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书边杂写

张申府与相对论
 
刘钝

  1962年3月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广州做了一个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演讲,在回顾了自己的出身和早年经历之后,他深情地说道:“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俩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

  张申府曾在北

京大学学习数学和哲学,后留校任教,同李大钊、陈独秀均有密切的联系,是中共建党的关键人物,据他自述,陈独秀曾全权委托他在国外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组织。刘清扬在“五四”时期就同周恩来、邓颖超一道参与天津觉悟社的活动,1920年11月随蔡元培、张申府等一道登船赴法,不久成为张申府的生活伴侣。周恩来早于他们一个月抵达法国勤工俭学,同时还担任天津《益世报》在欧洲的通讯员。正是由于张申府的介绍,刘清扬与周恩来于1921年初在巴黎先后加入了中共小组。同年9月,里昂的中国留学生中爆发学潮,时任华法教育会派驻里昂代表的张申府不满中、法官方合谋镇压学生运动,扔下每月800法郎的官俸辞职而去。由于巴黎居住不易,张申府决计同周、刘两位年轻朋友一道去柏林闯荡,也希望在那里开辟中国共产党人的又一块阵地。

  耄耋之年的张申府在接受美国历史学家舒衡哲的访问时回忆道:“1922年2月,我、周恩来和刘清扬三人搭乘夜车到柏林。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旅程。我同他们谈了三位犹太人的重要贡献,他们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这三个人对西方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时的情景:80多年前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奔驰在欧罗巴原野上的夜车里,神情激奋的前北大哲学教师滔滔不绝地讲着“三位犹太人”的事迹,两位年轻的听众则全神贯注地侧耳倾听。从张申府口中道出的爱因斯坦,或许还有那惊世骇俗的相对论——20世纪初物理科学与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它的诡异、艰难、曲折与最终的胜利,以及投身其中所需要的巨大智慧和勇气,对面前那位年方24岁的热血青年、未来的共和国总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申府晚年的回忆中,不止一次地涉及“三个犹太人”这一主题。在另一次访谈中他对舒衡哲说:“在哥廷根我决意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爱因斯坦,我在中国时便已经对他留意。1920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科学的革命》(按原文名《科学里的一革命》,署名张菘年,载《少年世界》第1卷第3期,1920年3月),我是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史上的突破性以及重要性的人。他的学说使宇宙较为清晰、较为容易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也有很大的美感,它总结了和改变了物理学上所有的概念,使物理学更加哲学化。”在《我的教育、职业、活动》(载《所忆》)一文中,张申府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以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称为“三绝”,说它们“都是当时趋向绝顶的东西”;“记得有一次在柏林寓所集合了一些最熟的朋友,谈了一晚上‘三绝’”。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载《所忆》)中张申府写道:“那时我非常崇拜三位犹太人,把他们称为‘犹太三杰’,一位是马克思,社会学家;一位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家;另一位是爱因斯坦,他提出了‘相对论’。这些经常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记得当我详细地谈了马克思的家庭和一生的经历,他的巨著《资本论》以及他的理论,马克思对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时,周恩来曾经谦称我是他的师兼友,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他又说:“到德国后,我的薪金没有了,只能靠卖稿子生活。我给商务印书馆翻译了一本爱因斯坦著的《相对论》,得到一些稿费(后未见此书出版)……”

  大概张申府的翻译计划没有实现,但他一生确实发表了多篇介绍爱因斯坦的文字;除了上述《科学里的一革命》外,他还翻译过罗素的《相对论与哲学》和《什么是物质》(节译罗素《相对论ABC》之一章),撰写过《爱因斯坦的人生观》、《具体相对论》等。

  张申府是一位颇为自负和率性的人,他晚年的回忆也难免掺杂自夸和炫耀的成分;但观其一生言行,他确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人物中最关注自然科学新成就的一位,这也包括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内。

  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关于该书的一个全面书评将刊于《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4期)。

  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