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驯化与我国文明的起源[1]

 

罗桂环 

 

摘要

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总是和植物的驯化联系在一块的。本文根据植物地理学资料、考古发现和历史等,论述了我国新石器时代各地的植物驯化情形。指出粟(稷)、大麻、板栗、桃子是由我国渭河上游和黄土高原和秦岭边缘的先民首先驯化的。那里是我国耐寒抗旱作物的一个起源中心。另外,华北平原是粟、桑、核桃、枣和榛的发源地。其中粟(稷)和桑是颇具我国文明色彩的栽培植物。与此相对应的是,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大湖区是我国水稻、荷、菱、苎麻、梅、漆树及竹子的驯化地。其中水稻和苎麻是很有我国文明特色的植物。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和周围山区则是薯、芋、葫芦和小豆的故乡。从而得出结论,为后来中国农业奠定基础的各类栽培植物是由不同地域的先民驯化的。因此中华文明的形成是早期各部族贡献的结果,而不是单一的文明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结果。

 

作物的栽培是农业起源起源和定居的重要标志之一,人类的生活资料的获得也从原先的狩猎、采集带有掠夺性的方式进入以种植和养殖为主的生产性经营方式。自从人类栽培植物以来,各类农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纤维作物和各种蔬果就开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对于它们的起源和传播研究无疑将对我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的意义。由于现在相关的资料调查还有很多欠缺,这方面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仅就笔者所见的一些资料对早期我国栽培植物的起源和发展作一些非常初步的探讨。

我国的栽培作物起源是相当久远的,从考古揭示的水稻等作物的情况看,至今约有10000多年的历史。具体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国的先人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原始的农民一样开始作物栽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但考古的结果表明我国在进入全新世后,在各地逐渐开始了作物的驯化。

 

一.西北地区

西北向来被认为与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有重要关系的一个地区。传说中的神农产生于陕西岐山西面的姜水。而神农在先秦以来的古代传说中正是农业和医药的创立者。这种情况的出现恐怕不是偶然的。

传说中的神农以水为姓,即姜姓。一般认为姜姓是古羌族的一支[i]。《说文解字》中释羌字的意思为牧羊人。但诚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甲骨文中的羌字更可能是伪装成羊的猎羊人。实际情况很可能是随着第三纪晚期以来青藏高原的迅速隆起,我国西北的甘青地区不断干旱化[ii],后来生活在这里的古羌族“猎羊人”狩猎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南迁进入黄河支流的渭水流域和长江支流的嘉陵江上源开始了农业生产。

进入渭河流域的古羌族人可能很早就开始了对粟(稷)的驯化工作。从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粟遗存可以发现,这里地处富有森林的秦岭北坡,又处黄土高原南面,而且处在渭水的上游,既可以有森林作为庇护所,并从中采集、狩猎各种生物资源,又可以在干旱的黄土高原这里得到莠(粟的野生种)等适合当地干旱和黄土等气候和地质条件的一年生禾本科作物的籽实,满足食物的需求。同时具有充足的水源,还可以在河中捕捞鱼虾补充生活所需。长期的采集,使人们对莠的周期性迅速繁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逐步地人们开始了粟的栽培和果树的管理和繁殖。因此出现了《周书》中所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鉏蓐,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食”。[iii]开始了农业生产。他们早期的农作方法,《国语·鲁语》是这样写的:“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疏。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iv]这里的烈山氏可能指的是放火烧荒,柱可能指的是早期用木棍点播的一种栽培方式。形象地道出了神农驯化粟的“棍耕火种”过程。

当然,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这里驯化的作物还有蔬、果。从大亚湾文化的后继者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大量的栗子,而现今秦安所在的天水地区仍然分布着大面积的天然野生栗子林这一情况分析,栗子这种坚果可能也是由这一地区首先栽培的。另外,桃子也可能首先是由这一地区栽培的。桃无疑是我国栽培史最古老的果树之一,虽然还未见有栽培的果实(或种子)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现,但河北藁城曾出土商代的栽培桃核,《诗经》中也反映我国黄河流域的人民非常熟悉这种水果,加之天水的小陇山(秦岭 北坡仍有大量野生桃(甘肃桃)的分布,这种野生桃与栽培桃在形态上十分相似,应当就是栽培桃的野生祖先,因此推测它在大亚湾文化时期被栽培是有可能的。在蔬菜方面,西安半坡遗址出土过罐装菜籽,很可能是芜菁(因为我国唐代以前北方似乎一直没有白菜),这种耐干旱的蔬菜可能也起源于这一地区。

