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考略

 

罗桂环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010

 

  葫芦被我国古人当作瓜类的一种,是我国栽培历史最悠久的植物之一。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我国新石器遗址中曾发现它的残果和种子遗存,文字记载也很早。它在我国古代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除果实和叶子供食用和作药物外,成熟的果实还被用来制作各种日常生活用具、乐器等等。另外瓜瓤则被用作喂猪,种子被用于榨油浇制蜡烛,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能出于对这种植物极端推崇的缘故,古人甚至认为人类也由它发源而来。从有关历史资料来看,这应是一种起源于我国的栽培植物,原产地可能在华南或华西南。

关键词  葫芦  文明  栽培植物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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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是当今我国普遍栽培的一种植物,在我国城乡中有广泛的用途。它是夏天常见的蔬菜,成熟的葫芦常被用作杓、瓮等各种器物和工艺品。古代它称作瓠、匏,人们把它看作瓜类(相当于现代分类学中的葫芦科)的一种。通常所谓的葫芦,按今天植物分类学的标准,包括数个变种,即葫芦(也叫壶卢Lagenaria siceraria)、小葫芦(L. siceraria var. microcarpa) 、瓠子(也叫扁蒲、长蒲L. siceraria var. hispida)、匏瓜(又叫瓢瓜或蒲杓蒲L. siceraria var. depressa)。葫芦和小葫芦的差别主要在果实形体的大小,葫芦的果实的长宽均在1035厘米,而小葫芦的果实长仅约10厘米。瓠子的果实呈圆柱状,通常比葫芦长一倍以上。匏的果实呈扁球形,直径达30厘米左右。

葫芦是一种在亚、欧、美数洲都有悠久栽培史的古老作物。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葫芦“在古代非洲、亚洲、美洲都有发现……有人想象印地安人过白令海峡时,腰里就挂着葫芦。”[i]这种说法是很发人深思的。这是因为,葫芦是一种在新旧大陆都有着古老栽培历史的植物。这究竟是它作为一种很有用的植物,在很早就由亚洲传到美洲呢,还是这种植物的野生种在两地都有分布,并在各自文明的发展中,被不约而同地驯化为作物。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在古代文明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作物。下面笔者就我国有关它的史实对它的栽培史和在我国的文明发展史中的意义先作一些考察,然后就上述问题作一初步的分析。

 

1         有关考古资料及其名称的流变

 

1.1  考古发现的葫芦和同形的陶器

葫芦的果实被我国古人利用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这从我国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新石器遗址的相关遗物中可以看出。在我国黄河流域,河南新郑裴李岗距今约七八千年的新石器遗址中,曾出土古葫芦皮[ii]。在我国长江流域,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曾发现过小葫芦的种子[iii]。另外,湖北江陵阴湘城的大溪文化[1]的文化遗址,以及长江下游的罗家角、崧泽、水田畈等新石器遗址里也发现过葫芦[iv][v]这种事实表明,我们的先人很可能当时就用葫芦制作器物。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有用作器物的老葫芦皮方可能长久保存,而食用的嫩果是不可能留存至今的。另外,从包括上述两处的大量新石器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也表明当时的人们不仅仅把它当作食物,而且用它制作各种器物。这是因为大量葫芦形的陶器可能就是根据葫芦的形态仿制的。

我国陶器的出现很早,江西万年的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的甑皮岩都出土过距今约1万年的陶器,根据有关专家介绍,当时的陶非常粗,因而难以复原。笔者没有看到出土的陶碎片被恢复成完整的器物,所以也不知其原来的形态如何。但很可能有部分是模仿葫芦制作的,这种类型的器物(陶壶等)在我国北方和南方具有代表性的裴李岗新石器遗址、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都有发现[vi](见图),另外在北方其他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新石器遗址如仰韶文化遗址、河南庙底沟遗址中[vii]也有众多的葫芦形器物发现。从上述考古发现的资料,可以推测在新石器时代这种作物在我国各地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其当时的重要性分析,我们推想古人可能在新石器早期就开始栽培这种植物。

