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元气·阴阳·腹 —— 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腹诊”的形成

廖育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一、从“诊脉”到“诊腹”

“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

 此乃舞台上医家亮相时常用的开场白,也可说是“江湖神医”展示技艺、获取患者信任的看家本领。如何才能做到“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最主要的手段不外望色观形、闻声诊脉。即略去“望闻问切”四诊之中的“问”,仅靠其他三法获取信息、做出诊断。然如此这般仍不足说明医家的技艺超群,必令其无由望色、观形、闻声,单靠诊脉做出诊断才算高明。于是便有汉和帝命郭玉隔幛诊手的故事 [1] ,甚或悬絲诊脉之笑谈 [2] ,以示脉诊之神奇。脉诊是否果真如此神奇,不是此处所要讨论的问题,唯从诸如“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 [3] ;“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 [4] “读书万卷,何如指下三分;谨守成规,岂过心灵一点?” [5] 等历代医家的感慨可知,脉诊的确是一种需要心领神会与悟性的技艺。

然而不仅唯知诊察脉搏之“率”与“律”的近代西方医学,对于中国脉诊——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学问表示难于理解,甚至就连以中国传统医学为基础建立起“汉方”医学体系的日本医家亦觉脉诊过于虚幻、难于把握。因而江户以来的日本近世医家,力倡使用一种叫作“腹诊”的查病方法,以取代脉诊。所谓“腹诊”,简言之即通过触摸患者腹部,体察其皮肤与内部的变化以获取全身疾病信息的诊断方法。

由于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看不到系统的腹诊内容,因而日本的汉方医学家与医学史家总是骄傲地强调:东方传统医学中的“腹诊法”,是生(发明)于东瀛、长(体系化)在扶桑,可以向全世界夸耀的日本独特的诊断方法之精华 [6] 。进而从中国人“长于穷理、短于格物”日本人“注重技术与实用”的普遍观念出发,认为腹诊技术的产生,“是在江户时代初期,由针灸医与按摩师之流所开创,他们主张通过将各个脏腑与腹部适当地对应,即可诊断邪气的位置。” [7]

对此,一些中医界人士始终耿耿于怀,他们撰文写书,力图说明腹诊技术的“发明权”同样属于中国,只不过是在日本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与运用 [8] 。然而就中日两方有关腹诊的论说观之,似乎迄今尚未真正涉及从具体文献内容到思想层面的深入分析与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于日本早期腹诊著作的考察,说明腹诊技术的产生并非像日本医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源于一些理论水平不高,但却“手技娴熟”的针灸按摩师之手,而是由某些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具有深刻了解者所创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种种间接、但却又是内在的深刻影响,对于这一诊断技术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人文、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这无疑较腹诊“发明权”的论争更为有益与有趣。

二、        早期的腹诊著作

现知的几种早期腹诊著作,基本上都是形成于十七世纪。在此基础上,虽不足以言充栋、但却也为数不少的腹诊著作在此后的二百年中,即江户时代的中后期相继问世。日本的医史学家习惯于按照这些著作中是注重中国古典医籍《难经》的“肾间动气”之说 [9] ,还是具有类似《伤寒论》的腹症描述 [10] ,而将其分为“《难经》系”、“《伤寒论》系”以及“折衷系”等三个系统。这种分类方法无疑是秉承了有关日本近世医学发展总体格局的最常见的把握方法。即:自近世以来,首先出现了以田代三喜(146515371544)、曲直濑道三(15071594)为代表的“后世派” [11] ;继而有贬斥宋明医学与《内经》、《难经》之说,独尊古圣张仲景《伤寒论》的“古方派”成立,并逐渐产生了“折衷派”。

然而由于腹诊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诊断方法,在十八世纪初已然发展得相当成熟,故在考察这一技术产生的原委时,不妨将目光锁定在形成于十七世纪的早期腹诊著作上,这或许比囿于人为的学派划分更为妥当。另一方面还必须注意,在当时的社会中,由于传播途径与门派之风的制约,一种新的理论学说或实用技术,显然不可能像在当代社会这般迅速地传播并被广泛接受。尤其是腹诊之术,在该时代尚属仅传门人、而不对他人公开的家传秘技 [12] ,因此研究者绝不可将各书按照成立先后排定次序后,即简单地判定某书为滥觞之作、并主观地在相互之间附加启承关系。而是应结合上述时代背景,从各书之“异”追溯其相对独立产生的历史实情;并从其相“通”之处,窥时代思潮的普遍影响。基于这些想法,先来看看十七世纪时究竟出现了哪些腹诊著作。

1、《百腹图说》(写本) 

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两种《百腹图说》。其一,外题“百腹图说”,内题“众方规矩秘录百个条”,无图;其二,分乾、坤两卷,主要由图组成。

或许是为了区别这两种内容不同的《百腹图说》,京大《和汉图书分类目录》与《日本汉方腹诊丛

书》皆以“众方规矩秘录百个条”作为前者的书名。但这个“内题”之名,实际上是出现在序文之后的正文开始处,据此观之,其义当局限于是指百段(即“百个条”)文字的部分而言。复将这一百段文字与后者的“乾卷”相对照,文图正合。故不妨推测:后者的“乾卷”原本不过是前者的附图。又因后者的“坤卷”内题有“金疮产妇痘疮五十腹图”之名,故可视为原本是以此为名的独立著作。如此说来,《百腹图说》实际上只有一种。

     《百腹图说》书影

此书的序文撰于“庆长七年”(1602),可谓现知最早的腹诊著作。对于此书的引用,据《日本汉方腹诊丛书》的影印本 [13]

2、《五云子腹诊法》(写本)  

在日本流传着一种腹诊始自五云子的说法,这是因为有被称之为“五云子腹诊法”的著作传于世。五云子姓王,名宁,庆安(164851)中归化日本,亡于1660 [14] 。森立之、多纪元坚等著名医史文献学者对于五云子本人是否使用过腹诊技术表示怀疑,以为其书、其术乃是成于五云子的门徒森云仙等人之手。然而不管怎样,此书属于相当早期的腹诊著作是毫无问题的。《五云子腹诊法》附录于多纪元坚的《诊病奇侅》之后 [15] ,引文据此。

 

             图2  《腹心传》书影

3、《腹心传》(写本)  

