虽然我国科学资源的不足决定了科学资源与科学活动的集中性,但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为了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否也应尽可能地保持研究方向、研究人员、研究的地域分布等在一定程度上的多样性?研究科学政策不仅要了解外国政府具体的科学政策及演变,更应从不同的方面和视角去研究这些科学政策形成的背景与原因,以更深入地了解科学活动的本质与运行特征,为制定合理的科学政策奠定科学的基础。

考察美国的私人基金会及其支持科学事业的主要特点,不仅对我们制定科学政策有启示意义,而且对我国科学发展具有实践方面的借鉴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私人财富的积累和税收政策的演进,发展我国的私人基金会已经具备了需要与可能。21世纪我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在本世纪中叶跻身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蕴藏于民间的财富将得到极大增长。大力发展我国的私人基金会,使之与政府优势互补,不仅可以在社会福祉、文化教育、环境健康等方面获益,而且能够在技术进步、科学发展、理论创新诸领域产生实效,还可以引导民间投资、发展公益事业、促进国家繁荣。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和道德建设,鼓励私人开展慈善捐助活动;利用大量的社会资金,设立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助学金以大力发展科学教育;资助多种形式的科学研讨、科学传播活动,以至支持探索性强的科学研究,等等,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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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资中筠,《论美国的强盛之道(上)》,学术界,2000年第6期,pp.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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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oundation Center: Highlights of the Foundation Center’s FOUNDATION YEARBOOK, 2001,见http://www.fdncenter.org

[13] Foundation Center: Foundation Growth and Giving Estimates, 2001 Preview, http://www.fdncenter.org

[14] Foundation Center: Highlights of the Foundation Center’s FOUNDATION GIVING TRENDS, 2002,参见http://www.fdncenter.org

[15]《美国的科学政策(1939-1975)》,科学技术发展政策译丛(内部资料,译著未注明原书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信息——本文作者注),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编,1983年,p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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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29] Brian O’connell, Philanthropy in Action, New York: Foundation Center, 1987pp.3-11

[19][20][21] Lily E. Kay, Rethinking Institutions: Philanthropy as an Historiographic Problem of Knowledge and Power, Minerva 351997pp.283-293

[22] W. M. Kech Foundation: 1999 FY Annual Report

[23] http://www.sloan.org/programs/scitech_supresearch.shtml

[25]“科学需要普及吗?——萨根夫人在康乃尔大学的演讲”,见新语丝网站: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people/kexuepuji.txt

[26] Steven Lawrence: The Foundation Center’s 2001: Health Funding Update, : http://www.fdncen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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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Arthur C. Fricke, SETI and Science Policy: Privatizing “Big Science” (Abstract), : http://www.nvgc.vt.edu/sts/gradconf_2002Abstrcts.doc

[30] Robert H. Bremner, American Philanthrop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Second Edition)pp.201-216

[31] NS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ing and Performance b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Fiscal Year 1996 and 1997,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ctober, 2001. : http://www.nsf.gov/sbe/srs/srs/srdfpnpo/srdfmeth.htm

[32] 汪凌勇,《美国非营利研究机构及其管理》,科技政策与发展战略,2002年第2期,pp.12-31

[33] 参见Marcos Cueto, Science under Adversity: Latin American Medical Research and American Private Philanthropy, 1920-1960, Minerva 351997pp.233-2

 

[责任编辑   胡志强]   

 

 

(此稿为校样稿,发表时有改动,如删去图2和图3)


 

* 美国的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s)系非政府的非营利组织,主要通过资助教育、公共卫生、科学研究、艺术、社会服务、环境等领域的计划(program)和项目(grant)等形式,促进公共福祉的发展。私人基金会的分类及管理十分复杂,1969年改革后的美国税法在私人基金会和公共慈善组织(public charity)间规定了明确的界限。从资金来源来看,私人基金会系指资金来源单一(个人、家族或公司)的基金会(如独立基金会、家族基金会、公司基金会、私人运作基金会等);公共慈善组织的资金则来源于广泛的公众,不仅包括公共资金(public funds)支持的非营利组织(如人们熟知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也包括由诸多个人捐资共同建立与维持的非营利组织(如协会、社团等)和社区基金会(community foundations)。但美国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s)有时也将社区基金会视为私人基金会。如果将资金来源单一的私人基金会看作是狭义的私人基金会,那么,广义的私人基金会则由狭义的私人基金会和社区基金会共同构成。一般情况下,在对有关数据进行统计时,都使用广义的私人基金会概念,并常常简称为基金会,本文就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私人基金会”或“基金会一词。

    [收稿日期]2003113

 

[] 关于创立于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49年以前对中国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支持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学者们已开展了一些相关科研。据初步研究,“从成立开始到1949年退出中国大陆,洛氏基金会对中国的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广泛的关注和投资,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领域都留下了痕迹”(资中筠语)。在科学领域中著名的资助活动如创建与发展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支持医学与自然科学领域中一些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参与周口店“北京人”的发掘与考古等等。相关的中文研究资料参见资中筠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载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王宁的《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进步的贡献》(载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