1.2 葫芦名称的历史演变

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有69?这种类型的文字,古文字学者指出,这是卣字,有专家指出它也是葫芦[viii]。除甲骨文这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名称外,葫芦在我国古籍中最早称瓠、匏和壶,这三个字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前二字在古代大约是相通的。这从《说文解字》中两字互训这点中可以看出[2]。瓠字从瓜,说明古人把它看作瓜的一种;另外,孔子曾在《论语·阳货》中提到“匏瓜”,也是很好的说明。壶与瓠同音,可能因瓠的器物功能(当壶用)而衍生。《本草纲目》在对“壶卢”进行释名时说:“壶,酒器也;卢,饭器也;此物各象其形,又可为酒饭之器,因以名之。古人壶、瓠、匏三名皆可通称,初无分别。”[ix]李时珍的说法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诗经·豳风·七月》中所谓“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中的壶指的就是现今的葫芦。后来这些名称在流传中,逐渐出现壶卢这个双音的名称。这个名称大约出现在三国时期,《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当时的学者提到东吴有“长柄壶卢”[x]。有人认为“瓠是壶卢的合音”[3],这种说法可能本末倒置。壶卢这一名称更可能是由于某些方言读壶时,加上尾音形成的。大约在南北朝的时候,它在江南还出现一个发音与壶卢相近的名字,那就是“瓠楼”(音娄)。南北朝时期的本草学家陶弘景在其《神农本草经集注》中写道:“又有瓠楼?,亦是瓠类,小者为瓢。”[xi]这里瓠楼?的出现,进一步证实我们的推测。胡芦和葫芦这两个名称显然是从这里衍生而来。后来瓠在一些地方又被叫作蒲,当然它与瓠只是一音之转。由于品种的差异,又有长蒲和芋蒲及扁蒲之分。

1.3 前人对葫芦品种的分类

瓠、匏和壶在上古时代虽然是相通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新品种的形成,人们也逐渐开始对各变种进行区别。至迟在汉代的时候,人们似乎已经有意识地将匏与后来称为壶卢(葫芦)的变种相联系。《说文解字》中说“匏,瓠也,从包,从夸,声包,取其可包藏物也”。晋代时郭义恭的《广志》记载:“有都瓠子,如牛角,长四尺;有约腹瓠,其大数斗……朱崖(故治在今海南海口市)有苦叶瓠,其大者受斛余。”[4]这里的都瓠子即后代的瓠子,约腹瓠根据李时珍的看法就是壶卢(葫芦),“以其腹有约束也,亦有大小二种。”[xii] 唐代《新修本草》出于确定药用品种的目的,对葫芦的一些品种作了辨异。宋代《开宝本草》中认为:“瓠固匏也”,但匏“可以为饮器,有甘苦二种,甘者大,苦者小”。陆佃《埤雅》中说,“短颈大曰匏”。到明代的时候,李时珍对葫芦各品种的确认已经大体成为后世的规范。他说:“后世以长如越瓜首尾如一者为瓠,瓠之一头有腹长柄者为悬瓠,无柄而圆大形扁者为匏,匏之有短柄大腹者为壶,壶之细腰者为蒲芦。各分各色,迥异于古。”([9]1692)从中不难看出,他的这种定义大体为今日的分类学家所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植物学家把葫芦科植物的果实称作瓠果,实际上等于把所有瓜类的果实都称为“瓠果”。这里有些观念也是从古人那里接受来的。我们知道,古人是把瓠归属瓜类的。这从上述孔子的言论中直接用“匏瓜”一词就可清楚地看出。另外,瓠字中含有瓜这个部首,《说文解字》在释瓜字时提到:“凡瓜之属皆从瓜”,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然,如果把葫芦科直接称为瓜科也许是更好的。瓜类在古代受重视的程度可以从作蓏这个字的意义中看出来,它不仅仅用于指瓜类的果实,它甚至可用作所有草本植物果实的总名。《说文解字》中有所谓:“木实为果,草实为蓏”这样的说法就体现了这点。当然,把葫芦作为科名,突出瓠这种植物在古人日常生活中所受重视的作物,似乎也未尝不可。

 

2.葫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用途

 

 

葫芦作为一种栽培植物的古老性,还可以从我国人民对它用途的充分挖掘,以及它在我国古代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影响中看出。葫芦在我国文明发展史的早期,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充当异常重要的角色。