    橘隆庵节,内题“宽文七年”(1667),无序跋。文字虽然只有七页,但正如越山义氏所指出的那样:“作为腹诊著作,属较早期的文本。对于了解腹诊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16] 收于《临床汉方诊断学丛书》 [17] ,引用据此。

4、松岡意斋·森中虚   

一说松岡意斋最先发明腹诊法。意斋殁于元和二年(1616)。据说森中虚在元禄九年(1696)“以祖父仲和(得意斋亲炙与内传)之门人大槻泰庵所著草稿为基础,编次考订而为《意仲玄奥》”。此书为森立之旧藏,未曾得见。多纪元坚《诊病奇侅》 [18] 采撷诸家,于森中虚项下可见:“其书无题名,门人之笔记也,卷末有享保十七年(1732),中虚之祖父仲和,从松岡意斋受其诀”的记述。故可从该书所引中虚的论说,略窥松岡意斋、森中虚流的腹诊方法。

5、白竹子  

《诊病奇侅》中大量引用了白竹子的论说。据大塚氏的考证,此白竹子实即多贺法印,是梦分斋的老师。因有“梦分斋遂授法印流针术于意斋”;“医祖梦分以禅意首开腹诊之术,且为打针之祖” [19] 的记述,故白竹子的论说亦应看作是早期的腹诊技术。

6、《针灸遡洄集·腹诊部分(刊本) 

  高津敬节著,成于元禄七年(1694),翌年刊行。抄本中唯见“诊腹总论”部分。收于《日本汉方腹诊丛书》 [20] ,引用据此。

7、《腹诊传法》(写本)

成于宝永三年(1706)。书中记载:“延宝(167380)初年,名草三悦者,称阿是岡三伯之传也,以收传授金白银二两而教之”。故知阿是岡三伯(即味岡三伯)、草三悦的腹诊之术亦形成较早。收于《日本汉方腹诊丛书》 [21] ,引用据此。

 

    《诊腹精要》书影

8、《诊腹精要》(刊本)  

  由于此书被浅田宗伯、富士川游误定为竹田定加(15731614)的著作,故有竹田定加为日本倡导腹诊之第一人的说法流传。实际上此书乃是竹田定快(定加的数代之后)偶然从某隐士处得到有关腹诊的“斯篇”,以此为基础编纂而成。这在定快宝永三年(1706)的序文中述之甚明,故应将此书视为十七世纪末期的腹诊方法。《日本汉方腹诊丛书》所收为1793年的刊本 [22] ,引用据此。

三、各书的构造与特征

要想看清早期腹诊著作的内在构造,则必须逐一检讨其内容。可以说迄今的研究,皆因未对此作细致的考察与分析,才形成了一些惑于似是而反失其真的结论。

1、《百腹图说》 

 在书名与序文之间,明确记有“一溪道三注”;序文的末尾署有“庆长七年”(1602),即相当于道三歿后七年的年号。正文中又可见“先生三喜”的字样。可见此书的定本绝非出自道三之手,或成于其嫡传弟子田代三喜、甚至是三喜之子玄朔乃至其他门人。然而这些疑点并不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七世纪初期——腹诊之术初现的时间坐标点上,在以曲直濑道三、田代三喜为代表的“后世派”大本营中,已然出现了腹诊专著这一事实。这部出自秉承宋明医学之宗旨的“后世派”医家之手的腹诊著作,虽然在时间上出现最早,但在篇幅上却远远超过本文所言及的所有其他腹诊著作,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在此显然不可能全面介绍其具体内容,仅择要点略加说明。

   1)理论学说:本书序言的全文如下:

夫造化之机,水火而已。人身之要,气血而已。气血本元气而已。在阳为天,为火;在阴为地,为水。阳以阴为体,阴以阳为用。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此本然之理也。故以胃为阳,以肾为阴,是谓先天之气、后天之气也。然而诊之法有腹候,故腹者有生之本,百病根于此,因著图说也。学者思诸。

对于中国古代医学发展脉络有所了解者自会发现,文中所述“天·阳·火·用·化·胃·后天之气”与“地·阴·水·体·肾·先天之气”的对应概念,或者说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正是宋明以来中国传统医学在理论方面的新的生长点,甚至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形成后,浮现于中国文化层中的主导思潮。因而与其狭隘地说这篇序言是对腹诊原理的解说,勿宁高屋建瓴地将其看作是该时代对于生命现象之原理的概括说明与认识。就实际应用观之,这种究极的哲学理论在本书中,多少还是有些“穿鞋戴帽”之嫌——理论与技术的结合尚不可谓是水乳交融。例如从理论上讲,“虚里” [23] 之动(左乳下的搏动)属“胃气·后天之气”的表征,但在实际诊察中却被作为了解“上焦”病变的信息来源——“桂枝汤之腹候第五”中云:“伤于风,邪在大表,上焦尤强,故此邪争虚里”云云;又“小陷胸汤小青龙汤腹候第十九”云:“客气随虚里而动,胸膈短气者,有水气”云云。并未言及虚里的搏动、变化与胃气有何关联,而仅仅是被视为上焦(胸部)的邪气之征。同样,在“平素之人腹候第二”中,虽然引用了《黄帝内经》有关“虚里·胃气”及《难经》有关“肾间动气”的论说,但并非是为了解决腹诊的具体问题,而仅仅是为了说明不论是后天之气也好,还是先天之气也罢,皆“一元气也,太极也”这一终极真理的需要。

总之,“太极·元气·阴阳”这种足以体现时代特征的哲学思想,不仅见之于本书,同样也是后述诸多腹诊著作的理论基础。而且在实际应用方面,比本书贯彻得更加彻底。

   2)广泛采用各种诊察手段:纵观百条文字,可知在各种疾病的诊断过程中,实际上是广泛采用了腹诊、脉诊、舌诊等一切可以利用的诊察技艺。例如在“真寒腹候第五十四”中,详细论说了如何通过腹症、脉症、舌苔、体温、眼及泪的状态、脸的颜色与温度、唇的颜色与温度等等,来辨别疾病的性质究竟是属寒还是属热。就脉诊而言,不仅是诊察寸口(手腕桡侧动脉),还有对于神门(手腕尺侧动脉)、趺阳(足背动脉)的诊察。概言之,本书在腹诊方面的特点是:首先,由于在疾病的过程中,腹部也有症状表现,所以才需同时对腹部进行诊察。其二,比照脉诊中寸·关·尺与身体的上·中·下相对应,腹诊亦可按照上·中·下的部位划分而对位于上焦·中焦·下焦的疾病作出诊断。正是由于本书所关注的是利用腹诊,对于邪气、疾病存在的具体位置做出判断,而不是辨别抽象性的气之虚实,所以后来兴起的“古方派”亦接受并引用其图与说。

