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学生利益如何维护

 

饶毅

 

摘要:研究生不仅是中国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和管理科学的学术骨干力量,而且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研究生数量最近6年增加4.7倍。在这样的发展时期,从五十年代沿用下来的研究生体制也许急需改革,对研究生教育质量应该有所保证,有维护学生利益的措施和文化,对大量研究生不久毕业将进入工作市场有准备。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从数量上来说,最近几年要用迅猛发展来形容:1998年全国招收7万研究生,2001年翻一番到16万,2001年至2004年再翻一番达到33万研究生。让更多的人受更好的教育,这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

中国近年强调提高教育水平,甚至提出要在中国出现世界一流的大学,自然也意识到, 和国际比较起来,研究生教育是中国特别弱的一项。这大概也是中国要增加数量的一个(但不一定是全部)原因。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中国在研究生数量赶上和超过世界其它国家是很快的事情,这本身是中国能力的一个表现。不过研究生的质量要跟上,却需要更多的努力。不然的话,很容易出现多方面的问题,也难以赶上国际上先进大学。我自己约二十年前在中国念过两年研究生,迄今在美国参与研究生教育近十年,近年也在中国组织过研究生课程,即有过在中国做学生和老师的两个角度、也有过在美国做学生和老师的经历、对中美两个体系也有些观测,好像可以讨论自己的看法。

 

五十年前另时性的研究生教育体制是否有改革余地

1935年到1949年,中国共有200多研究生,产生于很少几个学校。1950年到1965年,中国共2万多研究生,而且招生年代不确定。招生也不是大张旗鼓、也没有一定考场。(我听说父亲考研究生时,是上海的学校邮寄试题,让他在江西的工作单位考。) 66年到77年有工农兵大学生,但没有研究生。1978年重新招收研究生,而且常规化,第一次6万多人报考、招收约1万人。78年到99年二十多年,中国共有77万研究生。照2003年的趋势,今明两年招生将要接近过去二十年招生数,一年研究生数量也高于文革后第一年(77)大学生的数量。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现在数量大大多于五、六十年代,研究生教育体制和五十年前的基本一样。如果这个体制对中国是最佳的,那么沿用下来是很合理和自然的。不过我相信,如果让五十年代的研究生老师现在来发言,他们也不会说这个体制是最佳的。五十年前的研究生教育,老师几乎都是二十到四十年代留学海外后回国的。他们当然知道正常研究生教学体制,不过五十年代的他们常常处于接受各种再教育的地位,基本不能主导当时的教育体制。何况那时连哪年能招研究生都不确定,所以他们也难于设立研究生教育的常规,这样的体制可以说是另时设立的,从一开始就不完善。

       78年以后,一批老的老师们还急需时间在有生之年在科学研究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可能没有来得及花时间和精力改革以前留下的、本来是另时性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而且,中国的行政体系到78年已经很膨大,老专家学者大概还是不能主导中国研究生教育体系。主导研究生体系的很可能是教育部的行政人员,而当时这样的人不仅自己没有经过研究生教育,多数可能是看都没有看过研究生教育。所以,一个没有健全的体系就一直沿用下来了。

这个体系没有顾及研究生教育特点,模仿五十年代大学生教育体系。研究生入学,还采用全国计划人数,全国统一考试,所有学生只能报考一个学校(几乎是只能报考一个老师),甚至不分专业、全国性规定具体一些考试科目(如政治)和分数。这样的入学要求体现的基本精神和要求现代研究生有创新精神不仅有矛盾、而且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研究生在中国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等领域都是重要的骨干力量,对他们的入学要求,会影响他们入学后的行为。如果简单地以考试来回答老师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这样选择学生的标准就有问题,违背要求学生有新发现、创造新的知识、给社会带来新思想、新产物。入学标准应该放手让各机构自己根据各个专业的标准来用多个方式衡量,而不由教育部统一。

