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命題今昔和科學史的文化功能*

 

劉鈍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摘要

 

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割裂和相互制衡是近代思想史上一條醒目的軌跡,儘管這一被稱作“斯諾命題”的現象早在15世紀就引起西方思想家的關注,由於傳統思想地位的牢固和近代科學的缺席,在中國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才得以彰顯並導致一場高水準的思想交鋒,可惜由於意識形態的介入和政治局面的動盪沒能延續下去。在知識經濟時代和全球一體化來臨的今天,“斯諾命題”仍然具有巨大活力。上一世紀末在西方發生的“科學戰爭”,與20年代在中國發生的“科玄之戰”,都是“斯諾命題”在思想界的具體反映。一個古怪的事實是:一般而言,兩個對壘陣營的基本政治文化立場,在(20)世紀初和世紀末恰好互為鏡象。當今科學與技術發展的巨大加速度和可怕的利益驅動,促使人類對“科學無禁區”這一理念進行認真的反思。對“致毀知識”的約束不應僅僅局限于道德層面,為了全人類的福祉和子孫後代的生存,政治家、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應該攜手,調動孕藏在民間的巨大潛能,制止那些“以科學的名義”從事的可能對人類生存帶來災難的研究,就像在思想文化領域要禁絕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糟粕一樣。從事科學史研究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讓人們瞭解學科的發展沿革,在更重要的意義上,是為了使民眾具備均衡的文化素質和與時代相適應的知識結構。在新世紀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整合中,科學史應該也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斯諾命題的前世淵源

 

1959年,身為物理學家和小說家的英國人斯諾(C. P. Snow, 1905~1980),在劍橋大學作了一場著名的瑞德演講(Rede Lecture),講稿後來以《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為題正式出版 [1]。他在演講中提出,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由於科學家與人文學者在教育背景、學科訓練、研究對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諸多方面的差異,他們關於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判斷經常處於互相對立的位置,而兩個陣營中的人士又都彼此鄙視、甚至不屑於去嘗試理解對方的立場。這一現象就被稱為“斯諾命題”。

其實有關兩種文化的割裂,早在文藝復興的早期就現端倪並被一些敏銳的思想家觀察到。被稱為“早期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彼得拉克(F. Petrarch, 1304~1374),出於尊重人性和提倡道德的願望,公開地批評科學特別是醫學。他在《對醫生的指責》一文中,用極為刻薄的語言警告醫生:“去幹你的行當吧,去修理人的身體吧,但願你能成功,否則就殺死他,再去索取你的酬金……你怎麼可以幹如此卑鄙的勾當,讓修辭學委身醫學,讓主人服伺奴僕,讓自由的藝術從屬於機械的藝術呢?”一百多年後,洛倫佐(Lorenzo)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佛羅倫薩(Firenze)的學者和思想家們認為帕多瓦(Padova)的大師們的見解是“古怪的和充滿幻想的。”實際上他在這裏揭示了分別以兩所名城為代表的文藝復興時代的不同文化走向,即堅守亞里斯多德——阿威羅伊傳統、以精密科學和邏輯推理為旗幟的帕多瓦的醫生和科學家們,和以“回到柏拉圖”為信條、高揚人性第一的佛羅倫斯的詩人、藝術家和人文學者之間的對壘。這一現象後來被雷南(Renan)在其著作《阿威羅伊》(Averroé)中表述為著名的命題:Padova vs. Firenze [2]

啟蒙時代的重要思想家盧梭(J. J. Rousseau, 1712~1778),則通過誇大雅典和斯巴達在審美旨趣上的差異來申揚其反理性主張。1750年,第戎科學院舉辦了一次徵文大賽,題目是“藝術與科學是否有益於人類?”以反方立場應徵的盧梭一舉奪得桂冠。他指出文化在教給人類種種非自然需求的同時,也強使人類受制於這些需求,因此他讚美斯巴達而鄙夷雅典;他認為科學產生於卑鄙的動機,文明人是腐化的,只有未開化者才具有高尚的德行。1754年他在《論不平等》中進一步發展了這些觀點。翌年當他把這一著作送給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後,後者對他進行了尖刻的嘲諷,從而導致這兩位啟蒙大師的終身對立 [3]

嚴格說來,盧梭的反理性傾向並沒有涉及“兩種文化”的分野。在他眼中,藝術與科學一樣,都是人類腐化的結果;然而他的強調尊重人的天性和感情的思想,卻對18世紀歐洲浪漫主義運動產生了強大的影響。早期的浪漫主義者追求一種動盪的、有風險的生活,在對農民的田園式生活進行理想化的同時詛咒工業革命,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與物質兩方面的醜惡後果。

被稱為維多利亞時代“人文主義傳統在英、美的偉大繼承者和傳播者”[i] 的馬修 · 阿諾德(M. Arnold, 1822~1888),也提出過類似“兩種文化”的觀點。他在1869年那篇享有盛名的論文《文化與無政府狀態》(Culture and Anarchy)中,對英國人所“尊崇的機械與物質文明”,和使得“人性獲得特有的尊嚴、豐富和愉悅”的文化之間作了一番對比,認為人類“對機器的信仰已經到了與它要服務的目的荒謬地不相稱的地步……好象機器本身或其作為目的就存在一種價值似的。”他認為現代文明更應該珍視自古希臘以來的人文主義理想,因為“與希臘羅馬文明相比,整個現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機器文明,是外在的文明,而且這種趨勢還在愈演愈烈。”[4] [5]1882年,為了回應赫胥黎(T. H. Huxley, 1825~1895)“文學將不可避免地被科學所取代”的論點和在学校中限制古典教育的主张[6],阿諾德在同樣以瑞德命名的題為《文學與科學》(Literature and Science)的演講中指出:“只要人類的天性不變,文化就將繼續為人類的道德理解提供支點。”[7]

