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评论》第2

卷首语

 

曹效业  刘钝

 

 

天光送曙,地气回春,转眼间《科学文化评论》已经创刊一年了。

由此上溯八十九年,时值《青年杂志》的编辑迈入第二个年头之际,陈独秀在一篇题为《一九一六》的政论中说了一句怪话,谓任重道远之青年诸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后来李大钊在一篇题为《今》的短文中对此话作了更富理性的解说: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存在。揣度独秀先生发那狠愿之刻,心中已有了《新青年》的憧影[],但是我们引介这段天宝年事,丝毫没有效颦之意;而是想循着大钊先生的思路,对昨天的我作一检讨,以期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

何谓科学?何谓文化?这是腐儒们争了数百年的文案;至于将两者捆绑在一个视窗内,其投射在个人心目中的景观则是言人人殊。我们谋划之初,就不曾幻想凭借自己的力量编出一部名为科学文化的大戏来,倒是很想为各路戏班在京城搭建一个舞台,由着海内外的名伶红角甚至四方票友们演绎下去,以期多元化地向公众展示科学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影响。这篇文字就是对一年来舞台上演剧目的一番巡礼。

 

 

开场锣鼓始于创刊号上三篇短而精的特稿I: 9, I: 12, I: 15[],作者分别是兼任本刊顾问的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荣获者李政道和长期从事科技政策与科学哲学研究的龚育之,这一阵容组合多少昭示了本刊力图吸引科学与人文领域高层次读者的旨趣,他们的论题则分别涉及制度创新与科技政策、创新文化建设、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基础科学的作用、科技人才的培养,以及关于科学主义的讨论等。发表在第4期上的特稿《科学:危机、创新与未来》(IV: 5)则来自德国马普学会现任会长格鲁斯(Peter Gruss),我们欣慰地看到,尽管德、中两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两国科学界所面临的问题及其科技决策者们的思考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按照默顿的观点,科学精神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怀特海和巴特菲尔德亦曾断言:与科学革命相比,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不过是西欧历史上的短暂一幕,前者方是影响整个人类社会进程的最重要事件。另一方面,讨论文化则离不开价值、意义及制度等,故而波兰尼强调自主性(autonomy),认为这是分析科学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之关系的关键。《科学文化评论》舞台上的三大板块正是围绕着科学的普遍性和自主性这两个主题设计的。

科技中国上共有九篇文章,其中三篇涉及中医现代化这一具有魅力而又充满歧见的论题。黄龙祥的《中医现代化的瓶颈与前景》(III: 5),提出中医理论中的经验事实可以而且必须进入实验室,实验的目的不是用数据来证明旧体系的伟大而是更替旧的理论框架,因此成功的关键在于实验室外的解读转换诸环节。廖育群的《阐释——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III: 21),指出了传统医学在科学史领域的特殊地位,认为通过对方剂和实验室研究之局限性的分析,足以证明史学路线在中医现代化方面的价值。梁茂新的《传统与现代:嬗变中的中医脏肺辩证体系》(VI: 5),通过古今脏肺证谱的全面比较,说明搞清现代中医与传统中医的差异之所在乃是真正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其余的五篇论文,既具有与普遍性形成参照的地域性特征,又多少涉及科学的自主性观念。质言之,就是在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讨论科学与政治因素的关系,如胡化凯、勾文增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对于自然科学的批判》(V: 12)和张奠宙的《中国的皇权政治与数学文化》(VI: 16);或者讨论传统的自主性概念在大科学时代的境遇,它与科学国家化或意识形态化的冲突,如王扬宗、郝刘祥的《科学传统与中国科学事业的现代化》(I: 18),路振朝等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时间问题》(II: 5);或者结合中国当代科研体制和科技政策探讨如何体现自主性问题,如龚旭的《鼓励创新的制度基础——关于科学的规范系统与奖励系统的思考》(V: 5)。萧镜如和瑞斯那(David Reisner)的《纳米技术——中国当代与未来的增长引擎?》(IV: 12),指出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人力资源使其在纳米技术中取得先行优势,但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尖端技术链条的掌握、管理阶层的水平、缺乏巨额资本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平台,可能构成中国在该领域达到最终主导地位的障碍。