在农业社会中,除食物生产之外,穿衣是另一最受人关注的事情。因此纤维植物很早也为人栽培。甘肃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栽培类型的大麻籽,说明大麻也可能最早起源于这一地区。这种作物在中亚和我国西部分布很广,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的底部有麻布纹,说明这种纤维植物的利用是有相当久远的历史的。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西亚原产的小麦可能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传入我国的渭河流域。因为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陕西赵家来客省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小麦遗存[v]

从上述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渭河上游的陕甘毗邻的秦岭山麓及周边的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温带耐旱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这里发源的作物对中华文明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稷(粟)几乎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图腾,不但神农的后代称作稷,而且周人的祖先因为从母亲氏族——神农族那里继承了这种作物的栽培方法,也被尊为稷。他们都被后人认为是五谷神,与土地神——社合称便成为国家的代名词社稷。而其它几种作物都是适合早期粗放栽培的,对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华北地区

华北地区的农业发端应当也是很早的。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这里在第四纪时期,植被主要是夏绿林。进入全新世初期,以松属为主的针叶林占据统治地位。气候比较寒冷。从距今70008000年至5000年前,气候逐渐变得比现在还要温暖一些,阔叶树种逐渐占优势,草本植物也达到高峰,[vi]说明这一时期是非常适于农业发展的。虽然早期的新石器遗址没有发现有栽培作物的存在。但是与上述大亚湾遗址同期并处在黄土高原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却曾发现大量的粟的遗存。这里所见的贮藏粟量非常之大,说明它的栽培有相当的历史。但现在还很难说它是由黄河上游地区传来,还是当地起源。

上述遗址出土的其它作物包括核桃、榛子。值得注意的是核桃。这种坚果原先一直认为是汉代的时候,张骞“凿通”西域后才传进内地栽培的。但在河北容城曾出土过距今九千多年前的核桃,磁山文化遗址也出土过核桃[vii],此外,同处黄土高原边缘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同样出土过核桃[viii],这表明它的利用和栽培在我国有着异常古老的历史。而且我国西南的西藏林芝地区至今还分布有野生的核桃林,这说明这种果树很可能是我国本地起源的。(磁山出土的核桃据说很小,虽在考古文献上标了核桃的说明,但我怀疑它可能是核桃属的其它种)顺便提一下,从《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可以看出,榛子曾经是一种栽培的果树,但在后代似乎没有得到改良和发展。

另外,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酸枣,在新郑沙窝李的新石器遗址中曾出土了枣核,这说明这种果树也开始为人们所栽培。这种果树与西北地区的起源的栗子在我国北方古代农业生产中有重要意义,它们一直是我国华北地区重要的“木本粮食”[ix]。华北地区起源的重要作物可能还有桑,这种植物的果实可能很早就被人采食,传说黄帝的妃子发明了养蚕,甲骨文中已有桑字[x],《诗经》中不但有20余处提到桑,而且有大规模种桑的记述。人们对它的重视和熟悉程度都非同寻常,可能有很久远的栽培历史,估计在5000年前已被栽培。这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栽培植物,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三.长江中下游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农业发源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栽培水稻的地方。这里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暖湿。据孢粉研究,我国东南部地区距今110008000年前,以松或栎等(阔)叶树种为主,植被从森林草原型向森林植被方向发展,属于落叶阔叶树稳定上升期,这个时期气温迅速上升。距今8000年—6500年前常绿(落叶)林达到顶峰,这个时期气候温暖潮湿。距今65003500年前的前半段为亚热带植被发育期,而后半段草本植物蒿属达到高峰,常绿阔叶林成份逐渐减少[xi]。大体上以森林植被为主。可能很早就有人类在各大湖的周围捕鱼拾贝、采集植物果实和嫩芽。传说中的蛇身人首的伏羲(包牺)可能就是爬行动物众多长江下游和华东地区人们的远古始祖。《易传·系辞下》记载他曾:“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后来“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意味着农业就从这里开始了。但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