19世紀末最接近於對“兩種文化”的分野進行表述的,是標榜新康得主義的弗萊堡歷史學派傳人李凱爾特(H. Rickert, 1863~1936),其代表作是發表於1899年的《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Kulturwissenschaft und Naturwissenschaft)[8]。他在書中圍繞著科學的分類問題,展開自己的歷史哲學理論,提出了自然與文化、自然科學與歷史的文化科學這兩種基本對立。按照他的觀點,自然是那些自生自長的東西的總和,文化則或是人們按照預定目的生產出來,或是雖然業已存在、但至少由於其固有的價值而受到人們特意保護的那些事物。他強調“價值”是區分自然與文化的尺規:一切自然的東西都不具有價值,都不能被視為財富,從而不需要從價值的觀點去進行考察;相反,一切文化的產物都必然具有價值,都可以視為財富,因此必需從價值的觀點加以考察。類似地,他也把自然科學與歷史的文化科學形而上學地對立起來:前者不以價值判斷附加於所考察的物件,其興趣在於發現事物或現象的普遍聯繫和規律,如天文學和物理學;後者旨在研究與普遍的文化價值相關聯的物件,並關注物件的特殊性和個別性,如嚴格的歷史學,其他一些學科則界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科學之間。李凱爾特的科學分類原則大體如下表所示:

 

 

價值判斷

非價值判斷

 

一般化

半科學的歷史學:如社會學、經濟學、理論法理學等

純粹的自然科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

 

個體化

嚴格的歷史學,即歷史的文化科學

半歷史的自然科學:如地質學、進化生物學等

 

另一方面,科學革命的勝利和工業革命的成就,使一部分思想家對科學必然导致社会進步產生了一種近乎狂熱的幻想,邊沁(J. Bentham, 1748~1832)的功利主義、孔德(A. Comte, 1798~1857)的實證主義、 以及斯賓塞(H. Spencer, 1820~1903)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都從不同的方面促進了這種觀念的傳播。孔多塞(J. A. Condorcet, 1743~1794)和皮爾遜(K. Pearson, 1857~1936)則可稱為這種思潮在科學界的重要代表。

孔多塞試圖以數學方法處理社會政治問題,從而使社會科學擺脫人類感情的蒙蔽而邁入純理性的王國。他在《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Esquisse d’ 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 Esprit Humin)一書中,對人類理性的發展必將帶來社會進步寄予了無限的希望[9]。皮爾遜則通過《科學的規範》一書,充分表達了19世紀科學家對哲學家的優越感,他嘲諷康德(Kant)發現宇宙被創造只是為了使人的道德行為有一個可以表現的場所,黑格爾(Hegel)和叔本華(Schopenhauer)甚至在不具備基本物理知識的情況下“說明”宇宙。他在書中寫道:“詩人可以用莊嚴崇高的語言給我們敍述宇宙的起源和意義,但是歸根結底,它將不能滿足我們的審美判斷、我們關於和諧與美的觀念……我們的審美判斷要求表像和被表像的東西之間的和諧,在這種意義上科學往往比近代藝術更為藝術”;“黑格爾哲學威脅要在德國壓制幼稚的科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任何種類的哲學教條或神學教條即使在數代人期間能夠阻止科學研究進步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10]

由此看來,“兩種文化”的分裂久已存在,斯諾只不過是將其明確地表述出來罷了 [ii]。斯諾的著作問世後,儘管針對這一命題的批評屢見不鮮 [iii],但是當今西方學術界的主流輿論還是承認,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割裂與制衡,乃是人類近代思想史上一條醒目的軌跡。

 

2.         20世紀的政治文化轉向:從“科玄之戰”到“科學戰爭”

 

“兩種文化” 的分裂在20世紀的突出表現,可以1923年在中國爆發的“科玄之戰”和1994年以來在美國點燃的“科學戰爭”為代表。

關於“科玄之戰”雙方的主要作品,當年就已結集出版[11],以後又一版再版,近來還有大量的著作和文章進行研究,這裏不再贅述。下面歸納三點基本屬於自己的思考結果:

(1)由於傳統思想的牢固和近代科學的缺席,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在中國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方得彰顯。“科玄之戰”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一次最高水準的理論交鋒,對於鞏固新文化運動的勝利果實和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態具有重大意義,可惜由於意識形態的介入和政治局面的動盪,後一目標未能實現。

(2)從受到“五四”影響的新青年,到當代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輿論,無不對持文化保守立場的“玄學鬼”們嗤之以鼻;當今的現實卻顯示出他們的某些擔心不無道理,“科學與人生觀”的關係仍然是困擾今人的重要話題。

(3)論戰雙方的主將都受過西方學術思潮的薰陶,論戰的焦點可以歸結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衝突,決定論與自由意志的是非,以及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分歧。由於雙方的教育背景不同而又堅守師訓,不懂也不屑於去弄懂對方的話語立場(如柏格森的唯意志論與皮爾遜的實證論),因此“科玄之戰”稱得上是“斯諾命題”的一個典型案例。

