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二人谈

刘 钝(L):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方在庆(F):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F:有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近年来已成为一个十分热烈的讨论话题。我曾试图弄清这里面的来龙去脉,但总有一些疑惑不得其解,尤其是对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具体含义,至今仍未完全弄清楚。我知道,您对这个问题已思考有年,去年底您曾应邀到台湾就这个问题宣读了一篇《“斯诺命题”今昔和科学史的文化功能》的论文。您在国内较早倡导“科学文化”研究,近年来科学史所还将“科学文化”作为学科发展的三大目标之一。您能否谈谈自己所理解的“两种文化”的分裂问题?

L:1959年,身为物理学家和小说家的英国人斯诺(C. P. Snow),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讲稿后来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而两个阵营中的人士又都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一现象就被称为“斯诺命题”。
其实有关“两种文化”的割裂,早在文艺复兴的早期就现端倪,并被一些敏锐的思想家观察到。被称为“早期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彼得拉克(F. Petrarch,),出于尊重人性和提倡道德的愿望,公开地批评科学特别是医学。洛伦佐(Lorenzo)注意到分别以佛罗伦萨和帕多瓦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代不同文化走向的分野,即坚守亚里士多德——阿威罗伊传统、以精密科学和逻辑推理为旗帜的帕多瓦的医生和科学家们,和以“回到柏拉图”为信条、高扬人性第一的佛罗伦萨的诗人、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对垒。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卢梭有“雅典vs斯巴达”的妙喻。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文主义者阿诺德(M. Arnold)在其论文《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揭示了“我们所尊重的机械与物质文明”和“使得人性成为特殊的尊严、财富和幸福的思想与感情的文化”之间的冲突。
19世纪末最接近于对“两种文化”的分野进行表述的,是标榜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历史学派传人李凯尔特,他提出了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这两种基本对立。按照他的观点,自然是那些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生产出来,或是虽然业已存在、但至少由于其固有的价值而受到人们特意保护的那些事物。他强调“价值”是区分自然与文化的标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都不能被视为财富,从而不需要从价值的观点去进行考察;相反,一切文化的产物都必然具有价值,都可以视为财富,因此必需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类似地,他也把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前者不以价值判断附加于所考察的对象,其兴趣在于发现事物或现象的普遍联系和规律,如天文学和物理学;后者旨在研究与普遍的文化价值相关联的对象,并关注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如严格的历史学,其他一些学科则界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科学之间。

F:这些都是人文学者的观点,科学家是如何看问题的呢?

L:科学革命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成就,使一部分科学家对科学必然导致社会进步产生了一种近乎狂热的幻想,孔多塞和皮尔逊可为这种乐观主义思潮的代表。孔多塞试图以数学方法处理社会政治问题,从而使社会科学摆脱人类感情的蒙蔽而迈入纯理性的王国。他在《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一书中,对人类理性的发展必将带来社会进步寄予了无限的希望。皮尔逊则通过《科学的规范》一书,充分表达了19世纪科学家对哲学家的优越感,他嘲讽康德发现宇宙被创造只是为了使人的道德行为有一个可以表现的场所,黑格尔和叔本华甚至在不具备基本物理知识的情况下“说明”宇宙。