   3)治疗方法:本书中所见治疗方法,全是药物疗法。换言之,该书的主体思想是授人如何使用包括腹诊在内的一切诊断手段和如何选择适当的药方。可以说这恰恰就是内题“众方规矩”的基本含义。因而“腹诊最初由针灸按摩师等手技娴熟之流创造与使用”的说法,在此首先就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五云子腹诊法》书影

2、《五云子腹诊法》

本书虽然只有14段文字与12张图,可谓极短之书,但若详加检讨,仍可发现若干要点。

   1)作者的问题:本书起始处、书名之下见有“男云统笔记  森养春院法印传家秘本”之文字;正文第一段开始处有“五云子曰”字样(图4);第十三段末尾可见“以上十二则,原本并冠‘家君曰’之字,家君者五云子”的双行小字注。因此不管是将此书完全视为五云子之作,还是因“唐土(中国)无其说” [24] ,而以为全系门人森云仙、云统之作,皆未必适当。现以双行小字注为界,比较前后之文,则不难发现其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是知即便是篇幅不长的早期腹诊著作,其内容也同样存在着源于不同之时、不同之人学说的可能。

   2)理论上的构造:从开始至第十三段的终了,即所谓五云子所述的部分中,“脾胃”与“肝气”被视为最重要的病因与疾病 [25] 。而诊腹与治疗亦如后述,同样是以脾胃·肝气为中心。因此可以说五云子的腹诊完全是以此为理论基础与框架而建立起来的。与此相对应,第十四段,即双行小字注之后的文字,则可见“邪在表”、“邪在里”,特别是“肾虚”、“天之一元之气”、“按之,以察有力无力,知生死也”等。从理论方面的构造言之,前后可谓大不相同。

   3)诊背与诊腹:如第一段具有“总论”性质的文字中所论述,为要察“气血之虚实”,应在“背腹的状况”上“用功夫为佳”。即在五云子的诊断方法中,实际上包含着“诊背”与“诊腹”两方面。

第二段文字介绍了具体的诊察方法,即:

先应视人背之模样。因肩之周围为骨之交会之所,故气血易滞,故肉亦厚也……,推右方……可知食郁之症,推左方……是思虑多、心肝郁故也。……视背之大抵,可知虚实。

古人云:抚肩决生死也。二六时中可放心用功夫。

另外在第四段文字中,也在诊腹中言及诊背之事。“诊背”后与“四诊”(望闻问切)、“诊腹”合称“六诊” [26] 。但这只能说是诊断学在后世的发展,在早期的腹诊著作中,“诊背”与“诊腹”尚处于未分化的阶段。与此不同,第十四段文字虽然再度叙述了诊察的要点与一般方法,但却丝毫没有言及“诊背”。另外在第十四段文字中还能看到一节非常有趣的文字:“平手按乳下……病人之心弱者,虚也。”将乳下之动与“心”联系在一起,对于当今之人来说乃是常识,但对于古人而言却是在接收了西方医学之后才了解的重要知识。不论是古代的中国医学,还是日本汉方,皆将乳下之动称为“虚里”,视为“胃气”的外在表露 [27] ,由此可知这第十四段文字形成甚晚。而且即便是在西洋医学知识已然传入时,也仍然不是所有的医家都明白“虚里”与心脏跳动的关系。故在“心弱者”三字下可见“按、此义不明”的小字注释。

   4)治疗方法:腹诊被认为首先是在针灸医师间流传的诊察方法,但此书中全然没有见到针刺疗法的内容。而且“灸”法也仅仅是出现在与“诊背”有关的内容中。即第二段“视背之模样”时,因肩周气血易滞,故“宜灸”;若食郁“可灸右督俞、膈俞,左京门”;心肝郁“宜灸左督、膈俞,右京门”。其后论腹诊时,则仅仅可见药物疗法 [28]

前面曾谈到,本书中“诊背”、“诊腹”并用,两法尚未分化。但若结合治疗方法观之,其关系又变得十分复杂:一方面,“背”仅与“灸”相联,“腹”唯与“药”相关;另一方面,两者的理论框架又都是建立在“脾胃(右)·心肝气郁(左)”这一简单的基础之上。

3、《腹心传》:

著者橘隆庵在书中自述其学问源流时说:“少时,学于洛阳 [29] 时,有针术之老人,考腹,得见生死长短,妙如掌指”,故随老人而“得教习也。自尔以来三十余年,临病人,常考试其腹,渐得腹心之理。”此书的特点如下。

1)腹心之理:所谓“腹心之理”,是指“腹有太极、阴阳、五行之品”。但这些高深的道理,只能“口传,故略。”又说:“动气者,乃人类固有之物,人人有之,故无之则身形俱亡。……所谓动气、元气者,即阴阳之根本、太极之本体也。”橘隆庵想要通过太极·阴阳·动静·体用等概念,说明生命现象的究极性原理的目的,在于揭示:生命的根本——太极·元气,位于人体的腹部,所以“腹为人之第一重要”的道理。

由于书中见有“动气详义,存于《难经》”之语,故日本学者将此书的理论构造说成是“参照《脾胃论》 [30] ,而陈述《难经》系统的腹诊方法” [31] 。但实际上本书作者对于《难经》之说,采取的乃是批判态度。例如在论及“动气”时谈到:“动气有强按则愈强者,如是之人却得长寿也,可为心得”;“动者,动则物生,即阳之动也,是太极之用所以行也”——即将动气看成是生命的原动力,而不是邪气或疾病。甚至可以见到对于《难经》核心理论直截了当的批判:“《难经·三十六难》以左为肾,右为命门,大误!”其理由在于,按照橘隆庵的看法,两肾皆属于水,而“两肾之间为命门。《易》曰:一阳陷于二阴之中是也。”因此两肾仅仅持有“阴·静”的性质,“太极之体所以成也”。所谓元气、阳之象、动之用,以及生的功能,都是胃气。因而所有的疾病都是因胃气虚或滞引起的:“不拘何病,未见有腹中无滞者”;“脾胃之元气衰,尅化饮食之运行之力弱,邪气自然滞”;“世间长病者,皆腹之恶故也”。

