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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对中国生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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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随着生物分类学的发展,西方各主要资本主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标本资料收集工作。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他们也曾在我国各地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在此基础上西方的动、植物学家对我国的动植物分类区系和地理分布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构成了他们对世界动植物区系和地理分布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这种研究对世界生物学和我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于这类史实,外国学者向来比较重视,19世纪下半叶,曾在华长期工作的贝勒,在有关著作中列有颇为翔实的西方研究中国生物的文献史料 [2] 。前些年美国生物学家鹰岩(Kraig Adler)教授不但对西方各国,而且对整个世界各国研究我国两栖爬行动物都有详尽的记述 [3] 。相形之下,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尽管笔者见过已故动物学家张孟闻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中国生物分类学史述论》,已故真菌学家戴芳澜的《外人在华采集真菌考》(1979年),以及鸟类学家郑作新的《中国鸟类发展史考证》(1993年)等都有简单的记述,但还为看到有关这方面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

西方各国对我国生物的研究与在我国收集的情形相一致,不但有明显的不同阶段,甚至各西方国家也有不同的特色。在19世纪鸦片战争前,西方人进入我国很困难,能进来的行动也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所以他们对我国生物的研究相对还是比较少的。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门被强行打开,西方人可以在我国不受什么限制地到各地采集生物标本。随着送回标本的不断增多,对我国生物研究逐渐深入。到上世纪的下半叶,在俄国、英国和法国已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生物的专家。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局限在定名分类,编一些名录等。这可以认为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对华生物研究的前一个阶段。

进入本世纪后,由于国际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美国等后来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华生物的研究方面一举称雄,而原先在这方面领先的俄、法等国渐落其后。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对我国生物的分类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成果,并出现了一批研究我国生物分类的集大成著作。在我国国内,一些西方人也编各种名录和手册,也试图对以往的工作进行某种程度的总结,以便对今后的工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当时,西方对我国生物的地理分布、以及中外生物区系的比较研究也进行了初步的工作。这可以认为是近代西方对华生物研究的后一阶段。下面笔者分植物和冬动物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1·植物学方面

19个世纪对我国植物作过比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国。俄国对我国植物的研究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与其接壤的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他们在1804年就编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植物志。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编写了《阿尔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国的北京和内蒙的一些地方收集过植物标本的宾奇(A.Bunge),则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植物作过一些研讨。当然,对我国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学家是马克西姆维兹(C.Maximowicz)。他是上个世纪西方研究我国植物的数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也是曾亲自到我国采集过生物标本的少数几个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

马克西姆维兹是彼得堡植物园的首席植物学家,俄帝国科学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馆主任。在我国的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长期而广泛的植物学采集。此外,对那周边的日本和朝鲜的植物也作过很多的采集。对我国东北和朝鲜日本的植物颇为熟悉。不仅如此,许多俄国考察队和东正教使团人员采回的植物标本也是经他鉴定发表的。著名的如普热泽瓦尔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宁(G.N.Potanin)、皮尔塞卿斯基(P.J.Piasetski)等人在我国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采得的植物标本大多由他整理发表。由于他还颇有见地地与英、法等西欧大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标本交换关系,所以英、法等国的采集者在我国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收集的标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发表。

   马克西姆维兹前后用近四十年的时间研究我国的植物,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包括《阿穆尔 [4] 植物志初编》(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书中共记述985种植物,包括57种苔藓。其中有新属4,新种112个。书末还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这项工作后,他曾试图全面记述东亚各国植物,后来意识到这非他力所能及,转而描述新种和订正原来记述过的属种。

18661876年,他发表了20篇专文,按属别描述日本和我国东北的植物。尔后又于18761888年,同样按属排列发表了8个分册的《亚洲植物新种汇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热泽瓦尔斯基数次率人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收集的大量植物标本,发现新种300多个,新属9个。1889年,他着手系统整理普热泽瓦尔斯基在我国采的植物,但只完成两个分册,分别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具花托花和盘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区植物名录》(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种,其中有30个种是首次描述。连同以前在科学院期刊发表过的,总计有两个新属60个新种。绝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图。《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部分地区植物名录》第一分册记植物330种,其中记有蒺藜科的一个新属和22个新种。同年,他还出版《普塔宁和皮埃塞泽钦所采的中国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册(从毛茛科到马桑科)。

马克西姆维兹先后记述我国植物数千种,其中有新种数百个。还描述新属十多个。很明显,他对我国东北数省、内蒙、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山西等与俄国毗邻地区植物的区系作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与马克西姆维兹同时,还有不少俄国植物学家研究过我国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园园长的雷格尔(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植物学家,1835年即出版过《俄国植物志》。他和贺德(Fr.v.Herder)分别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国东北采的植物,前者研究离瓣花双子叶植物(从毛茛科到石竹科),后者研究合瓣花植物、无花被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并于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称发表。

当然,在马克西姆维兹之后以研究我国植物著名的俄国人最早的要数柯马洛夫(V.L.Komarov),这位植物分类学家于19世纪末曾在我国东北和朝鲜采集,得标本6000余号。此后,他分别于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编写的三册《满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还研究了不少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植物属种。另外,巴里宾(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国植物学家也曾对我国的植物有过不少研究。

英国人对我国植物的研究与该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处,即很注意做类似普查性质的工作。早期英国的著名植物学家如胡克(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赖(J.Lindley)乃至在华为领事官的汉斯(H.F.Hance)都曾对中国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见于有关的植物学期刊中。

胡克研究过许多我国的蕨类植物。后来,另一英国蕨类植物学家贝克尔(J.G.Baker)家也研究过大量的中国蕨类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类纲要》(Synopsis filicum)并添了许多新种。1873年,《蕨类纲要》出第二版时,贝克又把不少新种作为附录加上。此人对我国的百合科植物也有过研究。林德赖对我国的兰花作过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过,发表过那里的一些杜鹃,有些还经他引进英国。他还与当时英属印度加尔格达植物园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数位英国植物学家都很熟悉中国的园林花卉和经济植物。其原因很显而易见,就来自英国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采集者福群(R.Fortune)和韩尔礼(A.Henry)、威尔逊(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们分别是园林协会,东印度公司,英国把持的中国海关和一些著名花卉种苗公司的雇员,与商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61年,英国植物学家边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书中共记述香港植物1065种。在那以后的19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最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是丘园的赫姆斯莱(W.B.Hemsly)。众所周知,丘园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学的中心,而赫姆斯莱与俄国的马克西姆维兹类似,也曾一生致力于中国植物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研究我国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

赫姆斯莱1860年就曾在丘园工作,最初是作为边沁的助手。后来曾因健康等原因离开丘园,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园工作。1884,英国皇家学会决定,从它的政府科学拨款中拿一笔钱编写已知中国植物的目录,他参加了这项工作。后来热心了解中国植物的美国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积极投身此项工作。于是,他们一起合作发表了《中国植物名录》(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鲜、琉球所产,内容述及分布和同物异名的辨别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区系,发表“西藏植物”(The Flora of Tibet),这项研究被我国植物学家视为这一地区的先驱工作。他还与他人合作撰写了“西藏或亚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当然这只是他比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许多英国人采集的植物主要由他进行鉴定发表的。他发表有关中国植物的描述文章数以百计。

1909年至1956年,在我国西南高地、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及喜马拉雅山区作了长达近五十年地学和植物学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对该地区的植物分布及具体区域种类的多寡可谓见多识广。他一生写过不少关于我国西南地区植物学区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绿绒蒿的故乡》(Land of Blue Poppy)、“中国喜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学和植物学概论”(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对那里的植物区系特点,及地理环境对植物区系的影响等做了很有价值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等有见地的概念 [9]

本世纪前期,支持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负责人鲍尔佛(B.Balfour),也是一位与我国植物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他是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国西南滇川等地引进的植物花卉和标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爱丁堡植物园的大量报春和杜鹃花属植物。1922,鲍尔佛死后,继任该园园长和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继续与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后者在华采集的植物,有关成果大多发表在爱丁堡植物园的期刊中。他熟谐我国喜马拉雅山一带的植物,也是报春花和杜鹃花属植物的专家。由于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集杜鹃花。他们合作的结果之一是使爱丁堡成为研究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中心。

法国近代地理学发达较早,在17世纪中期,法国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业绩;此外在18世纪中叶以前法国一直拥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两地间生物的重要关系。如传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国海关任职的福威勒等。他们可能是最早注意东亚和北美生物区系间联系的人。鸦片战争后,法国人研究中国的植物以邻近法属殖民地越南、老挝等国的西南地区出色,这与他们的传教士在这一带的活动活跃密不可分。法国植物学家研究中国植物有较长的历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巴黎自然博物馆所属植物园栽种了大量由法国传教士送回的中国植物,该园的主要园丁卡约瑞(E.A.Carrière),发表了一些中国植物的新种,还引种了不少由西蒙和谭微道送回的植物,并在有关刊物中发表了大量栽培于该苗圃的中国观赏植物。曾任这个植物园主任的迪赛森(J.Decaisne)也曾描述和发表过大量来自日本和中国的植物新种。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时,在探讨中国栽培植物的时候曾经用了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两个植物学家普兰琼(J.E.Planchon)和拜伦(H.Baillon)也研究过一些中国植物,其中一些为谭微道(A.David)所采。

当然,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的法国学者以弗朗谢(A.Franchet)最为著名。他和同时的马克西姆维兹、赫姆斯莱等人一样,堪称是那个时期研究中国植物的最杰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国的植物之前,曾对日本的植物作过不少研究。从1878年开始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还着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并进行相关的描述。他还鼓励在华的传教士积极为该博物馆收集标本。著名的传教士谭微道,赖神甫(G.M.Delavay)、法盖斯(P.Farges)、苏里(J.A.Soulié)等采集的标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共记载中国植物5000余种,新种1000多个,新属约20个。其中相当部分是赖神甫采自云南的植物。

