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各科要义概说

有史可考的医学分科,始于周代。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的官医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兽医则专掌治疗家畜之病。从中可以看出,人兽之别、内外之分,是医学分科的最初着眼点。此后,随着医学的发展,分科亦渐趋具体化。《史记·扁鹊传》中有“带下医、耳目痹医、小儿医”之语,说明妇科、五官科、儿科等已渐成专门。唐代太医署中,医生分为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四种,但“医师”含括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及角法诸项,故实际分科当不止四种。各科的内涵亦不可全从字面理解,如按摩师的职责包括“损伤折跌者,正之” [①] ,这在后世的医学分科中,当属骨伤科的治疗范围。宋代太医局将医学分为九科,即大方脉(内科)、风科、小方脉(儿科)、眼科、疮肿、产科、口齿兼咽喉科、金镞兼书禁科、疮肿兼折伤 [②] 。元、明之时扩展到十三科 [③] ;清初减为十一科,后又减为九科 [④]

分科,是医学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代表着该时代医学各方面独立发展的客观状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医学的分科特点,与其理论学说具有密切的关系,例如“风科”或“伤寒”,在今天看来只是某一类内科疾病,在中国古代却独立成科;某些分科的名称虽然古今一贯,但其实际内涵却有所不同,显示出古人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原理方面与现代医学有所不同。以下择其要点略加说明。

一、内科:疾医、大方脉、风科

受近代医学之影响,现代中医学中亦有内科(internal medicine)这一分科,但在古代却没有这一名称。从本质上讲,《周礼》的疾医、疡医之分已有内科、外科的性质,但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虽然出现了妇人、小儿、骨科等许多分支学科的专著,并在医学分科中取得了各自的独立地位,却始终没有形成明确的内科学。许多以论述内科疾患为主体的医学著作实际上都兼含妇科、儿科、外科等各方面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以整体观念为特征,靠调整机体平衡达到治疗目的之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与治疗方法,不仅仅适用于各种内科疾患,同样也是其他临床各科的指导理论与治疗原则。因此,历代虽不乏以某一方面之特长鸣世的医家,却极难看到独限内科的医家。

一般认为,在中国传统医学里,除去特殊标明而独立出来的专科如妇、儿、眼、正骨等科之外,其余的病症均属内科范畴,但这的确只能说是今人的划分方法与“内科”概念。古代对于现今所谓“内科疾患”的最基本的认识乃是根据病因的内、外不同,将其中属感受外邪而罹病的“时病”单独列为一科,称之为“风科”(宋元时期)或“伤寒科”(明清时期);将气血不足、饮食劳倦、情志不调等内因性疾患,称之为“杂病”。

病因的内外之分、对外感病的论述,虽可追溯至先秦,但经典性的全面论述当以东汉末年的《伤寒杂病论》为代表。又据其书名不难看出:伤寒与杂病,是两大类疾患的名称。后经西晋太医令王叔和的整理,将其中论外感病的内容编成《伤寒论》,则进一步明确了两者间的界限,这或许是宋以后伤寒独立分科的渊源。推崇此书之理、法、方、药的医家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伤寒学派,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被后人称之为“温病学派”的明清医家,他们在治疗方法、病机理论方面虽另有新见,但本质上仍属外感病的研究。由于病因理论的影响,宋以后的“大方脉”科虽与“内科”的概念十分相近,但在分科中却始终未能将“风科”纳入其中。

在杂病治疗方面,历代著作大多是以广博为务,以兼收为径。隋唐时期的一些大型医书所列病症、病名均达数百种,宋代的《圣济总录》则多至千种以上。但自金元开始,由于医家对医学理论的普遍重视,杂病著作不再以广博为胜,转而注重对于病机、辨证的探讨与研究。如金元四大家的一些著作,以及明清时期著名医家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张璐的《张氏医通》、喻昌的《医门法律》等,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一特点。

所以,在近代医学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中医内科,永远都会呈现出足以含括其他各科的态势。