阴阳之说,也是“理”的一部分。将腹分为左右(左为阳、右为阴),疾病的性质亦因此而不同,乃是此书中所见阴阳之说的要点。即:“腹之痞所属,在左,吉也;在右,凶也。其故,左阳分、右阴分也。故阳分之左易治,阳主发也;阴分之右难疗,阴主闭也。”橘隆庵就是如此这般运用太极·元气·阴阳来解释“腹心之理”的。

2)死生判然之术:在《腹心传》中,论“理”远远多余谈“术”。在涉及各种疾病时,往往是详细叙述病名、病因与症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腹诊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用作者的话说,腹诊的用途在于“可见死生之判然”。即判定是属“死症”,还是属“胃气·元气未绝,故不死”。正是由于本书对于动气的看法,与《难经》根据腹部“动气”所在位置(上·下·左·右·中之五方)来言说五脏疾病不同,而是将其视为元气·胃气的表现,所以主张“考动气,判死生吉凶”。同样,察“痞”之疾存在于腹之左,还是在右,也不是作为诊断某种疾病的具体体征,而是作为判断吉凶的依据。由此可见,本书所提倡的腹诊方法及其作用,与各种疾病的具体诊断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在于判断虚实·死生。而且按照作者的说法,这样的腹诊技术还能对于疾病进行预测:“即便无病之人,考腹,顿知病之将发也”;“无病之人,考腹,自知病之所发、其人寿夭也”。在需要预测疾病的转归时,“虽病退,若其人腹恶,则须臾大病再发,而成重症也。”总之,作者的基本诊断思想是:“腹、脉、症三合而考之,则病之幽显、死生吉凶,了如指掌”。但“病多相似之症,脉又神妙莫测”,“本邦之医,疏者脉也,今世未见能诊者”,故成此书、此术,以代脉诊,欲使虚实死生的判断变得容易。

3)治疗方法:就治疗而言,只能见到诸如:疝气“若用攻击,损伤脾胃,则为坏症,不治”;肿胀“不可以久年之积药急攻,若急欲下,则中气损伤而终至死症”;呕吐“其时或针,或用丸散之类”等寥寥数语,几乎没有涉及任何病症的具体治疗。然由此仍能看出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以药物治疗为主的医家,而且尤其注重脾胃的保养与治疗。这与其将腹部动气视为胃气·元气之征的“腹心之理”,正相呼应。

若将《腹心传》与《百腹图说》略加对比,则不难看出,虽然两者皆是以太极·阴阳·动气·元气立论,来言说腹诊的原理,但可以说:只有《腹心传》才是首尾一贯地从理论到诊察、从诊察到治疗,彻底贯穿着这一学说体系。

4、松岡意斋·森中虚:

在松井操汉译的《诊病奇侅》 [32] 中(刊于1888),载有13段多纪元坚写本中未见的森中虚之说。现将两种《诊病奇侅》文本中所见森中虚之论归纳在一起进行讨论。

1)以动气为中心:除去重复,两种《诊病奇侅》中共有31段森中虚的言论。其中有18段谈到动气。然而即便如此,也仍旧不能认为其腹诊法是沿袭《难经》而成,或是赞同《难经》所创的动气说。森中虚所采用的动气诊察之法,实际上与脉诊极为相似,主要是依据腹部动气的“强·弱·速·迟”

来诊察元气·脾胃的虚实 [33] 。概言之,作者虽以腹诊取代了脉诊“察病之际,以动气为第一”,但其要点不过“察动气之太过、不及与平和,以定其难易”。尤其是从“诊几万人之腹,无动气在右者也;千万人中,有天性所生动气在右之人,莫若是与反关脉 [34] 相同者也。”的解释观之,其腹诊方法不仅与《难经》无关,而且简直就可以说是在通过“实证”来批驳《难经》空中楼阁式的动气学说。

那么是否可以说森中虚的动气诊察,不过是以腹部动脉的诊察取代了寸口脉呢?两者间毕竟还存在着某些差别。例如“动气上脘”、“动气当鸠尾、中脘”;“中脘、任脉所过之处,动气如舂米”之类的症状,在腹诊以外的场合是看不到的。根据临床经验,可知这些症状大多出现在心脏病、肝硬化、或极度羸瘦的危重患者身上。森中虚综合参考“胀满”等腹症,而断言为“必死”、“难治”,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除“必死”之外,如在其他情况下诊察到异常的动气,则全部是以“阳虚”、“元气虚脱”、“脾胃虚”、“相火散乱”这些“虚”的病因加以解释。尤其是从“动气数、脉静,虚也,宜地黄丸;动气静、脉数,实也,病在血分,宜刺荣分。”这种腹诊与脉诊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构建于作者心中的的理论框架,是将“腹”作为气的存在场所,“脉”作为血的存在场所。此时反观前述《腹心传》中所言“食滞、淤血,又不同也。淤血为血分之病,故不碍胃气”,则可知这种将“腹与脉”分别想定为“气与血”的运动场所的思想,亦同样存在于该书之中。大致浏览了这些论说之后,自然不难理解该在时代的腹诊法中,腹·元气·胃气·动气是如何紧密联系为一体而被加以认识的。

2)治疗方法:“元气虚脱,则动气出现”(此指上腹部之动);“虚人,动气不现”(此指脐左之动)——由于主要是从“虚”的角度来考虑疾病的性质,治疗方法自然是以“补”为主。因而对于脐左之动迟缓的诊断与治疗是:“此元阳之虚也,用附子、肉桂之处也”;当动气“如舂米,为脾胃之虚”时,认为“此症针刺有大害”,力戒采用针刺疗法。又如,“脐下周围硬,乃肾虚;是肾气之涸。用八味丸之处也”;“动气数、脉静,虚也。宜地黄丸”;痢病,若“腹皮无力”,为“虚证”,“宜以六君子汤等补之”等。可以说力倡补养脾胃与肾,是森中虚治疗方法的特征。反之,“针”作为泻法的工具,只有在“动气静、脉数,实也,病在血”的场合才适用。