在“科玄之戰”爆發之前的1918年,新文化陣營中的錢玄同(1887~1939)與劉半農(1890~1934),為了吸引更多公眾對其新文學觀點的注意,合夥編演了一出雙簧:前者化名王敬軒在《新青年》上攻擊新文學,後者則作《奉答王敬軒先生》,對保守派的文學主張連同倫理道德觀念極盡揶揄挖苦,一時新文學名聲大噪。這一“嘻笑怒駡成文章”的把戲在70多年後的美國,被一個叫阿蘭·索卡爾(A. Sokal)的數學物理學教授克隆了。

不滿於西方學術界中後現代思潮的氾濫,以及所謂“科學的文化研究”中缺乏方法的精確性和語義混亂,在紐約大學工作的索卡爾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科學的文化研究者”,向美國現代文化研究的重要刊物《社會文本》(Social Text)投寄了一篇充滿後現代時髦語彙而又漏洞百出的文章。這篇題名為《超越邊界:通向量子引力的變形解釋學》(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長文,被刊登在《社會文本》1996年春夏合刊的名為“科學戰爭”(Science Wars)專號上,無論是雜誌主編,還是“文化研究”陣營的學者都沒有看出索卡爾的把戲,有的後現代學者還對其加以引用。隨後發生的就是笑劇了:索卡爾在另一家刊物上揭穿騙局,他也因此成為西方科學界和思想文化界最受人矚目的明星,感到蒙受欺騙的《社會文本》的主編和相關的學者則大為光火[12]
 

談到這一事件的意義,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溫伯格(S. Weinberg)在《紐約評論》上一針見血地指出:此事件表明,“從科學家與其他知識份子之間誤解的鴻溝來看,至少像斯諾若干年前所擔憂的那樣寬。”[iv]

其實索卡爾只是為這場“科學戰爭”添加了火藥,真正的導火索是出版於1994年的一本名為《高級迷信:學術左派及其對科學的責難》( Higher Superstition: 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的書,點燃導火索的是美國兩位大學教授勒維特(N. Levitt)和格羅斯(P. Gross)[13]
 

兩位作者在名為<學院左派和科學>的第一章中宣稱:“學院左派具體地顯現在一個幾乎不可侵犯的狹隘性上,它擴充且強化了傳統人文學者的偏狹。史諾爵士在他的《兩種文化和科學革命》一書中所說及的古典學者和歷史學者,已經由於他們對於最基本科學原理的那種自滿式的無知而受到譴責。作為科學家,我們發現自己面對了甚至更深重的一種無知——事實上,它不止是被錯置在錯誤的諮詢的海洋之前。那種無知現在更結合了想去判斷與譴責科學王國的驚人熱誠。我們身為一個更大的知識份子社群的一員,對它的尊重驅迫我們大膽地發言以反抗這種荒謬性。”[14]
 

按照他們的說法,《高級迷信》的主要目的,是向公眾揭露在大學中滋生的對自然科學的敵意,這種敵意大部分來自那些社會學家和文化研究者的“煽動”。他們尤其對“科學的文化建構”這一研究取向表示強烈的不滿,認為這種研究誤導了大眾。他們指責將科學與人類一般的活動放在一起考察是降低了科學的身份;同時他們以傲慢的口吻發問:不管是多麼天才的社會理論,在過去的世紀裏有過什麼進展嗎?它們對重要的社會事件做出過真正讓人信服的解釋嗎?做出過任何可靠的預測嗎?結果他們大膽斷言:對於所有這些提問人文社會科學界都不能給出肯定的回答[15]
 

平心而論,《高級迷信》中的許多批評是切中要害的,特別是針對建構論者普遍持有的文化相對主義立場,後者把科學看成是由社會環境、政治權威、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等組成的複雜網路下的一組精緻的約定,而不具有客觀的可驗證的基礎。《高級迷信》對科學的文化研究和性別研究中濫用辭彙的批評尤為尖銳。然而書中也流露出一種皮爾遜式的文化優越感,在這一點上他們與他們所要批評的對象毫無二致。他們認為科學家只要努力並誠實地工作,就可以經過由實驗和觀察所得到的材料獲得確定的真理;他們要求社會科學如同一般的自然科學那樣,具有精確的預測能力,否則一切免談。這種觀點在自然科學家中大有市場:他們中的相當多數人,堅持科學自主的神聖性在任何時刻都不容侵犯,老百姓在政治、社會、文化諸領域的實踐和辯論絕不能逾越專業的界限,科學界的一切問題都只能由內行人來決定。

本文不想在這場“科學戰爭”的來龍去脈及其影響上再花費筆墨,兩位臺灣學者林崇熙[16]、傅大為 [17]對此有過精闢的論述。現在讓我們轉向一個令筆者念茲在茲的問題:就“斯諾命題”而言,兩個對壘陣營的基本政治文化立場,何以在20世紀初和20世紀末恰好互為鏡象?

