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前期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查团
 

罗桂环

 

19273月初,得到中国北洋政府许可、正准备率队西行到内蒙、新疆等地考察的瑞典地理探险家斯文赫定遭到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停下脚步,与当时刚成立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进行谈判,几经周折,最终达成协议,共组中瑞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也称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The Sino-Swedish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 of China)。

这个考查团有中、外方团长各一。外方的团长是斯文赫定,中方的团长是北大哲学教授徐炳昶。中方队员开始共有10名,除徐之外,还有清华大学教授袁复礼、北京大学地质系助教丁道衡、历史系助教黄文弼、华北水利工程师詹番勋、北京历史博物馆照相员龚元忠、北大学生(后转为北洋大学学生)崔鹤峰、北大物理系三年级学生马叶谦、二年级学生李宪之、一年级学生刘衍淮。此外还有三名采集员庄永成、白万玉和靳士贵。后来参与该考查团的中国学者还有中央研究院的年轻学者陈宗器(1929年加入,直到1933年)、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学生郝景盛(19304月加入,在团里待了一年)、中央大学地理系的学生徐近之和胡振铎(1931年加入,在团里待了一年)。

这个团的工作原定期限两年,后来实际延期到1933年。中方首批团员工作时间最短的是崔鹤峰,他在团中只工作了约半年就返回。其次是团长徐炳昶,他到新疆后即于翌年返回北平。而在团中工作最长的是徐走后代理团长的袁复礼,他在野外一直考察到1932年。其他团员大多工作到1930年。

此次考察在地质、地理、气象、古生物和考古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中国团员而言,比较突出的包括丁道衡在内蒙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在新疆调查了各地的矿藏。袁复礼在新疆、宁夏等地采掘到大量的爬行动物化石。其中包括新疆二齿兽、布氏水龙兽、赫氏水龙兽、魏氏水龙兽、袁氏阔口龙、袁氏三台龙、奇台天山龙和宁夏结节龙等。一次考察发现如此众多的爬行动物化石,这在以往还是不多见的。袁复礼、丁道衡、詹蕃勋、陈宗器在考察中都绘制了大量地图。陈宗器还对罗布泊的轮廓和它的变迁经过做了测量和考察,这是地理学上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郝景盛则是我国较早在青海和甘南作植物地理调查的使者。黄文弼对吐鲁番交河城雅尔崖古墓葬区的发掘以及罗布泊北岸土垠遗址的发现,也是非常出色的考古工作。

外国团员在此次考察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斯文赫定在所到之处都进行了地理测量,并绘制了路线图。多名外籍团员在许多地方作了三角测量,绘制地图。德国人狄德满(H. Dettmann)、瑞典地质学家安博特(N. Ambolt)测定各地的经纬度。瑞典地质学家那林(E. Norin)和安博特在新疆和青海做的地磁和重力测量,是我国西北地区最早的地球物理学工作。德国气象学家郝德(W. Haude)带人在内蒙的额济纳河(葱都尔)、乌鲁木齐、库车、若羌建立了四个长期的气象站,在包头、吐鲁番、和田、莎车等地进行了短期气象观测,并在天山、阿尔金山和昆仑山中建立了十处短期的山地气象观测站。这批观测站的建立为开辟西北航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瑞典地质学家贝格赛(G. Bexell)在内蒙的泰布其和阿拉善北部之乌托亥发现大批恐龙化石,同是瑞典地质学家的布林(B. Bohlin)在内蒙的乌拉特后旗的宝音图发现了原角龙和甘肃北山地区发现微角龙。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F. Bergmen)等在额济纳河沿岸发现一万多枚居延汉简,是上个世纪我国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此次卓有成效的科学实践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国际合作,是一次在中外交流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科学活动。在长期的相处中,中外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友谊。斯文赫定在其《长征记》一书中这样写道:“中、欧间这种善意的、友谊的合作在我看来,是一种真实快愉的泉源;我把同地球上最伟大的、在许多观点上最饶兴趣的民族这样密切地接触过这件事当作一种最大的获得。” 通过此次考察,我国学者从西方学者尤其是斯文赫定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徐炳昶在其《徐旭生西游日记》中曾称许赫定博士的治学精神是“人类的鸿宝,永远无从磨灭的东西”。刘衍淮曾经这样写道:“斯文赫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宽洪大量,乐于助人,作者(即刘衍淮)与李宪之在德留学期间赫定多次照顾,丁道衡与陈宗器留德费用,多由赫定资助,中外团员之长期共事亦多成为至友,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不仅在学术上有重大贡献,在国民外交方面也极为成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北科学考查团培养了一批年青的中国学者。他们在近代的科学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陈宗器后来成为我国地磁科学的重要奠基人,徐近之则成为我国最早考察青藏高原的一批学者,黄文弼是我国西域考古的开拓者,李宪之和刘衍淮后来都在我国气象科学的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做出重要贡献。丁道衡在我国地质学、矿物学方面也都取得非常光辉的业绩。

和我国近代许多胸怀大志的科学家一样,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学者体现出的吃苦耐劳,为国奉献精神可谓感人至深。他们不但要经受严酷自然环境的考验,时常有断粮缺水之虞,还要经受地方当局的种种刁难和干扰。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在这种情况下,连续在野外科考五年顾不上回家。他们的坚强斗志和优秀品质非常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