5、白竹子

《诊病奇侅》所载白竹子的论说有21段。其中不乏与森中虚相通之处,例如说动气在“左天枢” [35] 为常;动气不足为最险;鸠尾之动为恶候,等等皆与森中虚一致。然而在“左右”的阴阳属性上却看法不同,说明各有来源。即无论是橘隆庵还是森中虚,都是以腹左为阳、右为阴;病在左易治、在右难医,但白竹子却是沿袭“左肾、右命门”之说,主张:“若动气绕右之天枢,右命门火旺,水尽归火之兆也”;“应知左腹之痞,第一肾虚,疝气;右腹唯气郁无疑”。于此多少可见《难经》之影响。另外白竹子赞赏“外病知于脉,内病知于腹”的主张,倡导将腹的厚薄、虚实与上·中·下、浮·中·沉组合成“九候”,依次进行详细的检查。显示出改造移植中医脉诊“三部九候”之法于腹诊的蛛丝马迹。

6、《针灸遡洄集·腹诊部分》

1)脏腑的诊察:此书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有关脏腑的诊察。在上述五种著作中,脏腑诊察仅见于《百腹图说》。集腹诊法之大成的《诊病奇侅》,在诊肺、诊心、诊脾胃、诊肾、诊肝,即所谓诊察脏腑的各项下,皆是始于对《针灸遡洄集》的引用。因而在检讨腹诊法中诊察脏腑知识的形成时,自当注意本书的重要性。其内容基本上是源于《黄帝内经》、《难经》中所见有关脏腑位置与病症的论说。当然,这些“脏腑”既有与实际解剖相吻合者,亦有不同者。

2)虚里的诊察:虚里之动,实即左乳下的心尖搏动,在腹诊中备受关注。然而尽管如此,恰如脏腑的诊察一样,在上述五种著作中,唯有《百腹图说》涉及虚里的诊察。换言之,没有谈到“虚里”问题的腹诊著作,其诊察部位基本上是局限在腹部;而因虚里之诊,医者的手也就从腹部扩展到了胸部——由此引出许多“道德”方面的问题,但这不是本文所欲关注的问题。

脏腑与虚里的诊察,虽已出现在最早的腹诊著作《百腹图说》之中,但反而不见于此后陆续形成的腹诊著作中。而且若将《百腹图说》与《针灸遡洄集》加以比较,则会发现后者并非前者的继续。在《百腹图说》中,五脏的腹候作为疾病的症状表现,在百条的“病·药”之中不过仅占5条。而就《针灸遡洄集》而言,只要看一看其腹诊部分的子目,即可明白脏腑与虚里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其子目如下:

腹诊总论

诊肺·诊心·诊脾胃·诊肝·诊肾

虚里之动

动气三候

 

     《腹诊传法》书影

从《百腹图说》到《针灸遡洄集》,大约经历了百年。腹诊的内容已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此的分析,容待后述。

   7、《腹诊传法》

在题为《意仲玄奥》的意斋流针术秘传书中,可以见到对于味岡三伯·草刈三悦腹诊法的批评:“其后,医书讲读之师味岡三伯所传,不过腹诊之皮毛,全非意斋流之真传。” [36] 然而如果跳出古人恪守门墙之见的藩篱,却不妨说:透过这种批评,在“非真传”的背后所隐藏的,恰是个人新的创见或新的综合与改造。

(1)            先脉后腹的原则:“先师数原法印之传曰:凡临病人先诊脉,然后必应诊腹。”这种“先脉后腹”的主张,确与前述将腹诊置于第一位的橘隆庵,以及专心腹诊的意斋·中虚的诊断方法不同。此书一半的内容是“纵然为门人弟子,非经盟血之誓,不可谩传者也”的“妊娠诊法 ”。然而这一部分须经严格程序方可传授的内容,却与腹诊毫无关系,主要是脉诊方法。除脉诊之外,还有占法,这无疑也是属于“秘传”的内容。

2)腹诊的作用:行腹诊之际,最为重要的是根据“痛·痒”辨别疾病的虚·实。“大抵应知实痛、虚痒”,即:“若有痛处,可知证属病邪之实。押之手下酥痒,无任何条索,按之软而轻吟,为虚证,应知元气之不足也”。又以拇指按脐上,据动气之有无而判断死生,乃是腹诊的另一功能。一言以蔽之,腹诊的作用仍然不过是虚实·死生的辨别。但据痛痒别虚实、以拇指按脐诊动气的具体方法,确与其他腹诊之书不同。另外在论述“虚里”的部分中,虽将五脏六腑之胀满作为“腹”的重要疾病详加叙说,但实际内容却与腹诊无关,而是“记以《灵枢》胀篇”——仅仅记述了与望·闻·问三法有关的症状表现。致于说何以会在“虚里”项下记述五脏六腑之“胀满”,而且仅仅是记述这一内容,无疑是由于在当时人眼中,“虚里”乃是胃气,是推动脏腑运动的原动力。

3)“呼考堂一源”的动气诊法 :虽然一般认为《腹诊传法》系草刈三悦归纳整理其师味岡三伯之说而成,但现存的文本中近乎一半的篇幅,却是“呼考堂一源”批判味岡·草刈之说的内容。批判的核心在于“肾间动气之辨”。称之为“一源”者(文中亦见作“傐按”),引用明代医家滑寿、虞抟等的学说,不赞成在脐上诊候动气,而是主张应在脐下诊候。据一源之见,不论是《难经》中所述动气也好,还是明代医家的解释,都不是将脉的搏动作为动气加以诊察。动气的意思,乃是脐下的运动。同样,虚里也不是胸部之脉(心尖)的搏动,而是胸的运动。这种并非脉动的运动,无疑是指随呼吸而现的皮肤、肌肉之运动。此说是否符合古典之原义,可谓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透过他的论说,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当时的医家是如何按照各自的理解,来思考腹诊的原理;如何以各不相同的方法来实践腹诊之术的。

8、《诊腹精要》

竹田定快将得于某隐士的腹诊书加以删正,又据方技家之说补其缺漏,复用功夫于折衷诸家之论,最终著成此书。因此《诊腹精要》可谓是集该时代之大成的一部腹诊著作。与上述诸书比较而言,此书的特征在于要将腹诊技术加以体系化。