二、外科:疡医、疮肿科

中医外科在历史上,实际是以研究与治疗各种化脓性感染、皮肤病、瘿瘤、痔瘘、损伤等为主要内容。概言之,凡皮里膜外(胸、腹膜腔之外)的各种有形疾患均可归属于外科的范畴。《周礼》称之为“疡医”。自宋代伍起予《外科新书》问世,“外科”一词的应用渐趋广泛,但在医学分科上,从未使用“外科”作为分科名称。其特点是在理论、治则、用药等方面均注重内、外的结合与统一。

近代西方医学的“外科”(surgery),是以手术、器械治疗损伤、畸形和其他病变的技艺,但其核心是手术;主要处理急性损伤和一些非手术治疗不可的慢性病。而中医外科基本上没有以手术治疗内脏疾患等慢性病的内容,重建和置换手术、生理手术(如切断迷走神经减少胃酸分泌以治疗消化性溃疡)、组织和器官移植手术等均属缺如。在矫形(如缺唇修补)、损伤、痔瘘、化脓性感染等方面虽然也使用手术疗法,但更注重药物疗法。由此构成了中西外科医学的主要区别。因此,如果将所谓的中医外科译为surgery,是不能正确表述其内涵的。对此有较多了解的外国学者,往往使用external组词以表明中医外科的本质。

中医外科,基本上可以说是沿着治疗“皮里膜外”之疾患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如在《宋史·艺文志》中载有外科文献19种,而以“痈疽”命名者即占14种。因而纵观金元以前的外科学发展,可以说是以研究疮疡的名称、部位、具体治疗方药为主,即以医方的传授与创新为重点。虽然有托补、生肌、活血化瘀等内治法的应用,但对于舌苔、脉象等在这类疾患治疗中的意义并不太重视,辨证施治法则的运用尚不明显。其原因或如南宋陈自明在其《外科精要》序文中所言:“今乡井多是下甲人专攻此科……况能疗痈疽,持补割,理折伤,攻牙疗痔,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一见文繁,即便厌弃。”金元以降,医学发展的总趋势已然转入对病机、辨证施治的理论性研究,在外科学方面同样表现出这一特点。元代太医齐德之在《外科精义》一书中,首次将各种脉象的变化与外科临床紧密联系起来,并在外科治疗中建立起消、托、补的基本法则。明清时期又出现了以王洪绪为代表的“全生集派”,注重阴阳学说的运用;以高锦庭为代表的“心得集派”,将温病学说中的“三焦辨证”引入外科领域之中等等。

沿着这条轨迹发展的中医外科学,在治疗方法上,以内外结合为其最基本的原则与特点。在外治方面,药物仍是重点,虽然不乏应用手术疗法直接去除病灶的表现,但与近代医学的手术疗法实有许许多多本质的差别。

三、儿科:少小、小方脉

明确提出儿科专门化始于唐代太医署,其“医师”中含有“少小”,与体疗、疮肿、耳目口齿等并列。宋代以后称“小方脉”,其意如宋代朱肱《类证活人书》所说:“小儿大人,治法一般,但小分剂。”——仅仅是用药的剂量有所不同而已。然而这一说法实际上并不准确,因为在中医看来,两者间的区别并非仅仅是像西方医学那样——根据体重来计算用药剂量,还存在着质的差别。例如宋代钱乙在其所著《小儿药证直诀》中提出小儿属于“纯阳之体”的观点,所以将《伤寒杂病论》中由八种药物组成的“肾气丸”,改造成不含附子、肉桂两种助阳之品的“六味地黄丸”,用以治疗小儿发育迟缓等疾病。

一般说来,中医儿科著作多自胎养开始,继之以初生、养护之论述;对于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诊治要点及常见多发疾病均有详尽阐述,由此构成儿科专门。

“胎养”之说虽然被现代科学所承认,但在古代,其本质却是基于“外象而内感”之交感巫术的思维方式,“故自初妊迄于将产,饮食居处皆有禁忌” [⑤] 。儿科中独有的生理学说为“变蒸”之论,此说以西晋王叔和《脉经》的记载为最早:“小儿是其日数,应变蒸之时,身热而脉乱,汗不出,不欲食,食则吐呗者,脉乱无苦也。”此后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始见详细的解说:“小儿变蒸者,以长气血也。变者上气,蒸者体热。从初生至三十二日,一变;六十四日再变……三百二十日,十变,变且蒸……积五百七十六日,大小蒸毕也。”孙思邈《千金要方》亦说:“大小蒸都毕,乃成人,小儿所以变蒸者,是荣其血脉,改其五脏,故一变竟,辄觉情态有异”;“当其时有热微惊,慎不可治及灸刺。”

