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伦茨的另一面

方在庆

 

德奥科学家在纳粹时期的表现,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物理学家海森伯与纳粹德国的关系,无论在其生前还是死后,都是人们热衷探讨的题目。10年前,乌特·戴希曼(Ute Deichmann)女士出版了《希特勒手下的生物学家》(Biologen unter Hitler)一书,开始了对科学家群体与纳粹当局关系的系统研究。1996年这本书的英译本出版后,这类话题更引起了世人的关注。2001年,维也纳的两位新闻工作者(Benedikt FögerKlaus Taschwer)又出版了一部旨在揭露奥地利科学家、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与纳粹关系的新著《镜子的另一面:康拉德·洛伦茨与纳粹主义》(Die andere Seite des Spiegels. Konrad Lorenz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该书出版后,立即在德语媒体引起了非常强的反响。

(书的封面上是着纳粹服装的洛伦茨,纳粹标志清晰可见)

 

康拉德•洛伦茨(1903~1989),被称为“雁鹅之父”(Vater der Graugänse,又译灰雁之父)。他提出了“铭印”(Prägung)的概念,他的学说发生了很大影响,但他的书写得并不是高深莫测,恰恰相反,却非常好读,他知道如何让读者对他的叙述感兴趣。据奥地利的一份画报周刊最近的民意调查,他被看成是奥地利的“真正的”科学家,其名望排在了薛定谔、维特根斯坦和弗洛伊德的前面。要知道,后几位都是在全世界有影响的奥地利学者。推崇他的人把他与达尔文相提并论。有一篇文章甚至称赞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在环境保护方面,他以一个生态社会的批评者闻名,他不但强烈反对在茨温腾多夫(Zwentendorf)建立核电站,也过深地卷入了在多瑙河畔建立最后一块河谷草地风景区的活动。由于他的不断努力,他成了“奥地利的良心”。

与任何伟人一样,他具有多面性。关于洛伦茨与德国纳粹的关系,战后就有不少议论。他自己对此自然是三缄其口。由于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人们最多把他看成是纳粹的一个盲目的追随者。自从1973年洛伦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的研究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洛伦茨在世时,曾相当明确地反驳过那些指摘他为纳粹追随者的人,并为此不惜说出脏话来,但他自己的说法与后来找到的档案材料并不完全相符。

Benedikt FögerKlaus Taschwer从一些未出版的档案中找到了许多新材料,采访了一些重要的当事者和见证人来反驳洛伦茨自称“无辜”的说法。从洛伦茨手写的加入纳粹党的申请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狂热的纳粹分子。对于纳粹1938年对奥地利的吞并,他心喜若狂,在一封写给自己老师的信上说,“我们都像小孩一样的高兴,我们奥地利人实际上是最真诚的、最坚定不移的纳粹主义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就声称在驯养的动物行为退化与文明社会中人种的退化之间存在类似。他非常明确地支持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种族政策”,他赞成对一些“有碍于种族纯洁的人”(如麻风病人、酒鬼、惯偷以及吉普赛人等)实施绝育手续甚或消灭之(Ausmerzung)1942年,他还参与了一项得到纳粹党卫军支持的研究。这项研究是为纳粹占领下的波兰的“重新德意志化”服务的。具体来说,就是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标准,来从那些德波混血儿中找出具有“德意志特质”的人,让他们重新德意志化。洛伦茨卷入这项研究的程度,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还不是特别清楚。但他肯定清楚那些没被选中的人的命运。让人不可思议地是,洛伦茨以及其他从事这项工作的生物学家,战后没有一个人谈到这件事,就好像这事根本没有发生一样。

洛伦茨不仅从拥护纳粹的举动中得到了好处(获得了科尼斯堡大学的教职),而且事实上他的比较行动学研究也是从纳粹时代开始的。洛伦茨认为人类有侵犯的遗传本能。这种本能使得侵犯冲动必须得到发泄,于是就有各种战争、威胁和侵犯行为。《镜子的另一面》实际上是对洛伦茨自己写的两本畅销书[《所谓的坏人》(Das sogenannte Böse,国内有人译为《攻击的秘密 》)和《镜子的反面》(Die Rückseite des Spiegels),合起来销量超过百万]中的一些看法的反驳。

有不少研究者出于义愤,将洛伦茨的工作称之为“伪科学”。当然更多的人是希望能把他的工作与他和纳粹的关系区别开来。在一篇题为“纳粹分子康拉德·洛伦茨和他的科学工作”的声明中,Kurt Kotrschal教授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纳粹时期,普通人是否也是同谋犯?1996年,当美国人Daniel Jonah Goldhagen的《希特勒自愿的刽子手(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在英美出版时,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这本书中,Goldhagen描述和分析了普通德国民众在纳粹德国时的“谋杀行为”(即所谓的“Goldhagen命题”)。德国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如Norman G. Finkelstein等人马上对之进行了反驳。尽管Goldhagen本人后来在德国得过包括“民主奖”在内的许多奖,但“Goldhagen命题”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一般民众包括普通的科学家是否就是纳粹的帮凶,恐怕不能一概而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并非每一个德奥人都是纳粹分子的追随者。像冯·劳厄、薛定谔和其他少数的科学家就没有追随纳粹。正因为此,他们获得了广泛的尊敬。

《镜子的另一面》有一大特点:作者很少给出自己的评论。他们让事实说话。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洛伦茨让纳粹的种族政策在科学上合法化了。它非常清楚地显示了洛伦茨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2002年11月15日发表于《中国图书商报》。