F:由此看来,“两种文化”的分裂久已存在,斯诺只不过是将其明确地表述出来罢了。但对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不能同意斯诺所做的分析。一些批评斯诺的人的观点并非没有合理性。比如斯诺的宿敌利维斯(F. R. Leavis)的批评,尽管尖刻,但不无道理。在利维斯看来,斯诺对两种文化的论述,概括了现代社会把文化平庸化为一种娱乐形式的趋势。这里并不是说娱乐一定就是坏事,它们有自己应属的地位,正如艺术和高雅文化有自己的位子一样。问题在于,混淆艺术与娱乐之间的区别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艺术掺假和平庸化。他认为斯诺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迎合了公众默认的低下的标准和口味。
他认为斯诺的用语过于混乱。譬如说,他把“两种文化”的不可沟通,先定义为“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问题,后来又转成“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问题。这样一来,似乎整个传统文化就是“反科学的”或“非科学的”。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大了。思想史上任何一个重要人物的思想都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斯诺的许多论证也是站不住脚的。譬如,他说“人文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卢德派(Luddites),对未来缺少信心”;“人文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愚蠢,而且不怀好意。”他还举出一些例子证明,从1914年到1950年,百分之九十的著名人文学者都是如此。与此相反,他认为,科学“文化”是乐观向上的。
斯诺的上述论证忽略了某些本质上的区别。个别人文学者不懂某项科学知识,如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能说明他在其他方面就有缺陷。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专门知识,懂不懂有赖于你从事的工作。而人文知识的面却相对较宽。斯诺似乎没有看到这之间的区别。
斯诺提到了个人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区别,但把这两者看成是对立的。他的观点中包含了某种未明说的假定:个人仅仅发挥他在社会中所处位子上的功能。
斯诺还是一个天真的社会改良论者。对他而言,一个社会的物资生活标准是“美好生活”的最终标准。科学是提高生活水准的手段,因而它是价值的仲裁者。 文化只不过是为了让物质文化锦上添花的摆设而已。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分配物质财富、提高效率、增加生产以及改进卫生。如果除此之外,你还坚持一些别的价值,你就是一个卢德派。
事实上,斯诺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只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斯诺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发明了“两种文化”这个词。

L:尽管针对斯诺的批评屡见不鲜,但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舆论还是承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与制衡,乃是人类近代思想史上一条醒目的轨迹。由于传统思想的稳固和近代科学的缺席,“两种文化”的问题在中国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得以彰显并导致一场思想大辩论。

F:您这里是否意指1923年在中国爆发的“科玄之战”?

L:正是。我始终认为,“科玄之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高水准的理论交锋,对于巩固新文化运动的胜利果实和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具有重大意义,可惜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政治局面的动荡,后一目标未能实现。同时我们要注意,论战双方的主将都受过西方学术思潮的熏陶,论战的焦点可以归结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是非,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由于双方的教育背景不同而又坚守师训,不懂也不屑于去弄懂对方的话语立场(如柏格森的唯意志论与皮尔逊的实证论),因此“科玄之战”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
“科玄之战”爆发于20世纪初现代思想艰难启蒙的中国;有趣的是,70多年后在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有一场被称为“科学战争”(Science Wars)的思想大辩论。据我所知,方先生和北大的刘华杰是在中国大陆最早介绍“科学战争”和“索卡尔事件”的,您能否在这里作一点简要的说明?

F:由于不满于西方学术界中后现代思潮的泛滥,以及所谓“科学的文化研究”中缺乏方法的精确性和语义混乱,在纽约大学工作的物理学家索卡尔(A. Sokal)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科学的文化研究者”,向美国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刊物《社会文本》投寄了一篇充满后现代时髦语汇而又漏洞百出的文章。这篇题名为《超越边界:通向量子引力的变形解释学》的长文,被刊登在《社会文本》1996年春夏合刊的名为“科学战争”专号上,无论是杂志主编,还是“文化研究”阵营的学者都没有看出索卡尔的把戏,有的后现代学者还对其加以引用。随后发生的就是笑剧了:索卡尔在另一家刊物上揭穿骗局,他也因此成为西方科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最受人瞩目的明星,感到蒙受欺骗的《社会文本》的主编和相关的学者则大为光火。

L: 这倒使我想起“科玄之战”爆发之前的1918年,新文化阵营中的钱玄同与刘半农合伙编演了一出双簧:为了吸引更多公众对其新文学观点的注意,前者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攻击新文学,后者则作《奉答王敬轩先生》,对保守派的文学主张连同伦理道德观念极尽揶揄挖苦,一时新文学名声大噪。就宣传效果而言,索卡尔确实达到了巨大的成功,西方学术界的许多重量级人物都被卷入进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温伯格在《纽约评论》著文指出:此事件表明,“从科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误解的鸿沟来看,至少像斯诺若干年前所担忧的那样宽。”

