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炯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3-13 2:35:41


读书杂,收获丰






全国政协委员 刘钝

受访者: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刘钝

采访者:本报实习记者 姜炯

记者:请先谈谈你在阅读上的偏好吧。比如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喜欢哪些作家、作品?特别是近期问世的作品,哪些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

刘钝:我读书比较杂,有点像五柳先生。除了专业必读的书籍之外,对好的历史、传记、科普类图书关注得多一些;也读小说,喜欢的作家只举一位——契珂夫,他观察社会非常深刻,笔下的人物如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套中人”、小公务员、“变色龙”就生活在我们身边,100多年前俄罗斯的世像能引起今日中国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共鸣,这说明文学的魅力与思想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有些科学家的作品非常耐读,如派斯(Abraham Pais)、戴森(Freeman Dyson)和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杨振宁的文笔也很优美,去国多年且全身心浸淫于探索宇宙的奥秘,运用中文竟如此得心应手,建议读者看看他刚出版的《曙光集》。

记者:你阅读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习惯,很个人的那种?

刘钝:我为专业需要读书时通常会作笔记,比方说研究清代某位数学家,我会准备若干中学生的练习本,每一本专门针对一个主题,连写带算带画。例如,梅文鼎的《历算全书》收其遗著29种,我就有十几本关于梅文鼎天文、数学工作的笔记。但这种正襟危坐的读书只占我读书生活的一小部分,大多数时间是歪着、躺着、在车上、在无聊的会间和不雅处进行的。现在有些书弄得很豪华,不但价位高,举着都费劲,没法躺着读,不适合真正的读书人。

我的藏书不算少,但坦白讲全部读完的也许不到10%,完全没有读过的则一本没有。通常的情况是这样:购进或获赠一册新书,我当天就会翻一遍,遇到有趣的地方留个折页,日后用到时再翻检,这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否则无法跟上出版的节奏。这种方法适于一类对书有特别感觉的“书虫”而不适于推广,可能五柳先生就是如此。缺点是明显的,往往写作时会冒出个与翻过的旧书有关的想法,年轻时一下子就能找出那个折页来,现在通常要在一大堆书中胡乱翻检,记忆常常有出入。

我知道有人利用电脑把读书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像严谨的前辈学者做卡片一样,我没有这种本领,主要是我更多地把读书当做一种生活享受。

记者:有人说现在大众普遍的阅读率在下降,对此你有什么看法?你现在担任了高校的院长,怎么评价大学生的阅读状况?

刘钝:对大学生的阅读状况我没有直接的了解,但是通过与研究生的接触,我发现,当然是就一般而论,年轻人的读书生活不够丰富,阅读面不够宽,直接的后果就是知识结构单一,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丰富缺乏足够的认知。

我还是拿研究生说事,每年考研之前我都会收到不同的学生来信,要求给予辅导或在指定参考书中划出重点等等,这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坏毛病。说实在的,目前的考试方法无法使人判断考生的潜在资质。就科学史或相关学科来说,在指定参考书的范围内命题,加上一至多年的专心备考,得到个及格分数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如果我有足够的权力,我会弃用目前的考试方法,而比较看重考生的实际知识储备,对历史、文学、艺术以及一般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学生自识字到考研为止的读书情况。读书这个东西不是你说喜欢就算数的,那怎么才算数?操作起来并不难,面试时别走过场,可以天南海北地聊——有的人10分钟就足够了,聊得好可以聊上半天,对方是否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资质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记者:根据多年来主持或参与书籍编写工作的经验,你对著作权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刘钝:这方面我听到过一些情况。比如说现在有些出版社按照版税来支付稿酬,问题是作者完全不知道市场的情况,这样他们的利益就容易受到侵害。在出版社与境外书商谈判合作出书或出版繁体版的过程中,作者也往往缺少知情权,这是不公正的。此外拖欠稿费的情况也比较普遍,我知道一家出版社,每年都在大型国际书展上露脸,甚至动用中央媒体来宣传自己,但是要我们把作者身份证号等资料报了几次,领导换了几批,稿费就是不给,而且据我所知不是一本两本书。这是比较突出的,为了照顾老关系,我们一直没有说话,但忍耐是有限度的。

记者:对于一些新兴的图书媒介,比如电子书,能接受么?

刘钝:电子书是一个新事物,我也收藏了一些,但很少用,主要是不习惯。台湾的黄一农院士书房中的电脑屏幕是竖立的,页面像张纸一样,可能也是出于阅读习惯。此外,我总觉得纸本是读(reading)的,而电子本是看(watching)的,两者之间在文化品味和心理感受上不一样。这可能是一种错误的怀旧观念作祟,将来的信息技术发展可能使我们的后代连watching都不需要就能获得新知。想想未来的人类将抛弃阅读这样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心中难免有些惆怅。至于有的人不认真读书,依靠搜索引擎和新式剪刀浆糊来制造文章,那就更不值得取法了。

记者:现在请专家评书很流行,对这个现象你怎么看?你也写书评么?

刘钝:我读书虽然有些囫囵吞枣,写书评却很认真。一本值得评论的好书通常会反复去读,不是真有心得不会动笔,也不会应朋友或出版社的人情而写,因此我写的书评不多。现在许多报刊都有读书栏目,也出现了一些专业或准专业的书评人,几乎两三天就可以评论一本书,然而较有分量的书评还不多见,有些书评作者显然没有读懂他要评论的作品,有见地的批评性书评就更少见了。

记者:据我所知,你曾经赴内蒙古插队,能回忆一下在那时候的阅读体验么?

刘钝:今年是许多重要事件的周年纪念,特别是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及与之相伴的一系列事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恢复研究生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等,都发生在1978年,对中国科学与教育的日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媒体上已经有了一些动静。

另外一件事却较少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那就是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试想一下,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总计1700万的城市青少年走向穷乡僻壤,见证了社会底层的真实面貌,磨砺了意志,学会了生存的本领,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也把较为先进的文化带到祖国的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历史上出现过一些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运动,如19世纪俄国民粹党人的行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发起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等;但是从延续时间、波及规模和实际后果来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虽然并非情愿并有许多负面的后果,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应低估。至于我个人的体验,似乎没有什么好说的。同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因为不知道明天干什么,因此没有明确的读书目标。食指的《相信未来》看似豪放,其实很凄楚,“未来”只是一个乌托邦。当时随便拿来一本什么书就看,通常书上还有某某中学图书馆的印章,一本好书可能是从很远的黑龙江传到内蒙古来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曾在放马时读高尔基,对人间和底层自然有特别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