2.1  葫芦在古代物质生活中的作用

葫芦在我国很早就见于文献记载。如上所述,甲骨文可能已有它的名称。在生动地反应我国西周至春秋时期(约公元前1050—公元前500年)农业社会生活图景的《诗》中,引人注目的有不少它作为食物的记载。《诗·小雅·瓠叶》中有:“幡幡瓠叶,采之亨之”;《诗·邺风·匏有苦叶》中有:“匏有苦叶”。对于上述诗句,三国时期吴国的学者陆机有这样的解说:“瓠叶少时可为羹,又可淹鬻极美,故诗曰:‘幡幡瓠叶,采之亨之’……至八月,叶即苦,故曰‘匏有苦叶’”[xiii]。而《诗·小雅·南有嘉鱼》则有“甘瓠累之”;《诗·豳风·七月》还有“七月食瓜,八月断壶”等称道瓠和收获葫芦的诗句。此外,在《诗·卫风·硕人》中还瓠犀比喻美人的牙齿。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人们非常熟悉的栽培植物。所以才会频频出现在当时的诗歌中。当然,说它是栽培植物还有两个理由,一是它的悠久利用史;二是它被删定《诗》的孔子与当时已被栽培的瓜[5]并称为匏瓜。另外,略晚的《庄子》中直接有“树瓠”(种瓠)的叙述。

战国和秦汉时期的文献进一步表明,葫芦在当时的食物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管子·立政》中指出:“……瓜瓠、荤菜、百果不具备,国之贫也;……瓜瓠、荤菜、百果具备,国之富也。”汉代,《汉书·食货志上》还强调在边角地种植“瓜瓠果蓏”。东汉《释名》记载:“瓠蓄,皮瓠以为脯,蓄积以待冬月时用之也”[xiv]。说明汉代时人们已经将瓠制成脯,当作干粮储备,同样说明瓠是一种受人们重视的食物。汉代的人们千方百计提高它的产量。据西汉的农书《氾胜之书》记载,当时的农民曾采取嫁接的方式来获得更高的产量。

葫芦的另一重要用途就是制作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前面我们提到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许多葫芦形的陶器,这就表明古人曾经以它作为模仿对象制作各种工具,不难想象它曾经起过这些器物具有的一些作用。从有关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更加直接地看出葫芦在古代当作器物的种种用途,从中也可看出这种作物有着古老的渊源。

把葫芦制成有用的器物,可能是葫芦被栽培的另一重要原因。诚如有些作者指出的那样:“古器物先有匏,而刳木,编织,陶埴、铸冶次之。”[xv]葫芦很早就被当作容器,这一点不但很容易从仿制的陶器中看出。壶字的产生也应当包含李时珍所提到的象形意义,用以表示盛液体的容器。从古代的文献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证据对之进一步的说明。《论语·阳货》也记载孔子曾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雍也》提到颜回简单的生活时有“一箪食,一瓢饮”这样的记述。说明把葫芦当作舀水的瓢也是非常早的。 《庄子·逍遥游》中写道:“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这虽然是个寓言,但也反应出葫芦被当作容器和水瓢的两种重要用途。另外《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夫瓠所贵也,谓之可以盛也。”这些都充分说明葫芦在古代曾经是重要的容器。

古人对瓠制作器物的倚重,还可以从西汉时的农书《氾胜之书》中看出。这本著作记载了栽培瓠用作制瓢时应该注意的一些方法。其中包括果实长到一定程度:“度可作瓢,以手摩其实,从蒂至底,去其毛,不复长,且厚。八月微霜下,收取。”提到当时一亩地可以收获2880个葫芦,种10亩葫芦可以加工出57600个瓢,从而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另外,瓠除“破以为瓢”外,“其中白肤,以养猪致肥;其瓣(种子)以作烛致明。”[6] 实际上,直到现在我国许多地区的农村,尤其是华南和西南及山东许多地区的人民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还常用葫芦作壶、瓢、盆、碗等器物。在笔者年幼的时候,在故乡福建农村还常见用葫芦制作的“蒲杓”[7]和用于盛豆类种子用的葫芦器物。甚至用木头制作的水杓,也因外形与葫芦制的相似,而被称作“蒲杓”。从这些古老的遗风中,不难看出葫芦在古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对它的倚重。