F:其实索卡尔并不是这场“科学战争”的始作俑者。其起因是出版于1994年的一本名为《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的书,点燃导火索的是美国两位大学科学教授勒维特(N. Levitt)和格罗斯(P. Gross)。
按照两位作者的说法,《高级迷信》的主要目的,是向公众揭露在大学中滋生的对自然科学的敌意,这种敌意大部分来自社会学家和那些在文学理论领域工作的人的“煽动”。他们尤其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这一研究取向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这种研究误导了大众。他们指责将科学与人类一般的活动放在一起考察是降低了科学的身份;同时他们以傲慢的口吻发问:不管是多么天才的社会理论,在过去的世纪里有过什么进展吗?它们对重要的社会事件做出过真正让人信服的解释吗?做出过任何可靠的预测吗?结果他们大胆断言:对于所有这些提问人文社会科学界都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

L:《高级迷信》也直接提到“斯诺命题”,作者们在第一章中就写道:“斯诺爵士在他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言及的古典学者和历史学者,已经由于他们对于最基本的科学原理的那种沾沾自喜的无知而受到谴责。”
有一个问题让我念兹在兹颇费思考,那就是:就“斯诺命题”而言,两个对垒阵营的基本政治文化立场,何以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恰好互为镜象?

F:《高级迷信》的副标题提到“学术左派”(academic left),我猜想同您所说的“政治文化立场”相对应,而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习惯的政治术语中的“左派”和“右派”。

L:实际上,《高级迷信》的作者们想使用的一个词汇是“观点左派”(perspectivist left)。他们写道:“如果不是厌恶贴标签式的辩论,我们可能早就这样做了。左派的观点主义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早期实践主义的真正遗产,这个时代假定受压迫者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洞察力,而受害者的知识权威连同其道德权威都超越于任何挑战。”下面我就来尝试解释这一发生在20世纪的政治文化转向现象。
“科玄之战”中“科学”阵营的拥护者,无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抑或无政府主义者,都站在批判传统的立场上,对社会变革持激进的态度,并坚信科学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催化剂;站在这一阵营对面的则是固守传统的文化保守派。到了20世纪末,情况正好相反:引发了“科学战争”的《高级迷信》,锋芒直指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左派,从福柯、德里达到费耶阿本德无一幸免,批判的重点特别指向近年来兴起的文化建构论的代表人物,如被称为最重要的法国“科学人类学家”的拉图(B. Latour)和爱丁堡学派的夏平(S. Sharpin)、谢弗(S. Schaffer)等人,当然也捎上了继承60年代反战运动和学生造反传统的激进环保主义者和女权运动,以及近年来开始时髦的“非洲中心”论。 索卡尔虽然自称是政治上的左派,并有在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下从教的经历,但他对左翼运动中的人文学者滥用解构工具和时髦术语的肤浅行为深恶痛绝,因此有人称他的作为是从阵营中杀向左翼的一枝最要命的回马枪。
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是幸运的,他们挟社会革命与思想解放的狂飙,以“科学”和“民主”为武器向旧制度和旧传统进行挑战。面对神州沉沦的现实和各种思想新潮的涌入,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像其西方先驱狄德罗、孔多塞和孔德那样,对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将给人类带来永恒的福祉坚信不疑。尽管他们的论敌已隐约提到刚过去的一战梦魇,但二战中那种以国家为主体、几乎整个民族都参与其中的大规模种族灭绝暴行,以及在欧、亚、非三大洲和广袤的海域天空进行的机器绞杀,还是善良的他们所绝对想象不到的。当然他们更无法预见原子弹和氢弹、光化学烟雾、江河断流、森林毁灭、沙漠化、物种灭绝、白色垃圾、臭氧层破坏、能源枯竭、核泄漏、电脑病毒和网络犯罪、有害的转基因食品,以及克隆怪物等。而这一切,正是形形色色的当代西方文化左派可以共享的社会批判资源。