教育部有关研究生的部门在管理方法上,在应该给各机构灵活性的方面很僵硬,而在应该有教育部制订规章条例的方面、却没有尽到自己的力量来完善制度。教育部可以审核各机构学位委员会的水平和检查产出研究生质量,决定是否承认和允许该机构某专业招收研究生资格。但是不需要越位微观控制各机构招生人数、入学具体要求、学习具体内容。迄今,除了很少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以外,研究生入学以后普遍还是不能转老师、不能换专业。教育部要求所有研究生入学要考政治、入学后要学政治课,不过是五十年前政治挂帅时代留下的历史遗迹。到研究生时期,学生已经学过多遍内容重复的政治课。何况,作为成人的研究生对政治已经有自己看法,强迫他们花时间学习特定政治观点,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对于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生,只能造成烦恼,对那些对一时政治观点有不同看法的学生还会增加反抗心理,而不会对社会有良性影响。政治课老师习惯性要求学生重复依赖一时形势的内容和常常不断自我过时、和前后矛盾的答案,要求学生简单服从老师要求,造成必须公开说谎的习惯,带来一个诚信丧失的较大副作用。我相信,就是过去50年来,每一代执政党领导们的子孙以后在下一代领导时期做学生上政治课,许多也不能认同所学的政治课标准答案。要求其他平民研究生继续上政治课,也没有积极意义。政治考试和政治课都应该取消。

 

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

研究生质量需要国家、各研究生教育机构、和老师来保证。

研究生数量大量增加后,如果国家科研经费没有相应增加,有一批学生就可能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不仅学生没有得到适当的培训,而且可能造成原来可以好好培养的人,不能得到好好的培养。所以,对于许多需要研究经费的学科,国家要么不能随便增加研究生数量,要么就要相应增加那些学科的经费。如果国家不调节研究生数量,让各机构自行调节,那么国家就只要调节科研经费来间接调控研究生数量。

国家不能用研究生数量来评价学校,而不顾质量。教育部可以定期用产出学生质量来宏观检查和调控研究生教育。对于质量不好的机构,教育部可以取消对其学位的承认。而各机构本身为了维持信誉,应该自己控制老师质量、取消一些老师招收研究生的资格。

国家评估学校时强调数量,造成目前不少学校粗制滥造。对于各机构来说,如果国家不算数量,它们也就有可能不继续用培养研究生数量来评估老师。应该看重老师自己的学术水平、及其培养学生的质量,而不宜强调数量。在目前体系里,对数量的要求常导致一些不合理的结果。有些老师分明知道自己没有经费、或者没有能力培养学生,还是故意要招研究生。研究生有时根本不在这些老师那里培养,而是到其它机构(甚至外地)、其他老师那里培养,这样的老师,应该杜绝。这样的招生不过是给老师凑面子和数字,让老师以后可以用这些数字来晋升,而不顾学生利益。

各个培养研究生机构应该在研究生录取以后,有规则使他们可以继续选择和转换老师。这样,老师录取学生后不能觉得是一劳永逸,将使老师有了录取后还要竞争学生的压力。

各个机构最了解老师情况。应该有对本机构学生提供咨询的委员会,有学生代表参与旁听。对入学后的学生,定期咨询。对于年轻、胆小的学生,如果发现其老师不花时间和学生讨论学术、对学生不太负责任,可以劝学生转老师。

为了监督毕业研究生的质量,减少同机构的老师互相不检查质量的可能性,可以制度化要求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和毕业答辩委员会有外单位成员。对于自然科学来说,研究生必须有论文在非本单位主编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如果这样一个很低的下限都做不到,不应该获得学位。其它学科也可以有不同的、但是基本的要求。

目前中国每个研究生老师带研究生的平均数量,大概已经是世界第一。一个老师能带多数学生,当然和老师本身、学科、学生基础都有关系。但是在老师数量和质量增加不多时,盲目增加招生数量,难以避免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影响。

 

维护学生利益

维护学生利益有体制上的、也有文化上的问题。

教育部应该改变目前主要考虑教育部自己方便、兼顾学校利益和老师利益,而对学生利益不够重视的现状。比如,规定学生只能报考一个学校(一个老师),这样的方式主要是考虑教育部方便、学校和老师利益,而不是学生利益。让学生选择多个学校,学校要竞争学生,可以调动学校和老师的积极性,而不只是让学生单方面竞争老师和学校。教育部可以说多个学校录取在操作上麻烦。49年以前中国大学入学就可以多个学校录取,虽然麻烦,但是本来就可以做的。而现在互联网在中国学校和科研机构普及了,操作起来,多个学校录取也不麻烦。