儿科诊法中,自宋代开始出现诊指纹法。即以小儿食指掌侧皮下静脉的形色变化作为察病依据,食指的初节称为气关、中节为风关、末节为命关,静脉的形色变化在“气关”为轻,达“命关”为重。

儿科杂病与内科本无本质区别,唯麻(麻疹)、痘(天花)、惊(惊风)、疳(疳积)四大证属儿科特有的疾病。明清两代的儿科著作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以讨论这四种疾病为主,其中又尤以论痘疹者为最多。以清代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为例,其卷仟四○一至五○○是儿科部分,而其中自卷四五九开始,至卷五○○,计42卷全部为“痘疹门”。虽是节选诸书,但总字数已超过90万。足见由于明清时期麻疹、天花等传染性疾患的危害甚重,因而受到医家的广泛重视。清初曾有过一段时间,痘疹独立于小方脉之外,单独成为一科。

四、妇产科:带下医

妇产科的疾患集中表现在经、带、胎、产几方面。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将妇产科称为“带下医”的原因,即在于这些疾病均集中表现在下腹部(腰带以下)。例如《素问·骨空论》云:“女子带下瘕聚”。张仲景《金匮要略》在讨论妇人之病时概之曰:“此皆带下,非有鬼神”;对妇人出现下利、少腑里急、腹满、手掌发热、唇干口燥等症状的诊断是:“此皆属带下。何以故?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先秦著名医家秦越人“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 [⑥] ,是知“带下”之名由来甚久,而“带下医”即妇科医。

在医学分科中,首先是产科专门的重要性得到了重视与承认。自宋代开始,医学分科中将“产科”独立;明清两代改称“妇人科”。但从文献记载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看,医生在妇、产两方面主要是承担治疗疾病的角色,虽然有像宋代杨子建《十产论》那样专论正产、倒产、横产,并涉及转位手法的著作,但接生分娩的具体操作实主要是由“稳婆”(收生婆)承担的。

与近代西方妇产医学发展形成的历程相比较,由于中国传统医学的自身特征与社会环境两方面因素的制约,故在中国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那样以产钳的使用与改进(约数百种之多)为象征的、脱胎于外科而形成的一门独立学科——产科学,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产前骨盆测量、分娩机械原理之类的研究。因此与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不同,在当今社会中已无“中医产科”存在,一些产后杂病的调治不过是内科整体治疗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妇科的情况则全然不同,西方近代医学除了在切除生殖系统肿瘤等方面足以表现出其外科手术的长处外,所谓妇科医生手中掌握的药物,不过只有雌激素与孕激素两种,无论是治疗月经不调、子宫功能性出血,还是不孕症、更年期综合症,都只能靠这两种激素制造人工周期。而中国传统医学的药物、针灸等整体治疗在调整因植物神经、内分泌系统紊乱而引起的许多功能性妇科疾患方面则体现出其方法多样、疗效明显、且稳定持久等各种长处。

五、骨科:正骨、接骨

骨科成为独立的医学分科是在元代,称之为“正骨科”。明代谓之“接骨科”。从名称中即可看出其内涵主要是指骨损伤的治疗。其治疗范围主要是骨、关节和周围软组织的损伤;另外,对骨髓炎、骨肿瘤等骨病也兼见涉及。中医骨科的主要内容包括手法整复、器具固定、内外用药几大方面。前两项与西方医学多有相同、相通之处,而内外用药则是中医骨科的独到之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是最常用的治则,在促进骨痂生长、恢复肢体功能、治疗骨髓炎等方面确有明显的临床效果。

有意思的是,湖北张家山出土汉简《引书》中记载有下颌关节复位等“手法复位”的内容;唐代太医署的按摩博士“掌教‘导引’之法以除疾,损伤折跌者,正之”,据此可知在骨伤科形成专门以前,手法整复属于“导引术”的范畴,因而将“导引”解释为医疗体育、养生之术是不准确的。应该说,无论是通过医生之手引起患者躯体的被动运动,还是患者模仿“熊经鸟申”的自主运动,都属于“导引”之术、“外治”之法。在古人头脑中并没有将前者定义为“手法整复”,后者名之曰“体育锻炼”;前者为“治病”,后者为“养生”的区别。