這裏所謂基本的政治文化立場,是一個沒有嚴格邊界條件的概念,同政治鬥爭中的黨派分野不可同日而語[v]。如果接受這一多少有些模糊的前提說明,我們就會發現一個相當古怪的事實:在“新文化運動”乃至“科玄之戰”中,“科學”陣營的擁護者,無論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還是馬克思主義者,抑或無政府主義者,都站在批判傳統的立場上,對社會變革持激進的態度,並堅信科學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催化劑;站在這一陣營對面的則是固守傳統的文化保守派。

到了20世紀末,情況正好相反:引發了“科學戰爭”的《高級迷信》,鋒芒直指形形色色的當代西方文化左派,從福柯(M. Foucault)、德里達(J. Derrida)、費耶阿本德(P. K. Feyerabend)到李欧塔(J. F. Lyotard)無一倖免,批判的重點特別指向70年代興起的文化建構論的代表人物,如被稱為最重要的法國“科學人類學家”的拉圖(B. Latour)和愛丁堡學派的代表人物夏平(S. Sharpin)、謝弗(S. Schaffer)以及“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的領袖阿諾維茲(S. Aronpwitz)等人,顺便捎上了誕生於60年代反戰運動和學生造反傳統的激進環保主義者,源自女權運動的性別研究,後現代思潮影響下的文化批評理論,以及近年來開始時髦的“非洲中心”論[vi]。這些力量的一個共同特徵是將對現代社會的批判、對資本主義貪婪的警惕,與科技對人的異化和對自然的破壞聯繫起來。索卡爾雖然自稱是政治上的左派,並有在尼加拉瓜桑地諾政府下從教的經歷,但他對左翼運動中的人文學者濫用解構工具和時髦術語的膚淺行為深惡痛覺,因此有人稱他的作為是從陣營中殺向左翼的一枝最要命的回馬槍。

新文化運動的闖將們是幸運的,他們挾社會革命與思想解放的狂飆,以“科學”和“民主”為武器向舊制度和舊傳統進行挑戰。面對神州沉淪的現實和各種思想新潮的湧入,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像其西方先驅狄德羅(D. Diderot, 1713~1784)、孔多塞和孔德那樣,對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將給人類帶來永恆的福祉堅信不疑。儘管他們的論敵已隱約提到剛過去的一戰夢魘,但二戰中那種以國家為主體、幾乎整個民族都參與其中的大規模種族滅絕暴行,還是善良的他們所絕對想像不到的;當然他們更無法預見原子彈和氫彈、光化學煙霧、江河斷流、森林毀滅、沙漠化、物種滅絕、白色垃圾、臭氧層破壞、能源枯竭、核洩漏、電腦病毒和網路犯罪、有害的轉基因食品,以及克隆怪物等。而這一切,正是形形色色的當代西方文化左派共享的社會批判資源。

關於“科學戰爭”的政治文化背景,還有一種堪稱大膽的分析:認為這是在美國政府削減國家R&D投入之後,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兩大陣營爭奪輿論主導權的一種表現。拉圖聲稱,這是“一小撮的物理學理論家,在喪失冷戰時期的巨額預算的情況下,為自己編造了一個新的威脅,為了對抗它,英雄般地展現出他們的精神堡壘。這已經不再是對抗蘇維埃政權的戰爭,而是對抗來自外國的‘後現代的’知識份子的戰爭。”[18]

在冷戰時期,國家可以不惜血本地讓科學家放手進行各種異想天開的計畫,這也的確使得一些科學家以精英自居而具有主宰世界的良好感覺。但是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美國科學界開始面臨經費供不應求的危機。《高級迷信》問世的前一年,克林頓(B. Clinton)政府宣佈取消預計將耗資10,000億美元的“星球大戰”計畫;幾乎與此同時,眾議院以壓倒多數的投票,通過了一項終止在德克薩斯州建造耗資110億美元的超級超導對撞機(SSC)計畫的法案,此時該計畫已經完成了五分之一,據說直接或間接導致數萬科技白領的失業。這就意味著,巨大的資源已從出手大方的政府轉移到錙銖必較的企業那裏去了,科學事業也得服從市場的需求。

另一方面,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早已超出狹隘的專業領域而具有廣泛的政治意義,有關科學的決策必然會受到民主制度的監督。二戰之後在西方出現的形形色色的文化左派,普遍對資本主義生產中人被異化成機器的現象表示關注,對科技進步的價值產生失望,進而愈來愈明確地將意識形態批判與對“科技異化”的批判結合起來。法蘭克福學派的主將馬爾庫塞(H. Marcuse),譴責現代化的工業設備及其高效率的生產,剝奪了人的獨立思想、自主性以及反對派存在的權力,從而使社會中的人成為“單向度的人”[19]。哈貝馬斯(J. Habermas)雖然不同意馬爾庫塞關於“技術的解放力量轉化為解放的桎梏”的斷言,但是提出科學與技術在今天不僅構成第一位的生產力,而且也成了統治合法性的基礎;也就是說,現代社會鑄就了一種新型的、以科學為偶像的技術統治論的意識形態[20]。70年代末開始興起的“科學的文化研究”,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傳統,又借助後現代主義者們的解構方法、知識權力理論、科學的文化建構論、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理論,並與女權主義和生態運動互為犄角,他們遭到那些主張科學權威至高無上的人士的嫉恨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如果這一分析還有值得考慮的成份的話,我們就有權利進一步發問:伴隨著全球化而來的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和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以及後冷戰時代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組合,特別是“9.11”事件之後美國這樣一個唯一超級大國的反應——從民眾心態的演變到決策者的戰略轉向,對科學權威的有效監督,對技術奴役性的批判,以及對可能出現的非理智決策的制衡,是否還能在民主社會中順利地實現?對非西方文化的研究與禮贊,如何才能與帶有原教旨色彩的民族主義加以區別?如何理解和把握與全球化同步前進、同尊重人類文化多樣性之間的微妙關係?如何認識與解決全球化掩蓋下的社會不公及其對弱勢民族、弱勢群體的傷害?如何避免民族的、宗教的或地域的衝突,惡化成一場波及全人類的世界大戰?[vii] 可否借助“第三次浪潮”的技術恩惠,迅速改變尚未被“第二次浪潮”覆蓋的廣大人口的生存狀態?[viii] 女權運動和生態運動,真的可以成為通向人類解放的不二法門嗎?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重新組合與後工業社會階級關係發生轉變的形勢下,誕生于二戰之後的西方文化左派,是否還能找到生存的空間和理由?或者說,他們應如何調整自己的策略,以繼續成為鉗制世界範圍的資本貪婪和霸權主義的力量?對這些發問給出一個哪怕是粗線條的解答,已距“兩種文化”所能涵蓋的主題太遠。

