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李约瑟与中国的现代化[1]

 

 

 

近代科学自萌芽之初就对人类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塑形作用,首先是在其诞生之地的西方,其后逐渐扩散到整个有人类活动的世界——可以说,这一扩散过程至今仍在延续。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科学所以具有这种作用,是因为它可物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进而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因此科学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力量。

14世纪到17世纪末的三百多年里,西方世界连续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这些极大地影响了文明进程的事件。与此相应,西方文化随之发生近代意义上的转型,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呈现质的变化――基督教开始趋向世俗化和平民化,对天启与权威的信仰转为对人道和理性的崇尚,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将中世纪的阴霾一扫而空,并为主导人类经济形态的物质生产由农业转变为工业奠定了基础。

在以上提到的三个伟大事件中,科学革命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曾有过这样的论断:“科学革命……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事物相形见绌,它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降格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的内部更迭”;“当科学运动发生时,其它变化也在社会中出现,也就是,其它因素将同科学运动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这个我们所称谓的现代世界。……这样一种性质的西方文明,……是一个能够砍掉整个古希腊-罗马传统,与基督教本身决裂的文明。”(巴特菲尔德著,张丽萍等译,《近代科学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年,166168页)

由于这样的原因,完成于17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在巴特菲尔德以前就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而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将以往人们对科学革命的叙事性论述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下的精致分析,库恩的理论不但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这些学科中的核心内容,而且对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也发生了影响。但是,关于科学革命的研究并没有到此停步。库恩以降,有关科学革命理论的新观点、新视角和新题材层出不穷,至今方兴未艾。究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库恩的模式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特定知识领域中所发生现象的归纳结果;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知识的深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内涵与科学革命的形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比较一下1617世纪发生在行星天文学和经典物理学领域的革命,和20世纪由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革命,我们就会发现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毋庸置疑,科学革命至今仍是一个有待深入发掘的思想宝库。

在近代科学迈向现代科学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思想家们亦曾致力发展一个被我们称为“科学进步论”的学说,其要旨是:科学是一项不断进步的事业,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的持续进步。举其代表者如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惠威尔的《归纳科学的历史》,乃至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就都采用了上述基本立场;而这样一种对社会进步的论证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必然导致社会进步”的理论在西方社会已获得广泛认同,读一读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从那些有关战前维也纳文化生活的素描,就能体会当时洋溢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普遍乐观情绪――由于科学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一个公正、繁荣与和平的美丽新世界仿佛真的就要出现,至少出现在最先受到近代科学恩惠的欧洲人面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机器屠杀正好起源于欧洲这块土地。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使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深受其害而又曾经沉迷于“科学进步”论的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全面反思文明和进步问题。人们不再盲目地相信科学进步必然导致社会进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开始浮现,它们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机器生产的反思,与科学和技术发展所引出的环境、资源、伦理乃至种种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其前卫的锋芒甚至直指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这一滥觞于欧洲大陆的后现代思潮,在1960年代末开始蔓延到二战最大的获利者和世界第一超级强国的美国。在文化强势场的作用下,后现代思潮的幽灵不断向外辐射,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自然不能幸免。

后现代思潮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现,易于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幻觉:科学导致社会进步的观点已经彻底破产了。固然,就一种曾经引领风骚的学术思潮而言,“科学进步”论已是明日黄花。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西方发达国家,基于理性批判立场的新一轮知识推动论,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重新崛起。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发起的2061行动计划,就是这种社会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其目的在于通过教育系统的改革而使所有的美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代表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也在致力于“科学与创新”的同时,关注基于知识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新型的知识推动论中,科学与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意义仍然居于核心位置。

如果说过去将社会进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科学知识的积累和技术革新是有疑问的,那么,后现代主义者们将现代生活中的一些负面结果归罪于科学,无疑是另一种更加片面的看法。

就近代和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言,中国完全是一个后发国家,落后的原因则要追究到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出现的时代,这也正是李约瑟博士企图通过他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来加以考察的议题。事实上,“李约瑟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科学”这一论域,其深刻内涵至今尚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它不单单是问近代科学何以在中国缺席,而且涉及如何理解和看待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文化多样性、“科学进步”论,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等一系列复杂的科学编史学问题。

李约瑟的历史哲学中包含着一些矛盾,它们是“李约瑟问题”的“原罪”。我斗胆使用这一刺耳的词汇并不是要否定李约瑟工作的价值,相反,正是要通过揭示一些根本性的矛盾来突显李约瑟那个著名历史问题的独特魅力。具体一点讲,李约瑟强调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文明是平等的,但是他在问“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的时候却使用着西方参照系统。又,作为“科学进步”论的信徒,他坚信文明的演进必然有一个“百川归海”式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又宣称文化多样性是社会繁荣的重要前提,那么是否存在不同于西方经历过的现代化道路呢?还有,他坚信一种普世(oecumenical)理论,认为所有的文明只要演进到一定程度,其中的人民就会感悟到造物主的智慧,从而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科学与技术;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所有民族在认知本能上具有一致性,如同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研究中揭示的那种深层同构一样,那将如何解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呢?反过来,如果多样性是文化中更本质的东西,又何必参照某一标准问“why not”那样的问题呢?这些深刻的矛盾都隐涵在“李约瑟问题”里面。

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并如同历史上的意大利、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一样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然而从整体结构上看,国家目前的工业体系仍远未摆脱低劳动成本、高能源消耗和深度环境破坏的特征;也就是说,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许多方面将不得不面临西方工业化早期遭遇过的那些社会与环境问题。此外,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新技术的主要源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中国通向这些发达国家获得高新尖端技术的路径十分有限,因此探索“中国道路”绝不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纸上谈兵。

重新思考科学革命与世界近代历史演进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科学被资本积累和殖民扩张的力量所利用,随着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运转,世界近代史就呈现出扩张与反扩张、剥削与反剥削、侵略与反侵略的基本张力;与此同时,科学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则使更多的地区和人民受惠,而一切形式的非西方文明也被迫启动其现代化进程。今天,在全球化大潮已经涌现在我们眼前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重新严肃地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主题,以自己的方式探索顺应全球化趋势的现代化社会发展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往的科学史研究就显得过于专注科学知识系统的发生、发展,而对科学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与文化氛围中经历的过程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说得具体些,在我国,系统的国别史形式的科学社会史、科学文化史至今仍十分少见,然而正是这样一些研究,以及同科学革命有关的议题,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思考并回答“中国如何走自己道路”的问题。

《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的编辑与出版,只能说是一种尝试。文集有选择地编辑和译介了一些重要论文,涉及科学中心的转移、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及不同国家的科学发展乃至现代化问题。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理解科学革命发生的复杂背景与机制,理解哥白尼-牛顿以降的科学发展进程,以及科学革命对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乃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进而在宏大的历史文化视角下考虑中国科学与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

 

 

《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袁江洋、方在庆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1] 本文为《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一书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