弗朗谢的主要著作有《谭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书分两卷,第一卷的副标题是“蒙古和华北及华中的植物”于1884年出版,记载北京河北和内蒙等地的植物1175,计新种84个。书后附标本图27张。第二卷的副标题是“藏东植物”于1888年出版,记载川西宝兴植物402,其中163种为新种。书后附有17张标本图,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宝兴杜鹃(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鹃(Rh. David)和一张珙桐的彩图。谭微道所采的植物涵盖面很广,对于西方了认识中国的植物区系意义很大。

弗朗谢曾试图系统整理赖神甫从我国云南送回的20万号植物标本,但终究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转而描述其中新种。但即使这个任务,他也未能完成。通过长期对我国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谢认为我国西南的川西、藏东和滇北是杜鹃花科、百合、报春、梨、悬钩子、葡萄、忍冬和槭属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体是正确的,也为后来英、美和德国的植物学家继续这一地区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打下了基础。

弗朗谢之后,列维尔(H.Leveille)长期研究东亚植物,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二十余年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涉及我国的不少。20世纪上半叶长期研究亚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馆植物学家盖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过不少中国植物。

德国柏林植物园和博物馆负责人、柏林大学教授代尔斯(L.Diels)曾长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奥地利人洛色恩(A.E.Rosthorn)在我国四川大巴山等地采集的中国植物,著有《中国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记述了我国中部秦岭地区一带的植物数千种。他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中国近代植物地理学的第一篇论文-----《东亚高山植物区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后,他又鉴定描述过英国采集者福雷斯特在华的首批标本。1913年,他又发表“中国西部植物地理学调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对我国西部的植物地理进行了研究,并尝试进行分区。

基于当时的研究成果,代尔斯对我国的植物地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尝试进行分区,同时指出我国植物区系的性质和成分。他认为中国中西部高山地区不但植物种类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类型和由原始类型向进化类型过渡的中间类型,是大量植物种属的发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这里的地质学证据也表明这里地层古老;同时,这里的动物分布情况也显示了这一点。因此,在系统发生学上很值得详细研究。后来,他在赫姆斯莱、沙坚德等人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对东亚的植物地理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他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内部,长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与北美植物的亲缘关系很近。有些属很发达,如黄精属、百合属、飞燕草属、淫羊霍属、小檗属、虎尔草属、杜鹃花属、报春花属、龙胆属、马仙蒿属及望江南属等等。他还指出,由于地层古老,且气候和地理条件优越,又未受地质变迁的大伤害,所以我国多有特产植物,如水青树属(Tetracentron )、杜仲属(Eucommia)和珙桐属(Davidia)等。这反应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学》等著作中。他还写有《秦岭及中国中部植物论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顺便提一下,20世纪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学学习的我国植物学家郝景盛,曾在代尔斯教授的指导下写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柳属植物志要”两篇论文。

此外,另一德国植物学家和树木学家柯恩(B.A.E.Koehne)也曾为威尔逊采集的一些植物新种定名,主要是花楸属(Soubus )和山梅花属(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哈佛大学堪称是研究中国木本植物的中心。该校的植物学家沙坚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亚洲国家采集植物标本,熟悉东亚的植物。对我国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尔逊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从1913年起,沙坚德教授主编了《威尔逊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计三册,1917年全部出版。该书记载了1907,1908,1910,阿诺德树木园通过威尔逊等收集得的中国中西部木本植物。 在该书第一卷,描述了威尔逊采集植物种类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两个新属,225个新种,162个树木新变种。全书总共描述植物3356个种和变种,是当时研究中国木本植物最广博的参考著作。至今犹为研究我国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参考书。

沙坚德还根据自己长期对北美和东亚植物的研究,发表了两篇颇富创建性关于东亚和北美植物区系的论文。其一为“东亚和北美东部木本植物比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为“中国和美国木本植物种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论文中,他就东亚北纬22.3度以北地区与美国得克萨斯格兰河以北地区的木本植物进行了比较。他逐科地指明两地的有无及属种的多寡和特有属种。在植物区系学上有重要意义。

    1898年从德国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对我国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过很多研究的树木学家。他长期在阿诺德树木园工作,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树木学教授。研究、描述过威尔逊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许多植物。并发表了不少文章。 他出版过一些重要的树木学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温带地区栽培的耐寒树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与韩马迪在我国云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标本的德国植物学家施耐德(C.K.Schneider),后来也去了阿诺德树物园,在那里作了四年的研究,分类描述了大量威尔逊在我国西部采集的植物。他后来成为以我国为分布中心的小檗属(Berberis)和丁香属(Syringa)的专家。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植物学家梅里尔(E.D.Merrill18761956)是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梅里尔博士1902年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到美属菲律宾马尼拉服务,先在农林部,后来在国家实验局任职,最后任科学局局长。1924年回到美国,先后任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业实验场场长,纽约植物园园长,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兼阿诺德树木园园长和哈佛大学植物标本总监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采集过标本。他很熟悉东亚植物。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不少学者采集的标本是由他鉴定命名的。象我国前辈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采着的一马鞭草科新属种,就是经他鉴定命名为钟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这属后来即成为纪念钟观光的钟木属。他鉴定我国学者送去的植物标本通常比较快速准确,为我国植物学家称道。他发表过不少关于我国华南、广东、海南岛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经南京时,与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相识,后来建立了终身的友谊。他们合作研究广东和海南植物,先后一起发表了“广东植物志资料”,“海南植物志资料补充”等许多研究文章。在纽约植物园工作期间,他曾指导我国植物学家裴鉴做博士论文。梅里尔先后研究东亚植物数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编写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补编I(Supplement I, 1960),收集东亚的植物文献相当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和东亚植物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在华西南的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地进行过重要植物学考察,并采集过大量植物标本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纪上半叶研究我国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从中国回到奥地利维也纳后,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并因对分布中心在我国西南的报春花属和珍珠菜属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当时的学术界目为专家。他还约请了其他一些植物学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标本。在此基础上,又查阅了当时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机构收藏的中国植物标本。编写了《中国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维也纳全部出版。

韩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别为藻类、真菌、地衣、藓类、苔类、蕨类和种子植物。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对许多分类群都有颇深入而有见地的探讨,是当时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的一部带有总结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学界誉为中国叙述植物学的权威。这部著作至今对于我国植物学者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还发表过《中国植物地理结构及其亲缘》(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关我国植物地理学的文献。并曾根据他在我国西南等地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全中国的地理分区工作。

2·动物学方面

    西方对我国动物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分类系统和地理分布的研究。一般而言,西方对我国的鸟兽研究得多一些,鱼类和两栖爬行类次之;昆虫除一些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蚕和白蜡虫之外,以鳞翅目(蝴蝶)和甲虫研究得多一些;相比之下,软体动物等低等动物研究得少一些。

2.1   兽类

西方对中国的兽类开始实际的研究,约在18世纪中叶。基于奥斯贝克(P.Osbeck)等人的收集,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在其的有关著作中列有一些中国的兽类名称。在19世纪二十年代,瑞典的一个动物学家还根据奥斯贝克书中的有关动物的记载,制作了一个表,罗列了十五种中国产的兽类。本世纪前期,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动物学家隆伯格(E.Lönnberg)研究过我国的熊猫,豪猪属动物及一些猫科动物和啮齿动物。1920年前后,研究了施乔兰德(D.Sjölander)等人从我国华北和西北收集的一些兽类标本。还发表过有关蒙古动物区系方面的文章。

德国人对中国的兽类也有一些研究。1876年,德国柏林自然博物馆的动物学家彼得(W.Peters)根据穆林德送回的得自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的标本,对我国华北内蒙一带的盘羊作过一些研究。本世纪初,动物学家贺泽麦(M.Hilzheimer)记述了克莱茵堡(M.Kreyenberg)在华收集的兽类,包括一些得自我国山东和青藏高原的兽类。1922年,德国德累斯顿自然博物馆的嘉科比(A.Jacobi)研究了由斯图兹纳和韦戈德在华四川等地考察送回的兽类标本。同年,柏林动物博物馆的鸟类学家斯椿瑟曼(E.Strenseman)研究过韦戈德收集的鸟类标本,第二年又发表了题为“斯图兹纳到四川、藏东、直隶探险的动物学结果”(Zoological Result of the W.Stötzner Expedition to Szechwan, East Thibet, and Chihli)研究论文。他还研究过一些麦尔从岭南送回的动物标本。

韦戈德回国后,也曾发表过一些关于在华考察收集所得的兽类的文章。而曾在岭南教学十多年,一直致力收集我国动物标本的德国学者麦尔后来潜心对我国动物的研究,并致力于编写系统的中国尤其是中国南方各类动物的著作。1922年他出版了《关于中国动物区系论文集》(Beiträge zur Furna Sinica)。另一德国动物学家马慈奇(P.Matschie),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研究了地理探险家费通起(W.Filchner)及麦尔等人从阿尔泰山区、西藏、及戈壁和华南送回的兽类。

和上述植物学研究的情形相类似,俄国较早就对我国的北方兽类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早在18世纪,在俄工作的德国生物学家帕拉斯(P.S.Pallas)等,即对西伯利亚及蒙古和邻近我国黑龙江地区的一些兽类作过研究。这些兽类通常也见于 我国的东北地区。1855年前后到黑龙江一带考察、收集动物标本的斯其云科(L.Schrenck),也对我国东北的动物包括兽类作了不少研究。后者著的《阿莫尔地区旅行和探险 18541856》书中比较细致地论述了黑龙江流域的哺乳类、鸟类和软体动物及昆虫(主要是鳞翅目和鞘翅目)方面的内容。1862年雷德(G.Radde)在蒙古的东北部毗邻我国的一些地区作过动物包括兽类的收集,并写下了重要的哺乳动物研究论著,其中包含丰富的习性和生境方面的资料和数个新种的描述。