1)阴腹与阳腹:此书始自“总论”,其要点即“阴腹与阳腹”之说。“详明其诊之难为阴阳。阴阳者何也?人之腹状有二象”,即腹的状态虽有肥瘦、润燥、强弱种种不同表现,但要约不过阴阳二象。竹田定快说,他曾经主张“医之要”在于“脉之理”,但因为“脉理微妙也,难以神领,在意而不在象”,故转而提倡采用直接诊察“象”的腹诊取代脉诊。由于他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医籍早已熟悉,所以尽管诊察的手段发生了变化,但理论性的框架并未改变,可谓法异而理同也。

2)诊法要诀:在解明腹诊大要、基础知识与具体方法的“总论”之后,继之为“诊诀举要”。在这一部分中,首先依次解释了脐、动气、虚里、腹之上·下、按之轻·重等通过诊察所获腹症的意义;然后自伤寒至痘疮,总计取15种病名,分别详述各病的腹症及其在诊断上的意义。这一将各种疾病详加条理的“诊诀”,表现出欲将腹诊体系化的意图,然而在实际诊察中,到底还是与其他著作一样——不是依靠腹诊进行具体的诊断,依旧是聚焦在虚实·死生的辨别。

3)治疗方法:书中有6处言及治疗原则 [37] 。据此可知其治疗方法之大概。首先,是以用药为主;其次是将“灸”作为一种温补之法,即扶助阳气的手段而广为利用。致于“针”,则只有劝戒之语。

四、  讨    论

利用以上所述各种早期腹诊著作的构造与特征,无疑可以从许多方面展开讨论。但这自然又要牵涉到许许多多背景知识的介绍,因而只能局限在足以体现其总体性格的几个问题。

1、治疗方法

通过以上枚举的各书所见治疗之例,足以看清早期腹症著作所涉及与采用的治疗方法,基本上都是药物疗法。因而对于最先由针灸按摩师倡导腹诊的“定论”,必须加以适当的修正。再者,对于其中所见为数不多的针灸疗法,亦有分而论之的必要。如果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观之,针与灸两种治疗方法不过都是对于人体施加某种物理刺激,因而往往会同时并用、或互换使用。然而在当时医家的眼中,由于针与脉·血的直接关联,所以仅仅被看成是一种“泻血”的手段——在腹·气有病的场合乃是不适用的治疗方法。这就是何以在言及“针”时,几乎都是力戒其害之语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虽然只有极少几处提到灸法,但“灸”作为有助阳气运行的手段,却是一种在大多数场合都可使用的疗法。唯在《五云子腹诊法》中,“诊背”与“灸背” 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联系。然而有关“诊背”与“灸背”,实在缺少可资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资料,这或许是所有“民间疗法”的共同特征。

2、理论的实在化

由于日本的汉方医学界始终极度推崇以吉益东洞(1702~1773)为代表的“古方派”,认为这种注重实证、不尚阴阳五行等虚幻理论的医学流派最能体现汉方医学的特征,所以在“腹诊最先由针灸按摩师提倡”这一说法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足以体现这一思想意识的潜台词:既然腹诊是由日本人所创造,那么理应在本质上与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医学有所区别;既然腹诊是一种以实证为特征的诊断技术,那么就应该是由一些在医学理论方面素养不高,但却手技娴熟者所创造。然而从上述有关剖析不难看出,所有的早期腹诊著作实际上都具有各自的理论框架。其间充满了从太极·元气之究极性本源,到阴阳·脾肾·先后天之体用的论说。如与当时注重理论的“后世派”的其他医学著作相比,早期的腹诊著作在理论方面不仅毫无逊色,而且勿宁说是更胜一筹。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就是其中游刃有余地运用太极·阴阳等抽象概念,而建立起腹诊的理论框架与诊察原则的具体过程。换言之,腹诊形成不就是将这些形如虚幻的究极真理,在“腹”上加以实在化的过程吗?

    通过检讨各种早期形成的腹诊著作,已然知道它们在理论与技术的层面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显然并不存在直接、密切的内在联系——在这些著作间并无学术传承关系。另外,“腹诊之法历来多属家传秘诀,只传门人、禁止公开” [38] ——严格禁止知识外传的社会环境,也决定了在这些不同流派的腹诊倡导者间不可能存在直接的学术传承关系。因此可以说在腹诊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多元独立发生的现象。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可以造成这种现象的产生呢?在知识的传播方式中,存在着一种称之为“激发传播”(stimulus diffusion)的现象 [39] 。概言之,“激发传播”是指由于听说有关某种新技术与发明的消息,从而促成了独立再创造与再发明的欲望与实践,致于说听到的消息是真是假却并不重要。这些作者或许只是听说有“腹诊”这样一种诊断方法存在,从而激发了他们按照各自对动气、虚里、阴阳等等的理解,去独立创造自己的腹诊理论与方法。

从最早的《百腹图说》到形成于十七世纪中期的若干腹诊著作,其间已然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深究前后两方面之间是否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那么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最早的《百腹图说》中,尽管其篇幅最长,但实质上不过是包含有“腹候”的内容——这在此前的中日医学著作中皆非绝无仅有的内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百腹图说》尚属一般综合性的诊断学著作。在这个时代,或这本著作中,腹诊还没有成长为一种完全独立的诊断方法,或者说其概念尚不十分清楚。而成于十七世纪中叶之后的腹诊著作中表现出的、欲使腹诊体系化的强烈倾向,则可以作为腹诊已然成为一种独立诊断方法的证明。

复将成于十七世纪中叶与该世纪末的腹诊著作加以比较,又会发现早期基本没有涉及“虚里”的诊察,而后期的著作皆格外注重虚里之诊,其诊察范围于是从腹扩展到了胸。这一变化的理由,或许可在日本近世医学发展的历程中找到答案。自室町时代以降,日本医学界首先接受的乃是中国金元(以至明代)的医学知识,其特征是有关脾胃或脾肾的论说占主导地位。其后,无论是儒学,还是医学,皆被复古倾向所统治,古典才渐渐受到格外的重视。因此,见之于《黄帝内经》中的“虚里”之说,也就自然融入腹诊。