科学与人文上共有11篇文章。其中第一部重头戏是陈方正的《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理性的成功、限度及其蜕变》(I: 35),作者揭示了分别以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及量子力学为代表的两大科学革命,300年来对人类精神世界带来的不同震撼,以及与之相伴的发生在数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与公众生活诸领域的思潮流变,揭示了种种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思想与社会根源,并提出隐身在科学背后的理性逻辑,可能在21世纪发生蜕变而转向经验与综合。波塞尔(Hans Poser)的《数学与自然之书》(II: 25),则涉及数学面对实在的可应用性问题,试图将康德的构造主义纲领与维特根斯坦的规则理论整合起来,从而为柏拉图的古典数学理念与物理实在之间搭设一座桥梁。由实在论这一话题我们很容易切换到上一世纪末曾在西方风光一时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一年之内本刊上有三篇文章论及此义,如果加上后文还要提到的两篇书评,可见中国学者对这一流派的兴趣正属方兴未艾:蔡仲的《后殖民主义与反科学》(III: 32),赵万里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史——夏平建构主义编史学述评》(III: 42),陈克艰的《理性·信任·知识秩序——科学知识社会学初读点滴》(VI: 23),其视角立场各不相同,初涉此道的读者不妨取来参照阅读。伟大的科学家往往又是悲天悯人的人文学者,居首位的自然非爱因斯坦莫属,去年是爱翁诞生125周年,国际科学史界的重量级人物霍尔顿(Gerald Holton)从波士顿给我们送来了《爱因斯坦的第三乐园》(IV: 21),引领我们对那位抱有深刻宗教情怀的世俗科学家的心灵世界作一朝圣之旅。同样,在另一位科学大师普里高津逝世一年之后,本刊上发表了他的两位东方弟子撰写的三篇文章,即陈平的《纪念演化物理学家普里高津》(V: 30),山越富夫的《普里高津的生平与工作》(IV: 33)和《普里高津教授、日本人与物理学》(V:36)。去年也是大哲学家康德逝世200周年,刘则渊的一篇《科学王国和道德王国的统一》(VI: 33),从康德的三大批判开始,立足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试图就科学与道德的统一之路展开探索。董光璧的《科学与伦理学》(II: 38)则依据人类学中的文化结构理论,力图阐述当代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在文化系统的观念重建中消弭的见解。

科技与社会上也有11篇文章。其中两篇涉及前苏联时代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柯萨诺夫(Vladimir Kirsanov)的《意识形态与核武器》(I: 72)回顾了上一世纪3050年代苏联理论物理学家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双重压力下的特殊经历,指出他们手中的核盾牌是使得物理学在当时的苏联没有遭到如同遗传学那样毁灭性打击的原因;柯尔钦斯基(Eduard Kolchinsky)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无产阶级生物学(II: 47),对当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现的无产阶级生物学文化革命的始末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从而有助于人们认识后来李森科主义得以萌生的土壤。与此类似,外斯(Sheila Weiss)等的《危险的合作》(VI: 47),分析和批判的对象是纳粹德国的人类学和优生学研究,文中揭露了某些科学家与纳粹共谋,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从事臭名昭著的种族实验的历史真相。殷鉴不远,因此生物技术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特别受到公众的关注,李正伟等人的《生物技术与公众理解科学》(II: 61),以英国特别是疯牛病事件为例,说明科学家同政府及公众共同努力,克服信任危机的必要性及应采取的策略。福斯腾伯格(Friedrich Fuerstenberg)的《机动化和社会转型》(IV: 53),以汽车工业中的技术创新为例,说明科技进步对社会变迁的作用。陈蓉霞则以《技术与人性的冲突》(IV: 41)为题,指出人的生物学特性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它们远远滞后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上的飞速发展,人类对现代技术的怀疑与抵触盖由此而来。方在庆的《教研结合、同行评议与大科学规划》(VI: 56),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分析了德国在欧洲后来居上的社会动因。范岱年对中华学艺社及其创办的《学艺》杂志进行了研究,通过《一个致曾力于人文与科学交融的学术团体及刊物》(III: 68),为我们今日从事科学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陶文昭的《礼品经济与赛博共产主义》(V: 43,向我们介绍西方新左翼之一支的新奇思想,认为时间和金钱上的富裕,加上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将彻底改变人与人的关系而迎来一个赛博共产主义的明天。来自法国学者的两篇文章均涉及大众文化与公共空间,它们分别是莫里耶(Jean-Yves Mollier)的《突飞猛进的一百年——从欧洲现代出版业的诞生到大众文化的勃兴》(III: 55),和巴彼耶(Fréderic Barbier)的《哈贝马斯与媒体历史——何为出版商?》(V: 51)。

 

 