   俄国军人普热泽瓦尔斯基在我国华北和西北地区收集得702张兽皮,包括许多大野兽皮,以及不少头骨标本,得到这一地区哺乳动物区系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些标本后来送交彼得堡博物馆。他本人对哺乳动物虽说不上有多深的研究,但由于长期在这一地区考察,他对这一地区的动物区系还是具有一些认识的。他注意到,我国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是土拨鼠、蹄兔、马、骆驼和一些种类的羚羊的分布中心。他收集的哺乳动物标本,于18881894年,由俄帝国科学院动物博物馆收藏部管理员布驰涅尔(E.Buechner)作过一些研究,尤其是啮齿动物和食肉动物及野马。其结果发表在《普热泽瓦尔斯基从事中亚旅行之科学成果》(Wissenschaftliche Resultate der von N.M.Przewalski nach Central-Asien unternommenen Reisen)(下面简称《普氏成果》)卷一和其它文章中。由布驰涅尔在《普氏成果》中描述的每一种动物,都包括动物形态、皮、和颅骨的描述、及其地理分布和生活习性。

普塔宁和贝雷佐夫斯基(M.Berezovski)收集的兽类标本主要也是由布驰涅尔研究定名的。1894年,他发表了《普塔宁和贝雷佐夫斯基18841887年甘肃探险得兽类》(Die Saugethiere der Kan su Expedition,1884-1887,gesammelt von Potanin und Mongollia)。同一时期,卡斯慈成科(N.Kastschenko)也曾考察研究过阿尔泰地区的动物。他还发表过关于西伯利亚动物区系的文章。

得力于谭微道等传教士的收集,法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做了研究中国兽类最出色的工作。这些工作主要由法国巴黎大学动物学家爱德华(A.Milne-Edwards)等人完成的。爱德华是谭微道在华行生物学考察和收集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谭微道在北京、河北和内蒙一带;川西宝兴山区、陕西秦岭山地和闽北武夷山区采集的兽类标本,其中包括许多西方人前所未闻的珍稀兽类,如麋鹿、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和猪尾巴老鼠等。

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的三十多个年头中,爱德华发表了大量关于我国兽类的研究成果。1868--1874年间,他与其子合作出版的《对于哺乳动物的博物学探索》(Recherches pour servir àl’histoire naturelle des mammifères)堪称是当时研究中国兽类的名作。他也曾研究过由法国传教士从云南弄去的滇金丝猴等。谭微道的收集和爱德华父子的研究,使西方人对中国兽类的认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地域上而言,和植物研究的情形差不多,法国人对我国西南和越南等地的动物作过较多的研究。上世纪末,法国另一动物学家波萨谷斯(E.Pousargues)研究过我国四川、云南和北部湾产的不少兽类动物,其中包括亨利·奥尔良(Henri d’ Orléans)和一些法国传教士在云南收集的兽类标本。在上海的法国传教士韩伯禄也对我国的一些大型兽类如熊等作了研究。

本世纪初,动物学家梅内加科斯(A.Menegaux)对北部湾(北圻)的一些兽类作了研究。1914年,特洛萨特(E.L.Trouessart)等人,鉴定了法国传教士马伯禄(J.P.Cavalerie)在云南收集的动物,发表了“遣使教士马伯禄送回中国西南哺乳动物整理表”(Liste raisonnée des mammifères du sudouest de la Chine, envoyés par le Père Cavalerie)1928年,另一法国动物学家帕特(É.Patte)对北部湾和四川的动物区系进行了比较研究(Comparaison des faunes de mammifères de Lang Son(Tonkin) et du Se Tchouen)

    英国学者对我国兽类的研究,在西方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东印度公司验茶员的雷维斯(J.S.Reeves)是第一个在我国作了重要的兽类收集的人,他收集的兽类标本送到英国自然博物馆,主要由动物部主管格雷(J.E.Gray)定名和绘图, 见于他的《印度动物学图说》(Illustrations of Indian Zoology)等作品中。英国驻华领事官郇和(R.Swinhoe)也发表过不少关于我国兽类的文章,尤其多有我国东南沿海福州、厦门、台湾、宁波、海南等地的鹿、猴新种的描述。包括“海南的鹿类动物”(On the cervine animals of the island Hainan)、“海南的兽类”(On the mammals of Hainan)、“中国江南和台湾的兽类目录”(Catalogue of the mammals of China and of the inland of Formosa)“宁波附近观察兽类随笔”(Notes on Chinese

Mammalia observed near Ningpo)及其它一些关于我国梅花鹿、毛冠鹿等鹿类的文章。

当然,郇和收集的标本还有许多是由在英国本土的动物学家研究的。如英国皇家医学院的弗劳尔(W.H.Flower)教授研究了他从厦门送回的白海豚,以及麝等。另一英国学者加洛德(A.H.Garrod)则研究过他送回去的一些鹿种,如獐等。不过,郇和送回的兽类标本更多是由斯科拉特(P.L.Sclater)研究描述的。这些动物包括台湾产的鹿、我国北方产的梅花鹿、宁波等地产的小麂和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 )、厦门产的幼虎(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 )、挂墩产的金猫。对郇和等人送回标本的研究,构成西方对华东兽类认识的重要基础。斯科拉特还研究过产于我国准噶尔盆地产的野马等。上面提到的格雷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也研究过许多郇和等人送回的兽类标本,包括产于我国北方的马鹿、亚洲胡狼、黄羊、羚羊、棕熊、猿、獾等等。郇和和谭微道及爱德华以及普热泽瓦尔斯基的工作构成了早期西方人了解我国兽类一般知识的基础。

    1879年,在印度加尔格答任博物馆馆长的安德逊(J.Anderson),出版了两卷的《解剖学和动物学研究》(Anatomical and Zoological Researches),对他在18681875两次在我国云南腾冲等地收集的动物,包括兽类作了分类研究。使西方人首次对我国西南兽类有了初步的认识。当时在英国殖民地印度工作的英国兽类学家郝奇森(B.H.Hodgson )等人对印度附近的我国西藏及邻近区域的兽类也作过不少研究。

1874年, 英国自然博物馆的布斯克(G.Busk)较早研究过我国老虎和云豹差异的主要特征。19世纪末曾和斯特扬(F.W.Styan)到我国中西部的湖北和四川等地收集动物标本的温通(W.E.De Winton),1899年发表了“关于中国(主要来自川西)兽类”(On Chinese mammals, principally from western Sechuen)的文章。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本豪特(J.L.Bonhote)研究过我国所产的一些猫科动物,以及鼠兔等。写过“中国的兽类动物区系”(The Mammalian Fauna of China 1906)等文章。

进入20世纪,英国学者研究中国兽类的成果颇引人注目。著称的有英国自然博物馆的兽类学家里德克(R.Lydekker),他研究了许多在华英国人送回的标本,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研究我国兽类的重要学者之一。先后发表了大量关于我国兽类的文章。包括我国的各种鹿如麋鹿、梅花鹿、驼鹿、马鹿、毛冠鹿;以及我国西南四川和西藏及西北新疆产的一些大中型兽类,如羚羊、野马、蒙古野驴、棕熊和黑熊、扭角羚、鬣羚及一些类型的猫科动物等等。另外,英国自然博物馆动物部的波考克(R.I.Pocock)堪称是研究我国兽类的另一重要学者。在20世纪的前三十多年中,他曾研究过大量我国兽类,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涉及的动物有海南长臂猿(Hlobates hoolock )、鬣羚、四川产的狸猫、鹿、穿山甲、大熊猫、野马、黑熊和棕熊及豺(Cuon alpinus)和豹等猛兽。

英国博物馆动物部管理员托马斯(O.Thomas)是法国爱德华之后研究我国兽类动物的巨擘。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的20年代的差不多四十五年当中,先后在伦敦动物学会进展和自然史记录和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关于我国兽类的研究文章。19世纪,他研究的标本主要是由在华工作和生活的英国人送回去的,如赖陶齐(J.D.La Touche)在挂敦收集的兽类标本就是他研究发表的。大多属一般性鉴定描述成果。进入本世纪,得力于贝德福德伯爵(Duck of Bedford)的资助,他曾多次派美国人安得森(M.P.Anderson)等来华,主要在我国北方兼及西南采得大量的兽类标本带回他所在的博物馆。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我国啮齿类、蝙蝠、獭、大熊猫、金丝猴、一些类型的猫科动物,及各种鹿的论文。

托马斯的文章不少是属于地区性的综合性论文,特别体现在他据安得森等人的收集发表了系列文章。著称的如“来自华北山东半岛的兽类名录”(List of the mammals from the Shantung peninsula, North China),“来自蒙古高原的兽类名录”(List of mammals from the Mongolian plateau),“来自华北直隶和山西省的兽类名录”(List of mammals from the provinces of Chih-li and Shan-si, NChina),“来自华北山西和陕西的兽类”(On mammals from the provinces of Shan-si and Shen-si, northern  China),“来自华西甘肃和四川省的兽类”(On mammals from the provinces of Kan-su and Szechwan, western China),“来自华中陕南的兽类”(On mammals from southern Shen-si, central China)“来自华西四川和云南省的兽类”(On mammals from the provinces of Szechwan and Yunnan, western China)此外,本世纪初许多英国人在我国西南和西北所收集的兽类标本也大多为他所研究和定名发表。其中包括瓦德(F. KingdonWard)、福雷斯特在云南,卡露瑟(D.Carruthers)在新疆、欧文(G.Fenwick-Owen)等人率领的考察队在新疆、秦岭地区和陇南等地,以及一些侵藏英国军人在四川收集的兽类标本。由于他对来自中国北方和西南各地大批兽类标本的广泛研究,大大增加了西方人关于中国兽类方面的知识。使西方对中国兽类的区系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

美国在20世纪对我国兽类的研究和他们在我国的收集一样异军突起。本世纪前期,不少我国的兽类标本被送到美国华盛顿国家自然博物馆、芝加歌和纽约自然博物馆及费城科学院等研究机构,有不少专家对它们进行鉴定研究。1907年,里安(M.W.Lyon)记述过从甘肃收集的兽类。20世纪头十年,美国动物学家艾伦(J.A.Allen)曾研究报告了美国北太平洋考察所得的大量兽类,他也研究过来自我国海南岛和陕西的一些兽类。其后另一动物学家郝利斯特(N.Hollister)也研究过不少从我国北方、阿尔泰山区和蒙古等地收集到的各种兽类。