对研究生老师的“导师”称呼,是传统文化恶习的再版。老师和学生真有这么大的鸿沟、老师可以居高临下“导”学生的情况实际很少。“导师”一词是对老师过度拔高、给研究生予不切实际的期望、甚至造成不合适的心理崇拜。不仅应该鼓励学生在学术上活跃、不要对老师唯唯诺诺,而且应该鼓励和造就学生很快在一些方面超过老师。在研究生期间如果学生在学术所有方面都不能超过老师,这样老师下面整个课题组质量都不容易提高,有不同学生在不同方面超过老师,才有利于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术队伍。

对研究生称老师为“老板”的现代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毒害。这个说法,在中文里面至少有两种意思:上司和雇主,还带些商业味道。中文意义的“老板”从来不是西方学术界通行的说法,而是海外华裔创造出来的。在通常国际学术界,有自知之明的人即使认为自己是学生的上司(boss)也不好意思随口说,也少有以雇主自居的研究生老师,自以为是商业性质的老板更少见。海外华裔用“老板”这个词被扩展到国内,不仅有品味问题、而且容易造成不良影响。从老师来说,海内外的华裔里面好像以“老板”、而不是以良师益友的态度来对待学生人要多见一些。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自己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士的责任。学生如果认为老师是“老板”,容易把自己的训练和工作作为是给老师打工,容易缺乏自主性。在科学界,这样的被动心态,会使学生难以成为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而且可能对学术丧失兴趣。老板的观念(不仅用词)在华裔里面比较普遍。以致有些学生(和有些老师)都认为学生做研究是受人指挥、受人剥削。这样老师好像不是和学生讨论研究和结果,而是简单地老师出题目、“收获”学生的结果。有些老师甚至压学生出的结果要和自己预期的一致。这种“老板”态度,是学术健康的大敌。

我认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一般学生在前期需要多从老师那里得到一些辅导,但这并不是雇用。学生是为自己工作。如果学生没有兴趣、或者没有某种特定学科的研究能力,完全可以不做研究生,寻找其它更有兴趣、或自己能力更合适的行业。

我同时认为,如果老师发现某个学生不合适在自己研究组工作,应该直接说明,使学生准备离开。如果老师确实觉得某个学生不合适做这一行当,中肯地告诉学生自己的意见,也是为学生长远利益作想,使他较早去寻找自己能力适合的行业。一个不合适做学术的人,获得一个不合格的博士,以后被困在自己没有足够能力的学术界,对学生一生不好,对社会也不利。可惜每年中国还是有这样的博士产生,这和老师不率直、培养机构不完全负责任也有关系。

有些老师对学生发脾气,甚至对学生人格不够尊重。在中国,对于严重的辱骂、过分的惩罚情况,学生不仅没有地方申述,中国文化里面还有不少人会对学生说这样严格是对学生好。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是颠倒黑白。老师和研究生在人格上要互相尊重。在学术上,初期老师多起培养作用也不赋予老师资格来贬低学生人格。老师和学生实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脱离师生关系,但是也不能蔑视学生人格,使学生对自己的生活丧失信心。学生如果真不满老师,制度应该允许学生换老师,只要有其他老师愿意接受。如果是学生的问题,没有其他老师接受,学生也可以退学。

要做研究生的老师,经常和学生讨论学术是对老师的一个基本要求。一个“忙”的不能和学生交流的老师,就不应该继续带研究生。80年代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J. Goldstein,他参与美国生物医学界很多重要决策,也常常外出访问。可是他一直保持和实验室一线接触,他到中国短暂访问几天时到过不同城市,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实验室把结果传真到他下榻的旅馆让他读。这样举例,一方面是告诉中国对学术还感兴趣的老师:如果带学生就应该有交流;一方面也是让国内学生知道:如果你的老师还带学生、对学术还感兴趣,那么实际上他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比学生的一线研究更重要,如果不花时间和学生讨论,那么这样的老师不过是和演员一般在扮演老师和学者。我这几年到中国比较多,每当一些研究生和我讨论学术问题以后,有些学生的感谢态度使我觉得惭愧:学生和年纪大一些的人讨论学术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我只能想像,有些学校有些老师和学生交流很不多,才会导致学生觉得能得到讨论学术的机会是特别的事情。