除了特稿和以上三大板块之外,我们还要对其他几个栏目及发表在上面的文字作一简略的回顾。

“学术前沿”旨在介绍或评论重大科学问题、最新科学发现,或具有创意的科学思想。坦白地讲,对这一栏目的内容,在深浅程度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平衡尺度不易把握,以去年发表的六篇文章来说,有些显然只有极少数专业领域的读者才能把握甚至读懂,如赵峥质疑彭若斯与霍金奇性定理的论文(I: 85)。但是我们认为,在科学已经逐渐融入公众生活的时代,前沿科学家对最新科学成果的普及值得鼓励与尝试,王磊关于一种扩充遗传密码方法的介绍(II: 75),钱卓等关于脑功能基因组研究的展望(IV: 64),以及罗卡威(Robert Caldwell)关于暗能量存在之证据及其理论解释的评述(V: 72)等,就是这样的一些尝试。去年畴界传出拓扑学中的庞加莱猜想可能已被一位行为怪异的俄国数学家证明的消息,又适逢庞加莱诞辰150周年和他提出这一著名猜想100周年,胡作玄的一篇综述(III: 86)为非专业读者了解这一猜想的内容及其意义提供了必要的解说。饶毅写于200210月的一篇文章列举了21项“值得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工作”(VI: 75),自斯厥后每年都有表中的项目中鹄;但作者向我们投寄此文时特别声明——他不是要证明自己有巫师的本领,而只是根据本人在专业领域的判断列出心目中堪称一流的成果。

“经典流脉”属于译介性质,我们选译的六篇作品皆堪称传世经典;说得重一些,无论什么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都值得一读。凯恩斯以提倡政府干预的宏观经济学名世,但较少有人知道他1942年在皇家学会所作的一篇纪念演讲,构成当代牛顿研究的真正转折点(I: 99)。外尔大概是希尔伯特之后最全面的一位数学大师,而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出现要归功于德国人的贡献,因此外尔就《德国的大学和科学》所作的一篇演讲(II: 83),对于今日我们思考高等教育的改革就极富启发性。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斯佩里,尝试在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基础上探索信仰问题(III: 99),其意义远非那些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形而上思辨可以相比。根据本-戴维的两篇遗稿辑成的文章(IV: 70),主要讨论科学精神及科学观,对当今政治生活中已被高度符号化了的这两个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述。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的温伯格,同时又是一位高明的写手和科学斗士,我们乐于向读者推介他为千僖年到来撰写的《五个半乌托邦》(V: 83)。最后还有王浩关于哥德尔思想的一篇概说(VI: 79),对于我们理解这位数学与逻辑领域的颠覆者的哲学思想十分有益。

在商业利益与评奖背景驱动下的文字大行其道的今日,本刊致力于发表严肃的“书评”,涉及的著作有哈代的《一个数学家的自辩》(I: 123)、费曼的《物理定律的本性》(II: 111)、温伯格的《科学迎战文化敌手》(II: 122)和《终极理论之梦》(V: 103)、皮克林的《建构夸克》(III: 117)、夏平与沙弗尔的《利维坦与空气泵》(V: 112)、舒衡哲的《张申府访谈录》(IV: 107)、毕晓普的《如何赢取诺贝尔奖》(V: 107),以及戴维·罗宾逊的《尼采与后现代主义》(VI: 114)。有的书评写得比论文还像论文,以致原书作者来信称其“考证性的评论远比我自己的初步工作精详”。

其他几个栏目虽属非常设性质,其上的节目却非京城那种专为外国游客消遣而准备的折子戏可以比肩。“访谈”为口述史的阵地,已发表的三篇文字包括对邹承鲁、刘东生和一位俄国科学史家的采访记录(I: 107, II: 101, V: 100)。“争鸣”包括学术批评、问题讨论及具有探索性质的特定议题,已发的文章分别涉及对伪科学的看法、关于科学主义的讨论和从热力学角度对社会进步问题的思考(III: 114, IV: 94, V: 95)。“百家谈”中有一文介绍动物学家秉志的家训(VI: 97),另有一文谈科学中的信念与选择(VI: 109)。关于恩格斯亲自进行催眠实验以揭穿唯灵论者玩弄的降神骗局的文章(VI: 102),系由一位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科学家在1999年夏天写成;联想到斯宾格勒曾预言——20世纪末社会将出现背弃科学转而信奉其他一些非理性信仰体系,及其在中国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某种应验,我们由衷地推崇革命导师基于实践的理性批判精神,这是国人熟悉的那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武器所望尘莫及的。

第一卷的封面皆以世界名校风物作为背景,封二、封三是相应的人物、景观和遗迹的掠影,相关的说明则以洗练的笔触介绍学校的历史、特色、名人和轶闻,知识性和趣味性融为一炉,十分耐看。

 

 

