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穷节乃现

——读《竺可桢全集》第2卷有感


刘钝
 

 

《竺可桢全集》煌煌四卷(全部出齐20卷约1300万字),一经捧读难以释手。它们不但记载了集主毕生的科学贡献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也反映了其伟大的人格和对社会的道义承负,后者在第二卷中尤为突出。在对有关文章进行介绍之前,请容我先讲一段小插曲。

单位里有一位爱挑刺的老先生,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市井小民都在他的严厉批判之列,一些得道的学人亦不能幸免。前些年《围城》纸贵而“钱学”走红,老先生却不以为然,大骂书界和媒体“媚俗”,他的理由是书中那些猥琐人物不足以代表抗战后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又建议研究所开展“抗战时的中国科学”课题,研究当时的浙大、西南联大,研究竺可桢、叶企孙、王竹溪、王淦昌、吴大猷这些人。“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科学的今天”,老先生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下此断语。关于《围城》的价值及其作者的学问小子无由置喙,但所里这位前辈的建设性意见却时刻萦绕心头,无奈俗务缠身能力有限,那个课题终究没能组织起来。今日借着《竺可桢全集》前四卷的出版作一开篇词,就算是一份匆忙草就的答卷吧,但愿不致挨骂。

19362月,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和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云之下,竺可桢应邀在暨南大学做报告,名义上讲中国地理,实际上申扬春秋大义。演讲中谈到国际局势,由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而及中国,先生沉痛无比地说:“我们不及阿比西尼亚的地方,就在阿比西尼亚的人民还晓得保卫自己的国土,而我们简直袖手旁观任人宰割。阿比西尼亚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只有七百万人口,还不及江苏一省人口四分之一。他国内民族有三种,一是Semite(闪族),一是Hamite(含族),一是黑种。寻常的时候各部落不能相互联络,但是一遇外侮,尚能抵抗。而我国号称文明古国有四万万以上的人口,竟任人家的鱼肉,简直是中华民族的大耻辱……中华民族要得一条出路,唯一办法,只有奋斗。”(《中国的地理环境》)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竺可桢同卢于道、李振翩合作编写《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由中国科学社于19372月发行。先生在该书序中写道:“世所称古国,希腊、罗马、埃及之属,悉亡灭不可复续。独中国绵历三四千年,岿然如硕果之仅存。盖其声教文物自足以悠久,故能独出于等夷,不随诸国而俱泯也。惟是近百年来,科学勃兴,交通之便利远过曩日,欧美各国均藉近世文明之利器以侵略我国,日本随之,变本加厉……诚使举国上下懔于敌国外患之日深,危亡之在旦夕,各奋其智勇,迈进而靡己,一洗往日柔善之习、衰老之态,相与精诚团结,内兴要政,外御强侮……中国科学社诸同仁鉴于国人谬说纷纭,甘以衰老垂亡之民族自居,乃辑论文十篇曰《科学的民族复兴》,以科学方法研查吾国民族。”

1936年春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425日对学生训话,提出“办一地的教育,必须知其过去之历史,并明其当前之环境”,而“浙江过去历史上充满学术发达的光辉,自来学者尤多重经世,尚气节,能为民族奋斗。至今日环境,则在外患侵侮深入之中;浙江复为国防重心所寄,故本大学所负时代使命甚巨。”(《初临浙江大学时对学生的训话要点》)他从越王勾践讲到明季浙海的抗倭,一直到黄宗羲朱舜水王阳明,教育学生要以“宏伟的学问”和“光明的人格”立身处世。(《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20多天后,他对全校师生庄严宣誓:“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誓词》)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竺可桢一再提到陆游、文天祥、陆秀夫、张煌言等气节人物,但他讲的最多的还是王阳明,这是因为后者的人生轨迹,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还是社会意义上的,都与抗战时的浙大师生有相似之处。193711月,先生亲率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书器西迁并开始流亡办学:初迁浙西天目、建德,继驻江西吉安、泰和,三徙广西宜山;几经周折,历尽磨难,行程2600余公里,终于19401月到达贵州,继续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办学。而生于余姚的王阳明“除在浙江本省讲学之外,其一生事业在江西、广西两省为最大,又谪居贵州两年”;“治学、躬行、艰贞负责和公忠报国的精神,莫不足以见其伟大过人的造诣,而尤足为我们今日国难中大学生的典范。”1938111日,浙大在宜山举行开学仪式,竺可桢就作了《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之演讲,在简略回顾了阳明事迹之后他对学生们说:“这次民族战争是一个艰苦的长征,来日也许更要艰苦,我们不能不作更耐苦的准备……阳明先生平桂乱与谪贵州,正是赖非常的艰苦来成全他,结果果然动心忍性,增长他的学问,造成他的伟大……我们要自省:敌寇如此深入无已,将士与战区同胞如此捐躯牺牲,为什么我们还受国家优遇,有安定读书的余地?这决不是我们有较高的智识,就没有卫国的义务。只说明我们要本其所学,准备更大更多的卫国的义务。”在题为《浙大的使命》的演讲中他又说:“昔王阳明先生至龙场一年,其影响所及,风化文物,莫不因而改善进步。阳明先生之门弟子,率能笃践师说,影响亦宏。浙大来此,尚有多年之逗留,吾人自当法步先贤,于所在地之种种设施,革革兴兴,尽心竭力以赴。”