在近代西方医学中,骨科(orthopaedics)的本义是矫形外科。该词来源于组合“将畸形弄直”和“儿童”两个古希腊语的词根,这与十八世纪初西方建立起儿童矫形医院,应用牵引方法矫正畸形有很大关系。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并非没有浮现过“以器械固定,强行矫正畸形”的图景,但却是以此比喻与嘲笑那些“违背自然规律、只图表面效果”者——“专治锣锅,不管死活”。换言之,习惯于顺应自然的中国人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畸形可以矫正,没有想到过强行矫正畸形也可以作为一种治疗手段或医学的内容,所以在中医骨科里,矫形外科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然而在骨折治疗方面,中医却认为药物可以改变“自然”,而且民众也普遍认为骨折时应该喝些“骨头汤”以帮助断裂处的骨痂生长、加速愈合,然而现代医学却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以为“毫无关系”、“该多长时间长好,就得多长时间”——可以说这也是一种“顺应自然”的观念。可见在东西方两种文化、医学体系中,都有“顺应自然”(无奈)与“改造自然”(参与)的意识,但却各有各的表现形式。

六、眼科

《史记·扁鹊传》中虽已有“耳目痹医”之称,但独立的眼科至宋代始见形成。中医眼科学的要点可以概括为:1、在理论上建立起五轮八廓的学说体系;2、将眼球疾患区分为内障、外障两大类;3、在治疗上虽仍不离中国传统医学内外结合的基本宗旨,但外治法的进步十分突出。

“五轮八廓”是中医中医眼科识病辨证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五轮”的名称与应用法则是:

气轮:目之白睛(巩膜),内应于肺,属金。

风轮:白内黑睛(虹膜),内应于肝,属木。

血轮:目两角大小眦(内眦、外眦),内应于心,属火。

肉轮:上下两胞(眼睑),内应于脾,属土。

水轮:青内一点黑莹(瞳孔),内应于肾,属水。

“八廓”是依八卦方位划分眼部,两者相较,与眼之不同组织结构具有内在联系的“五轮”说,显然要比纯粹按区域划分的“八廓”之说合理得多。因而在临床上,亦主要是根据五轮之分来辨析疾病。“五轮”之说虽然具有五行配属味道,但其根源却在印度眼科之中。

内外障之分:凡是发生在眼球内部的疾患称之为内障;发生在眼球外部,如结膜部的疾患称外障。宋元时期的眼科专著《秘传眼科龙木论》列举眼病72种,计内障23症,外障49症。由于当时对于眼底疾患、视神经病变尚不可能有足够的形态学认识,因此内障之述多是对白内障的辨别、手术适应范围与时机等。采用针拨之法时,必须是“犹见三光”者,如果“瞳人颜色如明月,问睹三光不见光”,则不宜针拨。

针拨之术一般认为是来源于印度医学,但眼科外治之法并不仅限于此。手术疗法的器械与方式均可称之为“针、割、钩、烙”。其中之“针”,用于拨内障,其他三种均用于外障。明代傅仁宇《审视瑶函》概之曰:“钩,钩起也。割,割去也。针非砭针之针,乃拨瞳神之针。烙即熨烙之烙……大抵钩割针烙之法,功效最速,虽有拨乱反正之功,乃乘险救危之法,亦不得已而用之。全在心细胆大,必症明而部分当,又兼服药内治,方为两尽其美。”

七、口齿咽喉科

“口齿咽喉科”始设于宋代,唐时“耳目口齿”为一科。在唐代的《千金要方》中,目、鼻、口、唇、齿、喉、耳、面诸类疾患,统称之为“窍病”;而且知道耳、鼻、喉相互贯通,这些大概就是这一分科形成的依据。与西方近代医学的相同之处在于,两方面均存在着将五官疾患从内科中析出,单独加以论述研究的倾向,但在西方医学中,耳、鼻、喉各科是在经过独立发展的阶段后,才由分到合地形成了ear-nose-throat department(耳鼻喉科)。

