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注本到中法对照本

——《九章算术》研究20

 

郭金海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郭书春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K. Chemla(林力娜)博士合著的中法对照本《九章算术》——Les Neuf Chapitres: Le classique mathématique de la Chine Ancienne200410月由巴黎DUNOD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中法科学技术合作的新成果,也是中法两国科学史工作者共同辛勤劳动的结晶。早在20年前,研究《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的热潮正在海峡两岸、国内外方兴未艾之时,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高瞻远瞩,经过协商,将合作研究并翻译《九章算术》列为两国最高科研机构的科学合作项目。

 

1 中国传统数学的理论基础

《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是中国传统数学最重要的著作,编定于公元前3-1世纪,此时灿烂的古希腊数学正走向衰微。《九章算术》在分数四则运算法则、比例和比例分配法则、盈不足术、开方术、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加减法则、解勾股形和勾股数组等方面,或填补了世界数学研究的空白,或走到了其他文化传统的前面。它以计算为中心,其算法具有机械化、构造性的特点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风格,对其后的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数学成为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学科的基础,并且是自秦汉至宋元一千余年间中国传统数学能够在世界数坛上领先的一个重要基础。它的成书标志着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从古希腊转移到了中国(后来还有印度和阿拉伯地区),标志着数学从以研究客观世界的空间形式为主转变为以研究数量关系为主,也标志着数学的表现形式从以公理化倾向为主转变为以算法倾向为主。刘徽《九章算术注》以演绎逻辑为主要方法全面证明了《九章算术》的公式解法,奠定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九章算术》及其与刘徽注的思想和方法对现代数学研究和教学仍具有启迪作用。

 

2 郭书春的“最佳善本”

18世纪70年代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戴震(1724-1777)整理《九章算术》200余年来,尤其是上世纪20年代以来,《九章算术》一直是中算史研究最重要的课题,陆续有李潢(?-1812)、钱宝琮(1892-1774)等学者对《九章算术》进行了校勘和研究,贡献卓著,然而他们的底本和校勘都有不少问题。

郭书春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全面研究《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在《九章算术》的编纂,刘徽《九章算术注》的结构、成就,刘徽的数学体系、逻辑方法、思想渊源、时代背景,以及《九章算术》的版本和校勘等方面的研究上作了大量创新性的工作,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学术专著《古代世界数学泰斗刘徽》,以及几个不同底本的《九章算术》校勘本。其中1990年出版的汇校《九章算术》被李学勤先生誉为该书的“最佳善本”,将《九章算术》的校勘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吴文俊、李学勤、严敦杰等著名学者为之作序跋, 今年8月辽宁教育出版社与台湾九章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它的增补版。K. Chemla1980年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习中国数学史,郭书春是主要的授课教师。她回国后获博士学位,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事中国数学史研究,发表不少关于《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和中国数学史的论文,目前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数学史家。

 

3 异常艰难的译校过程

中法对照本Les Neuf Chapitres: Le classique mathématique de la Chine Ancienne (《九章算术》:中国古代数学的经典)1100余页,起首为著名科学史家Geoffrey Lloyd勋爵特为此书撰写的序、K. Chemla和郭书春的前言。然后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为法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九章算术》及其注解的一般介绍”(K. Chemla),第二章“《九章算术》的历史”(郭书春),第三章“关于《九章算术》的校勘和研究工作”(郭书春),第四章“《九章算术》和翻译中的数学语言”(K. Chemla),全面介绍了《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的内容、数学成就、版本与校勘,及其在世界数学史上的地位。第二部分“《九章算术》校勘和翻译”依刘徽序、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之顺序,采取《九章算术》本文及其刘徽注、李淳风等注释的原文与法文对照的方式,并在每章前写了简要的介绍。最后有“关于翻译的注解”。这是全书的主体。第三部分为“辞典与文献”。

将《九章算术》翻译成外文,是异常艰难的。这里有三个层次的工作。首先是校勘,由于刘徽《九章算术注》的高深,传本讹舛脱误十分严重,虽有戴震、李潢、钱宝琮等学者的校勘,但不误改误、以错改错以及漏校之处,仍然很多;郭书春的汇校本尽管是一个相当准确的本子,却也有失当和漏校之处。因此,对以往的校勘进行甄别,是重要任务。在不少地方,林力娜提供了很好的意见。与郭书春自己校勘的几个版本不同,中法对照本的底本不主一本,而是采取在南宋本、《永乐大典》及其戴震辑录本和杨辉本中择善而从的方式。对中文原文写了简明的校勘记。其次是准确理解原文。由于古今汉语的差异,传统数学与现代数学术语的不同,刘徽的《九章算术注》相当难读。而且,翻译与写论文不同。写论文时,对不懂的地方可以略而不论,但是翻译,则必须逐字逐句弄通原文,一个字也不能回避。一般是先由郭书春向Chemla解释《九章算术》及其注解的意思,然后进行讨论。他们常常为了一个词、一句话、一个注探究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第三是使法文译文做到信、达、雅。由于古今数学表达方式的差别,以及中法文的不同,许多原文很难找到恰当的法文词语表达。Chemla利用通古希腊文、拉丁文的长处,尽量从词源上找到合适的词语,根据郭书春的解释和他们讨论的结果,译成法文,郭书春再审阅法文译文是否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两人再讨论、修改。他们认为,科技著作的翻译,与文艺作品不同,信、达、雅,应以信、达为主,在此基础上求雅。在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学合作协议框架下,Chemla三次来华,郭书春两次去法,几易其稿。有新的校勘意见和研究心得,郭书春随时告知ChemlaChemla再修改译文。到底修改了多少次,他们自己都记不清了。最后,Chemla对法文做了润色,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郭书春说:“我对《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的理解可能有偏颇,我们的法文翻译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是,我们尽量忠实于原著。”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到目前为止,这是《九章算术》的最准确的外文翻译。

在记述这部著作出版的同时,我们会为那些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劳动的学者的敬业精神而感动。因为在浮躁情绪严重浸染学术界的今天,能够这样做的学者并不多见了。而中国学术研究水准的提升还需要更多的这样的学者。

本文原刊于《科学时报》,20041223日,星期四,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