这一地区驯化的最重要的作物无疑是粮食作物——水稻。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水稻栽培在我国有很悠久的栽培历史。距今1万多年前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曾经出土过水稻的植硅石[xii]。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湖南道县玉蟾岩[xiii]遗址曾出土栽培稻谷的果实[xiv]。后来考古学家又在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距今约八九千年的栽培稻谷[xv]。这无疑很好地证明了我国是水稻的原产地之一。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现今我国从东南的福建、台湾到西南的云南,北到江西、南到海南都有普通野生稻的分布。我国广泛分布的这种普通野生稻和我国栽培的普通栽培稻和亲缘关系很近,同具24条染色体,可杂交和产生可育后代。我国已故著名水稻育种专家丁颖认为:中国的普通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演化而来。从喜马拉雅山麓的栽培发源地向南传播,经马来半岛、加里曼丹、菲律宾等岛屿,演化为籼稻;北路进入黄河流域演化为粳稻。我国是粳、籼稻两个亚种分化地之一。[xvi]他关于水稻栽培起源地的说法可能是不对的,但关于普通野生稻是普通栽培稻的祖先这种观点大体上是站得住脚的。湖南、江西这一地区不但至今仍有普通野生稻的分布,并且是水稻的主要产区之一。因此以前苏联学者瓦维洛夫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的说法可能是值得商榷的,而认为起源于我国长江中游的说法大约是比较可信的[xvii]。笔者认为,我国长江中下游大湖区周围应该是它的栽培起源地。这类“大泽”向来是古人生活资料来源的重要基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的早期。作为一种食物经长期的采集,加上适当品种的选择导致栽培,这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

另外从道县还可能是柑橘的栽培起源地之一。因为历史上早期记载都说洞庭湖一带的柑橘很有名,屈原还曾写过《橘颂》,至今浙江的温州,江西的南丰还是我国著名的柑橘产区。道县还有野生橘的分布。两湖则有近缘种宜昌橙的分布。另一近缘属金橘属的野生种也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我国另外一种果树梅应当也起源于这一地区,它的果实早期可能主要用于调味,从《尚书》的有关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它的野生种在我国湖北等地山区仍有分布。它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汉水流域传到黄河流域的南部一些地区,在河南驻马店杨庄出土过夏代的梅核[xviii]。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可能是我国最早大量使用竹类植物的地区,因为在浙江吴兴钱三漾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过竹编的器物。后世《禹贡》中提到荆州的贡品包括竹产品;《尔雅·释地》有:“东南之美之者,有会稽之竹箭焉。”此外,苎麻可能也是由这个地方首先驯化而成为栽培植物的,良渚文化的钱山漾遗址曾发现有较多的碳化苎麻平纹布和细绳[xix]。这表明此种作物的栽培已经有一定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过一个漆碗,表明漆树这种经济植物很早就为人们所利用了。上述情况表明这里当我国一个栽培植物的发源中心。

这里驯化的水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无疑是深远的,它很快在周边地区传播开来。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过距今约8000多年前的稻粒印纹,说明向淮河流域发展很早,而长江下游的浙江河姆渡出土了大量七千多年前的栽培稻谷[xx]。似乎表明水稻向周边传播似乎是同步的。不仅如此,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水稻后来很快向黄河流域和南方的珠江流域传播。成为我国广泛栽培的谷物,为我国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它至今仍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也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

另外,这里首先大量运用的竹子,到后来栽培竹子对后来我国文明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我国这一地区有大量的竹林分布,因此当地的百姓除了食用竹笋之外,还广泛运用竹子制作各种生产和生活器物,它充斥在我国南方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近代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曾指出竹子在我国有大大小小的600多种用途,以至于有些外国人称我国的文明为“竹子文明”。

顺便说一下漆树的利用。漆树分布较多和现今栽培较多的是在我国的川东和湖北一带山区。长江流域应当是首先利用这种植物的地方,很可能这种树脂的利用在长江中游大巴山区的汉水流域也有相当长的历史,并通过那一地区将漆树的利用方法传到中原地区。河北一些商代的遗址曾出土过漆器,这说明漆的利用历史从南到北都很久远。从《诗经》的有关记述表明,这在周代的时候肯定是一种栽培植物。战国时期的庄子还当过漆园吏,说明当时黄河流域也有相当规模的栽培。漆树也是很有我国文明特色的一种栽培植物,对我国后代的手工业和文化、艺术都有重要的影响。

 

四.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

上述“猎羊”的古羌人或他们生活在陇南的后裔可能有部分进入四川的岷山山地的岷江和嘉陵江上游地区[xxi],成为“三星堆”远古居民的先祖。从《史记》等有关文献记载来看,这里应当是芋头驯化地和分化中心之一,这一地区至今仍有野生芋分布。但这种作物的驯化的时间还有待推考。

云南地区可能是我国最早栽培葫芦和小豆、豇豆的地方。这一地区的人们有许多关于人类源于葫芦的传说,有许多葫芦崇拜的习俗,盘瓠(盘古)创造人类的神话可能与这一地区有关。虽然我国现今出土葫芦的文化遗址主要在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阴湘城遗址、河姆渡遗址、罗家角、崧泽、水田畈等新石器遗址中。但很可能是由上游向下游传播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此种植物由华南传入的可能性。至于小豆,上述阴湘城遗址据说出土过豆角[xxii],笔者推测那不可能是由美洲传进来的那种“豆角”。更可能是小豆(或饭豆)抑或豇豆。这两种植物的野生种至今在我国云南地区仍有分布。