F:关于“科学战争”的政治文化背景,台湾清华大学的傅大为先生还提出了一种堪称大胆的分析:认为这是在美国政府削减国家R&D投入之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阵营争夺学术主导权的一种表现。

L:拉图的言辞更为激烈,他声称“一小撮物理学的理论家在丧失冷战时期的巨额预算的情况下,为自己编造了一个新的威胁……这已经不再是对抗苏维埃政权的战争,而是对抗来自外国的‘后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战争。”(引自台湾《当代》126期从拉图网上摘译的《是否有冷战之后的科学?》)

F:在冷战时期,国家可以不惜血本地让科学家放手进行各种异想天开的计划,这也的确使得一些科学家以精英自居而具有主宰世界的良好感觉。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科学界开始面临一场危机。《高级迷信》问世的前一年,克林顿政府宣布取消预计将耗资10,000亿美元的“星球大战”计划;几乎与此同时,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的投票,通过了一项终止在得克萨斯州建造耗资110亿美元的超级超导对撞机(SSC)计划的法案,此时该计划已经完成了五分之一,据说直接或间接导致数万科技白领的失业。这就意味着,巨大的资源已从出手大方的政府转移到锱铢必较的企业那里去了,科学事业也得服从市场的需求。

L:另一方面,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早已超出狭隘的专业领域而具有广泛的政治意义,有关科学的决策必然会受到民主制度的监督。二战之后在西方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文化左派,普遍对资本主义生产中人被异化成机器的现象表示关注,对科技进步的价值产生失望,进而愈来愈明确地将意识形态批判与对“科技异化”的批判结合起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马尔库塞,谴责现代化的工业设备及其高效率的生产,剥夺了人的独立思想、自主性以及反对派存在的权力,从而使社会中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虽然不同意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的解放力量转化为解放的桎梏”的断言,但是提出:科学与技术在今天不仅构成第一位的生产力,而且也成了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也就是说,现代社会铸就了一种新型的、以科学为偶像的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7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又借助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解构方法、知识权力理论、科学的文化建构论、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理论,并与女权主义和生态运动互为犄角,他们遭到那些主张科学权威至高无上的人士的嫉恨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F: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殊性,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而不是全球性的文化,即便到了今天,这一点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由于西方在近现代的成功,人们把西方文化的地域性这一显著特征给忘了,认为西方文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是一个思考观念上的致命错误。
与此同时,有一些思想家试图换另外一种说法。他们主张,尽管科学是从西方文化中脱胎而来的,但是科学作为一特殊的文化,可以超越地域的特征,而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科学是一种与其它文化形态根本不同的文化。
由于任何文化都离不开“语言”与“思想”,只有弄清了“语言”和“思想”的特征,才能弄清楚“文化”。
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和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普适的,他们都是基于一种内在的、深层的语言结构。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其它人,不管是什么样的语言和文化,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是基于一组相同的语法规则。不存在不同文化的人的交流问题。文化的不同并不重要,因为它不是最根本的。而哲学家蒯因和古德曼则认为,语言和思想本质上是可变的。来看不同文化的人们不能理解对方,因为正是由语言和文化建构了“实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可建构不同的“实在”。同样也产不存在不同文化的人的交流问题。因为跨文化的理解是不可能的。理解与实在(或“事实”)与文化有关,只能发生在文化之内。
上述两派都认为,语言是思维和文化的基础。语言、思想和文化是生物进化过程的自然结果。但两位公认是相互作对的思想家波普尔和波兰尼对这个假定提出了批评。
在他们看来,尽管语言和文化对跨文化间的理解造成阻碍,但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可以超越文化的局限性。在波普尔看来,科学遵循一种理性对话的逻辑,它是超越文化之上的。波兰尼认为,科学家通过连接与众不同的科学文化,使用“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做出科学上的发现。