 

3.         “科學禁區”和其他

 

最近在重讀美國科學家戴森(F. Dyson)的《宇宙波瀾》(Disturbing the Universe)時,驚訝地注意到如下一段文字:

 

    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書中提及,在建立世界大主宰的仁政專制之前,先投下碳疽彈(anthrax bombs),使全人類在九年戰爭中全部消滅乾淨。碳疽彈是有可能現身的,它很容易製造,成本又低,而且對沒有事前充分防備的入口,具有極大的殺傷力。[21]

 

這裏提到的赫胥黎(A. L. Huxley, 1894~1963),正是前文中與阿諾德論戰的那個老赫胥黎的孫子,其兄朱裏安(J. Huxley, 1887~1975)更是大名鼎鼎,曾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首任總幹事,被人譽為“科學的公僕”。

A·L·赫胥黎是一個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作家。《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是著名的反烏托邦三部曲之一,出版於1932年。書中描繪的是一個福特紀元632年即西元2532年的非人性社會:在那裏,身處“幸福”狀態的人們從生下來就被教導要熱愛其機械的生活,他們擁有安定和無限制的性生活,但是卻沒有科學、藝術、家庭、個性和情緒。書中第一句話就把讀者帶到一個陰森可怕的地方:“一幢只有三十四層樓的矮墩墩的灰色建築物。大門口上方有幾個字:中央倫敦孵育與制約中心。”[22]

實際上,《美麗新世界》中的绝大多數生物學素材,來自作者的親密朋友、劍橋大學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著名遺傳學家霍爾丹(J. B. S. Haldane,1892~1964)。1924年,霍爾丹出版了一本名為《戴達魯斯,或科學與未來》(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的小冊子。戴達魯斯本是古代希臘的能工巧匠,據說是第一個使雕像人物的兩腿分開的藝術家。在希臘神話中,克裏特國王米諾斯(Minos)之妻愛上了一頭美麗的公牛,並與其生下人頭牛身的怪物米諾陶(Minotaur), 於是米諾斯請來戴達魯斯設計並建造了迷宮以關住這個怪物。而在霍爾丹版的希臘神話中, 戴達魯斯不但為米諾斯王建造了迷宮,還掌握使女人與公牛交媾生殖的技術,人頭牛身怪物不過是戴達魯斯所從事的一個遺傳學實驗的結果:

 

在一大群要不是具有蛇發的女怪,就是被阴间冥府保護的英雄人物中,研究希臘神話的學者竟然也能找到第一號現代人物戴達魯斯,真是太令人感到安慰了。……他在實驗遺傳學上的獨一無二的成功紀錄,後人再也無法超越。要不是人頭牛身怪物的飼養費用不是那樣高昂,他應該搶在孟德爾前面發現遺傳的秘密。[ix]

 

霍爾丹在這本小書中預見了政府行為的避孕行動、試管嬰兒、迷幻藥物等當代世像,還預見了從海洋中獲取食物的微生物遺傳工程;而A·L·赫胥黎除了提到碳疽彈外,又增加了一個人類大規模克隆自身的可怕情節。

 

 

回到戴森的《宇宙波瀾》,我們又讀到這樣的斷語:

 

國際生物學界有一件永遠值得紀念的功績,就是絕大多數的生物學家從未推動過生化武器的發展;甚至,他們還說服那些已經正式開始規劃生化武器研製的國家全面放棄並銷毀庫存的生化武器。若要衡量生物學家此一貢獻的偉大,我們只消想一想,如果物理學家帶頭拒絕發展核武,然後又說服他們的政府銷毀庫存核武,如今的世界該有多好。在科學文明史上,生物學家可不像物理學家,他們已以乾淨的雙手,通過歷史審判台的第一次考驗。[23]

 

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戴森和他在軍備控制裁軍署的同事、哈佛大學的生物學家梅索森(M. Meselson),剛剛慶賀他們成功地說服政府放棄了生化武器計畫,而後者是在偶然讀到美軍分發給作戰單位的一本名為《戰地手冊3-10》的小冊子之後,開始投身反生化武器的鬥爭行列的。梅索森向美國政治軍事領袖發出警告:生化武器異常危險,因為它會給弱小貧窮的國家、甚至一小撮恐怖分子帶來放手一搏的機會,使他們可能對像美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破壞。他強烈要求軍方迅速收回並徹底銷毀那些可能傳播生化武器知識的宣傳品,以免落入敵對勢力的手中。戴森與梅索森舉杯慶賀的時候,他們絕對想不到,美國本土在新世紀的第一年就遭到碳疽信件的襲擊;他們也無法想像,一批“瘋狂醫生”現在已經義無反顧地啟動了克隆人類的國際競賽,還有更多的骯髒計畫在暗中緊鑼密鼓地進行,面對歷史審判台新的考驗,今天的生物學家再也不能自詡擁有“乾淨的雙手”了。

