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的奥林匹克

 

刘钝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组委会主席

   

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将于今年724日在北京揭幕,在这一被称为“科学史的奥林匹克”即将召开之际,我想借《科技中国》这一传播阵地,向公众介绍国际科学史组织、国际科学史会议和本届大会的有关情况,猗欤盛事,乐兮相知。

 

一、国际科学史研究院和国际科学史学会

 

科学史这门知识虽然可以追溯得同一般历史学一样久远,但其作为一门建制化学科的出现,却是相当晚近的事。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第6届历史科学大会上,萨顿(G.. Sarton)、辛格(C. Singer)、米利(A. Mieli)等七人决定成立一个科学史家的组织,以推进科学史学科的建制化,这就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History of Science, IAHS),其使命之一就是组织系列的国际科学史大会。那七个人也就成了IAHS的创始成员,其中的萨顿早在1913年就创办了著名的杂志《爱塞斯》(Isis),米利则于当年创办IAHS的机关刊物《国际科学史档案》(Archeion),有生物学背景的辛格后来成为著名的技术史专家。

二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建立国际组织的高潮,1947年以IAHS成员为主成立了国际科学史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of Science, IUHS),当年就成为国际科联(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History of ScienceICSU)的正式成员。一开始,IAHSIUHS的关系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在组织系列大会等问题上存在一定混乱。1971年,两个机构的领导在莫斯科的会议上达成共识:IUHS定位为一个代表各国科学史工作者的非官方组织,不接受个人会员,集体成员包括国家(含地方)委员会、专业委员会两大类,是四年一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名义上的组织者;IAHS则是由个人组成的一个荣誉机构,非正式地指导IUHS的工作。

IAHS成员是终身的,按加入时间顺序编号,例如米利是E001,李约瑟是E058。现在正式成员(EM)的编号已逾600,通讯成员(CM)则达到300多,健在成员则分别保持在120名和180名的规模上。中国人先后被选进IAHS的有竺可桢、王吉民、伍连德、王明、钱宝琮、胡道静等,健在的成员有席泽宗、潘吉星、李迪和洪万生(台湾),我也忝列其中。

IUHS的兄弟组织国际科学哲学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UPS)成立于1949年,但在一段时期内未被ICSU承认。直到1956年,ICSU建议IUHSIUPS这两个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整合后的组织全名是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IUHPS),下分两个分部,即科学史分部(Division of History of Science, DHS)和科学逻辑、方法论与哲学分部(Division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DLMPS)。DHSDLMPS的主席在任期内轮流坐桩,即每两年一轮兼任IUHPS的主席,两个分部的系列会议也相应地间隔两年交错举行。

也就是说,IUHS就是IUHPS/DHSDHS,为了方便,我们一律译成国际科学史学会。在即将举行的北京大会上,还将讨论一项由技术史专家提出的议案,即在学会名称中明确体现出技术来。这一意见过去也曾提过,未被采纳的原因是许多人认为广义的科学史是包含了技术史和医学史在内的,当然支持这一议案的人也有很强的理由;如果大会通过这一议案,DHS就要改名成DHST了。顺便声明,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科学史”都是广义的。

 

二、国际科学史大会沿革

 

1届大会是19295月在巴黎召开的,当时只有十几个人出席。第2届于19317月在伦敦召开,业内人士都知道那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因为布哈林率领了一个强大的苏联代表团出席,其中物理学家格森(Boris Hessen)关于牛顿力学诞生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震动,后来在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方面成就大名的贝尔纳、李约瑟都深受影响,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也承认,此文开启了从经济与社会角度研究科学史的先河。之后大会每三年举行一次,但是由于二战的关系,从1937年之后整整中断了10年。

1947年第5届大会在瑞士洛桑召开,标志着战后国际科学史事业的重新繁荣。1977年在爱丁堡 的第15届大会上,决定以后每四年一届,以便同DLMPS的系列会议协调,至今已是第22届。在以往的21次大会中,在欧洲召开的有16次(其中三次在东欧、一次在前苏联、,其余均在西欧),在美国召开的有两次,在以色列、日本和墨西哥各一次。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能够承担这样的大型盛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该国经济情况和学术环境良好的体现。上一世纪的6070年代正是“东风”、“西风”较劲的时候,国际科学史大会曾分别在华沙-克拉科夫、莫斯科举行,今日不可想象。前苏联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曾是世界上最强的专业科学史研究机构,人员最多时达到400余人,拥有凯德洛夫、尤什凯维奇等世界著名学者;而波兰学者奥索夫斯基等人提出的“科学学”在60年代正如日中天。1974年大会第一次在东方举行,也正是东道主日本的经济奇迹持续影响世界的时候。

下表给出了历届大会的基本资料:

 

时间

地点

主题

1

1929. 5. 20-25

巴黎

 

2

1931. 6. 30-7. 4

伦敦

 

3

1934. 9. 30-10.6

高因盘利-里斯本

 

4

1937. 9. 22-27

布拉格

 

5

1947. 9. 30-10.6

洛桑

 