20世纪20年代,美国动物学家哈维尔(A B Howell)研究了不少从我国收集的兽类,其中包括各种老鼠、松鼠、兔子和海豚。他还发表过“伍尔森收集的亚洲新兽类”(New Asiatic mammals collected by F.R.Wulsin);和《美国家博物馆所收集的中国兽类》(Mammals from China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这一总结作品。美国华盛顿国家自然博物馆另一动物学家米勒(G.S.Miller,Jr),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对我国产的兽类动物也有不少研究,其中包括克拉克(R.S.Clark)探险队收集的兽类,所涉动物包括金花鼠、松鼠、各种田鼠、句 青和蝙蝠等小型兽类,也有一些较大型的食肉动物和狍子、河豚等。海伊(G.M.Hay)送去的白鳍豚标本也是首先经他研究的

1922年,罗思材尔得(A.Rothschild)研究了由英国人索尔比从陕北收集的岩羊和东北收集的猫科动物。此后于1930年,弗莱德芒(H.Friedmann)对华西大学美籍教师格拉罕(D.C.Graham)在四川的考察结果作了介绍。而芝加歌自然博物馆等派出的考察队,从我国西南等地带回的大批兽类标本也由专人很快进行研究,并发表相应的成果。如该博物馆的欧斯古德(W.H.Osgood)1932年发表的《齐莱-罗赛福和迪拉克亚洲考察所得兽类》(Mammals of the Killey-Roosevelts and Delacour Asiatic Expeditions)。他还研究过我国的一些食虫目动物。

在以往外国人的收集中,美国中亚考察队收集所得兽类标本最多,而且保存较好,研究这些标本的学者也不少。1940,蒲伯出版了中国的动物划界(China's Animal Frontier)。当然,更重要的研究则是,由哈佛大学的埃伦(G.M.Allen)等学者研究作出的。

哈佛大学有自己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威尔逊和查培以及洛克都曾为该馆收集过许多动物标本。而埃伦则是美国著名兽类学家,从1912年起,发表了大量关于我国和毗邻地区兽类的研究成果。这之中包括各种安德思他们在四川和云南收集的食虫动物、在陕西和内蒙收集的各种啮齿类动物;蒲伯和格兰特在福建延平(南平)、福清和四川万县收集的狗头蝠、鼠耳蝠、山蝠和普通长翼蝠等许多蝙蝠、及一些鹿等。他还研究过美国中亚考察队在我国华北和西北收集的各种兽类。在此基础上,他又综合了前此欧美其他学者研究中国兽类的学术成果,最终写出了他出色的总结性著作《中国和蒙古的兽类》(The Mammals of China and Mongolia)

埃伦这部著作作为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中亚自然史》丛书第六卷出版。埃伦和着意在中国植物分类学方面做些总结工作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一样,查询了当时世界各大博物馆的中国兽类标本。他的著作分成两本,分别于19381940年刊行。由于当时我国的东北和台湾都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因此,他的书没有记述这些地区的兽类。该书前面介绍了中国的动物区系划分;亚洲和北美动物区系的关系。然后分11个目介绍了中蒙的兽类500余个种和变种。其中第一部分包括包括食虫目61种,翼手目(蝙蝠)81种,灵长目13种,食肉目动物60种,鳍足目2种,鲸目7种,鲮甲目3种,啮齿目重门齿亚目(今兔形目)31种,计258种。第二部分包括啮齿目21种,偶蹄目43种,奇蹄目2种,海牛目1种。

限于当时考察不足及所获标本等局限,加上作者本人并未到过中国,没有实地考察过我国的动物区系和了解各种兽类的生活资料,故此不免存在各种缺漏和片面的地方,至于在物种定名、分类和动物地理分布划分都难免存在不合理、牵强和主观臆断之处。如当时没有我国云南南部西双版纳一带的考察收集资料,致使作者不可能记述那一带产的属于长鼻目的大象。也没有分布在云南高黎贡山一带的野牛,甚至牦牛和雪豹 [13] 也没有。在动物分布的区划方面,当然也存在很多今天看来不合理的地方。譬如忽略了横断山区的地理特殊性等等。当然这些问题出现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受许多古老物种在东亚和北美平行分布的启发,埃伦和当时其他美国一些生物学家,如上述的沙坚德、米勒一样,注意两地动植物区系的比较研究。

2·2 鸟类

无论在那一个国家,鸟都是最引人注目和最可爱的动物类群,对它们的研究总能唤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在近代,西方对我国研究得最多的动物类群正是鸟类。西方在我国收集鸟类是很早的。据说早在1735年,活的白鹇和锦鸡已被送会欧洲。当时白鹇在欧洲被称作“中国白雉鸡”。这两种雉在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名著《自然系统》中,该书还记载了不少既见于欧洲,也见于中国的鸟类。

曾在乌拉尔、阿尔泰、吉尔吉斯、伏尔加和贝加尔湖周围的西伯利亚地区旅行考察的德国生物学家帕拉斯,在他去世的那一年(1811)出版了《俄属亚洲的动物志》(Zoographia Russo-Asiatic),其中记载了不少也见于我国的候鸟。后来德国的鸟类学家卡巴尼斯(Cabanis)曾对穆林德送回的一些鸟类标本进行过研究。

沙俄的博物学家塔克赞诺夫斯基(L.Taczanowski)19世纪中叶曾到曾到乌苏里江等地考察收集鸟类,并写出有关的研究报告。随后俄军人普热泽瓦尔斯基在我国的东北地区考察收集回到莫斯科后,也曾对所收集的鸟类标本进行了鉴定研究。还根据自己的考察所得给谭微道他们编的《中国的鸟类》加了一个附录。他在我国所得的鸟类标本,部分由彼得堡动物博物馆主任普莱斯克(D.Pleske)进行了整理描述,于18881894发表在《普氏成果》卷二中。主要包括鸟类的分类描述、地理分布和生活习性。后来边奇(V. Bianchi)等人也曾对普氏收集的鸟类作过部分整理研究。

与兽类研究的情形相似,19个世纪研究我国鸟类最出众的成果,被认为是法国传教士谭微道与巴黎自然博物馆的奥思塔莱特(E.M.Oustalet )合编,并于187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的鸟类》(Les Oiseaus de la Chine)。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为文字说明,第二卷为图谱,文字说明部分罗列鸟类达807种(正文772种,附录35种),其中124种的图构成了第二卷。文字说明包括分类学名称,命名日期,鸟的外形大小的测量资料,及相关的分类学说明。最后是所见的分布地点等。他们的工作是对后面我们还要提到的郇和工作的继承和发展。

英国人接触中国鸟类也不晚,18世纪下半叶居留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就曾送回去过中国的白冠长尾雉。伦敦动物学会的一个鸟类学家,根据其他英国人送回的鸟类标本作研究,1832年发表了《一个世纪来自喜马拉雅山的鸟类》(A Century of Birds from Himalaya Mountains)1850--1853,此人还写了七卷本的《亚洲的鸟类》(The Birds of Asia)。这之中当然也包含大量我国的鸟类。另外,由英国人撰写的印度的鸟类专著中也多含与我国共有的候鸟种类。而长期在华担任领事官的郇和,与同时期在华收集动物标本的著作俄国军人普热泽瓦尔斯基及法国传教士谭微道一样,是鸟类研究的爱好者。在他来华之前,西方关于我国的鸟类和兽类的直接知识,可以说是很少的。他在华任职期间,曾经用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中国的鸟类,发现和记述了不少鸟类新种。他可能是第一个进入台湾的鸟类研究者,他在那里发现了144种鸟。他在海南和我国其它地方尤其是华东采集过大量鸟类,获得大量的第一手知识。在英国鸟类学家联合会的会刊和伦敦动物学会进展等刊物中发表了大量的文章。1863年,基于长期的积累,他发表了近代第一个《中国鸟类名录》(Birds of China),列有我国鸟类454种。1871,他又名录作了增订,列鸟达675种。很显然,他是早期研究我国鸟类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进入20世纪,一些在华的英国人士很注意留心收集我国鸟类并作分析研究。二十年代中期,一些英国人曾根据自己生活地区所记,写一些区域性的鸟类作品,如东北,苏吴等。也曾出现一些学术性较强的专著,如长期在我国海关任职的拉陶齐根据在华采集所得,在英国鸟类学家联合会会刊和英国鸟类学家俱乐部期刊等有影响的刊物中发表了大量关于我国鸟类的研究论文,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两卷的《中国东部的鸟类手册》(A Handbook of Birds of Eastern China 1925-1934),此书主要记述我国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和广东等沿海省分的750个种和亚种鸟类。被西方人认为是继谭微道之《中国的鸟类》以后,有关中国鸟类学方面较好的一本专著。

20世纪前期美国派了不少动物探险考察队到我国,他们的收集中包括大批鸟类标本。这些标本资料送回去后,很快由各研究单位的鸟类学家作整理研究。1916年,安德思在福建和云南华所得的鸟类标本,送回纽约自然博物馆;罗斯福兄弟(T.& K.Roosevelt)所得的鸟类标本送到芝加歌自然博物馆,很快由美国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班各斯(O.Bangs)对这些标本作了研究整理,并在博物馆的相关刊物发表了研究结果。这位鸟类学者还研究过一些由英格拉姆采自云南的鸟类标本。

同样的,洛克20本世纪20年代在四川和云南为美国国家地理学会采得大量标本。他的标本送回后,华盛顿国家自然博物馆的雷莱(J.H.Riley)马上作了缜密的分类学研究,研究结果发表在华盛顿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刊物中。由伍尔逊(F.R.Wulsin)率领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中国中部考察队在内蒙、甘肃、河北采集的鸟类,经有关专家研究后,也将成果发表在1931年的博物馆的刊物中。