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霍爾丹,還是神秘主義者A·L·赫胥黎,或者為美國軍方撰寫《戰地手冊3-10》的技術專家,大概都不會意識到,他們的作品起到了向社會傳播有害知識的客觀作用。

“有害知識”的提法,很容易被人攻擊為反理性和反科學;但是科學史上大量的例子證明,會給人類命運帶來毀滅性災害的“潘朵拉匣子”(Pandora's box)是存在的,有的人甚至將一類可能帶來導致人類自身毀滅或人類所生存的環境徹底破壞的知識稱作“致毀知識”,如直接導致原子彈發明的核裂變原理、應用於人類自身複製的克隆技術等。不容樂觀的是,研究者發現:“致毀知識”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而“致毀知識”的增長是不可逆的。

說它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是因為我們:  (1)不能阻止“致毀知識”萌芽的出現,這是由人類具有探索未知世界的天性所決定的;(2)不能阻止“致毀知識”出現突破性發展,這是由科學發展的規律決定的;(3)不能阻止“致毀知識”的應用,這是由社會的利益優先原則所決定的——正是由於政治軍事集團或國家的利益,導致一開始擔憂並反對將鏈式反應知識應用於軍事目的西拉德(L. Szilard, 1898~1964)、奧本海默(J. R. Oppenheimer, 1904~1967)和庫爾恰托夫( И. В. Курчатов, 1903~1960)成為美、蘇兩大國的“原子彈之父”;與這一原則作對將被毫不留情地淘汰出局,特勒(E. Teller, 1908~)取代奧本海默成為“氫彈之父”就是例子。類似地,DNA雙螺旋結構發現者之一的沃森(J. Watson),曾激烈反對將基因重組的專利擴大到一切生物,並因此辭去美國人類基因組圖譜計畫負責人的職務,但各種具有潛在危險的基因工程絲毫沒有放慢進程,巨大的商業利益使醫藥公司不必為找不到替代者而憂慮。

說它的增長是不可逆的,是因為:(1)發表過的“致毀知識”難以刪除,這是由現代科研體制的完善和資訊技術的發達所決定的;(2)通過分析和過程回溯可以恢復部分被刪除過的“致毀知識”,這是由科學的邏輯性所決定的;(3)在現代社會中人是難以控制的知識載體,這是由對個人主義的崇尚和現代社會的民主特徵所決定的;(4)知識本身具有的繼承性、連續性和整體性,使得所有企圖抑制其增長的努力成為幻想[24]

當代科學家在對自己從事的研究工作的價值判斷上,面臨著比他們的前輩們更困難和更嚴峻的挑戰。“科學——永無止境的前沿”,這是曾擔任麻省理工學院院長和羅斯福(F. D. Roosevelt, 1882~1945)總統科學顧問的維·布什(V. Bush, 1890~1974),在1945年為美國戰後科學發展規劃藍圖時發出的豪言壯語[25]。這句意在表達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不會窮盡的名句,常被誤解成對科學技術任意發展的放縱。1997年美國總統科技政策辦公室致國會的報告,就表露出一種西部牛仔式的躁動和野心:“科學是無盡的前沿,是唯一沒有限制的人類活動,對這一前沿的推進和對宇宙的探索哺育了我們冒險的意識和發現的激情。”[26]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在涉及科學家對社會的責任、權力和義務方面,他們受到的獎勵誘惑與相應的約束是不成比例的。下表是對我的同事劉益東研究結果的一個補充和簡化[27]

 

 

 

自我獎勵

滿足好奇心/成就感/優越感/崇高感/幸運感       

學界獎勵

獲得優先權/專利權/同行承認/學術榮銜

社會獎勵

職稱地位/政府和企業的青睞/知識產權的確立

 

 

自我約束

放棄自我約束的四條理由:“科學無禁區”與“科學中性論”/後果遙遠而不確定/放棄即意味放棄優先權故而自律乃無謂的犧牲/前有榜樣

學界約束

約束無法律效應/學人忌諱批評同行/學人對社會問題冷漠

社會約束

公眾和媒體缺乏判斷能力/國家利益有時造成道德真空

 

由此看來,當今科學與技術發展的巨大加速度和可怕的利益驅動,已使人類來到了一個決定命運的生死關口,“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將不再是科幻小說中的怪物,“寂靜的春天”說不定哪一天就會悄然降臨我們身邊。現在是人類對“科學無禁區”這一理念進行認真反思的時候了,對“致毀知識”的約束不應僅僅局限于道德說教的層面。為了全人類的福祉和子孫後代的生存,政治家、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應該拋棄彼此間的成見,當然更應正視自己的專業局限性和尊重彼方的知識所長而攜手合作,並調動孕藏在民間的巨大潛能,制止那些“以科學的名義”從事的一切可能對人類生存帶來災難的研究,就像在思想文化領域要禁絕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糟粕一樣。

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在中國尤其容易遭到“濫用後現代理論”與“反科學”的誤解。一種批評意見贏得很多科學家的同情,即現在討論科學霸權不是時候。一位著名的科學哲學家這樣說:“反科學主義不僅在理論上難以立足,而且在眼下的中國也是不明智的和不合時宜的,甚至是滑稽可笑的——我們有反科學的‘資本’嗎?我們有這份超前的精神‘高消費’的‘福氣’嗎?”[28]