宋明医学由田代三喜传入,因曲直濑道三的传播而植根日本,形成以三喜·道三为核心的“后世派”。这在日本医学史也是定说。但通过上述有关早期腹诊著作的考察中所一再强调的:各种建立在宋明医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腹诊著作,与产生于后世派大本营的《百腹图说》并无直接关系,可知宋明医学及其主体思想的传入与流布远非如此单一。完全可以看作是超越某一“学派”的时代特征。

3、中国的“诊腹”与日本的“腹诊”

使用“诊腹”与“腹诊”两种说法,不过是为了将“诊察中包括腹部症状”与“将腹部诊察作为一种特殊方法”加以区别。

为要说明两者的区别,不妨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例如当手或脚出现病变时,无疑要像诊腹一样通过望闻问切等手段对疾病进行诊察,并做出性质的判断,但何以没有手诊、脚诊等术语存在呢?同样,当腹部出现病变时,不管是仅以腹部触诊,还是四诊并用对其疾病进行诊察,如果目的仅仅是为了对存在于腹部的疾病做出诊断,都不能称之为是一种独立的诊断方法。这也就是“诊腹”的意思。不论是见于中国传统医学的与“诊腹”有关的记载,还是《百腹图说》中的“腹候”,都是属于这一范畴的知识。

与此相反,成于十七世纪中叶之后的腹诊著作,对于“腹”的诊察已然不是为了诊察腹部的某种具体疾病,而是以总体状况——即虚实·死生的判断为目标。因而成为一种独立的诊断方法,或者说,腹诊的固有定义亦因此而成立。中国的医史研究者往往热衷于腹诊“发明权”的论争 [40] ,甚至举出甲骨文中有关“腹”的记载作为最早的腹诊之说。如果除外某些“感情”方面的因素,这种说法的最大问题即在于没有分清“诊腹”与“腹诊”的区别。

将腹诊与四诊并列,从分类方法的角度观之,由于划分的标准不同,所以也是不合理的。腹诊具有通过某一局部的表现,对整体的病变做出诊断的性质,而这样的诊断方法通常被视为是一种独立的诊断方法。例如由法国针灸医师最先发现的耳穴诊断法,即可称之为“耳诊”。

为要彻底理解日本腹诊的性质,不妨再以“眼诊”为例加以说明。以望闻问切等手段对眼的疾病进行诊察,固然不能叫作“眼诊”;中国传统医学中有按照五行、八卦将眼部区分为“五轮”、“八廓”的独特理论,也不能称之为“眼诊”,因为这到底还是仅仅为了诊断眼的疾患。然而在澳大利亚的土著医学中,流传着一种“角膜诊断法”——即通过观察角膜的变化诊断全身其他部位的疾病。这无疑可以像“耳诊”一样,被看成是一种独立的诊断方法,称其为“眼诊”。特别是据说在西藏医学中存在着将肠子与整个身体相对应,据此诊断全身各部位之疾病的方法,如果将此称为“腹诊”,或许更为恰当。因为这种诊断方法完全符合统称“局部诊断法”的基本特征——在某一局部或器官找出整体之“象”(缩影)。日本的腹诊,由于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腹部疾病的诊断问题,而且能够对全身状况做出诊断,所以具有与“局部诊断法”相似或相通的一面;但严格地将,它又没有从局部给出整体缩影的内涵,故并不具备“局部诊断法”的性质。这正是因日本腹诊乃是沿着:将太极·元气·阴阳等究极性的理论,在日本民族格外关注的“腹部”加以实在化,这样一条独特的轨迹发展而成,而并非是像其他局部诊断法那样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所决定的。因而日本腹诊,既与中国的“诊腹”不同,也与“局部诊断法”异质,具有自身独特的性格。


[1] 《后汉书·郭玉传》载:帝奇郭玉诊脉之神技,乃“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

[2] 因男女授受不亲,医家诊脉亦在忌避之列,故诊妇人时乃系一絲于患者手腕,引出室外,而仅令医者诊其絲。故事云:一医行悬絲诊脉后,断为有孕。主人大怒,言:“毁坏我家小姐名节,该当何罪?”医言:“愿以项上之物作保!”主人乃引其入室,见絲系桌脚,问曰:“更复何言?”医乃索刀,劈开桌脚,见中有一虫,蠕蠕而动。

[3] 隋唐间人许胤宗语。见《旧唐书》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5091页。

[4] 南宋刘开《刘三点脉诀》自序。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第198页。        

[5] 清代王九峰语。见《武进阳湖县志》,光绪五年木刻本。引自《中华医史杂志》,1984,2):65

[6] 参见《日本汉方腹诊丛书》第一卷(ォリェント出版社,1994年)卷首所载松本一男的“解说”。

[7] 大塚敬节:“腹诊考(1)、(2)、(3)”,《日本东洋医学会誌》,第11卷,第13号,1960年;氏著:“腹诊书的分类”,《日本东洋医学会誌》,第12卷,第1号,1961年。

[8] 例如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云:“三喜发扬仲景《伤寒论》腹诊之法,道三继承而著《五十腹图说》、《百腹图说》”(文汇出版社,1993年,第85页);史世勤主编《中医传日史略》云:“腹诊之法,肇于我国《内经》、《难经》、发展于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在日本的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96页)。并可参见:唐朝霞:“中医腹诊简谈”,《铁道医学》,1979,6):373;骆竞洪:“对祖国医学中‘腹诊法’的探讨”《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0,1):49;赵荣胜:“试谈张仲景的腹诊”,《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5,2):9;周朝进:“《内经》腹诊初探”,《浙江中医杂志》,1986,2):81;等。

[9] 《难经》成书大约在东汉,其中谈到两肾之间有“动气”,为“元气之本”。又有附会五行之说而成的动气在上、在下、在左、在右、在中等论述。

[10] 《伤寒论》为东汉医家张仲景之作。在各种疾病的症状描述中,常见涉及“腹满”、“心下痞”等腹部症状。

[11] “后世派”的形成虽然在先,但因在学术方面是以宋明医学为主体,故被称之为“后世派”。在理论与治疗方面,“后世派”对《黄帝内经》、《难经》等中国古典医籍,以及宋明医家所言“胃气即元气”,或“胃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的论说,均持肯定与接受的态度。

