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常识的“人文秀”

 

·桔梗·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朱冰副研究员在自然史研究所的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缺少学术批品规范和人文关怀精神的“科学秀”》的文章,对何祚庥院士的观点进行“学术批评”,认为何院士“缺少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规范”和“缺少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在克隆人问题上进行的辩论是“科学秀”,然后大讲所谓“人文关怀精神”云云。然而很不幸,通观全文之后我只能认为,朱副研究员才是真正的缺乏常识,这篇文章是她的一次并不成功的“人文秀”。

   朱副研究员引用武宏志的《学术批评的基本规范》,暗示何院士是在进行“稻草人”式的反驳。然而首先有一个问题,何院士在克隆人问题上进行的辩论和“学术批评”没有什么关系,那是针对反科学思潮而进行的旨在教育公众的行动。要讨论一个问题,首先要讨论命题的存在性,否则由此引出的一切问题都不成立。其次,朱副研究员认为何院士缺少“针对性”和“客观性”,这也是没有根据的。

   朱副研究员首先说:例如(1)。是否可能克隆出希特勒或乔丹。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手段,举些例证当然是可以的,但何先生对这个例证的表述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而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此无助于证明争论对手的“对克隆人概念还不了解”。也无助于证明自己对克隆人研究所以支持的原因,这就是武文中所说的“学术批评的清晰性不够明确”。

  其实整篇文章只要读到这段话就没有往下看的必要了,因为朱副研究员甚至对于何院士在争论什么都不理解。何院士说“克隆出希特勒或者乔丹是不可能的”正是针对对手“对克隆人概念还不了解”而做出的。因为那些对克隆人概念不了解的人,认为我们只要能得到狂人的DNA,就能制造出一个狂人来毁灭世界。然而他们不知道,克隆是复制出一个核遗传物质完全相同的生物体,但是不包括思想。由于后天家庭、社会的因素,即使我们使用希特勒的DNA克隆出了一个人,这个人也绝没有可能成为独裁者:我们要把它的头脑里塞满种族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然后再给他找一个啤酒馆。不幸的是,他还要面对一个民主社会。除非有人发明了时间机器把“元首”从上个世纪20年代接到了今天,否则永远也不会有第二个相同的希特勒。很可惜武宏志没有涉及到基本的文本理解力,基本的理解能力才是朱副研究员缺少的。至于“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主任沈铭贤先生从克隆人研究的安全性、基因多样性、历史、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支持克隆人研究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和论述”,在我看来,当919日何祚庥先生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反驳之后,沈先生就不敢(与何院士在这个问题上)吭声了。朱副研究员连何院士“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关于克隆人研究的最基本知识传递给普通观众”都没有看懂(不愿去看,没时间去看,或者带着反科学的有色眼镜根本不屑看?),却对沈铭贤大加称赞,这样的表述或辩论是对受众的误导,我想并非有意言过其实。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朱副研究员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着这种低级错误,例如:例如(2)。“我同样反对在技术还不完善的现在就草率地进行克隆人的试验,主张应该慎重对待克隆人研究。”“但技术的不成熟只有靠研究发展去解决,禁止的结果只能是扼杀。”这两句话所持立场完全相反,同处于现在时语境下的“反对”和“支持”的立场被何先生轻易和随便地切换了,这样随便的立场切换不但很容易使读者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也模糊了何先生个人的学术立场。这显然有违学  术批评的逻辑规范。这样的表述使我看不懂何先生现在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克隆人研究。

  何院士的这个立场其实很容易理解,那就是“科学无禁区,科学研究有纪律”。任何一个科学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学术研究是自由的,不能也根本无法划定禁区,但是具体实施科学研究的时候,要遵守一些科研纪律。具体到克隆人问题上,这个纪律包括在技术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不要大规模克隆人,实验性质的克隆人的实施要谨慎,等等。我不想再多说了,除非朱副研究员一并论证科学家一直以来都没有逻辑。

  最能体现朱副研究员不懂装懂的,在于她引用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流的基因与遗传学家苏珊·奥尔德里希在《生命之线》”里关于转座子的一段话。克隆人和转座子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是那些“反克隆主义者”,也没有拿出转座现象来批评克隆人,而朱副研究员却要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与奥尔德里希到底是一流、二流还是不入流的科学家毫无关系,我们倒是可以认为朱副研究员的这番话是不入流的。

