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传播科学精神

 

刘钝

 

我是从事科学史研究的,还是从历史和文化谈起。相比于西方近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遗憾就是科学精神的缺匮。诚然,中国古代的某些科技成就,特别是在经验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曾经达到世界领先的高度;但是就整体而论,对严密逻辑的追求、对数学方法的推崇,对实验的重视、以及理性的批判等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相对薄弱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主脉就是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其源头可以早溯到400多年前耶稣会士的来华,他们带来的“远西奇器”和天文数学知识曾引起当时朝野人士的惊奇。但是直到17世纪,当欧洲诸强挟裹着科学革命的狂飙对所有的传统文明进行历史性超越的时刻,中国这艘古船还在其原先的航道上缓慢地行驶。1819世纪,当西方国家以科学为先导开始其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中国的统治者和广大民众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知识界的少数精英才逐渐认识到,中华老大帝国与西方列强的主要差距不仅仅在于后者拥有坚船利炮,更重要的是中国缺少那些隐藏在船炮后面的科学与技术。

在这一持续了四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科学与技术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然而冲击波所及主要还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它们对中国文化在思想和价值观念层面的影响还不十分显著,中国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相对贫乏可以说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对于科学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相对贫困,我们至今还缺乏一种全民族的深刻反省和普遍认识。

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和发展工业提升自身经济实力的过程,还应该是其社会生活和人民精神世界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除了经济增长以外,科学素养、文化水平、知识普及、政治进步、心理适应、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等等,都应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尺;而科学精神的深入人心,更应成为一个民族是否具备现代意识的试金石。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科普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其主要表现为:缺乏鼓励科普事业发展、促进科普工作繁荣的机制,缺少知识结构与当代科技进展相适应的科普中坚力量,科普理论相对薄弱,科普的形式比较呆板。这些都是早已为学者们指出过的老问题。有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了一些进步,如《科普法》的出台,中央电视台十频道的开设,科研院所在评价体制中加大对科普工作的权重等,民间发起组织科普佳作评选等,但我们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

科学家从事科普是他们应尽的社会义务。科学家有责任向公众解释其所从事的是一个性质的工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这项研究对人类理智的开拓、对国计民生有什么作用,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和子孙后代有何意义甚至是否有潜在的危险。总之,应使国家和纳税人了解,他们的钱用到了什么地方。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促进公众对科学事业的理解,有利于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使科学成为一项以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为核心的公共事业,而不是由少数人和机构垄断的行业。

中国科学院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开始,就将原来隶属于资环局指导的科普领导小组转到政策局,挂靠单位则放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一小变动视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科学界的决策者意识到科学精神的普及将是科普工作中的核心内容?当然科学院在各地的植物园、标本馆、天文台、观测站等仍然是科普阵地的第一线,扮演着直接面对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角色。

同科普先进单位比,我们的工作微不足道。我们的理念是不求闻达和轰动效应,能做一点做一点。例如,为纪念诺贝尔奖设立100周年,我们同院政策局一道在军博举办了《科学之门——从诺贝尔奖看二十世纪科技发展》的大型图片展;研究所还有一个“科技史巡展”计划,目前的工作主要是搜集科技文物和制作图片及模型,我们也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外地多次布展,平时展品就陈列在科学史所所在的孚王府南大殿里,是东城区青少年科普阵地之一。所科普小组还同祖冲之的故乡河北省涞水县合作,目前正在筹划一项在野三坡建立祖冲之科技苑的计划,研究所每年夏天都派出研究生到涞水进行社会实践,实践的主要内容是进行科普演讲和问卷调查。在出版方面,我们同辽宁教育出版社合作,译介推出了《探索》、《地球故事》等西方精品科普丛书;同山西教育出版社策划合作出版作为“科教兴国干部读本”的《科学与文明》丛书。

明年我们准备在研究所的网站上开辟科学文化与科普的板块;如果条件成熟,我们还想将“科技史巡展”计划调整成筹建固定的主题陈列场馆,不过这依赖于有关部门的理解和经费筹集的情况,可能不会在我的任期内实现。

在文化多样性这一观念得到人们日益珍视的今天,应付来自社会的对科学权威性的挑战和责难,采取盛气凌人的压制或简单的对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掌握了具体的科技知识并不意味着能够运用科学方法,更不等同于具有科学精神。依我看来,科学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应该是理性批判主义,对某些科学权威的意见,如果其主张可能会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和子孙后代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就要特别警惕,就如同警惕那些歪理邪说一样。历史上也有些科学家,他们在专业领域内的知识可以是一流的,但是其所作所为却与科学精神大相庭径,比如为纳粹政权服务的斯塔克和勒纳德之流。因此我们说全面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也应该包括提高科学家的科学素质;我们甚至可以说,科普的受众也应包括科学家。

 

原载《科学时报》2003年1月3日<科学周末>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