有关耳、鼻的生理、病理研究始终停留在汉代医学的水准上,即鼻为肺之窍,耳为肾之窍,以此决定治则,没有突破性的进步。对于牙齿疾患,唐代已有汞合金补牙法的记载,外用薰法治疗牙痛亦是常用的方法,但从风、火、肾虚等方面解释与治疗牙病仍是主体。以牙齿及其周围组织的病变为核心,在这一点上中西医学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医学缺乏错牙合矫正方面的内容。

喉科专著大量问世是在清代。这些著作大多是根据喉部的症状表现进行分类,治疗方法亦是多种多样,包括内服、外用与针灸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医喉科并不是以咽喉组织本身的固有病变,如咽喉部的肿瘤、发生器官的病变等为几本着眼点,而是以全身疾患出现的咽喉部炎症为研究重点,许多口腔炎症亦包括在其中。

八、针灸科

针灸疗法是一种独见于中国传统医学的治疗方法,但近年来习用此法者已遍及世界各地,其疗效逐渐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医生和患者的承认。而针灸疗法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则在于:一般认为中医治疗体系之主体不外两途,即“神农—草药”的药物治疗学和“黄帝—针砭”的针灸治疗法 [⑦] 。现代人为针灸疗法所下的定义是:“应用针刺艾灸的方法,通过经络腧穴,以调整脏腑气血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⑧] 然而这一定义所反映的实际上现代针灸学的内涵,或者说是现代人对于针灸疗法作用机理的理解与认识。在古代,不要说是在医学理论尚且十分不发达的原始、奴隶社会,就是到了汉代乃至其后,针与灸这两种治疗手段亦没有单纯被作为调整机体功能(阴阳平衡)以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而往往是被作为直接触及病灶的“外治”手段,因而才会形成“火齐(剂)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 [⑨] 的普遍看法,并在刺法上规定了皮、肉、筋、脉、骨等浅深次第 [⑩]

无论是以刃具式的砭石切割痈肿排脓,还是用尖锐的砭石放血,都是为了去除身体上的病邪考固然。只不过从后世发展的结果观之,前者被看成是手术刀的滥觞,应归入外科治疗法;而后者则成为金属针具的前身,被视为针刺疗法的起源。见于今本《黄帝内经》的金属针具——九针,不仅包含有与砭石相当的切割、放血之具,而且还有顶部圆钝的按摩器“圆针”——“长一寸六分,针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以泻分气”,和“针”——“锋如黍粟之锐,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灵枢·九针论》说:“鍉针,主按脉取气”;“必大其身而员其末,令可以按脉勿陷,以致其气,令邪气独出。”说明古代“针”、“刺”的概念与方法,与后世均有不同之处。其中包含有虽名之曰“针”、称之为“刺”,但实际上所用并非锐利之器、亦不穿透肌肤的治疗器具与方法。因此大致可以说徒手操作属于“按摩”与“导引”的范围,而利用器具施加按压的治疗则归之于“刺”,而且还包括手术刀在内。这基本上才是古人头脑中对“针”这一概念所下的定义。在“九针”中虽然已出现了锋如蚊虻喙的毫针,能够较深地刺入肌肤,但由于当时并没有严格地将“经脉”从人体可见组织中区别出来,十种是被视为人体组织结构的一部分,所以“经脉之病”亦只是隶属于从体表向内脏逐渐深入的一个层次,“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荣其逆顺出入之会” [11] 的治疗方法,仍含有极强的外治法色彩。

