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缪斯之梦

 

刘钝 曹效业

 

在希腊神话中,主掌艺术与科学的九个缪斯女神总是形影相随的。源于希腊-罗马世界并延续到文艺复兴的“七艺”(即逻辑、文法、修辞、音乐、几何、算术和天文)并重之举,也体现了人类为实现自身完美和知识均衡的可贵追求。遗憾的是,随着知识的增长和近代分科教育的出现,这一理想早已逐渐被人们所淡忘,至多象一个童年的梦还依稀存留在少数知识人的脑海里。

C. P. 斯诺(Snow)于195957日开始那个著名的演讲时,他无疑是揣着这个梦和一份堂吉珂德式的浪漫走上讲坛的。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斯诺本人和他的演讲遭到了不可计数的挑剔和责难,他所提出的命题仍然耐人寻味:科学与人文的二元裂分已使我们的文化受到了损害,是采取有力的措施弥合这一裂痕的时候了。

现代知识人的困境在于,我们会一面歆羡那些掌握多种知识和技艺的古代先哲和文艺复兴式巨人,一面又不得不成为学科、专业、集团和种种社会利益的囚徒。值得庆幸的是,就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来看,至少有三方面的征兆显示斯诺的努力不会象堂吉珂德的追寻那样全然落空。

首先,由于科学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方法的强大示范,在传统的人文知识领域应用科学工具和成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就拿最古老的人文学科之一的历史学来说,自19世纪兰克(J. von Ranke)树起“客观”与“批判”的大旗,到李凯尔特(H. Rickert)提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立,西方史学的一条主脉就是企图将“史学”化为“科学”。逻辑学与数学的近代联姻,以及自然科学中引出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新问题,也使哲学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与人文学术密切相关的艺术领域,科学的渗透更是有目共睹:解剖学、透视学、神经生理学和光学知识的进步,对于视觉艺术的发展和演变可谓水到渠成。至于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采用计量与统计方法,心理学和语言学应用脑科学与计算机模拟技术,地理、考古等学科应用遥感、信息与放射性化学的成果,无不显示科学在当代学术王国中呈现出一派睥睨群雄的气象。

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一批具有人文关怀和文化底蕴的科学家,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研究同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从而自觉地涉足过去被同行视为禁脔的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经济、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领域,特别是在抛开传媒写手而直接面向公众、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英国物理学家霍金(S. Hawking)、彭若斯(R. Penrose)、美国物理学家戴森(F. Dyson)和温伯格(S. Weinberg)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1995年问世的一本《第三种文化》,似乎可作为这一派人士集体登场的宣言。

第三,大约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从若干传统的人文与社会学术领域,相继衍生出一些以“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的综合性学科,尽管其学术源头还可以上溯得更早。粗略地说,从历史上科学活动的研究发展成科学史,从哲学视野中的科学真理问题发展成科学哲学,从关注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发展成科学社会学。这一学术谱系还可以、并且也确实在继续蔓延,例如以心理学的方法研究科学家的思维及行为而发展成科学创造心理学,在人类学框架下研究科学家群体内外的种种关系而发展成科学人类学,用政治学的观点研究科学决策机制而发展成科学政治学,以传播学的工具研究向公众宣传科学知识发展成科学传播学,借助管理学的手段研究科技政策及管理发展成科学管理学等等。

 

但是科学与人文的割裂依然存在,而且有日益加深的趋势。统而言之,人类的社会与人文理念未能跟上科学与技术迅猛发展的步伐,从而导致技术的盲目应用和一系列负面结果,包括自然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恶化、生物技术的滥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这些又反过来对人文空间形成挤压,导致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及对人文价值的蔑视。另一方面,科学在涉及人类精神活动与社会伦理等方面的局限性仍然无法逾越;进入“大科学”时代以后,科学又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与金钱和权力的纠缠。

平心而论,从历史和社会的维度对科学进行分析、研究乃至批评都是可以而且必要的,对此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领域中一些不同的流派,自50年代以来相继做出过有益的贡献,其结果是使“科学”自身成为人类知识领域中一个被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同时这类研究也促进了科学在开放的民主社会中健康成长——毕竟,科学本质上是一项具有精英色彩的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数学和物理科学中的一些深刻结果,在哲学中引发了相对主义的泛滥和对人类理性认识世界的怀疑。当思潮的流变发展到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加以怀疑,把物理实在等同于社会实在,并将科学事实解构成是由金钱、权力和一系列谈判、妥协、约定、宣传等社会及文化因素所组成的复杂网络时,这种对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就走得太远了。尤其是当科学的批评者同种种以“后现代”相标榜而充分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运动结盟时,他们不但招致科学界的抵制和反击,也引起了持正统立场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的不满。蓄积则泄,在世纪末人们终于看到了“科学战争”和索卡尔(A. Sokal)诈文这一当代“人间喜剧”。