  朱副研究员认为何院士“现在正常的生育还有难产和各种并发症,你不能要求只有绝对成熟,必须100%的成功才可以去克隆人”的话“除了“荒谬”二字,找不到别的词可以形容”,认为“克隆人如果不能做到绝对成熟再去克隆(这句话不等于笔者同意克隆人研究,笔者认为即使科学上‘绝对成熟’也不应该克隆人),恐怕就会出现连何先生也不愿意看到的“缺胳膊少腿”的情况”。这恰恰是“反克隆主义者”和一些反科学人士的漫天要价。他们强调克隆人要做到100% 可靠,但是却无视自然生殖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医学做不到100%可靠,任何一种交通工具不会100%可靠,你不能100%安全的生活在地球上。如果朱副研究员认为何院士的这番话是荒谬的,那么世界上恐怕没有多少不荒谬的事情,朱副研究员还敢吃下一顿或许并不100%安全的晚饭吗?倒是反克隆主义者缺乏客观性, “完全不理会反对意见和对手观点”。我从这段发现朱副研究员有一个很好的颠倒黑白的功力,她所说的“从而试图用高分贝盖住对方,即使在纯粹辩论技巧的意义上,这样做也是幼稚的表现”,恰恰是反克隆主义者、一些反科学文化人的表现。

  朱副研究员认为北京晨报报道(何院士说)“‘多利死了,但还有许多克隆牛羊没死,凭什么就怀疑克隆技术呢?’何院士开门见山地亮出观点:‘两性生殖的小孩还有夭折的呢!’何院士同时指出,对克隆技术的反对意见属正常的科学话题探讨,中国媒体不必跟风炒作。”是“缺乏针对性”的错误,认为这一批评“不是吹毛求疵咬文嚼字小题大做”。朱副研究员颠倒黑白抢别人的话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单凭多利的死(其实是安乐死,多利患了严重的肺病),确实不能作为一个科学的证据。而中国媒体确实有跟风炒作的嫌疑,暗示多利之死是“技术固有的缺陷”,存在“多利难题”。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对于“多利之父”的采访就更加客观:Ian Wilmut同时也认为,在市内豢养的羊通常寿命比较短,不一定是克隆的问题。何院士严格的针对了一些人把“克隆动物早衰”作为“不许克隆”的理由,这有何不可?

   随后,朱副研究员上演了一场“人文秀”,要“何先生作为著名科学家在克隆人研究问题上作的种种表述中表现出的人文关怀精神的缺失说几句话”。那么,她说了什么呢?无非是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某些——与其说是“人文主义”,不如说是“神文主义”的观点。例如,何院士说“克隆出几个小何祚庥也没有关系。”朱副研究员立刻就“脊背发凉”了,继而发了一番莫名其妙的感慨:

     如果有一天“小何祚庥”们真的站在了何先生的面前,作为纯粹生物意义上的基因提供者的何先生也没有权利说这样的大话,因为这些“小何祚庥”们已经不完全是生物意义上的人了,而是社会人。他们的命运不是何先生简单的一句“不会像我”就交代得了的。这就是负责任的科学家们反对克隆人的真谛所在,即克隆动植物和克隆人的区别。近年来,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开始重视动物伦理学,即动物也是有尊严的,作为人类的朋友,它们也拥有不挨饿受冻不受恐吓及最大限度地减少它们所受的痛苦等权利。那么人类呢?社会需求——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之一,这社会需求就包含着尊严需求,这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上古之世,人类在物质条件那样缺乏、自然环境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就喊出了“衣食足然后知荣辱”,历代更有“君子不受嗟来之食”、“士可杀不可辱”、“不自由毋宁死”、“我爱荣誉胜过生命”、“死亦为鬼雄”等等例子,不胜枚举。

  这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语言。人类的尊严需求受到严重侵犯时,肉体生命的存在往往便会显得无足轻重,有些人就会选择舍弃肉体生命而维护精神尊严,比如老舍。而人类的精神活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感情活动,而亲情是感情的重要组成。一个被抛弃的孤儿都会发问:“我从哪里来”?如果有一天“小何祚庥们”排着队走出实验室,站在何先生面前提出这样的基本伦理学问题,何先生难道会这样回答:

  “你从哪里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被制造出来了,我提供的基因。”是这样吗?尽管这段话的思路十分混乱,我们还是能看出,朱副研究员要宣扬的就是带着“神文精神”的“人类的尊严”,认为(克隆人)“这样的突破毫无进步意义,有百害而无一利”。然而为什么“有百害而无一利”?朱副研究员回答不了,于是又搬出了“世界一流的基因与遗传工程学家苏珊”的话,认为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的观点“已被归为还原论者,它进一步降低了人类的尊严。”如果朱副研究员真地看过《自私的基因》,我想提醒她再次注意《自私的基因》中的一段话:

   我自己也觉得,一个单纯以基因那种普遍的、无情的自私性法则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其中将会令人厌恶之极。然而我们无论怎样感到惋借,事实毕竟就是事实。本书主旨在于引起读者的兴趣,如果你想从中引出某种教益,那末阅读时,可以视之为一种告诫。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希望为了共同的利益,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慷慨大度,相互无私合作的社会,那你就不能指望从生物的本性获得什么助益。让我们设法通过教育把慷慨大度和利他主义灌输到人们头脑中去吧!因为我们生来是自私的。让我们懂得我们自私的基因居心何在。因为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机会去打乱它们的计划,而这是其他物种从来未能希望做到的。(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第1章)

  道金斯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基因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只要能把自己复制下去,基因并不重视个体的感受。事实确实是冰冷的,然而却为我们了解自身的行为,以及克服“自私的基因”提供了卓越的见解。如果指出事实就是“降低人类的尊严”,那么数百年以来人类的“尊严”无时无刻不被降低: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也不是太阳系的中心,人类的身体有着各种缺陷,那是进化的不完美造成的。

   朱副研究员引用“人文学者”周国平的话说:“通过克隆的方式来繁殖人是不自然、反自然的。……通过克隆的方式来繁殖人也是不道德的。这首先是因为,克隆人违背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其中包括人格的价值,即每一个人作为独一无二的生命体、作为个性的价值,以及情感的价值,尤其是以有性繁殖为基础的爱情及亲情的价值。”这番话听上去确实让有些人感到激动,然而周国平举出的每一个证据都没有道理,除非周国平出于宗教的理由。如果克隆是“反自然”,那么试管婴儿呢?医学是反自然的,农业是反自然的,朱副研究员所在的那个“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研究的,全都是一种被称为“人类文明”的反自然。说“克隆人违背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云云,恰恰是因为他们对克隆人的本质不了解。当一个克隆人出生之后,他们就与一个普通人没有两样,他们也有权受教育,有权爱和被爱,只要“人文学者”不把他们视作怪物,他们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最近,所谓的“人文关怀”已经被上升到了一种不正常的程度,甚至“终极关怀”(千万不要以为“终极关怀”是类似于临终护理这样的东西)这样的宗教术语也频频出现在了某些“人文学者”的文章里。甚至有人宣称这是“终极的人道与终极的反人道”之争,要近乎神经质一般的“揭批”所谓的“科学主义”。

朱副研究员说这是“科学的精神谵妄症”,我看着更像是“人文精神谵妄症”:用莫名其妙的“人类尊严”、用名为“人文主义”实为“神文主义”来反科学,然而这些人并不了解科学。朱副研究员的这场“人文秀”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朱副研究员把科学家描绘成了一种狂人的形象(“这就是你们当年所谓的‘科学家们’干的好事!”),认为科学家缺少“人文精神”,然而她也许不知道,有无数科学家因为他们的发现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爱因斯坦常常被反科学主义者描写成狂人的形象,然而我们是否看到了他人性的一面。爱因斯坦当得知德国不可能制造出核武器的时候,立即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要求终止美国的核武器计划。世界上很多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人道主义者。

    问题在于,“人文精神”没有严格的定义,甚至没有统一的标准。康德深深景仰道德法则,然而每个人、每个民族的道德法则都不相同:“我爱荣誉胜过生命”,但是也有人认为生命的价值更重要;“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也有人认为“一女不嫁二夫”,否则就立不了贞节牌坊;我们还知道有一种道德观念叫做三纲五常;在一些社会中,堕胎显然是不符合道德的。我们应该求助于那种道德?如果说它们代表了人类的尊严,如何解释它们有些相互矛盾?每一个要把所谓的“人文精神”抬出来作为挡箭牌的人,都面临这种窘境。这是“人文精神谵妄症”致命的缺陷。

  在我看来,道金斯不但没有“降低人类的尊严”,反而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对自身、对世界更清晰地认识。我们的出现是反自然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反自然史”。我们的自私并不是我们特有的属性。我曾向吴国盛教授的学生推荐过道金斯的《解析彩虹》,在这里我也要向朱副研究员推荐这本书、向任何患有“人文精神谵妄症”的人推荐这本书。弗朗西斯·克里克说的对,“为了拯救你的灵魂,我要催促你去读道金斯的书。”我也可以这样说,为了不再出现滑稽可笑的“人文秀”,请读一读道金斯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