6

1950. 8. 14-21

阿姆斯特丹

从历史观点看东西方科学的关系

7

1953. 8. 4-12

耶路撒冷

 

8

1956. 9. 3-9

佛罗伦萨-米兰

 

9

1959. 9. 1-7

巴塞罗那-马德里

 

10

1962. 8. 26-9.1

纽约州漪色佳

 

11

1965. 8. 24-31

华沙-克拉科夫

 

12

1968. 8. 25-31

巴黎

 

13

1971. 8. 18-24

莫斯科

 

14

1974. 8.19-27

东京-京都

 

15

1977. 8. 10-19

爱丁堡

人类受惠于科学进步

16

1981. 8. 269.3

布加勒斯特

 

17

1985. 7.31-8.8

加州伯克利

 

18

1989. 8. 1-9

汉堡-慕尼黑

科学与政治

19

1993. 8. 22-29

萨拉戈萨(西)

 

20

1997. 7. 20-26

列日(比)

科学、技术与工业

21

2001.7.8-14

墨西哥城

科学与文化多样性

22

2005.7.24-30

北京

全球化与多样性

 

 

三、中国参加国际科学史组织和国际科学史大会的情况

 

中国最早以国家代表团的身份参加大会是1956年,即在佛罗伦萨和米兰召开的第8届大会,团长是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团员有数学史家李俨和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不过随后的几届大会都没有派人出席;直到1981年也就是中国科技史学会成立一年之后,中国才派团出席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16届大会,自后每届都有人出席。

前面提到,DHS包括国家(含地方)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两大类下属成员,前者通常是非官方性质的全国性科学史组织,或若干组织联合组成的委员会,如美国的DHS委员会就由四个相关的组织联合组成,中国科技史学会于1985成为DHS的国家成员,有点类似中国科协同国际科联的关系。换句话说,中国科技史学会在国内的上级组织是中国科协,在国际上对应的组织则是DHS。按照中国科协与国际科联达成的一个框架性意见,DHS在台湾地区的成员是中国台北的科学史委员会。

在每届科学史大会开幕之前,希望举办下届会议的国家代表须向DHS理事会提出申请,然后在大会上陈述申办理由,最后由代表大会投票决定,这一过程同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些类似。早在1997年,中国科技史学会前理事长柯俊院士就在萨拉戈萨大会上提出过申办大会的口头申请,记得当时他对我说:我先报个到,将来有条件了你们来干。四年后在列日,中国科技史学会提出了正式的书面申请,但是没有成功。到了2001年的墨西哥大会,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会上会下都进行了工作,结果超出参与竞争的布达佩斯等城市获得主办权。我记得很清楚,DHS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那天是2001713日,当天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表决通过北京为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由于时差的关系,我们在早餐时就获悉了这一消息。因此我在致谢词时第一句话就是说“今天对于中国是双喜临门”,当时就看到台下就有一个代表,手里举着西班牙文的报纸左右晃动,报纸头版赫然印着“北京赢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哪国人,别人可能会以为是我们的“托儿”呢。不过这个小插曲令人难忘,申办科学史大会同申奥联系在一起,规模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但组织者同样承负着国家的使命。

 

四、22届科学史大会在中国召开的意义

 

四年前在墨西哥大会上,我在陈述报告中提到选择北京的十个理由,分别是中国人口最多中国历史悠久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机会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稳定设施齐备会场优良学术新气象中国科学史家的愿望,以及官方和非官方的支持。应该说这些条件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学术新气象”这一条。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科学史都不会成为显学。但这门学科最近在我们国家得到了较好的关注,并呈现出一些良好的发展势头。具体表现在:(1)学位点继续繁荣,培养了一大批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两方面均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科学史专业人才;(2)若干高校出现系一级的机构,一些研究型大学中的研究中心也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3)中国科学战略的决策者,对科学史所特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其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有了清醒的认识;(4)通过学会、期刊、大众传媒、评奖、专著和工具书的出版等诸多渠道,科学史研究已赢得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5)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深化。当然,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抓住举办科学史大会的契机,全面提升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水平。

此外我还想补充一点,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一个篇章,但是长期以来,科学发展历程中非西方文明的源流往往被人忽略,科学被解释成西方文明的特有产物。如上所述,北京大会将是有史以来第二次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召开,也是少数几次在西方文化传统之外的国家召开的大会,因此引起专业内外人士的普遍关注。

 

五、主题:全球化与多样性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全球化与多样性——历史上科学与技术的传播全球化多样性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两大话题,自然也需要科学史家做出回应。它们一个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一个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从表面看似乎是有矛盾的,其实也有关联,把它们放在一起会引出许多有趣的话题。全球化是大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多样性是生命和社会演化的动力,世界不可能归于单一而人类历史不会终结。实际上,现代化比较成功的国家,都非常重视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关的话题已经写进《北京宣言》的草稿中了,希望大会能够顺利通过这份文件。

作为一个将由国际组织讨论通过的文件,《北京宣言》不是一个政治宣言,因此不可能表现较强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份材料里有四项呼吁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重视对科学史的研究、学习、宣传与利用;第二是鼓励全球范围的科学合作与知识共享;第三是加强对本国本地区文化和科学遗产的保护;第四是促进科学家与文人学者之间的沟通。