葫芦除用作盛物的日常器具之外,在古代还由于它成熟时密度很小而被当作浮水的用具。《庄子·逍遥游》中有所谓:“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有学者指出,在古人发明船之前,借用葫芦的浮力,在水上漂浮。他们“腰悬一组葫芦(又称腰舟)泅水,可腾出手来划行或捕鱼。”[xvi]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为壶卢(即瓠)“释名”时甚至认为:“其圆者曰匏,亦曰瓢,因其可以浮水如泡、如瓢也。”

此外,葫芦在古代还被用来制作武器。至迟在明代的时候,这种武器就已经出现了。当时的兵书记载的不但有不少“形类葫芦”的火器,还有直接用葫芦制作的火器。如“对黑烧人火葫芦”是这样制作的:“用凹腰葫芦为之,外以黄泥紫土盐水和护一指厚。晒干。再灰布一层,再以生漆漆之,听用。旧文章纸不拘多少,每次十余张,灯上点烧灼,将水盆覆板上,将纸点灼,就放盆下,连盖闷灰存性。每灰一两,硝一分、硫磺二厘共拌匀,灌入葫内;用火种烧红入内,随即用干葛塞其口,收贮听用,任放不熄。遇敌或夜行遇盗,藏于袖内放开口,迎面喷之,火发三四丈,烧须燎鬓,面目腐烂也。”[xvii]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我国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曾在晚清时期用葫芦制造一种类似手榴弹的火器[xviii]

葫芦与我国古代的医药也有异常密切的关系。它很早的时候就被当作药物使用。约成书于东汉时期的我国第一本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就有将“苦瓠”当作利尿消肿药物的记载。后来《伤寒类要》中也提到苦葫芦可用于治疗黄疸。当然,葫芦与医药的关系不仅仅于此,葫芦还是盛药最重要的容器之一。以前的“走马郎中”或药店常用葫芦盛药。后世俗语有所谓“不知他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就与此有关。另外,葫芦还是古代药店的幌子。《后汉书·费长房传》记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后来人们因此称卖药的、行医的为“悬壶”,美称医生职业为“悬壶济世”。

2.2  葫芦在我国古代艺术等精神生活中的作用

葫芦不仅在古人的物质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在古人的精神生活中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充分体现在它在我国古代艺术和宗教的用途方面。首先它是古代重要的乐器。我国古代有所谓“八音”(即八种乐器)。它们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其中金指鎛,石指磬,土指埙,革指鼓,丝指琴瑟,木指柷、敔,竹指管萧,瓠指笙。传说中人类始祖之一的女娲发明了笙。《白虎通》载:“瓠曰笙”[xix];《礼记·明堂位》有“女娲之笙簧”,其中注引《世本》曰:“女娲作笙簧”。用瓠作笙直到唐代的时候还在我国华南地区流行。刘恂记载:“交趾人多取无柄老瓠,割而为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韵清响,雅合律吕。”[xx]至今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仍然用葫芦制作乐器[xxi]

葫芦很显然还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艺术审美对象。至迟在宋代的时候,人们还设法通过栽培技术改变葫芦的颜色和形态,生产出各种观赏价值更高的葫芦。当时的《格物粗谈》记载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书中记载:“种细腰壶卢一颗,傍种全红大苋菜几棵,待壶卢牵藤时,将壶卢梗上刮破些须,再将苋菜梗上亦刮破些须,两梗合为一处,以麻叶裹之,不可摇动,结时俱是红壶卢,甚妙。”书中另一处还记载了栽培变形壶卢的方法。书中写道:“长颈壶卢结成,趁嫩时将根下土挖去一边,劈开根桠,入巴豆肉一粒在根内,仍以土埋,俟二三日软敝欲死,任意作成条环状,取出根中巴豆,培养数日,依然生发。”后来更是通过加范使葫芦长成人们想要的各种形状,制成多种多样的工艺品。另一方面,葫芦很可能是古代最重要的绘画题材之一,故而宋初陶谷会有“可叹翰院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这样的感慨。不仅如此,我国古代还有一种诗的格式叫“葫芦格”[xxii]。此外,我国古代的家俱和建筑物的门窗及屏风都有许多“葫芦杆”的装饰,这也体现了它在艺术方面的广泛影响。它还是古人用以盛放蛐蛐(蟋蟀)和蝈蝈等宠物的器具。

