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版《两种文化》的两个小注

 

刘钝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两种文化》的新译本,为我们在新时代解读“斯诺命题提供了方便。两位译者之一的陈克艰是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科班,沪上颇有点名气的书评家;另一位秦小虎未曾谋面,猜想是位年轻人。我自忖不具备评点他人英文的资格,感觉译文大体上还是流畅的。这里只想借书中一段文字及其封面发挥一下,要说的与斯诺阐述的主题有关。

 

斯诺在演讲伊始就提到几处象征性的地名,对他的英国听众来说是无须解释的,而对不熟悉伦敦(和纽约)地理及其历史变迁的多数中国读者,我的建议是最好提供一点注释:

柏林顿馆(Burlington House),位于伦敦市中心皮卡迪利大街上,曾经是大科学家波义耳及其家族的宅第,在斯诺演讲的时代为皇家学会所在地(1857-1967),现为皇家艺术学院所据。

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伦敦西南的一个地区,这里有科学与工业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地质学博物馆,以及英国最有名的理工大学帝国学院。

切尔西(Chelsea),毗邻南肯辛顿而靠近泰晤士河的一个地区,在斯诺演讲的时代为艺术家集聚和生活之地,现在伦敦的“艺术村”已迁移至东区的豪斯顿(Hoxton)

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同著名的皇家天文台无关,这里指纽约曼哈顿下城西14街至西休斯顿街之间的区域,亦称“西村”(West Village),在斯诺的时代是美国现代艺术的中心。如今的切尔西和格林尼治都已成为富人住宅区。

有了以上的注释,斯诺的意思就容易理解了。下面我试

着将两段略显饶口的话重译如下:

“他们(指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几乎中断了交往,在学术、道德和心理的氛围上也毫无相通之处,以至于(一个人)从柏林顿馆或南肯辛顿到切尔西就如同远涉重洋”;“事实上,这样的旅行比远涉重洋还要艰难,因为越过数千英里的大西洋,人们会发现格林尼治村的居民讲着与切尔西人完全相同的语言,但是这两个地方的人却全然不能同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沟通,好象那里的科学家只会讲藏语一样。”

[who had almost ceased to communicate at all, who i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sychological climate had so little in common that instead of going from Burlington House or South Kensington to Chelsea, one might have crossed an ocean.

In fact, one had travelled much further than across an ocean--because after a few thousand Atlantic miles, one found Greenwich Village talking precisely the same language as Chelsea, and both having about as much communication with M.I.T. as though the scientists spoke nothing but Tibetan.]

应该指出,《两种文化》的旧译本(三联出版社,1994年,译者纪树立)在“柏林顿馆”和“切尔西”后面都以括号作了很简单的说明。

 

现在来谈这本书的封面[1]。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母本一样,封面取自拉斐尔一幅名为《塞比勒之拱》的油画[2]。在这幅作品的上部,拱顶两端坐着两位截然不同的人物:左边是一位身穿白衣的天使,手里举着的书板正被人写上耶稣基督即将降临的福音;右边是一位著紫衣黄裙的女巫,正向她的希腊罗马信徒传授另一类救世主就要现身的预言。在这两个人物的下方,拱门两侧是两类彼此不能沟通的人群。这正是“斯诺命题”的一个生动图解:科学家vs人文学者,科学文化vs人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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