應該說,上述提法是有建設意義的,值得學人進一步思考。關於中國的國情是否適合討論“科學的禁區”這一論題,我在兩年前的一篇小文章中提到:“中國既然要走趕超西方科技強國的道路,西方世界為完成工業化付出的代價和在文化上經歷過的巨大困惑我們遲早也會遭遇,實際上兩種文化的割裂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已現端倪。自‘五四’請出‘賽先生’到今日‘科教興國’喊得震天響,科學在中國似乎逐漸得到重視;但是只要認真思考就會發現,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只是視科學為征服自然的利器、為國家帶來富強的救世主,而漠視了科學所內蘊的使人類自身完善的巨大精神力量。這種對國富民強的追求和對現代化的苦戀,對於一個在近代飽經憂患的民族來說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對‘科學萬能’的幻想和對人文精神的漠視必將使我們付出沉重的代價。”[29]

另一方面,“斯諾命題”在當代中國的學術生活中時時會冒出來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在為《雙螺旋叢書》所寫的序言中,多年來致力於生命科學倫理研究的哲學家邱仁宗寫道:“人類必需充分認識現代科學和技術這把‘雙刃劍’的正面作用和負面作用,應用倫理和法律的工具約束它們的發展和利用。”[30]這本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道理,卻遭到一位技術專家義憤填膺的駁斥:“由於倫理學的落後並且缺乏像科學那樣的糾錯機制,由道德狂人和宗教狂人製造的災難和浩劫在歷史上層出不窮,在現實中也比比皆是。而科學狂人卻只出現在好萊塢的科幻恐怖片中,是那些道德狂人和宗教狂人為了散佈‘科學恐懼症’捏造出來的,在現實中找不到一個實例……中國傳統倫理的黃金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倫理學家不歡迎科學家來指導他們應該研究什麼或不應該研究什麼,就請倫理學家也不要鼓吹動用‘法律的工具’強迫科學家放棄某一領域的研究。”[31] 在這裏我們感到了一股逼人的霸氣,但是這種強悍的語調和全稱否定式的斷言在事實面前是蒼白無力的。

至於對那些並不懂得科學,卻將科學正確與政治正確掛鈎、將科學正確等同于道德正確,從而把自己裝扮成科學護法神的少數人,則不必幻想去同他們進行任何嚴肅的學術交流。他們在社會上扮演著與中世紀的神職人員相似的角色,這真是中國科學的不幸與中國政治道德的不幸。還是在兩年前的那篇小文中我寫道:“本世紀(指20世紀)初,德國人斯賓格勒(O. Spengler)在《西方的衰落》一書中曾預言:到20世紀末,隨著科學變得更傲慢與更不寬容,社會就會背棄科學轉而信奉宗教原教旨主義或其他一些非理性的信仰體系。這一預言在中國最近期的社會生活中得到了驚人的應驗。在我們義憤填膺地批判危害社會的種種歪理邪說的同時,科學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實在也有深刻反思的必要。”[32]

 

4.         科學史的文化功能

 

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時代,往往就是文明形態及學術綱領成型和學術規範重建的時代。在新世紀到臨之際,我們面臨著後冷戰時代政治格局的重組、全球經濟一體化、知識經濟與資訊社會出現、人類生存環境與社會發展不協調、自然資源日趨枯竭等嚴峻的社會問題帶來的挑戰,對這一系列問題的認真思考與解決,可能導致新的文化形態的出現[33]

21世紀的文化將是一種充分整合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綜合型文化;換言之,新的文化形態和學術綱領或規範的成功與否,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斯諾命題”的認識和解決的程度。在未來的文化建設中,科學史將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這不僅僅是因為它本身所具有的綜合文理的學術特徵,更重要的決定因素則是:它在人類知識譜系中的特殊位置,以及它所研究的對象的特徵屬性。

1392年2月1日,擔任佛洛倫薩市政廳秘書長的薩留塔蒂(C. Salutati, 1331~1406)在致德赫裏迪亞(J. F. de Heredia)的信中提出了一個在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命題,他認為歷史是人類最好的教師,因為歷史是比所有哲學和神學更為具體的知識,因為人性就是人在世界上行動的記錄,文明與政治都是在歷史的框架內實現的[34]

維柯(G. Vico,1668~1744)是在近代史上最早賦予歷史學以科學地位的思想家。他認為,數學是人為的因此也就是可知的,但它卻不反映現實;自然是上帝製造的因此不為人全知,然而它卻反映了現實。是否存在既可為人類全知又能反映現實的“新科學”呢?結果他在希臘神話與歷史學中找到證據,人與上帝可以溝通[35]。孔德繼承維柯的思想,認為歷史在人類發展的所有知識中居於首要地位;他又提出歷史發展的三段說:第一階段是神學階段,第二階段是形而上學階段,第三階段是實證階段,支配實證階段歷史發展的是理性科學,歷史進程終將達到一個臻于完美的境地。這是科學進步論的基礎[36]

科學史學科的奠基人喬治·薩頓(G. Sarton,1884~1956),是一位立足於實證主義哲學基礎上的科學進步論者。當他于上一世紀初開始投身這項事業時,他所懷抱的理想是:推進科學史學科的職業化與建制化,把古往今來科學技術和醫學發展的過程當作人類文明史中最激動人心的一個篇章進行研究,從而揭示科學、技術和醫學對人類社會發展與文明演進歷程的巨大作用。