葫芦与我国的宗教艺术也有密切关系。道教徒不但在练丹时用它作各种方便的容器——传说太上老君的仙丹就是用葫芦装的。史籍记载,有个神仙在城市中卖药,“及市罢,辄跳入壶中”[xxiii]。因此,道教有所谓“壶中日月”和“壶天”一类的仙境。另外,道教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也是带着一个宝葫芦的。许多道教建筑,甚至后来众多的寺庙庵观亭塔都常在屋脊或顶上放置瓷质或陶制的葫芦,其宗教意义是否与上述“壶天”有关或有其它避邪镇魅的功用,笔者不太清楚,也可能与古代的某种葫芦崇拜或古俗有关。

从上面所列的史实不难看出,葫芦确实是我国古代一种很重要的作物,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诚如元代《王祯农书》所说:“夫瓠之为物也,累然而生,食之无穷,最为佳蔬”,以及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指出的那样:“窃谓壶匏之属,既可烹晒,又可为器,大者可以为瓮盎,小者可以为瓢樽;为舟可以浮水,为笙可以奏乐,肤瓤可以养豕,犀瓣可以浇烛(其种子含油率达51.5%),其利溥矣。”([9]1692页)

 

3.       有关古史和人类起源的传说

 

葫芦在我国栽培历史之悠久和古人对它的重视,还可从我国各地人民关于人类起源的一些古老传说中得到证名。闻一多作过考证,指出:“在中国的西南诸少数民族中,乃至域外,东及台湾,西及越南与印度中部,都流传着一种兄妹配偶型的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故事”([15]56);而“葫芦则正做了人造故事的核心”([15]59)。他还从文字和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考证出人类的始祖伏羲(又叫包羲)和女娲(又作女希)二名称实际由葫芦演化而来。这是因为前者的语音与“匏”通,而后者的“娲”在古代读作瓜。因此他认为:“伏羲与女娲,名虽有二,义实只一。二人本皆谓葫芦的化身,所不同者,仅性别而已。”([15]60)

在同一篇考证文章中,这位学者还认为,苗族等少数民族中传说的人类始祖盘瓠(即后来被称作开天劈地的盘古),也是与瓠(葫芦)相通的一个名称,而且“盘瓠与伏羲只是一音只转”([15]50页)。实际上就是说,早期的汉族和南方的少数民族有着共同的人类由来之传说。

闻一多的说法在我国古代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有关传说中都可以找到证据。《诗经·大雅·绵》中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意思就是说人是由瓜生出来的。这里的瓜应该包括瓠(葫芦),前面我们说过,从瓠字的字型也可以看出古人把它看作一种瓜。另外,彝族的《创世纪》中说,在远古洪水泛滥的时代,从葫芦中走出了一对男女,由于他们的结合,人类才得以繁衍。云南拉之上祜族长篇史诗《牡帕密帕》记载,人类也是由葫芦孕育而来的。葫芦不但在这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有广泛的用途,而且每当葫芦成熟的时候,他们还要举行相关的崇拜仪式和跳相应的舞蹈([19]27页)。这些史实都从一个角度反应出这种古老的作物在我国不少少数民族中的神圣地位,暗示着它与我国生命礼俗有着久远的渊源。对我们认识这种作物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至于为何古人会将葫芦视为人类产生的摇篮,闻一多认为这是瓜类植物种子多的原故。他的这一观点为一些学者所赞同。他们指出:《开元占经》卷六十五《石氏中官占篇》引《星官制》曰:“匏瓜、天瓜也,性内文明而有子,美尽在内。”诗“绵绵瓜瓞,民之初生”殆取其义。同时认为各民族广泛存在的葫芦崇拜和葫芦出人的神话,本质上是母体崇拜的表征[xxiv]。另外,有的民族学者通过对对我国西南兄弟民族的调查指出,滇西南哀劳山的彝族的语言中,葫芦和祖先这两个词汇完全相同,都叫作“阿普”,即葫芦就是祖先。他还认为,彝族对祖灵葫芦的崇拜,渊源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把葫芦作为母体崇拜的对象。这位学者还指出,以葫芦来象征人类繁衍的古义,在婚礼中有突出的表现。理由是《礼记·昏义》记载婚礼大典过程包括夫妇“共牢(同居)而食,合卺而醑(饮酒);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郑玄、阮谌《三礼图》说:“合卺,破匏(葫芦)为之,以线连两端,其制同一匏爵”。“卺”就是把葫芦一分为二为两个瓢,合卺就是把两瓢相合以象征夫妇合体,又回到了伏羲、女娲以葫芦为化身的身影([16]226227,234235页)。笔者认为他们的见解是很有道理的,这里试作一些补充,其一是由于古人注意到成熟的葫芦的形态与孕妇的胸腹相似,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古人造字的结果中看出来。在甲骨文中身(占?)、孕(占?)和葫芦(占?)几个字的字型是非常相似的([8]35371841页)。另外就是与葫芦在农耕社会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有关。