    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在华活动的传教士也热心对我国鸟类的研究。1931,在福建延平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柯志仁(H.R.Caldwell)父子写了一本通俗性的作品,题称《华南的鸟类》。柯志仁长期在福建收集动物标本,得了许多鸟类的标本资料。此书描述了大约440种鸟,还提到其它40种鸟。有一些插图。附有鸟巢和鸟蛋的照片资料。它主要依据福建和毗邻省份的鸟类写成。有些描述不是很确切,有时甚至忽略了鸟类的重要特征。

    在我国苏州的东吴大学任教的美国教授祁天锡,也对我国的鸟类做了不少研究工作。1917,他与在江阴教书的慕维德(L.I.Moffett)合作写了一个本《长江下游鸟类索引》(A Key to the Birds of Yangtze Valley)。在19261927年间,他与慕维德和万卓志合作出版了《中国的鸟类尝试目录》(A Tentative list of Chinese Birds),此书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写作,共记载鸟类约1028,外加440种亚种和变形。后来他们曾作了一些修订。1931年修订后的名录记鸟1032种。

2.3 两栖爬行类

    对于我国两栖爬行类动物的研究,西方开始得较晚。虽则奥斯贝克的游记 也叙及中国的蛇蛙。但研究作品是从19世纪开始出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检验员雷维斯在广东沿海收集得一些两栖爬行动物,除自己作了些许研究之外,送回英国博物馆的爬行动物主要由格雷定名发表。

研究中国两栖爬行类动物的英国学者中,冈瑟是其中姣姣者之一。此人在三十岁前后就以研究鱼类和两栖爬行类动物著名。他的《英属印度爬行动物》包括大量中国产的种。郇和及普拉特开始收集的两栖爬行类动物、俄国普塔宁和贝雷佐夫斯基收集的同类标本曾由他经手研究发表。

冈瑟之后的包兰格(G.A.Boulenger)研究了数量更为众多的中国爬行动物。他的标本来源包括:普拉特在湖北和川西收集到的标本,郝尔斯特(P.A.Holst)、毛尔楚特(A.Moltrecht)等人在台湾收集的标本,英国军官沃德尔(L.A.Waddell)和瓦尔顿在西藏、霍尔(A.L.Hall)在华北、英国传教医生马士敦(J.P.Maxwell)在厦门收集的标本。中国海关雇员赖陶齐在华东等地收集的标本,传教士怀特海德(John Whitehead)在海南岛收集的标本等等。另外,20世纪早期,在上海居留的英国医生斯坦利(A.Sanley),在任亚洲文会上海自然博物馆负责人期间,除为博物馆收集得大量爬行类动物标本外,也曾给英国自然博物馆送去大量的爬行动物标本(主要来自福建) [14] 。美国传教士格拉汉和狄蒙德(F.J.Dymond)也给英国自然博物馆送去在云南收集的标本。这些标本也主要由包兰格研究和记述。

曾在我国海南和东南亚旅行的英国业余动物学家史密斯(M.A.Smith),于1923年发表了他在海南的考察结果。他后来出版的《英属印度的动物区系》包含大量我国南方的爬行动物种类。

俄国的麦克在黑龙江收集到的两栖类动物标本由勃兰特进行了研究整理。普热泽瓦尔斯基在华考察总共得到约1200个两栖和爬行类标本,其中爬行动物中相当部分是蜥蜴。他死后 科兹洛夫和罗博罗夫斯基继续进行的数次考察探险又收集到不少两栖爬行类动物标本。1898年,俄国刊出《普氏成果》卷三第一部分“两栖类”。这部分的研究者为贝德里加(J.de Bedriaga).这部分还附有另一学者施特劳赫1876年发表的相关成果“两栖爬行类”一文。普塔宁和贝雷佐夫斯基收集的两栖爬行类动物标本则部分被送到英国自然博物馆,由格雷和冈瑟研究。

曾在阿尔泰和我国东北铁路沿线旅行收集的埃米利俄诺夫(A.A.Emelianov),根据自己的考察结果,于1929年出版了《远东的蛇》,其中包括大量我国北方种。此外在哈尔宾由俄国人办的东省特别区文物研究会博物馆和天津由法国传教士办的北疆博物院待过的两个俄国人帕夫罗夫(P.A.Pavlov)和克斯厅(A.A.Kostin)也对两栖爬行类动物作了一些研究。彼得堡动物所的扎雷夫斯基(S.Zarevsky)还对科兹洛夫18991901年在西藏,19071909年在四川和蒙古,19241926再在蒙古所作考察时收集的标本,进行了研究。

法国传教士谭微道、韩伯禄都曾在我国收集得不少爬行动物,如前者曾在汉中等地收集得个体特大的娃娃鱼、蝾螈等,他自己描述过数新种,但大部分则由法国的动物学家布拉查德(E.Blarchard)等人定名发表。在1880年,莱塔斯特(F.Lataste)也曾发表了由谭微道及法驻北京使馆成员普兰西(V.C.Plancy)收集的一些两栖爬行来自动物标本。而在华海关工作的法国动物学爱好者福威勒(A.A.Fauvel)是第一个科学描述扬子鳄的人。

20世纪20年代前后,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人在我国作了大范围的地理学考察,收集了不少两栖爬行类动物,这些标本由斯德歌尔摩自然博物馆爬行动物学主任伦德尔等人进行了研究并发表。匈牙利动物学家迈贺理(L.Méhelÿ)则对1898年紫奇(J.Zichy)在蒙古和华北收集的两栖爬行类动物标本作了研究。

1831年来华收集植物的梅因曾带回普鲁士一些爬行动物,这些标本后来由柏林的动物学家卫格曼(A.F.A.Wiegmann)进行了研究。德国柏林自然博物馆的彼德(W.C.H.Peters)和汉堡的菲歇(G.Fischer)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也记述过不少由德国水手和在中国海关任职的德国人在台湾等地收集的两栖爬行动物标本。彼德曾将我国的一种可食用蛙——田鸡(黑斑蛙)定名为Rana reinhardti,但后来似乎没有被沿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森科博格博物馆的包特格(O.Boettger)18801890年间,记述了大量由彼得堡博物学家赫兹(O.Herz),上海的德国商人斯其迈克(B.SChmacker)和穆林德送去的两栖爬行类动物标本。

另外,麦尔利用本世纪前期在华收集的爬行动物标本,写了不少文章,发表了数新种。1922年,他发表了他的“记南部中国的脊椎动物”中的“爬行类和两栖类”。1929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爬行动物的专著《中国广东及邻近区的爬行动物》(Grundzuge einer Okologie der chinesischen  Reptilien)。麦尔的研究包括分类、习性生态和地理分布。

维也纳自然博物馆的动物学家斯厅达其纳(F.Steindachner),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到本世纪初记述了澳地利的一艘战船作环球旅行时在我国沿海和台湾收集的两栖爬行类动物标本。此外,他还记述郇和在厦门、司徒李科泽卡在帕米尔、斯泽城一(B.Széchenyi)在上海附近、萨特(H.Sauter)在台湾收集的同一类型的动物标本。另一个澳地利动物学家沃纳(F.Werner)在本世纪前期,则记述了大量由德国人麦尔在广东,韩马迪在云南和湖南等地收集的两栖爬行动物标本。

进入本世纪,美国在研究我国的两栖爬行类动物方面在西方堪称后来居上。曾任美国在旧金山的加里福尼亚科学院名誉主任的美国海军外科医生桑普生(J.C.Thompson),于本世纪初在我国沿海收集的两栖爬行动物,除一部分由自己描述外,其它的由在上述科学院的邓搏格(J.V.Denburgh)研究发表。在此期间,美国费城的一些学者,如动物学家科普(D.Cope)也研究过一些由美国北太平洋考察探险队带去的两栖爬行类动物标本,并描述了一些新种。

哈佛大学的斯太耐格(L.H.Stejneger)也研究过许多中国爬行动物。1907年,他出版过《日本及邻近地区爬行动物学》(Herpetology of Japan and Adjacent Territories)。这本著作所论也包括我国东北地区所见的两栖爬行类动物 。他研究的标本来自中国各地,包括上世纪末塔达(T.Tada)在台湾、华西大学教授格拉罕在四川、传教士格拉汉在云南、索尔比在福建和北京送去的标本。他的得意门生鲍勃(Thomas Barbour)也研究了大量购自我国东北和海南、台湾,以及查培在湖北和四川采集的爬行动物标本。堪萨斯大学的泰勒(E.H.Taylor)也系列报告过海南、福建和江苏的两栖爬行类动物标本。他的标本主要来自厦门大学的赖特。

在我国收集得大量两栖爬行类动物标本的蒲伯,开始时将标本送交美国自然博物馆的同事斯其密德特(K.P.Schmidt)研究发表。后来完成在华的收集工作之后,蒲伯自己对收集的标本做了研究,并查看了华盛顿自然博物馆,以及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等地的自然博物馆的一些标本。于1935年出版了一本《中国的爬行动物》(The Reptiles of China),作为《中亚自然史》的第十卷。本书是当时中国爬行类方面最全面的著作。记载中国龟鳖类的动物22种,鳄鱼1种,蛇类130种,蜥蜴66种。书中所涉猎的蜥蜴只是列了一个表,没有相关的形态描述。可能囿于比较熟悉自己采集过标本的华东和华中的情况,,对中国西北的爬行动物几乎未加论及。

在华任教的美国生物学者也不乏对两栖爬行动物有兴趣的。1929年祁天锡和博爱理合作发表过《中国两栖动物的检索表并记它们的地理分布》(A Check List of Chinese Amphibia with Notes 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文中罗列了以往动物学家发表过的中国两栖类动物计3个目11131种。记有每种动物名称的命名者,刊出的文献及模式标本的产地和分布范围。与此同时,祁天锡还发表了《从中国记录的爬行动物的初步名录及其分布》(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Preliminary list of Reptiles Recorded from China) ,文中罗列了我国爬行动物的种和变种的名称325条。

