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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医的缘份

    我与中医的缘份,始于幼时的耳提面命。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医坛则云:“熟读汤头三百首,不会开方也会开”。所以五六岁时即开始就着唐诗背“汤头”,其后继之以《药性赋》、十二经脉、针灸腧穴,最终则是《伤寒论》、《黄帝内经》等经典的学习,这大概就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的写照。然而虽说是“家传”,但实际上我与父亲几乎是同时接近中医的——因为他这位出身于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的“洋”工程师,是在中年患病后才改弦易辙变成了一位笃信传统医学的“土”中医。所以除了中医书籍外,父亲也让我读朱洗所著《荷尔蒙》之类的近代生命科学著作。

    据父亲说,神农采药时总带着一只透明狮子,随时让它吃药并观察体内的变化。而爸爸的“透明狮子”,就是他自己和我们姐弟三人。记得那时家中至少有三个煮药的砂锅,学医不久的父亲一会儿说我们脸红“上火”了,便令每人喝上一杯清热之剂;一会儿又说我们脸变白了是“脾虚”,于是又让每人喝上一杯“四君子汤”。酸的谓之“梅汤”,苦的说是“咖啡”,连哄带逼反正得把药喝下去。所以我想告诉你:“实证”并非近代科学的专利。

    不知是自幼当惯了“实验动物”,还是父亲“实证”身教的影响,使我养成了“尝药”的习惯,毫不夸张地说:凡是出自我笔下的药,没有没亲自吃过的。不仅是乌头、肉桂、大黄、芒硝这些一般医生望而生畏的“将帅之药”,而且我还长期服用过硫磺、偶尔尝过砒霜——因为小时听爸爸讲,冬季入水摸鱼的人之所以不怕冷,是因为常服“能起命门真火”的硫磺;某种口红中掺有砒霜,能延长青春。所以提笔开方时,对于某药吃下去会有什么效果、多大剂量才能起到作用、这付药会是什么味道等等,皆心中有数。某些胡子一大把,终生只轻飘飘地开过“逍遥散”、“八珍汤”,或是几乎所有的药一律都开“三钱”(10克)的郎中、专家、教授,一看即知缺乏“吃药”的体验。

    初中毕业“上山下乡”,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争取到当一名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员的机会,并开始接受西医培训。从此头脑中便有了两种医学,并由此造成认识上的第一次“中西医学的冲撞与汇通”,那时总要写信问父亲许多问题,例如:西医的“伤寒”,是中医的什么病?而中医的“伤寒”,又是西医的什么病?等等。那时对拔牙、开刀、用洋文开张西药处方真的非常迷恋,也觉得比使用针灸、草药更有面子。但到了想靠“一技之长”谋个离开边疆的出路;或是离开边疆、返城当了工人,又想谋个职工医院大夫的岗位时,都还得靠“祖传中医”这张牌,于是便又从灵魂深处心甘情愿地回到了中医的“阵营”。屈指算来,在那八年“无照行医”的岁月中,凭着家传的技艺,也确有不俗的表现:在贵州绥阳,一纸药方治愈十八个小孩的“慢脾风”,使得县医院的院长当场开出接收证明,同意将我从云南兵团调入当地的医院当大夫;曾在安徽某汽车制造厂供销科长身上大施三折肱的妙手,痛快地购得当时极为紧张的汽车配件;致于说那种小小年纪,即备受恭维的享受,就更是经常可以体验一番了。

    1977年“文革”结束,使我有机会进入医学院校接受正规教育,由此在新的层面上展开了第二次“中西医学的冲撞与汇通”。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固然是每一个医务工作者掌握医学基础知识的必由之路,但对于许多中医院校的学生来说,却成了学习中医、理解中医的障碍。当他们进入学习中医的阶段后,类似前面所言“西医的伤寒是中医的什么病,而中医的伤寒又是西医的什么病”之类的问题,同样会困扰着这些初尝“两种医学体系冲撞”之滋味的中医后学。许多人也许会在从事多年临床治疗后,仍然摆脱不了“西医诊断、中药治疗”模式的束缚。而现代医学知识对于我这样一个已然有过多年中医实践、早已反复体验过“冲撞”滋味的人来说,却倍感亲切——因为只有在系统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后,我才获得了理解中医何以能治疗某病,中医何以要如此治疗某病的“密钥”。换言之,只有依靠现代医学知识,才能说清中医治病的“所以然”问题。所以在经历了第二次“冲撞与汇通”后,我开始考虑将来著书立说,把“中医”解释得让中医、西医、乃至一般人都明白。并自信能够作到这一点。然而在有了新的经历后,才知道要想达到这一目的,仅仅懂得两种医学体系的“科学”、“技术”成分——理论与技艺,仍是不够的。

    大学毕业后,意外地走上了治“科学史”的道路。这一新的经历又意外地使我获得了更多理解中医的契机。概言之,现代科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医何以能够治病的问题;而历史知识却能告诉我们那些玄妙的中医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我知道,如此高度的概括总结,对于毫无切身经验的人来说,恐怕根本无法理解。因而不妨举两个小例子:一次无意间听到有人讲:“我的口疮一吃辣椒就好。”这确实太让我吃惊与无法理解了,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普通百姓也会说:口疮是因为“上火”,吃些“牛黄解毒丸”败败火就会好的。但吃辣椒无异于火上浇油,怎么口疮反倒好了呢?这个问题伴随我多年,直到接受正规的科班教育后才找到答案。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即“科学知识”的作用。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在“无照行医”的年月中,虽然不乏“过五关,斩六将”的骄人战绩,但也有“走麦城”的丢人之时。一次,仿效《黄帝内经》中“半夏秫米汤”的意思,为一位失眠的患者处方一纸,次日,当听到患者说:“大夫,我昨晚整夜未闭眼”时,顿时汗流浃背。但究竟错在何处,乃是在我学会以历史的眼光去分析《黄帝内经》何以要用半夏、秫米治疗失眠的原因后,才认识到的。总之,科学知识可以在中西两种医学体系间架起理解的桥梁;历史知识,可以在古今之间铺设沟通的道路,但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一个二维空间的平面,只有将科学的解释与历史的解释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构建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才有可能全面地理解“中医”。

    小时候,爸爸曾经对我说:“有朝一日,你把《黄帝内经》彻底批判了,就是真正读懂了。”这些年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正是在朝着这个目标不断逼近。所有中医的“忠实”捍卫者一定会情绪激动地说:“你这是在挖中医的祖坟!”但我可以轻松地回答说:“不必紧张,因为今日的中医,早已不是《黄帝内经》时代的中医;旧瓶之中早已换了新酒。”要是不信,就认真看看我在研究论著中是如何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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