所谓“正统”立场,就是坚信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与人类可以依靠理性认识世界的基本看法,这正是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这两门学科在20世纪初走向建制化的时候,其主流学派或领袖人物所持有的基本立场。有迹象表明,在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风光过后,西方思想界正汇聚着一股对理性回归的潜流,虽然其理论框架的庐山真面目现在尚不够清晰;但是可以预计,科学中的最新成就可能进一步揭橥物理实在的本质——从微观到巨观,从生命的本原到思维的机理,从而根本性地影响21世纪的哲学流向。当然这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归,即退到维也纳学派、孔德(A. Comte)甚至笛卡儿(R. Descartes)那里;相反,新的理性哲学必将吸收那些合理的社会批判因素和文化研究的结果。

人是社会中的人,思想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新的理性哲学一定需要适宜其生长的社会文化土壤,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又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发展与文化形态的演进;反过来,社会与文化因素不但左右着科学发展的环境,同时也决定了技术的应用方式。因此我们认为,恢复理性的尊严乃至重建新时代的理性哲学,绝不能脱离对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全面考察。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也曾有过引领世界风骚的昔日辉煌。但是当近代科学革命在西方孕育和发生时,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就被西方列强决定性地超越了。科学史中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就是企图对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进行探索。其实,我们今日面临着一个比“李约瑟问题”更现实和更为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在科学与技术迅猛发展并对人类社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逆转地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刻,如何使我们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

谈到复兴,萨顿(G. Sarton)在半个世纪前树立的一个路标依然熠熠生辉。那就是他在概括自己所提倡的新人文主义纲领时所表述的那句名言:“新人文主义是双重的文艺复兴——对于人文学者,它是科学的复兴;对于科学家,它是人文的复兴。”这个任务对于萨顿和他的时代来说是过于沉重了,但这一理想却值得我们尊敬和努力加以实践。无庸讳言,《科学文化评论》是蒙受过这一理想的胎教的。我们象是在追寻一个美好的梦境:在高耸的帕尔纳索斯山下和清澈的卡斯塔利亚灵泉旁,光明之神阿波罗由九位缪斯女神相伴,竖琴中流出美妙和谐的智慧之声。

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复兴”在不同的文化与境中有不同的内蕴。就当代中国而言,科学的“复兴”,主要是移植,因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诞生在西方;人文的“复兴”,则需要建设,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然脱节。

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和发展工业提升经济实力的过程,还应该体现在其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市场环境、教育水平、公民意识和人民精神面貌发生根本变化这些方面。未来国际竞争的一个焦点有可能是文化领域的竞争;在全球化趋势主导下的国际竞争中,对文化资源的拥有同对自然资源的拥有同样重要。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同获得物质财富的能力一样,就获得知识财富的条件和途径而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我们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脱节,并不意味着对前者的扬弃;我们乐观地看待全球化,也不是要否定地域和民族的文化差异。文化人类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或其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文化多样性”,它萌生于20世纪初,而由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在30年代加以清晰的表达。如同物种的多样性使得生命生生不息,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直到今日,这一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它引导人们尊重历史和宽容地看待不同的文明。一个唯一将古老的文明传承到今天,将广袤土地上数亿计的人民凝聚为一个文化整体的传统,必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因此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应该是一种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基础上,与科学技术同步前进,与全球化潮流相一致的社会运动。

 

《科学文化评论》也是中国科学院正在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的产物。“知识创新工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瞄准国家战略需求。什么是当前重要的战略需求呢?我们认为,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使文化建设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一任务同探索生命和宇宙的秘密同样重要。具体来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文化建设的相对滞后,小康社会的美好目标同国民科学文化素质间的反差,(相比于先进国家)中国教育和知识分子中较普遍存在的知识结构的失衡,这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出现的新的“三大差距”,是我们亟待正视并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缩小新时期的“三大差距”,这是一盘真正的“六合之棋”,需要大决心、大手笔、大投入,其意义并不亚于登上月球和编纂一部王朝的历史。

“科学”与“文化”并提可能引出许多有趣的话题,但是我们不想对刊名的内涵做更多的界定。边界条件的模糊有益于我们对相关主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和实现学术研究的多元化:可以把“科学文化”理解成斯诺意义上与“人文文化”相对应的事物,也可以借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把“科学”视为一类亚文化,还可以是对“科学”这一对象的哲学、历史学或社会学取向的研究,当然也不排除那种具有解构特征的“科学的文化研究”。质言之,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开放性的对话空间,使得具有不同背景和不同兴趣的学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表述自己的观点,从而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科学与文化的理解,最终有助于新型文化的形成。

我们欢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我们更期望华语世界的科学家、工程师及广大科技工作者关注这份刊物。我们的原则是兼容并蓄,百花齐放。我们的宗旨是把刊物办成一个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讨论科学技术的思想园地,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中国文化的学术平台。

我们的力量和能力与此宏大目标相距甚遥。“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愿以此自勉并冀望于读者的支持。

 

 

* 本文为《科学文化评论》发刊辞,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1期;互见《中华读书报》20042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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