燕京大学的博爱理后来还探讨过华北两栖动物的分布,和她的中国学生一起对中国南方的两栖类的调查及其地理分布和生理方面的研究。1940年,她与当时在芝加歌自然博物馆的蒲伯合作,由蒲伯查阅了西方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两栖类标本,博爱理查阅了中国各有关机构及她的学生收集的两栖类动物标本,共同发表了“中国两栖类调查”(A Survey of Chinese Amphibia),文章记述有尾两栖类15种,无尾两栖类75种。

2.4 鱼类

   西方人很早即开始注意我国的鱼类资源,1655,西方就有作品精确记载了我国的鱼类42 [15] 。瑞典的奥斯贝克从我国旅行回去后所作的游记也记有中国的鱼类。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的鱼类的分类著作记有中国鱼类渐多。

19世纪二三十年代,雷维斯在广东收集了不少鱼类标本,除他自己进行研究外,当时英国自然博物馆的馆长格雷也写过一些研究文章。1845,英国人理查德逊(J.Richardson)根据雷维斯送回的鱼类标本和彩图撰写的《中国和日本海鱼类学报告》(Report on  the ichthyology of the seas of China and Japan)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著作。19世纪下半叶,格雷之后的英自然博物馆负责人冈瑟(A.Gunther)研究过郇和、普拉特和俄国的普塔宁和贝雷佐夫斯基等人在我国长江流域和西北地区收集的许多鱼类和两栖爬行类,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报告。此外,他还研究过一些传教士从我国东北牛庄(营口)送回的鱼类。

20世纪初,英国自然博物馆的鲍伦格(G.A.Boulenger)研究过斯特扬送回产于的我国宁波等地的淡水鱼类标本,并发表相关研究文章。而该馆的里刚(C.T.Regan)则从1904年起,曾经发表十多篇研究美国传教士格拉汉(J.Graham)从云南送去的鱼类的论文。另外,他还描述过一些英国军人,如瓦尔顿(H.T.Walton)等人从西藏拉萨等地收集的鲤科鱼类,并有数新种。

俄国人着手对我国东北鱼类的研究与其对我国这一地区的侵占同步进行。1855,贝西列乌斯基(S.Basilewsky)发表了“中国北方鱼类志”(Ichthyographia Chinae Borealies)。他的作品记述了大量我国华北和东北的大量的鱼类。其后,迪波斯基(B.Dybowski)也于1872年发表过研究黑龙江鱼类的“已知阿莫尔地区鱼志”(Zur kenntniss der Fischfauna des Amurbeckens)一文。1876年,俄国的鱼类学家科斯勒(K.T.Kessler)描述了普热泽瓦尔斯基内蒙和青海等地收集的鱼类,还发表过一些关于中亚的鱼类研究论文。1898年,《普氏成果》第三卷的第二部分刊出了由科学院动物博物馆,鱼类学收藏管理员贺增斯腾(S.Herzenstein)及尼可尔斯基(A.Nicolski)研究普热泽瓦尔斯基所收集的部分鱼类,描述了它们的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

1904年,曾对海参崴一带的鱼类作了研究的施密特(P.S.Schmidt),刊行了《俄帝国东部海洋鱼类》(Pisces Marium Orientalium Imperii Rossici)该书记述了海参崴一带海域的鱼类。另外,沙俄彼得堡科学院的鱼类学家波格(L.S.Berg),也于本世纪初发表过一些关于我国黑龙江一带水域的鱼类学研究文章。他于1909年刊行的《阿莫尔鱼类学》(Ichthyologia Amurensis),对黑龙江及松花江和乌苏里江等支流的鱼类作了较详细的叙述。

曾长期居住在东南亚的荷兰人布里克(P.Bleeker)1858起,对我国的鲤科鱼类的研究颇为注意。从18631879年间撰写了大批的文章在荷兰发表。重要的如1871年发表的《中国的鲤科鱼类论文集》(Mèmoire sur les Cyprinoides de la Chine)20世纪20年代,瑞典斯德歌尔摩自然博物馆的伦德尔(H.Rendahl)利用馆藏的我国鱼类标本进行研究,写出不少较有价值的鱼类学论文。

19个世纪60年代,法国瑟堡的鱼类学家儒安(H.Jouan)记述过我国香港和其它地方的不少鱼类。1872,法国驻华领事官梯尔桑特(D. de Thiersant ),根据在华所见出版了《中国渔业志》。稍后,法国鱼类学家索瓦热(H.E.Sauvage)发表过数篇关于我国汕头等地鱼类的研究文章。

19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维也纳自然博物馆的马丁斯(E.von Martens)、斯厅达其纳研究过一些该国一艘舰艇于18571859年环球旅行时,采自我国香港和上海等地的鱼类。并发表研究文章。而德国的彼德(W.C.H.Peters)1880年前后,也记述过不少我国南方的鱼类。克莱茵堡(M. Kreyenberg)1910年前后,记述过在华采集的一些鱼类。20世纪20年代,鱼类学家科莱(O.Koller)又研究过一些关于我国海南鱼类,发表一些论文。

美国人在对我国鱼类的研究方面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1897年,美国的路特(C.M.Rutter)根据菲尔得(A.M.Fielde)女士的收集,记述了不少汕头的鱼类。20世纪初,美国华盛顿国家博物馆鱼类学家阿波特(J.F.Abbott),记述了美国一些士兵在天津海河收集的鱼类,包括7个新种。另一鱼类学家嘉当(D.S.Jardan)研究了一些传教士、水手等从台湾、香港、上海、天津和东北旅顺收集的鱼类标本,并发表研究文章,包括一些新种的描述。而诺曼(J.R.Norman)和澳施玛(M.Oshima)20世纪的20年代分别研究过美国地质学家格雷格里从云南和厦门大学的赖特等人从海南及台湾采集的鱼类。

1927,美国旧金山加里福尼亚科学院学者艾夫芒(B.W. Evermann)与我国学者寿振黄合作写了《华东的鱼类》(Fishes from eastern China)。美国费城科学院自然博物馆的福乐(H.W.Fowler)在本世纪的前三十年中,研究过不少美国人在华所采集的鱼类标本,包括蒲伯(C.H.Pope)在我国东陵、兴隆山区、安徽宁国等地采集的泥鳅、元宝鳊等一些鱼类,以及在齐鲁大学任教的贾科比在济南附近水域收集的二十多种鱼类,并发表多篇相应的研究论文。赫里(A.W.Herre),20世纪30年代曾就我国南方的香港、广东、海南和浙江的鱼类进行研究,并发表不少论文。斯坦福大学的梅耶斯(G.S.Myers)也写过一些关于我国海南、台湾鱼类的论文,1935年,维拉德科夫(V.D.Vladykof)也研究过我国的鳅科鱼类。

美国另一鱼类学家倪科尔斯(J.T.Nichols),曾全面研究过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中亚考察队收集的中国淡水鱼类标本,并与蒲伯合作研究过我国海南的鱼类。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参考以往的研究文献,1943年出版了《中国淡水鱼类》(The Fresh-water Fishes of China)。与上述埃伦的著作类似,该书不包括东北三省和台湾的相关内容,此外,也不包括蒙古的淡水鱼类。收录的淡水鱼计25,143个属,600种。是一本集大成的著作。书中介绍了中国各地分布的淡水鱼类,并根据中外学者研究的结果,指出鲤科和鳅科鱼类在中国的淡水鱼类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中国当是鲤科鱼类的分化和分布中心,可能是现代分布中心。这里的鲤科鱼类不仅很多而且变种也比别的地方多,进化的程度高得多,各类型的分化也深刻得多。同时概要地介绍了区系成份特点。作者也提到一些地方如云南省的鱼类在美国自然博物馆收藏很少等缺憾。书中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存在将已知为同名的鱼分列等等,其它可商榷的地方也很多。此书是作为《中亚自然史》的第九卷出版的。

在华的西方在华的生物学教师也不乏留心我国鱼类者。厦门大学的赖特教授研究过在鱼类进化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文昌鱼。岭南大学的美国教师贺辅明也考察过华南尤其是广东的淡水渔业。

五·昆虫和其它低等动物

西方对我国昆虫的研究相对薄弱、系统性也差些。但西方人对我国某些类型的昆虫很早就开始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我国有很多价值非常高的经济昆虫资源,如各种蚕、白腊虫、蜜蜂、胭脂虫和各类药用昆虫如斑蝥等等。此外,漂亮的蝴蝶和甲虫和鸟类一样总是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昆虫。

18世纪,一些西方学者通过商人收集到的有关我国昆虫的绘画资料和成盒购买的昆虫标本(主要是蝴蝶和甲虫),已着手对我国的昆虫进行一些研究。1798年,英国的博物学家多诺万(E.Donovan)发表的《中国昆虫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the Insects of China),主要就是通过在广州一带购买等途径收集标本,进行相关的描述而成的。该书还收录了乔治·斯当东作为使团随员在我国旅行后,回去发表的少量经济昆虫资料。该书1842年订正后的本子全书收录鞘翅目、直翅目、脉翅目(书中描述的实为今蜻蜓目)、鳞翅目、半翅目(包括今同翅目的蝉科)的220种昆虫的描述和精美的插图。书中所记以鳞翅目昆虫为多,包括巴黎凤蝶、蓝凤蝶和达摩凤蝶和各种菜粉蝶和蛾子;脉翅目中有大尾箭蜓。还有少数几种不属昆虫纲而属于甲壳纲、蛛形纲和多足纲的种类,它们分别是螃蟹、虾蛄、蜘蛛和蜈蚣。

19世纪中叶起,西方对我国的鳞翅目昆虫出现较多的研究。前面述及的英国自然博物馆负责人格雷也对我国华北的蝶作过一些研究。英国的昆虫学家摩尔(F.Moore)、巴尔特(A.G.Bulter)、华莱士(A.R.Wallace)和贝特斯(H.W.Bates)等人研究过郇和、好博逊(H.E.Hobson)等从我国东南沿海、台湾等地送回去的昆虫包括大量鳞翅目昆虫。