葫芦的利用和种植对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在早期这种植物的嫩果是供食用的。后来它的成熟果实就被当成日常家用的容器,甚至早期的一些陶器的形状都是模仿葫芦做的。很可能还被当作浮水的用具。葫芦还被古人作成乐器,即笙,传说笙是女娲发明的。在华南和西南这种形式的乐器一直在封建社会都存在着。当然它在古人的审美艺术和宗教发展过程中都起过重要作用。

 

从上面的简单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作为一个有悠久农业发展史的文明古国,栽培植物的出现也是很早的。而且很早的时候,在不同地域的人民就在长期利用自然的过程中驯化出了各具特色的栽培植物,而且一些重要的栽培植物很早就在各部落中开始了互相传播和交流。除上面提到的一些例子外,象葫芦很早就出现在河南的裴李岗遗址中,粟和大麻出现在阴湘城的大溪文化遗址中。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促进各民族的交融、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结合上述各地后来青铜技术的发展,如陕西临潼出土过仰韶文化早期的黄铜残片,甘肃永靖出土过齐家文化时期的铜刀等器物;地处华北的河南新郑、安阳出土个不少商代的铜器;而地处长江中下游江西新干、和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的广汉在同一时期都有各自发达的青铜技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广汉的青铜器物与中原的类型有很大的差别;另外江西新干出土的不少商代铜器农具显示当时江南的青铜冶炼技术水平更高,产量更多。反观中原地区,青铜农具是很少见的。这些清楚地表明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各地大地域——至少是各大河流域区域文明相互影响、会同而成长壮大的。不是仅仅哪儿有个“摇篮”,然后往周边传播、扩张的。

 

The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and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bstract

 

As a general,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always connect with some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By the evidence of phytogeography and archaeological find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condition of domestication in different parts in Neolithic China. It point out millet (su or ji Setaria italica), hemp, chestnut, peach was domesticated first in basin of upper course of Wei River, between Qinling Mountain and the Loess Highlands. This place is the origin center of Chinese cultivated crops which arid and cold-resisted. In addition to this, the great plain of North China in the lower course is the original home of mulberry, walnut, jujube and hazelnut. In which millet and mulberry are important endemic crops, typical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Correspondingly, in the Yangtze valley, many evidences had shown the region around some great larks along middle and lower course of the river is the home of rice, ramie (Chines herb), lotus, water-caltrop, bamboo, plum and lacquer tree, in which the rice and bamboo are typical crops of China. Moreover, the Sichuan basin and around mountain area in the upper course of Yangtze is another original center of crops, from which yams, taro, gourd and various pulses were domesticated. From the above facts,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principal staple crops of Neolithic China upon which ancient Chinese agriculture was founded, were domesticated by many tribes in different regions. S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result that many peoples contributed in a long time, there is not a single center, which spread its civilization to whole China.

 

 


 

[1] 本文曾在200111月的香港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交流


 

[i] 《后汉书·西羌传》有:“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县东南)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似乎西羌是由中南到西北的。这种说法可能有问题,因为神农(姜姓)氏据说是发源姜水的。无论如何姜和羌是同源的氏族。

[ii] 周廷儒,近三十年来我国第四纪古地理研究的进展,地理学报,1979,344282

[iii] 转引马骕,《绎史》卷四,四库全书,365册,86

[iv] 国语四,鲁语上,四部备要本,33页下

[v] 任世楠,吴耀利,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五十年,考古,199991122

[vi]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78

[vii] 河北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管理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3303

[viii] 赵世纲,裴李岗文物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233

[ix] 《战国策·燕策》

[x]于省吾等, 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1399

[xi] 袁靖等,中国科技考古五十年,考古,1999962

[xii] 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得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2281

[xiii] 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331

[xiv] 任世楠,吴耀利,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五十年,考古,1999912

[xv] 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28日第一版

[xvi] 丁颖,中国栽培水稻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1957年,83):243260.

[xvii] 卫斯,关于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三条补充,农业考古,2000年,(1):114121

[xviii] 驻马店杨庄,科学出版社,1998年,192

[xix] 任世楠,吴耀利,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五十年,考古,1999917

[xx] 浙江文管会

[xxi] 据武汉晚报(2000.12.29)报道:在川西的汶川姜维城发现距今5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遗址,有属于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器出土。

[xxii]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和陶器的起源,载: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