L:对于中国来说,其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文文化,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相对匮乏,因而中国历史上也就较少西方那样对科学的顶礼膜拜。然而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本世纪的中国也出现了另一极端:例如对于1923年那场“科玄大战”,从受到“五四”影响的新青年到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舆论,无不对“玄学鬼”们嗤之以鼻,却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仅靠科学是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二战之后美英占领当局在西柏林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将曾为希特勒德国研制新武器基地的柏林技术大学强制改造成一所容纳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而时隔不久中国高校于50年代进行的院系调整,则使高等教育纳入高度专门化和技术化的轨道,由此“工程师的摇篮”成了对学校的最高褒奖,“学好数理化”成了每个中学生的座右铭。
中国既然要走赶超西方科技强国的道路,西方世界为完成工业化付出的代价和在文化上经历过的巨大困惑我们迟早也会遭遇,实际上两种文化的割裂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现端倪。自“五四”请出“赛先生”到今日“科教兴国”喊得震天响,科学在中国似乎逐渐得到重视;但是只要认真思考就会发现,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是视科学为征服自然的利器、为国家带来富强的救世主,而漠视了科学所内蕴的使人类自身完善的巨大精神力量。这种对国富民强的追求和对现代化的苦恋,对于一个在近代饱经忧患的民族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对“科学万能”的幻想和对人文精神的漠视必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F:我认为要想搞清楚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必定要涉及到对“科学”和“人文”概念的理解。自19世纪末到现在,关于何为科学,何为科学的具体特征、何为科学精神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感到,我们社会中更多地把“科学”与“技术”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我们的很多恐惧,其实是对技术的恐惧,而不是对科学的。“科学”与“技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以往的科学观都只是把科学家看成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勤奋工作者的形象。科学是客观的,科学是通过收集资料、提出解释事实的假说、通过理论推导出的实验来对理论进行检验,以决定是保持还是抛弃理论。罗素曾用伽利略如何从比萨塔抛物的例子来证明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下落的实验是错的。事实上伽利略从未做过这样的实验。像年轻的爱因斯坦,他思考的多,做实验很少,但他却坚持认为,即使实验支持别的理论,他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事实上,科学是一种与人类的其它创造性活动相类似的活动,而不是一个纯粹致力于客观性的、与世隔绝的活动。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一般是通过一些不能完全说明白的线索获得的。发现的过程与通常的研究不一样。发现是不可能用任何现有已得到清楚说明推理规则得到的。
即使最具原创性的研究工作,都只有在默认某个现存的解释结构的某些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起作用。在科学中,这些基本原理构成了科学家使用的前提和方法。一个好的问题往往会给还未被发现的真理提供充满激情的暗示。发现问题是一项伟大的科学成就。
但这样说,并不是等于说科学不需要扎实和埋头苦干的的工作。不是这样。目前学术界相对主义之泛滥,就是因为忽略了扎实和埋头苦干的重要性。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检验和证实也与新的洞察力一样重要,直觉的天赋可能会是全错的。因为即使是一个天才的想法,如果没有经过艰苦的检测工作,而直接付诸实践,也会产生很差的效果。
现在的情形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在其结果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已经站在了新闻发布会的台上。
对发现的证实和掌握知识的预测能力,是一种持久的过程。真理绝不能按步就班地被发现出来,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认识清楚。按照波兰尼的说法,科学的秩序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计划出来”的。他据自己的亲身经验知道,这种计划是荒唐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计划”科学的进步,科学也根本不可能如此进步。
L:我赞同你的观点。我想在中国,情况恐怕更复杂一些。库恩以降的社会学传统认为,科学已发展成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有其自身的社会结构和规范,类似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和家庭制度一样。在多数知识分子认同对后面那些社会制度进行批判的合理性的时候,对科学的说三道四却极易遭到“滥用后现代理论”与“反科学”的误解。我的老同学和畏友李醒民曾说过:“反科学主义不仅在理论上难以立足,而且在眼下的中国也是不明智的和不合时宜的,甚至是滑稽可笑的——我们有反科学的‘资本’吗?我们有这份超前的精神‘高消费’的‘福气’吗?” (李译皮尔逊《科学规范》前言)针对“人类必需充分认识现代科学和技术这把‘双刃剑’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应用伦理和法律的工具约束它们的发展和利用”这一说法,赵南元义愤填膺地反驳道:“由于伦理学的落后并且缺乏像科学那样的纠错机制,由道德狂人和宗教狂人制造的灾难和浩劫在历史上层出不穷,在现实中也比比皆是。而科学狂人却只出现在好莱坞的科幻恐怖片中,是那些道德狂人和宗教狂人为了散布‘科学恐惧症’捏造出来的,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个实例……中国传统伦理的黄金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伦理学家不欢迎科学家来指导他们应该研究什么或不应该研究什么,就请伦理学家也不要鼓吹动用‘法律的工具’强迫科学家放弃某一领域的研究。”(《中华读书报》2001年12月13日)
应该说,上述观点在科学界有一定的市场,可见“斯诺命题”在今天仍然具有活生生的现实基础,因此我愿意借此机会重申自己的观点,以求同上述学者作进一步的讨论并谋求沟通。对“后现代主义”我没有多少了解,也不赞成极端的建构论者把科学看成是由社会环境、政治权威、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等组成的复杂网络下的一组精致的约定,而不具有客观的可验证的基础。问题是,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或文化现象来研究,就必然要对19世纪以来兴起的“科学进步论”进行反思;在这方面,借助文化学者和社会学家的分析是不无裨益的。
至于那些并不懂得科学,却将科学正确与政治正确挂钩、将科学正确等同于道德正确,从而把自己装扮成科学护法神的少数人,则不必幻想去同他们进行任何严肃的学术交流。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着与中世纪的神职人员相似的角色,这真是中国科学的不幸与中国政治道德的不幸。