在大会安排的几个特邀报告中,有印度 R. Ansari的《伊斯兰精密科学对印度及其邻国的传播和影响》,英国古克礼(C. Cullen) 的《移动科学史的构造板块:对李约瑟工作的若干反思》,美国F. Keller的《科学词汇的全球化是否需要付出代价》;中国孙小淳的《自然在古代中国的道德和政治意义》,以及伊拉克K. S. Ismael的《数字系统在古代伊拉克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论域既包括传统的科学史题材,也有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内容;同时我们在邀请报告人时,也充分考虑了学术背景、文化传统、地区、性别和年龄等因素的平衡,可以说体现了尊重多样性的原则。

 

六、演讲、专题和热点

 

大会的学术活动由大会报告(Plenary lectures)、专题研讨会(symposia)、科学小组(scientific sections)和大字报(poster)四部分组成。大会报告除了刚才提到的那几位之外,还有两篇是关于爱因斯坦的,分别由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和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P. Galison给出;另有一个是本届大会程序委员会主席E. Knobloch的《数学常青——古代、文艺复兴和近代数学》。

大会的主体是60多个由著名学者发起组织的专题研讨会,每个专题需由至少两位不同国籍的学者来共同组织,成员810来个不等。个人提交的论文则按其内容由组织者分派到不同的科学小组中。上述专题研讨会多集中于具体的热点话题,可以说是大会的骨架。

除此之外,大会还安排了两场面向公众的演讲:第一位演讲人是曾担任《爱因斯坦全集》主编的波士顿大学教授J. Stachel,将在北大演讲《神话背后的爱因斯坦》;第二位是美国基因基金会主席K. R. Dronamraju,讲题是《从历史看生命科学的全球化与多样性》, 这位演讲人出生于印度,后来成为著名遗传学家霍尔登(J. B. S. Haldane)的学生并移居英美,同上一世纪活跃在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有学术交往,他的演讲将委托北大医学部安排。

以下一些情况可以算作热点,也许会引起公众与媒体的关注:第一,大会将在725日颁发科学史博士论文奖,并组织相应的青年科学史家论坛,这是第一次世界范围的此类奖事;第二,大会将726日定为爱因斯坦日,将安排专场报告、爱因斯坦展览与影视播放等多项活动;第三,大会也将就郑和航海600周年、世界物理年等安排相应的图片、录影展播。

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人物之外,从目前见到的报名资料中,我们看到许多重要的学者将前来北京:如以科学编史学方面的成就出名的丹麦科学史家Helge Kragh,以研究优生学历史与生命伦理出名的Daniel Kelves(美),以希腊科学与哲学研究的成就获勋爵称号的Geoffrey Lloyd(英),以研究科学知识和认识论闻名的John Pickstone(),中世纪阿拉伯科学的权威Roshdi Rashed(法),长期担任过ISIS杂志主编的Margaret Rossiter(美),李约瑟研究所前任所长何丙郁(Ho Peng-yoke,澳),李约瑟之后西方最重要的中国科技史专家席文(Nathan Sivin,美),对多种古代文明天文学均有造诣的矢野道雄(Michio Yano,日),提出关于魏玛文化与量子力学关系之著名命题的Paul Forman(美),波士顿大学的旅美学者曹天宇,活跃的法国女科学史家和《九章算术》法文评译本的作者之一林力娜(Karine Chemla),著名的数学史家和《算经十书》英译计划的负责人道本周(Joseph Dauben,美),著名的物理学史家Valdimir Kirsanov (),著名的技术史专家Wolfgang König(德),DHS现任主席、奥图曼科学的专家Ekmeleddin Ihsanoglu()IAHS前院长、帕多瓦大学伽利略科学史讲习教授William Shea(法/加)等。总之,科学史界的明星云集,上面的名单中肯定会漏掉一些大鱼。北京大会将为中国的科技史家特别是该领域的青年学子创造一个同国际同行交流的机会,希望大家在会场结识更多的同行与朋友,也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对话者与合作者。

 

七、大会的筹备工作

 

中国科技史学会和中科院科学史研究所承担了大会的具体筹备任务,为此配备了经费、人员和办公室,成立了秘书处,开设网站,公布时间表,寻求赞助,向有关当局呈递报告等,还多次接待了DHS主席团成员的来访及考察。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以及柯俊、席泽宗院士担任大会顾问,给予组织者很大的支持,关于北京宣言的建议就是路院长在会见DHS主席团是提出的。筹备工作得到故宫博物院、中国科技馆、北京天文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中科院学术交流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学院、英国李约瑟研究所、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所等多家单位的热情支持。所有的大会信息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情况都可以在大会网站上找到(请点击http://2005bj.ihns.ac.cn/)。

无论如何,我们将动员一切力量,用有限的资源办好这次大会,夙兴夜寐,克尽厥职,以不辱国家使命。更重要的是,借这次大会的东风,促进科学史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原载于《科技中国》2005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