“风化文物”、“革革兴兴”,竺可桢在表彰阳明道德文章的同时,也高度赞扬其作为先进文化之代表对地方的教化之功,《大学生尤应为一般人士的表率》、《大学应为一地方的楷模》等文都循着这样一条思路而来。《大学生之责任》、《奋励自勉,自强不息》、《休念时艰,安心求学》、《大学生与抗战建国》等文则是当时环境下出色的思想动员,比起后世乃至于当今那些空洞的政治说教要高出不知多少。

在浙大西迁途中,与他相濡以沫18年的夫人张侠魂劳病交加逝于泰和,此《文集》就收有先生的《续成放翁原韵悼侠魂绝句两首》,又有《致郑晓沧(时任浙大教务长)函》谈论捐款设立“侠魂女士奖学基金”事。对于金钱,竺可桢也很像王阳明,在1940年的一篇演讲中他告诫即将走入社会的浙大毕业生:“在此动荡的大时代中,诸君毕业出校,意义更大,而责任亦更重。吾人所应深切的认识时代和自身,警惕奋勉,庶几可尽大学毕业生的责分。但所谓大学毕业,与职业学校不同。社会上多以‘钱’来决定个人的劳力应得的代价,然大学毕业生不当以钱为目的,要当以服务为主旨。不仅要学得技术方面的进步,而且要有科学的精神。”(《当以服务为主旨》)在战前的一篇演讲中他就以法拉第为榜样,教育青年献身科学应不计名利:“法拉第对于世界贡献很大,但他本人终身安贫乐道,临终时家徒四壁。他的门人丁台儿(Tyndall)说他很有机会可以坐拥巨万,但是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富与仁二者不可得而兼,他情愿终身研究科学,贫亦不减其乐。”(《科学研究的精神》)

义利之辨向来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论题,竺可桢对浙大1939年毕业生的赠言对此作了透彻的阐述:“诸君一入社会,首先要解决的是衣食住问题,在在需要金钱。若冷眼观察社会,好像金钱是万能的,各种享受的东西工具,非钱莫办。钱而且可以攫高位,握大权,甚至可以左右一国以及全世界的外交和政治……目前在美国,尽有许多富翁,一方面贩卖钢铁、煤油、飞机予日本,以从事轰炸中国后方手无寸铁的妇孺,赚资数千万,而一方面则又捐款若干万予礼拜堂,因而被一般庸俗人目为最忠实的基督教徒,同时也是社会上最体面的商人。如果每个人对于成功的看法都作如是观,以利为义,则均将变成为富不仁,故以赚钱为目的,则无论什么无耻的勾当都可以做到。如此种观点一日不改,则人类之腐败、残杀,即将永无底止的一天。”(《出校后须有正确之人生观》)

在此演讲中,先生盛赞那些为了国家利益与民族存亡默默奉献的人士:“粤汉路在敌人轰炸下之维持交通,湘桂路工程建筑的迅速,少数化学工业研究室里的结果,统为欧美人士所称道的,而在国内反因报纸上缺乏宣传,就很少人晓得……回溯在‘一·二八’沪战时,曾有汽车夫将日本军火连人带车开入黄浦江之壮举”;他又由抗战的前景说到大学生的责任:“抗战之终结,或尚有若干年,而在此时期中,吾人为了抗战多吃一分的苦,就是抗战以后,在我们的回忆中,可以多得一分快慰。吾人的使命无论多么卑微,力量如何薄弱,只要我们的工作与抗战有关,我们的心力尽了,我们自己就得到了安慰。从国家的立场说,她费了许多人力和财力来创办大学,也就得到了收获”;最后他又以先哲事迹激励青年:“所以吾人一入社会,便当立定主意,假想一个吾人理想中之一模范人物,这样做去。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这几句话,每个青年应为圭臬。像诸葛武侯这样六出祁山,有志未竟;孙中山先生去世之日,军权政权均尚握于北洋军阀之手。诸葛武侯和中山先生,在事业上言,可称为失败,而其精神,可历千百年而愈益光明。”