 

上面的论述充分说明,葫芦确实是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栽培植物。在此我们再简略讨论一下关于它的起源问题。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苏联著名植物地理学家瓦维洛夫(N. I. Vavilov)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认为瓠原产印度[xxv]。此后,还有英国学者认为是从非洲传到亚洲的[xxvi]。从后来不断发掘的新资料来看,他们的这些看法可能存在问题。

到目前为止,葫芦的野生种是否在我国有分布还不太清楚。我国古代的本草著作如《名医别录》记载它:“生晋地川泽”。但很难考证书中记载的就是野生葫芦。我国葫芦科的植物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尽管我们对现在栽培的葫芦野生种原产地还有待追寻,但从有关的考古发现以及众多历史、传说和民俗反映的情况看,这确实是伴随着我国文明成长并作用非同寻常的作物。已故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认为:“葫芦在中国应用得很早,壶字即由葫芦而来,不一定是由非洲传进亚洲的。”([25]43页译者注)从它身上体现的深厚文化底蕴,及西南地区有关人类起源的传说和崇拜习俗,以及上述《广志》记朱崖有“苦叶瓠”等情况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葫芦有可能起源于我国水热条件良好、葫芦科等藤本植物发达的西南地区或海南。实际上,我国长期栽培的葫芦科植物如冬瓜、丝瓜[xxvii]和南瓜[xxviii]等都可能起源于西南地区。今天之所以还未能发现葫芦的野生种,很可能是因为长期的农业开发,使其在我国的一些交通较好的生长地遭到破坏。或许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还有分布。

 

 

 

  葫芦被我国古人当作瓜类的一种,是我国栽培历史最悠久的植物之一。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我国新石器遗址中曾发现它的残果和种子遗存,文字记载也很早。它有多个变种,在我国古代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除果实和叶子供食用和作药物外,成熟的果实还被用来制作各种日常生活常用的容器、餐具、浮水的工具等等。另外瓜瓤则被用作喂猪,种子被用于榨油浇制蜡烛。它在古代中国人的艺术和宗教生活中也很重要。人们很早就用它制作乐器和作为工艺品。它对绘画、诗歌和器物装饰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它也是宗教尤其是道教的重要器物之一,很多寺庙建筑都有陶瓷的葫芦放置在显眼的位置。不仅如此,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日常用具明显是模仿葫芦的形状制成的。很明显,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能出于对这种植物极端推崇的缘故,古人甚至认为人类也由它发源而来。从有关历史资料来看,这应是一种起源于我国的栽培植物,原产地可能在华南或华西南。