对我国鳞翅目昆虫蝴蝶作过较多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也是一位英国昆虫学家,此人就是李彻(J.H.Leech)。他研究过普拉特等人从华采集的大量昆虫标本。1889年,他曾在一篇论文中发表了普拉特在长江中上游采集的鳞翅目昆虫258种,包括大量新种。在此基础上他又于1894年出版了《中国、日本及朝鲜之蝶类》这样一本专著。此外,还有一些英国昆虫学家对我国的蝴蝶作过研究。如科芍(J.G.Kershaw)也出版有《香港及华东南的蝴蝶》(Butterflies of Hongkong and Southeast China),瓦特金斯(H.T.G.Watkins)20世纪20年代也发表了“云南西北部的蝴蝶”(Butterflies from N.W.Yunnan)

俄国人研究我国昆虫也开始得较早。昆虫学家福尔德曼(M.Falderman)根据宾奇在华北内蒙等地收集的甲虫标本,进行了研究,于1835年发表了“鞘翅目图说,宾奇在华北、蒙古、和阿尔泰的收集描述”(Coleopterorum ab illustr. Bunge in China boreali,Mongolia et montibus Altaicis collectorum descriptio)。从1853年起布雷莫(O.Bremor)和格里(W.Grey)研究了塔塔里诺夫等传道团成员在北京和内蒙等第采集的鳞翅目昆虫。布雷莫曾发表了“华北鳞翅目昆虫的分布”。此人还和另一学者研究过麦克在黑龙江沿岸收集到的鳞翅目昆虫。

法国的卢卡斯(H.Lucas)曾于1866年写过“北京周围鳞翅目豹纹蝶属的一些记释和新种描述”。法国昆虫学者澳波瑟(C.Oberthur)曾研究过谭微道在华采集的鳞翅目昆虫,并发表“谭微道在华采集的鳞翅目昆虫新种”一文。1936,法国人托马诺夫(C.Toumanoff)写出了《远东的按蚊》(L’anophèlisme en Extrˆme-Orient;)

引人注目的是,德国昆虫学家克拉德家(A.Caradja)不但对我国的蝴蝶有相当研究,而且对我国鳞翅目的另一大类蛾亚目也颇有研究。这位学者研究了由克拉帕里奇(Krapperich)和豪恩(H.HöneH.Hoene)等人在福建武夷山区等地采集的大批昆虫标本。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和其他学者合作共发表我国螟虫新种1000多个。由萨特(H. Sauter)送回的鳞翅目昆虫标本主要由蝶类专家富鲁斯托弗(H.Fruhstofer)研究发表。而里斯(Fr.Ris)以“萨特的台湾收集成果”(H. Sauter’s Formosa-Ausbeute)发表系列文章,记述了大量由萨特收集的昆虫。

同一时期,德国另一昆虫学家,汉堡的沃牧(G.Ulmer)对我国的蜉蝣目昆虫以及水生昆虫毛翅目也有相当的研究,并描述过不少新种。另外,1932年,法兰克福的欧奇斯(G.Ochs)对我国的豉甲科的昆虫也有一些研究。在斯德丁(今波兰的什切青)自然博物馆的斯奇密德(E.Schmidt)1932年发表过一篇关于我国蝉科(同翅目)的论文,文中罗列了125种蝉的名称。

对鳞翅目以外的昆虫的其它类群的描述除上面提到的外,1911年末,英国的贾顿(K.Jordan)等人研究发表过不少我国的蚤目昆虫新种。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维勒(W.M.Wheeler)曾研究过在我国任教的赫华德(C.W.Howard)、贾科比(A.P.Jacot)和祁天锡等人送回去的蚂蚁。1930年发表了一个“已知中国蚂蚁的名录”,该名录共载有245个类型,其中分别为138种,54个亚种和变种。

荷兰莱顿博物馆的格斯奇温德纳(L. Gschwfndter)研究过我国一些沼梭科的水生昆虫;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德奥奇蒙特(A. D’Orchymont)也研究过我国一些水生昆虫,还作过鞘翅目牙甲总科的昆虫目录。除昆虫外,西方对我国其它节肢门的动物也有一些研究。1937,瑞典人哈麦尔(D.Hummel)根据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西北联合考察队所得标本,进行整理研究,出版了《中国西北的节肢动物》(Zur Arthropodenwelt Nordwest-Chinas)

外国人在华办的博物馆、学校、医院等也是研究我国昆虫的重要场所。在震旦大学博物馆(即原韩伯禄博物馆)收集有许多我国昆虫标本。在该馆负责人法国传教士郑壁尔(D.Piel)和松梁材(P.Savio),分别对馆藏的膜翅目和鞘翅目的昆虫作过不少研究。馆藏的胡蜂科昆虫则请美国哈佛大学的贝夸特(J.Bequaert)和瑞士的斯屈特斯(A.von Schultess)鉴定;角蝉科的昆虫标本则请美国的方克蒿瑟(W.D.Funkhouser)鉴定;双翅目昆虫标本请法国自然博物馆的赛格(E.Seguy)鉴定;蝽象科请岭南大学的生物系主任贺辅民(W.E.Hoffmann)鉴定。结果发表在该馆办的《中华帝国自然史杂志》上。

由法国传教士桑志华(E.Licent)1914年创办的天津北疆博物院,收集有我国产的昆虫标本10万余号,曾有馆外的学者对这部分标本作过一些研究。由俄国人以“东省文化研究会”名义创建的“东省文化研究会陈列所”,于1929年易名为“东省特别区文物研究会博物馆”,后来又于1937年和1945年分别改名为“大陆科学院哈尔滨分院博物馆”及“哈尔滨地志博物馆”。该馆曾多次在中东铁路沿线进行大规模综合调查,收集各类标本。总共得标本9万余件,其中有昆虫标本6万余号。一些俄国人曾据此发表过少量的研究成果。

上面提到的德国教师麦尔也进行过一些昆虫的研究工作,1922年,他研究发表了在广东连平采得的珍稀种金斑喙凤蝶(Teinopalpus aureus)。同年他在柏林出版的《华南的天蛾科生物纲要,并试论热带鳞翅目昆虫》(Biologie und Systematic der sudchinechen SphingidenZugleich ein Versuch einer Biologie Tropischer Lepidopteren uberhaupt )对有关昆虫的形态,习性和适应及所食植物都作有叙述。

本世纪早期,在岭南大学的任教的美国教授郝华德曾对华南的一些蚊虫作过研究。该校另一美国教授贺辅民也是热心昆虫研究的学者,后来成为半翅目蝽象科等果树和豆类害虫的专家。由他主编的《岭南科学期刊》曾刊登过不少有关昆虫学的科学论文。1935年曾发表《中国盾蝽总科简明名录》(An Abridged Catalogue of Certain Scutelleroidea)1938年又发表了《广东和海南岛之鞘翅目与膜翅目昆虫志》,记载了这两目的昆虫计34206种。

同在岭南大学任教的美国教师丁谦(E.R.Tinkham)则对华南的蝗虫作过一些分类研究。此外,岭南大学的另一美国教师格拉斯第(J.L.Gressitt)自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开始,对我国的鞘翅目昆虫作研究,取得相当的成果。后来曾发表《中国的铁甲虫》、《中国的龟甲虫》(The Tortoise Beetles of China 1952)等总结性专著,前书记载了23115个种和亚种,后书记载了15个属92个种和亚种。他还出版过《中国之天牛》的专著,报道天牛1923种,其中分布在我国的计1796种,隶属6亚科396属。此书是鉴定我国天牛科昆虫的重要参考书。

此外,上个世纪下半叶在台湾教授博物学的加拿大传教士麦凯(G.L.Mackay),曾在台作过一些鳞翅目昆虫的采集、研究。在福州协和大学的美国教师克立鹄,对福建的直翅目昆虫、以及家蚕的生活史等作了一些研究 [16] 。东吴大学的祁天锡对我国和蝴蝶和蚁科的白蚁也作过一些研究。在杭州之江大学任教的马尔济(A.W.March)也对白蚁分类作过研究。前面提到的厦门大学赖特教授也研究过我国产的白蚁的一些新种。

在齐鲁大学任教的贾科特对山东的鞘翅目昆虫和昆虫纲以外的节肢动物蛛形纲的蜱螨作过一些研究。对蛛形纲动物作研究的还有燕京大学农业系教授查播林(W. Chamberlain),他曾在长江下游的苏州、南京和福建的闽侯和福州附近的鼓山等地收集梗蜘蛛。1924年,他在“新的美国和中国蜘蛛记述”(Descriptions of New American and Chinese Spiders)一文中记载了多种中国的新种蜘蛛。1953年,斯成科尔(E.Schenkel)对北疆博物院藏蛛形纲作了研究,出版了《天津黄白河博物馆的中国蛛型纲动物》(Chinesische Arachnoidea aus dem Museum Hoangho-Peiho in Tientsin)

1927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昆虫学家尼达姆(J.G.Needham)由中华文化基金会资助,在华工作一年,任一些访问教授。这期间,他根据我国和在华工作的外国昆虫学家收集的标本,加上他自己在北京和南京的一些收集;回国后又查看了华盛顿自然博物馆、费城科学院、加里福尼亚等机构和一些私人收藏的标本。对我国的蜻蜓目昆虫作了较全面的研究。1930年,他出版了题为《中国蜻蜓手册》(A Manual of the Dragonflies of China )的专著,共记载我国产的蜻蜓5个科,89个属,266种,含新种58个。据该书记载,作者除没有贵州和云南的标本外,其他各省的标本大体都征集到了。次年,作者对该书作了两次修订,使所描述的蜻蜓种类达到283种。在尼达姆前比利时?的塞莱思(Selys)、德国的里斯(Fr. Ris)、法国的任勃(Rambur)对中国的蜻蜓作过不少的定名描述工作。