F:这说明自然科学阵营与人文科学阵营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它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自然科学内部自身的矛盾,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来自不同研究传统之间的矛盾。应该承认,这些矛盾有时是相当尖锐的。我不知道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它们。
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本身对自然科学中的一些术语的准确含义、适用范围都没有弄懂,那最好不要急于把这些术语加以推广,尤其是不要用它来分析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由于牵涉面广、变量多,因而呈现出理论的多样性。而这恰恰是现实的复杂性造成的。自然科学家理应对人文社会科学家持一定的“宽容”态度。人文学者应当自重和自律,而自然科学工作者绝不可太傲。
顺便问一下,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双栖于科学与人文两块领域的写作者,或如媒体所称之“科学文化人”,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L: 这绝对是一个好现象,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投身这一事业。另一方面,有关的学者应该谦虚谨慎和严格自律,不要为眼前的虚名和媒体的吹捧冲昏头脑,更不应该刻意追求新闻效应以赢得公众的认可。最近网上有些文字颇有文革遗风,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F: 您似乎对科学史的文化功能情有独钟,能否谈一点您是如何理解科学史有助于沟通“两种文化”的?

L: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往往就是文明形态及学术纲领成型和学术规范重建的时代。在新的世纪到临之际,我们面临着后冷战时代政治格局的重组、全球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出现、人类生存环境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自然资源日趋枯竭等严峻的社会问题带来的挑战,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认真思考与解决,必将导致新的文化形态和学术纲领或规范的建立。
21世纪的文化将是一种充分整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综合型文化;换言之,新的文化形态和学术纲领或规范的成功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斯诺命题”的认识和解决的程度。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中,科学史将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文理的学术特征,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则是:它在人类知识谱系中的特殊位置,以及它所研究的对象的特征属性。
近代史上最早赋予历史学以科学地位的思想家维柯认为,数学是人为的因此也就是可知的,但它却不反映现实;自然是上帝制造的因此不为人全知,然而它却反映了现实。是否存在既可为人类全知又能反映现实的“新科学”呢?结果他在希腊神话与历史学中找到证据,人与上帝可以沟通。孔德继承维柯的思想,认为历史在人类发展的所有知识中具于首要地位;他又提出历史发展的三段说:第一阶段是神学阶段,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第三阶段是实证阶段,支配实证阶段历史发展的是理性科学,历史进程终将达到一个臻于完美的境地,这是科学进步论的基础。
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乔治•萨顿,是一位立足于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科学进步论者。当他于上一世纪初开始投身这项事业时,他所怀抱的理想是:推进科学史学科的职业化与建制化,把古往今来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过程当作人类文明史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篇章进行研究,从而揭示科学、技术和医学对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演进历程的巨大作用。
主要由于萨顿本人和辛格、梅利、巴特菲尔德、贝尔纳、李约瑟等人的努力,科学史终于发展成一门国际化和建制化的学术事业。稍后,默顿开拓的社会学取向和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使科学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研究的重点,逐渐从对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过程的关注,转变到对科学本身的规律性研究上来。近年来,科学史研究在研究传统与方法上,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核心是运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知识考古学等不同方法,对科学这一主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从而出现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科学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等新的研究取向或潮流。