[12] 参见前引《日本汉方腹诊丛书》所载松本一男的“解说”;大塚敬节:“腹诊考”、“腹诊书的分类”。

[13] 见前引《日本汉方腹诊丛书》第六卷,第2208页。

[14] 郑彭年《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有关五云子的记述与日本文献不同,言:“王宁宇(号五云子),于庆安年间到达日本,因有起死回生之妙术,长崎人挽留他,终于入了日本籍,在长崎行医。后到江户,住在白金町,就医的人特别多。其后门人数辈大多列为医官,成为一大医派。在日本,药的包法称为‘五云子’或‘道三包’,这是由王宁宇传授的。”(杭州大写学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就此请教日本医史学家真柳诚先生,答曰:“名王宁宇,为是;但未闻有药包法称‘五云子’之说。”

[15] 见《日本汉方腹诊丛书》第一卷,第177~188页。

[16] 越山义:“近世日本诊断学书解说·二”(《临床汉方诊断学丛书》第七册,ォリェント出版社,1994年,第41~42页)。

[17] 《临床汉方诊断学丛书》第十一册,第559~565页。

[18] 见《日本汉方腹诊丛书》第一卷,第31~175页。

[19] 有关此三人的情况,详见前引大塚敬节“腹诊考”。

[20] 《日本汉方腹诊丛书》第二卷,第269~278页。

[21] 《日本汉方腹诊丛书》第二卷,第579~620页。

[22] 《日本汉方腹诊丛书》第二卷,第207~258页。

[23] “虚里”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云左乳下的搏动名曰“虚里”,是“胃之大络”,是人的“宗气”。

[24] 在《诊病奇侅》所载《五云子腹诊法》的末尾,多纪元坚写有如下识语:“诊腹之法,唐山(土)久无其说。五云子之于此术,岂宿有独得,抑归化之后观我医之伎就有发明乎?兹编余获之于养春后人云悦,又获之于儿医人见元德。二本稍有异同,仍互参缮订,以附于《奇侅》之后。”

[25] 例如,第二段文字中说:“应知食郁之症,脾胃之食气升聚,必发痈毒。右之京门(穴位名称)隆胀,是思虑多,心肝郁故也。”

第三段中说:“饱酒、饱食之际,便成病者也。”

第四段中说:“饮食浊气升,为痰,粘着筋骨,骨高也(中略)。应节饮食。”

第五段中说:“殚心力于军法等书籍,或平生谋虑劳心力等,应知心肝郁滞之人如此。”

第六段中说:“有好酒食厚味,夜食荞麦面、刺身(生鱼片)等之人。”

第八段中说:“号二重腹之患者(中略)脾胃虚,大包(穴位名称)缓也。”

第九段中说:“大食而成如此也,为伤食也,成半身不遂也。一旦治之,若又伤食,成中风也,或成膈症,不治也。”

第十段中说:“脾胃之疡(伤),应知液燥。”

[26] 见香川修庵《一本堂行余医言》卷一“视背”。

[27] 本间枣轩《内科秘录》卷一“脉法”中言:“近来西洋医学大阐,人身究理亦明于世,然仍无心得于内景者亦不尠”;“心藏两肺之间,仅其尖尾露之,悸动筑筑应左胸者即尖尾,所谓虚里也。”另外可参拙稿:“中国古代医学对呼吸、循环机理认识之误”,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1期,第42页。

[28] 例如,第六段中,“若痞向右,难治也,未坚之时,健脾丸可治。”     

         第十段中,“动气自右而动……不可用下痞之药,宜增减八珍汤,专事滋润。”

         第十一段,“痞向左,宜参酌诸症,用厚朴、青皮、莪竹、香附(酒制)、黄连、三稜之类。”

         第十二段,“中道痞者,宜视虚实,以香附、缩砂、山楂、神曲、麦芽(酒制)、芍药、当归(酒制)、青皮等药疗治之。”

[29] 京都的异名,而非中国之洛阳。

[30] 作者为“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李杲。以注重补养脾胃而被称之为“补土派”的代表。

[31] 参见前引《日本汉方腹诊丛书》松本氏的“解说”。

[32] 见前引《日本汉方腹诊丛书》第一卷,205404页。

[33] 例如:动气亦与平人之脉候相同,一息之间,四动五动为吉,一息之中二动、或二动半,至迟,此元阳之虚也。

         虚人,动气不见者,其命不久,细数者亦危。若有力,则可治。

         一息之间,动气五六动者,风邪也。七动者危。八动者难治。

   稍知脉诊方法的读者一眼即可看出,这与中医所言“一息脉动五次为正常;少于此者(迟脉)为虚、为寒;多于此者(数脉)为热”等等完全一致。

[34] 脉诊中称天生手腕内侧无脉,而现于手背侧者为“反关脉”。

[35] 穴位名称,位于脐旁。

[36] 据大塚的引用。参见前引大塚敬节:“腹诊考”。

[37] 即:筋现脐下时:“治方宜专用补阴之药,可以取滋补之效。”

      与之相应,筋现脐上时:“治方宜专用救阴补阳之药,可以运化中焦。”

      脚气之病:“其治若非汤药·艾灸并施,则殆少收功者。”

      痢病之病:“按之有块者,不问病之新久,宜用消导渗利之剂攻之可也。按之无块者,不问病之新久,慎不可攻之。(中略)然如脾胃之泻证,务在补中焦,不可一概论之。”

      膈噎之病:“非药力所能及。若于得病之始,若速灸譩譆穴,(中略)多奏再生之效。”

      痨瘵之病:“于刺法,针已不可为。(中略)气血未虚,形肉未脱时,灸四花、患门,(中略)壮数不得过五十。(中略)但上焦火动者与脉已微数者,俱不可灸。(中略)药大抵宜淡薄平和之剂,慎勿用攻击、吐、下之药。”

[38] 见前引大塚敬节:“腹诊考”。

[39] 这个概念最先由A. L. Krueber提出。其在科技知识传播中的作用,可参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的论说。

[40] 详见王琦《中国腹诊》,学苑出版社,1994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1978年以前的医史论著中,几乎没有涉及到“腹诊”的问题(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编《医学史论文资料索引 19031978》,及手中所有医史专著而言);有关“中医腹诊”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是出现在1979年之后。这一方面说明在中国传统医学体系中,以及在为研究这一体系而构建的“研究框架”中,原本都没有“腹诊”的位置。同时也显示出在“开放政策”带来学术交流开始活跃的环境下,中国学者始对“腹诊”有所了解,并试图将其解释成中国“古已有之”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