虽然西方对我国的昆虫研究起步稍晚,而且比较零散,但自本世纪初开始,日趋活跃,在对我国昆虫的定名和分类研究方面还是积累了不少工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我国昆虫学家胡经甫编写的《中国昆虫名录》(Catalogus Insectorum Sinensium),收载当时我国已被命名分属24目,392科,4968属的昆虫20069种,其中绝大部分由外国学者命名发表。此名录还未收载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外国发表的大量我国昆虫新种。

此外,西方对我国的软体动物,尤其是贝壳类也有一些研究。美国自然博物馆的莫尔(P.J.Moore)曾研究过中国的水蛭。一些在华的西方人对我国的软体动物曾有少量的研究。前面提到的法国传教士韩伯禄和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美国教授葛拉普(A.W.Grabau)都有过这方面的著述。后者对我国渤海湾的水质、贝类的种类、大小进行过探讨,并与相邻的水域有关情况作了比较,还与金叔初合作写有《北戴河的贝类》(Shells of Peitaiho 1928,由北京自然史研究社发行)1935年,葛拉普教授又发表了《腹足纲研究》(Studies of Gestropoda)。上面提到的祁天锡对我国淡水海绵动物也作过相当的研究。此外,德国汉堡的米彻荪(W.Michaelsen)对我国的寡毛纲的环节动物有过一些研究。

上面我们已经对近代西方对我国生物研究的情况作了简单的论述,下面我们再就期影响做些简单的探讨。毫无疑问,西方对华生物的研究,增进了世界生物学知识,为生物学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同时也为我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一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另一方面还有重要的刺激作用。

我国近代科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在引进西方科学的过程中,也曾把西方研究我国生物的这部分成果作为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加以吸收。同时又因为,我国近代生物学主要是以研究本国生物资源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方对华生物的研究在我国近代生物学的建立和形成方面确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另外,我国早期一些生物学家的部分工作也是在西方生物学家的基础上进行的。胡先1935年写的“中国和北美东部木本植物区系的比较”与李惠林“东亚与北美东部植物区系的关系验研究”、及后者1952年写的“亚洲东部和美洲东北部之间植物的亲源关系”等,也都是对沙坚德教授工作的直接继承和深入。

另一方面是它对我国生物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目睹着西方人把大量标本运到国外,进行各种科学研究;而中国人要研究自己的生物却不得不先到外国查找标本和文献。这不能不激发中国生物学家对自己应该首先研究好本国生物,并建立自己良好的生物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强烈时代使命感。 [17] 事实上,痛感落后,奋力洗刷耻辱正是我国近代科学发展非常重要的源动力。这也是本世纪上半叶我国生物学发展相对较快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国近代生物学的重要奠基人秉志和胡先骕等人向中国科学社提出建立生物研究所的建议时指出∶“海通以还,外人竞遣远征队深入国土以采集生物,虽曰致于学术,而借以探察形式,图有所不利于吾国者亦颇有其人。传曰,货恶其弃于地也,而况慢藏诲盗,启强暴觊觎之心。则生物学之研究,不容或缓焉。且生物之研治,直探造化之奥秘,不拘于功利,而人群之福利实攸系之。进化说兴,,举世震耀,而推许之生物学。盖致用属于力学,譬若江河,发于源泉,本源不远,虽流不长。向使以是而启厉学之风,惟悴致于学术是尚,则造福家国,宁有涯际。至于资学致用,进而治菌虫药物,明康强卫生之理,免瘟皇疫疠之灾,尤其余事焉。” [18] 表明当时人们对西方人在华的生物活动有很深刻的认识,由此感受到成立自己的生物研究机构的迫切性。

松山在“生物研究的重要和外人近年在中国的工作”一文中也指出,“中国是富于有用植物的”,英美等国常派人来华搜寻有用植物。生物学研究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不幸中国向来对于这些事情很缺乏研究……,就是到了近代,中国人自己对于这项研究的成绩也还不多,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多数仍出于外国人设立的机关和外国的研究所。”并且认为外国人都那么努力考究中国的生物,中国人自己更没有理由轻视自己国土上的生物研究。 [19] 植物分类学家方文培也曾认为:外国人“采取我国珍奇之植物标本,藏诸外国博物馆中。本国境内反不得一见。此于中国植物学虽不无贡献,然亦中国之奇耻大辱也。近二十年来,国人渐感觉采集之重要,积极提倡。……中国植物学遂有长足之进步。” [20]

当然,西方人在我国采集生物标本带回去研究,对我国生物学的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很明显的。这首先是许多生物的种类都是西方各国先研究的,大量的模式标本都在西方各大研究机构,中国学者要研究、鉴定各种物种时要查对标本非常困难。这始终是我国分类学工作者颇感头疼的一个问题。与此相类似的是原始文献。也就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一些生物种类时,常常遇到国内缺乏原始文献,原始文献分散在西方各国,很难查找、收集这样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众所周知,没有原始文献,要进行物种鉴别和分类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就是原始文献杂乱、繁多也给我国学者的研究造成了很多麻烦。1932年,植物学家方文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十年前研究植物学者感于国内参考书籍缺乏,复无已定名之标本,可资比较,多将采得之标本,寄请外国植物学者定名,其结果不特于新种之发表时于中国植物,以外国之人名,加于其上为中国之奇耻大辱。而彼辈错误极多,常遗中国植物学以极大纠纷” [21] 。我国的一个鸟类学者也曾指出:“在近代史中,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争先恐后成群结队前来我国各地,采集成千上万的鸟类标本,所以我国鸟类新种和新亚种的模式标本多收藏在国外博物馆及其他厣机构中。至于新种和新亚种的文献也几无例外地都在外国刊物发表。这对我国往后开展鸟类考察和分类研究工作实是一种很不利的因素,沦到鉴定与系统分类都需取资外国,我国鸟类区系的调查研究工作的进行,均遇到不少困难,进展不快,甚至无法进行。” [22]

此外,一些西方人在命名中国的生物时,受当时所具有的标本不足,资料积累有限和自己学识诸因素的影响,加上有些人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随意定名新种。象瑞典的伦德尔(H.Rendahl)在研究中国的鱼类时,因未仔细查阅欧洲所收藏的相关模式鱼类标本,因此存在不少牵强附会之处,尤以蛇鮈属(Saurogobio)方面的研究最为突出 [23] 。法国植物学家列维尔(H.Leveille)在描述我国贵州的植物时造成不少错误;在华时间较长的汉斯和谭微道等都有这种毛病。这往往给我国的学者带来许多的混乱,为澄清其中的问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4] 。不仅如此,西方的不少生物收集者的大量标本都是雇人采集的。有些标本和种子实际名不符实。所以标本所记的地名经常是很不可靠的,象韩尔礼在云南收集的标本所记地名有些超出实际地点100多公里。一些西方人对当地地名不清楚,就随意用那里较为熟悉的大地名笼统称之,这种情况尤以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严重。象西方收集的许多记作打箭炉(康定)为产地的标本,实际并非采自那里。原始记录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生物区系和生物地理的研究当然是很不利的。

也许更令我国生物学工作者伤脑筋的是,西方各国在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我国采的大批生物标本中有相当部分是相同的新种,但由于研究的专家属不同的国家,他们各自按自己的意愿命名这些新种,从而造成同物异名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如上世纪末,英国的采集者普拉特先在康定采得西康绣线梅,稍后法国的亨利奥尔良(Henri d. Orléans)也在康定采集到同一植物,并托普拉特带到上海的法国领事馆,再由法国领事馆捎回法国。送回法国的这种植物于1891年被弗朗谢命名为Neillia thibetica,而普拉特带回的这种绣线梅于1892年被赫姆斯莱命名为Neillia longiracemosa。原先人们一直以为这是两种植物,直到1963年才弄清楚它们是一种植物,并把它归于N. thibetica [25] 。很显然,如此类问题的存在,确实给我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造成了许多困难。



[1] 本文写作中承蒙北京林业大学汪振儒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吴征镒院士热情告知一些关于梅里尔和韩马迪的资料,同时也利用了鹰岩教授相赠的《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一书的资料,笔者谨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2] Bretschneider, E., 1898.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I & II. Leipzig. pp.1—1167.

[3] Er-mi Zhao and Adler, K., 1993, Herpetology of China,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Oheo.

[4] 即黑龙江

[5] 后来这部分被汇编成《东亚新植物综览》(Diagnoses Breves Plantarum Novarum Japonicae et Mandshaudshurle et Diagnoses Breves Plantarum Novarum Asl?aticarum

[6] 今青海部分地区和甘肃祁连山一带

[7] 即头状花序植物

[8] 指我国新疆

[9]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 植物地理》上册,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04页。

[10] Abbe David’s diary translated by H.M. Fox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1949.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

[11] R.Lancaster, Roy Lancaster Travels in China, Suffolk,1989,p.35

[12] 陈焕庸,1956,纪念植物学家梅尔博士,科学通报,1956(12):73

[13] 这可能与作者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观念有关。

[14] 他曾罗列他所在的博物馆馆藏的爬行动物标本72种,其中49种来自福建。

[15] 伍献文,三十年来的中国鱼类学,科学,1948,(9):261

[16] 这里应参考唐仲璋,1987,纪念克立鹄教授,福建昆虫通讯:⑴18-20

[17] 秉志,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十年报告,中国科学公司,1933年,第1页

[18]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十年报告,中国科学公司,1933年,第一页

[19] 松山,生物研究的重要和外人近年在中国的工作,自然界,1(3)∶263~274,1926年

[20] 方文培,中国植物学发达史略,科学世界,1(2),1932年。

[21] 方文培,中国植物学发达史略,科学世界,1(2),1932年

[22] 郑作新,近代中国鸟类学发展考证,大自然,1994,(4)3

[23] 伍献文,三十年来之中国鱼类学,科学,1946,30(9)261-262

[24] Hsen-hsu Hu, Recent progress of the botanical sciences in China, Pek. Nat. Hist. Bull., 9(2):71-76,1934.

[25] R.Lancaster,pp.31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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