A short history about gourd

LuoGuihuan

Abstract

Gourd (Lagenaria sicerariahad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melons by ancient Chinese, which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oldest cultivated plants in China. Not only its remains of fruit and seed have been found in some Neolithic sites around 5000 to 6000 B. C., but also its historical records were very old. The plant has several varieties, which was widely use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in ancient Chinese daily life. Besides its unripe fruit and leaf was used as food, material medicine, its ripe fruit can be used as various vessels and tableware as well as floats for crossing streams etc. Apart from those, its pith of fruit had been used as fodder, and its seed was used material for press oil, by which the candle can be made. Gourd was also very important in the life of art and religion. Its ripe fruit was used for music instrument and handicraft articles in remote prehistoric times. It also had some influence on drawing and poems as well as decoration of furniture. Gourd also was the important implements in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s especially Taoism. Nevertheless, people can find many ancient pots were apparently made in imitating the shape of gourd. It’s beyond doubt that the crop played a great part in development in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Perhaps because ancient people praised gourd so highly that they even believed mankind came from the crop. According historical information, gourd must origin in China, the site maybe in south China or southern-west China.

 Key words: gourd, cultivation, cultivated plant, origin

 

  葫芦被我国古人当作瓜类的一种,是我国栽培历史最悠久的植物之一。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我国新石器遗址中曾发现它的残果和种子遗存,文字记载也很早。它有多个变种,在我国古代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除果实和叶子供食用和作药物外,成熟的果实还被用来制作各种日常生活常用的容器、餐具、浮水的工具等等。另外瓜瓤则被用作喂猪,种子被用于榨油浇制蜡烛。它在古代中国人的艺术和宗教生活中也很重要。人们很早就用它制作乐器和作为工艺品。它对绘画、诗歌和器物装饰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它也是宗教尤其是道教的重要器物之一,很多寺庙建筑都有陶瓷的葫芦放置在显眼的位置。不仅如此,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日常用具明显是模仿葫芦的形状制成的。很明显,葫芦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能出于对这种植物极端推崇的缘故,古人甚至认为人类也由它发源而来。从有关历史资料来看,这应是一种起源于我国的栽培植物,原产地可能在华南或华西南。


 

本研究为所里支持的导向课题。在修改过程中,承蒙审稿的两位先生提供了很有用的资料,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1] 大溪文化距今约6000多年

[2] 《说文解字》卷七中有:瓠,匏也;卷九中有:匏,瓠也。

[3] 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豫部第九。

[4] 《广志》原书已佚,这里引自《齐民要术校释》(缪启愉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118页)

[5] 《诗经》中有“中田有庐,疆场有瓜”的句子足以证明这一点。

[6] 《氾胜之书》原书已佚,这里引自《齐民要术校释》(缪启愉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119页)

[7] 即北方人所谓的瓢。


 

[i]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1

[ii] 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图谱,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0, 53

[iii] 浙江文管会等,1976,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物,10页。

[iv]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和陶器的起源,载:远望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50

[v] 任世楠、吴耀利,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五十年,考古,1999917.

[vi] 文汇报,2001114日第4版图

[vii] 李绍翰,河南古代图案,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616

[viii]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1841

[ix]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八,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1692

[x] (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卷5,简傲第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86200

[xi] (宋)唐慎微,重修经史政和证类备用本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517

[xii]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八,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1692

[xiii] (吴)陆机,(罗振玉辑)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卷上。

[xiv] (汉)刘熙,释名,卷四,释饮食,四部丛刊本,19

[xv]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上海:开明书店,1948,62

[xvi] 彭德清,中国船谱,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13.

[xvii] (明)郭钰,武备志,卷130,中国兵书集成本,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32册,55295532.

[xviii] 刘尧汉,彝族的火器——葫芦飞雷,载: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53

[xix] (汉)班固,白虎通,卷二·礼乐篇,四部丛刊本,20

[xx] (唐)刘恂,岭表录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8

[xxi]  尹绍亭,云南的物质文化(农耕卷·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27

[xxii] (宋)黄朝英,缃素杂记,说郛(商务印书馆本)卷九。

[xxiii] (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费长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2743

30 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年,515

[xxv] Vavilov, N. I., 1992, The Phyto-geography basis for plant breeding, Origin and Geography of Cultivated Plants, Cambridge, p.331

[xxvi] 勃尔基著(胡先骕译),人的习惯与旧世界栽培植物的起源,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年,43页。

[xxvii] 罗桂环,丝瓜栽培起源考略,农业考古,19891

[xxviii] 胡道静,古代瓜类考,农书农史论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