老师有责任对学生言传身教,鼓励学生和同学、同行平等相处,互相协助、积极互动。在利益分配时,让学生知道一时不能做到绝对公平可以靠以后来解决。目前中国学术界是世界上最难合作的之一。许多人在合作开始时很热心,一出现哪怕是比较小的利益时,很快出现矛盾。这样的风气,要靠几代老师自己做好,让学生多有先例可学,为学生长久健康发展提供基础。

       中国老师里面还有一些虽然不多、但很久、而被中国文化允许的问题,实际要杜绝。老师和学生是工作关系。而中国还有传统学徒习惯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有些老师(可能是很老的老师、也可能不那么老)让学生给自己私人做事,包括上街买菜。还有师生恋的问题,不仅因为老师对学生有一定权力对学生方不公平,而且可能影响其他学生和老师的关系、课题组人员的关系,中国可以引进国际经验,规定发生恋爱关系的要脱离师生关系,以保护当事学生和其他学生的直接和潜在利益。

 

毕业生工作市场在哪里

曾几何时,中国将大学生称为“天之骄子”。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次有570万人争相考试,为了成为当年27万大学生之一。多少年来,大学生毕业不用愁工作。过去2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稳步发展,到1998年大学生招生人数是108万。最近,不仅大学生招收突然进入新的发展期,更突出的是研究生招生人数剧增。

这样迅猛的发展将明显带来这些人就业问题。美国一般每年2万多博士毕业,中国2000年开始博士研究生招生数超过美国。中国一部分博士生是硕士后开始只要3年就可以毕业,即使以5年毕业来计算,中国从2005年开始每年将有数量多于美国的博士毕业。他们的工作市场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美国研究生和美国华裔研究生毕业后工作情况。1999年,美国有近56万工作年龄的各种博士学位获得者(包括自然科学、工程、计算机、社会科学等),其中91%全时工作,7%部分时间工作,1%失业。全时工作的近43%在大学,3.5%在其它教育机构里,34%在私人企业,5.5%自我雇用,5%在非盈利性机构(包括研究机构),9%在政府机构。另外一个统计是华裔在美国的工作情况。1997年所有有博士学位的华裔(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获得学位),36%在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51%在企业。

没有看到中国目前研究生就业情况统计。我们如果这样推测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工作前景大概也不会错:中国的博士以后有一半(或更多)会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国大学以目前情况,到2005年后有没有容纳这么多博士的职位,教育部应该可以计算的出来。比较难以解决的是,因为在大学、非盈利和政府工作的博士中,相当部分都要或者想做研究,要给他们就不仅仅是工作、还需要有研究经费。如果经费不足,他们专业能力不能发挥、会出现对工作和环境的不满,而且国家对他们的培养不能有效回收。所以需要中国考虑整体对教育和科学投入相应增加,才能使研究生毕业后能起到推动中国发展的作用,而不是造成社会压力。

和应用相关性比较大的领域毕业的研究生,进入企业、对经济发展大概会有相当影响。但是中国如果有大批研究生进入国家机关,一时好像是解决工作问题,长期以往,对国家机关改革却会是产生更多问题,积累到以后还是要让他们或者其他人离开国家机关才能解决。中国毕业的研究生,自然还会有一批出国。以前研究生一般出国不难,是因为国外研究生的工作市场比中国大。但是,那是在中国本身培养研究生人数有限的时代。等到中国毕业的研究生到2005年超过世界其它国家,到2009年大量超过其它国家时,出国工作是否能解决就业情况,是一个新问题。

研究生进入以后,即会提高一些行业的训练水平,也会带来对一些行业的压力。比如,研究生毕业后一部分是替代以前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市场,大学生就业压力自然增加。

       我对就业很不懂,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和可以决策和影响就业的专家们能有良方,至少有考虑。特别从学生利益角度提出这些问题,不是老师和教育部门不应该有利益,不过是因为平时为教育部门和老师利益发言的人不少,而从学生利益角度说话的人不多而已。

 

20031117

 

《中华读书报》以“现行研究生教育体制困难重重为题发表于20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