走笔至此,不由得联想起当今某些学人宣扬的一种观点,谓中国近现代史上灭种亡国之论,不过代表一种偏激的呼声——本意是想唤醒民众,结果反被独夫民贼所用,到头来以“反帝”、“革命”的名义剥夺民众的自由。笔者虽然佩服论者独立思考的勇气,却断断不以为“灭种亡国”是一班读书人在那里危言耸听。在国难当头时节侈谈个人自由,恐怕只有等着同日本皇军的狼狗刺刀去对话了。纵观近代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具有现代国家意识的民族,当其国家危急、民族蒙难之际,总有志士仁人登高一呼唤起民众。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不能因当代民族主义同某些宗教原教旨主张的合流而全盘否定民族大义,更不能因反对狭隘的沙文主义而否定中外历史上的爱国精神,现代国家观念同自由、民主一样是现代化的共生物。即使是当代西方最不遗余力鼓吹自由主义的辩士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宣告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社会最后归宿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也认为“民族尊严问题天生就是不可妥协的主权”,而“绝大多数国家只要想维持民族主权就别无选择地接受现代化中的技术理性主义。”

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一篇中,竺可桢先以布鲁诺、伽利略、刻普勒、牛顿、达尔文、哥伦布为例,说明浙大校训“求是”的精神实质,然后话锋一转落到救亡图存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之上,他特别谈到德国在被拿破仑占领之后,“爱国志士如费希特(Fishte)等,大声疾呼,改良德国教育制度,废除奴籍,整顿考试制度,卒能于短期间造成富强统一之德意志……费希特在其告德意志民众的演说中有云:‘如果我们希望拯救,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黑格尔将1806年普法耶拿战争看作现代化来到日尔曼的标志,我不敢断言竺可桢了解黑格尔的这一观点,但这里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先生又以亲历的英美大学战时教育为例,说明必要时一切需服从国家利益,而有志青年也应以此为荣:“犹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予正留学美邦,当时彼邦学子,一闻宣战,其中百分之九十,輒行自动加入战争,否则其女友亦鄙夷之。今我国则不然,大学生仍安居后方,雍容受业。然在二十年后,吾人果一朝自觉,对此抗建大业,毫无贡献,将悔之不胜矣!……同学得兹报国立身之良机,则幸勿交臂失之可也。”(《大学生与抗战救国》)

1944年底,抗战胜利曙光初现,内迁诸大学校长对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多持冷淡态度,先生于113日致书友人,称“尤其在反攻时期,大学课程应加以改变,应与军事部门取得联络,采取英美大学办法,授学生以军事技术教育:如建筑桥梁,毁坏公路,运用军事无线电,修理汽车,管理运输,担任翻译(为配合盟军)等,训练一年后即强迫在部队中服务。惟女生及残废者得免役。” (《致陈训慈函》)

《竺可桢全集》第2卷,收录先生1929年至1949年上半年的文稿287篇,其时正当神州陆沉之际、民族危亡之秋。特别是,先生临国难而掌浙大,至抗战军兴,从暖风熏人的西子湖畔到地处边陲的夜郎之乡,一路颠沛流离,上有日寇飞机轰炸,下有土匪豪强骚扰,先生率领全校师生,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教书育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储备了宝贵的智力资源,浙大亦被国际友人誉为“东方的剑桥”;而先生在此非常时期的言论行迹,足以使他名享“中国的脊梁”之列。

我们现在的物质条件比起竺可桢先生的时代可谓天壤之别,但论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与献身精神,我们却深感自愧弗如。眼下“物欲横流”、“金钱至上”,志节道义不为士人所重,哗众取宠的轻薄文字和境外贩来的快餐文化却大行其道,科学研究与学术建设中铜臭味道越来越浓,从规划制定到资源分配都难脱部门集团利益的影响,学术腐败屡禁不止,重复建设与铺张浪费触目惊心,思想工作流于两三句空洞的口号,极端个人主义被众多青年奉为人生圭臬。笔者近悉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某些大学校长为了使学校跻身某某工程,竟授意下属系统地编造档案,因此全校师生都被动员起来补造往年的“试卷”。据说这样的案子不在少数。斯文扫地,国运何昌?

敢请中国的大学校长、科技与教育部门的决策者们,和所有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子,于繁忙工作之隙、日夜劳作之余,读一读竺可桢,特别是这“时穷节乃现”的第2卷。

 

原载《科学时报》20041014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