同样,如果简单地从热能的物理作用去解释灸法的产生与机理,亦未免太现代化。范行准氏指出:“火是鬼神所畏,用火灸焫含有驱逐鬼神之意” [12] 。此外还应注意到,这一治疗行为的主角,也许既不是“火”也不是“热”,而是“烟”。因为在古人的头脑中,对烟的作用有着特殊的思考:灵魂、鬼物等不可见之“物” 运动的通路。这也就是说,以火接近人体或某一患处进行治疗,含有令致病之“物”循人为制造的通路——烟,离去的意思。《周礼》中掌祭祀之职的春官大宗伯行“禋祀”时,均要积柴薪,点燃后将奉献给神的东西置于其上。郑玄注云:“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阳也。”载于烟上之物虽因事不同而有别,但假烟上升以成祀的方式却是一样的。另外,马王堆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治疗“婴儿瘛”的巫术方法中亦有“取屋荣蔡(即屋顶之草),薪燔之”的行为,山田庆儿释其目的为“使被疫鬼夺去的小儿之魂,知道返回之通路的所在” [13] ,是极有见地的。这些均有助于思考早期灸法产生时的思想基础。当然,随着医学的发展,针、灸两法逐渐较多地符合于今人所下之定义,例如在今本《黄帝内经》中,针灸之法已分别出现了补泻的操作方法等等。但诸如“风寒客于人……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 [14] 这种说明针灸属治外、能直接驱除病邪的记述绝不鲜见。灸法还被用于烧灼体表的赘生物“疣”和痈疽;刺法更是广泛地用用于处理痈疽、疮疡、腹部脓肿、淋巴结核造成的瘘管,放出腹水、阴囊积液、关节腔积液,和直接刺杀肠道蛔虫等;但也规定了腹腔内的某些疾患“不可动之”,所以“不可灸刺”,否则必然造成不良后果,甚至死亡。真正符合现代针灸学定义的针灸治疗学体系,是在东汉以后才逐渐形成的。西晋皇甫谧摘选今本《黄帝内经》中的有关理论和《明堂经》的腧穴学内容,编成《针灸甲乙经》,始将“依据经脉的”和“基于腧穴的”两种针灸方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针灸专门的经典之作,其中已经没有那些应该属于“外科”范畴的内容了。

九、祝由科

“祝由”一词始见于今本《黄帝内经》,谓古代治病 “唯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其后始有“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的方法。唐代王冰据此释“祝由”之义为:“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不知“祝由”与“咒”之间是否具有某种联系:一是在有“咒”之说,但尚无其字的时候,用来表示“咒”的意思,因为“祝由”之切(zh + ou)即是“咒”;另一种可能是“咒”的音、字皆后出——源于“祝由”的约音。然而不管二者之间是否具有这样的关系,总之在医学领域中都是“以语言(咒语)治疗疾病”的意思。

不论中外,咒禁巫术均是古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是因为在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之前,自然与超自然的界限并不清楚,一旦法术无验,被否定的仅仅是法术的操作者,而不是法术本身。在中国古代,咒禁疗法在医学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中,“咒禁”与其他治疗方法混在一起;隋代始设“祝禁博士”,唐代称“咒禁师”;宋代改称“书禁”;元明两代遵《素问》“移精变气,祝由而已”之旧语,称“祝由科”。

咒禁疗法的本质是巫术(magic),“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精神活动和时实践活动。巫术是属于科学、宗教学、人类学、哲学、神学等领域的现象,它不是理想的人类文化形态,但又是不能忽视的人类社会的一个实际侧面” [15] 。巫术的治疗方法虽然不可能具有确实的作用,但也不能因此即将其排斥于传统医学的体系之外。本书中有专门一章详述“咒禁疗法”,可参。


[①] 《新唐书·百官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245页。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十二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第2878页。

[③] 详见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医有十三科》,中华书局,1959年,第188页;《明史·职官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2页。

[④] 详见《清史稿·职官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3326页。

[⑤]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妇人方上·养胎第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第20页。

[⑥] 《史记·扁鹊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794页。

[⑦] 例如刘复《神农本草经·序》说:“尝考医学源流,古分二派,一曰炎帝神农,二曰黄帝轩辕。神农传本草,黄帝传针灸。家法不同,学派遂异。”(中国古医学会,民国31年刊本)

[⑧] 南京中医学院主编:《针灸学讲义·绪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4年。

[⑨] 《素问·汤液醪醴论》。原文作“必齐”,许多注家已指出“必”字系“火”字之误,颇为有理。

[⑩] 参见《素问》“刺齐论”、“刺要论”。

[11] 《灵枢·九针十二原》。

[12]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13] 详见山田庆儿:“夜鸣之鸟”。译文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十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259260页。

[14] 《素问·玉机真藏论》。

[15] 伊东俊太郎等编:《科学技术史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中译本,第7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