主要由於薩頓本人和辛格(Ch. Singer, 1876~1960)、梅利(A. Mieli,1879~1950)、巴特菲爾德(H. Butterfield,1900~1979)、貝爾納(J. Bernald, 1901~1971)、李約瑟(J. Needham,1900~1995)等人的努力,科學史終於發展成一門國際化和建制化的學術事業。稍後,默頓(R. Merton, 1910~)開拓的社會學取向和庫恩(Th. Kuhn,1922~1996)的科學革命理論,使科學史研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研究的重點,逐漸從對科學技術發展歷史過程的關注,轉變到對科學本身的規律性研究上來。近年來,科學史研究在研究傳統與方法上,繼續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其核心是運用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語言學、神話學、文化人類學、知識考古學等不同方法,對科學這一主題,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從而出現了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科學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科學的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等新的研究取向或潮流。

如果套用李凱爾特的理論,薩頓與薩頓之前的科學史家們所研究的題材,一般來說是個體化的知識(如牛頓的光學手稿與伽利略的力學實驗),並由價值觀(如科學進步論)所主導;與此相反,把科學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分析的當代科學史家們,其關注的焦點則是一般性的和規律性的結果,並不受科學進步論這一價值觀所左右。這樣,從嚴格的歷史學中脫胎出來的科學史,由於外部條件的演進和內在研究取向的調整,其研究的對象已經具有同純粹的自然科學所關注的對象類似的特徵了。這樣的知識系統,是最接近溝通“兩種文化”這一目標的了。

如果說薩頓未能在其科學史實踐中真正實現其新人文主義綱領,那麼在21世紀,通過科學史促進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整合將是完全可能的。

 

 

本文原為2001年12月于臺北召開的第三屆“中華文明21世紀新意義”研討會論文,正式發表于李泓琪主編《理性、學術和道德的知識傳統》,臺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3年,445-476頁。

 


 

* 作者感謝傅大為教授和方在慶博士在他對本文進行修改時提供的資料。

[i] Lionel Trilling19051975)语,引自文献4,页167

[ii] 李國偉在題為跨越兩種文化的鴻溝,走出第三條道路的一篇導讀性文章中也提到,在斯諾之前別人也談過類似的話題,譬如布魯撓斯基(Jacob Bronowski)、克林(Merle Kling)、彼得森(A. D. C. Peterson, 甚至他自己在一九五六年與五七年,都為文討論過同樣的問題。參閱[]J. 布羅克曼《第三種文化》中譯本,唐勤等譯,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8年,序頁3

[iii] 例如,最著名的批評者F. R. LeavisSnow的爭論,參閱Lionel Trilling"The Leavis-Snow Controversy"Beyond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Learning,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5; 以及 David K. Cornelius and Edwin St. Vincent, eds.Cultures in Conflict: Perspectives on the Snow-Leavis Controversy. Chicago: Foresman, 1964.

[iv] 有關索卡爾的論文及其引起的爭論的資料,可以檢索其個人網頁http://www.physics.nyu.edu/faculty/sokal

[v] 實際上,《高級迷信》的作者們想使用的一個辭彙是觀點左派”(perspectivist left)。他們寫道:如果不是厭惡貼標籤式的辯論,我們可能早就這樣做了。左派的觀點主義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早期實踐主義的真正遺產,這個時代假定受壓迫者具有獨一無二的優越洞察力,而受害者的知識權威連同其道德權威都超越于任何挑戰。文獻13,頁79

[vi] 在作者開列的一張不完全的名單上他們提到:我們檢討的思想家在學院左派對科學的攻擊陣營中,絕不是無名小卒或周邊人物……舉文化建構論為例,我們選出科學社會學家和科學史家:阿維諾茲、拉圖、謝平、謝弗。在後現代主義方面,我們選出哲學家貝斯特(S. Best)、文化批評家羅斯(A. Rose)和文學批評家海列斯(N. K. Hayles)。我們考察的女性主義理論家包括一些最知名的:哈定(S. Harding)、哈蘿維(D. Haraway)、凱勒(E. F. Keller)、蘭吉諾(H. Longino)。至於激進環境論者對科學的攻擊方面,我們集中在學術界的梅荃(C. Merchant),也對準可能不在狹義的學術領域內的理論家雷夫金(J. Rifkin)和福曼(D. Foreman)。文獻13,頁46

[vii] 非營利性的美國國防評議基金會在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2000年世界上有68個國家爆發戰爭或大規模的  暴力衝突,2001年則有59個,包括最具危險性的九一一事件在內;而冷戰時期的平均數字是35

[viii] 這一想法來自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2001年訪華時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的談話,轉引自《科學時   報》,2001129日第8版。

[ix] 轉引自F. 戴森《想像的未來》,楊玉齡譯, 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9年,頁6970;個別文字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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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劉益東,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與科學轉型,《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年,164期,頁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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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劉鈍,科學史、科技戰略與創新文化,《自然辯證法通訊》,2000年,221期,頁46

[33] 劉鈍,面向21世紀的科學史,《自然科學史研究》,1999年,183期,頁193195

[34] [] E. 加林,《義大利人文主義》,李玉成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78

[35] [] G. 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36] [] B. 羅素,《西方的智慧》,崔權醴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下冊,頁596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