如果套用李凯尔特的理论,萨顿与萨顿之前的科学史家们所研究的题材,一般来说是个体化的知识(如牛顿的光学手稿与伽利略的力学实验),并由价值观(如科学进步论)所主导;与此相反,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分析的当代科学史家们,其关注的焦点则是一般性的和规律性的结果,并不受科学进步论这样的价值观所左右。这样,从严格的历史学中脱胎出来的科学史,由于外部条件的演进和内在研究取向的调整,其研究的对象已经具有同纯粹的自然科学所关注的对象类似的特征了。这样的知识系统,是最接近沟通“两种文化”这一目标的了。
如果说萨顿未能在其科学史实践中真正实现其新人文主义纲领,那么在21世纪,通过科学史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将是完全可能的。

F:您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我虽然不算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至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虽然相信科学与人文在某种程度上会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但分歧是永远会存在下去的。而且我们不可能靠一些宏观的、非个人的东西来从外部强加于每一个个体。克服两种文化的分裂,主动权更大程度上掌握在单个的个体手中。
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我认为是与我们的教育有关系的。科学作为近代以来得到特别彰显的文化,虽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但科学首先是人类的科学,它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人性所有的种种特点。科学与人文,从精神气质上来讲,尤其是涉及到人类的创造性思维而言,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现行的教育体制,却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人为地设置了许多障碍,阻止了科学与人文的整合。
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终目标之一应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作为一项基本策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上的通才教育、文理渗透却存在很大的困难。理论上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这两种文化取长补短,才是人类的真正福音。
事实上,人类文明的进步或许是在不同的观点保持“张力”的情况下发展的。争论的双方如若都能退一步,考虑一下对方观点的合理性,则有助于事情的进展。但遗憾地是,迄今为止,文化研究领域中术语使用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仍没有多大改变。如何规范学术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术语混乱现象,确实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界能够做到自律。另一方面,许多自然科学家,尤其是一些只关注自己专业领域,其影响也只限于狭窄的专业领域的科学家,往往对其它自然科学领域相当陌生,更缺乏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了解。这在科学研究领域划分越来越细的情况下,似在所难免。但是,缺乏对人文研究的最起码的“宽容”,却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L:这里就显现出历史的重要性了。1392年,担任佛洛伦萨市政厅秘书长的萨留塔蒂(C. Salutati)曾提出了一个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命题,他认为历史才是人类最好的教师,因为历史是比所有哲学和神学更为具体的知识,因为人性就是人在世界上行动的记录,文明与政治都是在历史的框架内实现的。
历史研究有助于排除由先入为主的哲学定见所导致的误会。
真正弄清科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恐怕还需更进一步的、长久的研究。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它暴露了在人类文化领域里普通存在的误解、偏见与不信任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如何融化、消除、澄清这些根深蒂固的误解、偏见与不信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斯诺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的重要性在于引起世人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注意,而这一重要性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斯诺命题”在今天重新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就在于此。

本文的主要内容已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6日第24版,题《两种文化:冷战坚冰何时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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