去岁戏单巡检事毕,还要谈一点杂感和今年的打算。

从发表的65篇文章来看,有22篇来自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海外作者,对于刊物向国际化的目标靠拢是一个不坏的兆头。另一方面,来自社会人文科学界的稿件却甚为稀少,尽管我们做了一些努力主动去联络潜在的作者。去年最后一期的《南方周末》上有一位沪上学者评点传统文化,文中直指国内人文学界不读非人文杂志,甚至面向公众的科普类杂志也不会问津;其实科学界又有多少人读过一点文史哲期刊呢?此类现象不足为怪,否则斯诺的“两种文化”之辩就失去了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实意义。无论如何,创办本刊的初衷就包藏着沟通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意图,我们不会因为起步的艰辛和路途的遥远而止步不前。

就“评论”之意义而言,本刊在时代性与战斗性方面还应加强,理论水准也有待于提升。当然这些不是作者的问题,有些想法本可通过编者与作者的密切沟通得到进一步阐述的。这里只举几个例子,如关于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时间那一篇,假设能在对40多年前“六分之五”政策出台的经过及其成效展开讨论的基础上,再用些力气和篇幅分析一下困扰着当今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时间问题——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无疑将使中国科学界的人士、从一线从业者到高层决策人,对科学的自主性这一观念得到更深刻的认识。再如谈鼓励创新的制度基础那一篇,如果能够更紧密地联系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对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知识阶层普遍关注的科技管理体制及科技评价、资源配置等问题展开论述,相信在科技界会引起更大的反响。再如评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那篇,作者在文末点到了SSK诸公的软肋,并引述传统科学社会学之当代传人的意见,提出发展一种理性主义建构论的视野,很可能已经触到了西方当代科学哲学在“科学战争”之后的思想转向,惜乎语焉未详。

限于编辑人力,主要是我们的疏忽大意,文字编排和印刷中出现了一些错误,这里谨就我们发现的数例列出于下[]并向读者和有关的作者表示歉意。

今年是中国推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20周年。认真总结与反思科技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与问题,对我国科学技术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本刊不再设立专门论坛讨论这一问题,但仍希望关注这一问题的广大科学家、科技政策专家、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及参与科技决策的领导同志,能够本着尊重历史和中国现实的原则,放眼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的未来,超越部门与专业立场之上,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并向本刊赐稿。

今年还是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和完成光量子假说等物理学伟大贡献的100周年,同时也是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因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国际物理年”,我们也将开设栏目并组织重点文章予以响应。值得指出的是,在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的1905年到来的时候,满清政府的几位封疆大吏与直隶总督、盛京将军一道上书朝廷请废科举,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旧式教育始告寿终正寝,而新的教育制度方能开始其艰难的启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反差,我们也想借题发挥组织一些关于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讨论。

经过一年的摸索,我们拟对栏目设置略作调整。“科技中国”、“科学与人文”、“科技与社会”这三大板块,从定位到内容都比较明确,将继续开设下去。其中“科技中国”将着眼于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关乎国家命运和世界地位的重大题材。“学术前沿”仍将致力于重大科学问题或最新科学进展的介绍与评论,特别是中国本土科学家与海外华人科学家的工作。原先的“书评”调整为“读书评论”——对超出专业范围的学术著作的介绍、阐释或发挥,借以促进科学界与人文社科界的对话与交流。“访谈”依旧保留;“争鸣”、“经典流脉”和“百家谈”则不再开设。新辟“公共论坛”和“学术沙龙”:前者瞄准学界和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尤其是涉及科技、教育等公共体制和管理的话题,发表有针对性的评论或展开争鸣;后者兼容学术性的探索与争鸣和随笔性的观察与思考等各类性质的稿件。

一年前我们曾在《发刊词》中提到,“我们的宗旨是把刊物办成一个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讨论科学技术的思想园地,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中国文化的学术平台”,当时是想用这两句话自勉,并作为本刊的一个口号印在每期的目录页眉之上的;但是有的编委担心大话凿空,最终我们从善而选择了更为平和的语句。无论如何,对于这块“园地”和“平台”,我们要尽最大的心力去维护和建设。最后回到大钊先生的释“今”——愿今日之“我”胜于昨日之“我”,而明日更美好之“我”必在今日与昨日的努力之中。

是为第二卷开篇寄语。

 

2005年元旦


 

[] 按陈独秀等于19159月创刊的杂志初名《青年杂志》,自19169月第2卷第1号始改名《新青年》;上引文出自1916115日发行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 I: 9表示该文发表在第1期,起始页码为9,以下同。

[] 《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勘误:I85脚注,“赵铮”应为“赵峥”;III45,“April”应为“June”;V128页眉,“第3期”应为“第5期”;VI23副标题,“科学知识这设学”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VI125-126页眉,“第3期”应为“第6期”;VI1254,“李振道”应为“李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